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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祿貞（1880年3月6日—1911年11月7日），字綬卿，湖北雲夢吳家台人。清末軍事將領，實則為臥底於清廷的革命黨員。
6歲就讀於伯父處，10歲其父至省垣教館，舉家遷往，由父課讀，好經史，尤愛岳飛詞及熊廷弼文。體魄矯健。
15歲喪父，迫於生計，入織布局當童工。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新編護軍營，次年考入湖北武備學堂。
1898年，冬被選送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習騎兵科，與張紹曾、藍天蔚，並稱「士官三傑」。並參加興中會，廣泛聯絡留日學生。同時與第二期生清貴族良弼交誼甚厚。
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康有為派唐才常回國組織自立軍勤王，吳祿貞回國參加，統領大通軍。後起事日期推遲，吳不知，仍按原約於8月9日率先發難，僅以身免，逃日復學。
1902年，畢業回鄂，張之洞以大通舊案，將吳禁閉於弁學堂，訪談後卻視之如門生。張之洞先後委以鄂軍學務處會辦、弁學堂總教習、護軍全軍總教習、武備學堂會辦等要職。吳以職務之便，常與李書城、朱和中、曹亞伯、耿伯釗、賀之才等聚會於花園山李步青家，計議革命；並介紹劉靜庵、胡瑛、張難先等多人投入新軍。諸人皆視吳為當然領袖，並稱聚處為花園山機關部。
1903年11月，應黃興之約，赴長沙參議籌備華興會事宜。次年，2月，再赴湘出席華興會成立大會，預議長沙起義計劃。是時，清廷成立練兵處，來電指名調吳進京，吳本不欲往，經同志勸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莫若投身中央，伺機而動。」乃於5月晉京，充任該處軍學司訓練科馬隊監督，毫無實權，乃請准去陝、甘、新、蒙等地考察邊防。
1906年秋，至蘭州，以便服謁見陝甘總督升允，辭氣之間未能謙和遜順 ，被誣其「冒充欽差」，沿途「需索供應」。鐵良奉旨查辦，電升放其回京，撤去監督差使。
1907年7月，隨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赴東北，任為陸軍第六鎮統制。推舉柏文蔚任參謀。8月，奉徐命調查間島問題，被任命為延吉邊務幫辦，常住延吉，以軍事機關兼理地方行政。派兵防守邊境要隘，組織民團，安撫僑民，並親自沿圖們江流域測量河流、地形，旁考列國輿圖，違譯西人記載，證以日韓邦志，斷以國史及諸名家著錄，於1908年4月，編輯成《延吉邊務報告書》三冊，以確鑿史實論證該地區自古以來為中國領土。吉林巡撫陳昭常忌之，將其調回。旋以延邊交涉事急，清廷迫不得已，於1909年授吳陸軍協都統、延吉邊務督辦、仍駐延吉。清政府根據吳祿貞調查報告， 迫使日方簽訂《圖們江中韓邊界條約》，確認延吉為中國領土。
吳在延吉時，為奉天同盟會遼東支部主要負責人，清廷已微有所聞，藉口經費支絀，於1910年2月，將邊務督辦公署撤銷，改授吳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隨肅王巡視蒙古。吳草成《經蒙條議》數萬言，不久，被派赴德、法兩國考察軍事，11月歸國。
黨人李書城等勸其謀取一巡撫實缺，以利開展革命。同盟會員黃愷元家乃巨富，慨然出銀兩萬兩，饋送慶親王奕劻，以促成其事。慶親王以巡撫無缺，任其為第六鎮統制。
武昌起義，吳請命南征，冀脫羈絆，而陸軍大臣蔭昌不許，且抽該鎮第十一協編入第一軍南下，令吳率餘部留保定待命。10月29日，駐灤州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通電要求清廷立憲，清廷惶懼不安，急派海軍大臣載洵前往疏解不成，乃再派吳。吳、張會商以武力反清，直搗北京。是時，山西亦宣布袒義，舉閻錫山為都督，清廷直接下令第六鎮第12協協統吳鴻昌率兵進駐石家莊，攻打娘子關。吳聞訊，星夜由灤州趕赴石家莊，制止部隊進攻，並派參謀長何遂與晉民軍商談合作，又派副官長王孝縝去武昌聯絡。
時孔庚自武昌來，向吳陳述漢口戰況及清軍焚燒漢口罪行，吳大憤，斷然下令截留南運武昌軍火，並電請清廷嚴懲縱火軍官，大赦革命黨人。[1]清廷疑其為革命黨，但以其地處要衝，不敢撤換，乃佯為嘉許，並於11月4日委其署理山西巡撫進攻山西。吳陽為接受，於6日趕赴娘子關會晤山西都督閻錫山，密議組織燕晉聯軍，由吳任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和張紹曾副之，並約定11月7日為會師北上日期。
閻錫山日後曾在1931年2月17日（辛未正月初一日）的日記里詳細講述燕晉聯軍內情---
太原光復，吳祿貞將軍願聯合晉省革命軍，截斷石莊堵袁世凱進京，並願先會面於石莊。余欲往，眾恐受騙，阻之。余曰：革命黨人，豈有騙人之吳綬卿乎（綬卿為吳將軍之字）。眾堅阻，咸主先請其來，以觀真象。余遂即電話約吳在娘子關會面，吳綬卿慨允而來。初見面，吳先云：君不崇朝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但今日之革命，不在山西一隅，而在阻袁入京。蓋袁入京，無論忠清與自謀，均不利於革命，願晉軍出石家莊，合組燕晉聯軍，君正我副，時已迫矣，請將軍速決之。余曰：君謀極佩，機不可失，即開晉軍全部到石，合組聯軍，君正我副。遂決定吳為燕晉聯軍大都督余副之。臨別，吳問君何時開動。余曰：第一列軍車，隨君車之後即發，惜吳將軍返抵石家莊旋即被刺而計劃未果（吳祿貞清軍第六鎮統制）。[2]
時袁世凱已受命組閣，以除吳為急務，乃密遣被吳革職的原協統周符麟潛入石家莊，以2萬元巨款收買吳之衛隊長馬惠田行刺。11月7日凌晨，吳在石家莊車站司令部草擬復張紹曾聯軍入京急電，才寫完「願率燕晉子弟一萬八千人以從」，墨跡未乾，馬惠田率暴徒突然闖入，將吳戕害，取其首級而去。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同時遇難，時間為11月7日（辛亥九月十七[辛巳]）凌晨1點多。
吳祿貞遇刺真相從一開始就撲朔迷離。吳遇刺第二天（11月8日，辛亥九月十八[壬午]），清廷便稱「昨吳祿貞被戕，當即派段祺瑞前往查辦確情，尚未覆奏。」[3] 但是派原六鎮統制段祺瑞帶人去查，其實等於沒查，也不了了之，到11月16日（九月廿六[庚寅])時，湖北道御史溫肅卻上了一道奏摺論吳祿貞之死——
又奏、已故大員包藏禍心，反形已著，請宣示罪狀，以快人心而伸國法。竊已故山西巡撫吳祿貞，跋扈素著，曾游學東洋，歸後昌言排滿革命不諱。此次武昌事起，該員首與黎元洪通謀，又東說灤州軍隊，西煽太原叛兵，截留前敵軍械，並欲阻絕南北交通以抄第一軍之後路，皆該員主謀。以至旬日之閒，畿輔幾於震驚，朝廷為其要挾。旋於正定軍次，為其部下戕斃，赴正定縣出首，此事人言鑿鑿。若不明正其罪，勢將以倉猝被害，蒙邀恤典，而下手刺殺之人，且以兇手而罹法網，是非不明，功罪倒置，則人心去矣。得旨、著陳夔龍迅即查明據實覆奏。原摺著鈔給閱看。[4]
《清史稿》卷25《宣統皇帝本紀》辛亥年九月涉及吳祿貞和溫肅的部分如下——
九月乙丑朔...戊寅...命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署山西巡撫。...己卯，詔許革命黨人以法律組政黨。資政院言漢口之役，官軍慘殺人民，請敕停戰。諭袁世凱按治軍官罪，商民損失由國家償之。吳祿貞奏，遣員入敵軍勸告，下令停攻擊，親赴娘子關撫慰革命軍，詔嘉之。...戊子...吳祿貞以兵至石家莊，為其下所殺。御史溫肅劾祿貞包藏禍心，反形顯著。詔陳夔龍按查。...
直隸總督陳夔龍奉命查案，仍然無法查出所以然，日後在其著作《夢蕉亭雜記》裡，談到「灤州兵變」時，如此講道——
奉軍張紹曾佔據灤州車站，威脅朝廷立憲。結納新授晉撫吳祿貞，帶領第六鎮全軍駐紮石家莊，據直晉交界之道，擬俟前驅赴太原受事訖，即回戈直赴北京；紹曾亦由灤赴京，兩道夾攻都城，圖不世之大舉。石家莊軍隊並可阻截項城入鄂之師，不能北上，以免後顧之慮，用計誠為狡毒。幸天奪之魄，祿貞忽為隊下亂兵戕害，一說為項城遣人暗殺。後雖奉旨命余查辦，卒莫得其實在情形。然先除此一害，紹曾勢孤，氣為之奪。
雖然有人強解認為陳夔龍直指袁世凱主謀暗殺，但是陳是老官僚，僅僅寫他所知道和聽到的而已，而且很無奈地表明查不出真相來。
袁世凱二公子袁克文在十餘年後出版的辛丙秘苑里的「刺吳案內幕」，卻這樣描述吳被刺的箇中隱秘——
適吳祿貞簡山西巡撫，大兄知吳有異志，約為兄弟。每夜，吳以巨帽覆首，輕車過錫拉衚衕大兄寓宅，大兄屏退僕從，深室密談。執帖田鴻恩，先公舊僕，使隨侍大兄。田覺吳隱避可疑，且知大兄以數萬金授吳，乃密入窺聽，聞有奪彰德、斷後路之語，大駭，急走書告予。予邀張、袁議籌防衛，以炮兵守鐵道橋梁，機關槍隊佐之，阻其來途，且使人至石家莊探吳舉措。吳至石家莊，止不入晉，邀將士議劫彰德。有先公舊部隸吳軍下，聞議憤甚，夜入吳室刺殺之。彰德官紳初聞吳已剋期來劫，甚為惶懼，予與張、袁力為慰解，而中心焦灼，慮兵寡不足分佈。旋知吳見殺，一時人心始釋然矣。
至於主謀是誰，一說是清朝軍咨府的良弼主使，這在後來山西幫助建成的吳祿貞墓吳的碑文有提及；也有學者認為是第六鎮裡親袁官兵自發所為；還有認為是良弼派陳其采與袁世凱所派周符麟兩人共同買兇為之，其中載濤持此說甚力。
更有如徐珂的清稗類鈔「會黨類」的「興中會及同盟會」部分，提及革命黨人所策劃實施的暗殺時如此描述---
黨人之以謀暗殺而著聞於時者，申言之，則自史堅如謀炸兩廣督署事外，有吳樾之炸考察各國憲政五大臣，未成而吳死；有徐錫麟之槍斃安徽巡撫恩銘；有汪兆銘之謀炸攝政王；有溫生才之炸死廣州將軍孚琦；有熊成基之謀炸載洵；有陳敬嶽之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未成而陳被捕；有周之貞之擊死廣州將軍鳳山；有彭家珍之擊死軍諮使良弼；最後又有謀炸袁世凱者。至山西巡撫吳祿貞之被刺而歾，則滿洲軍官為之，非民黨所為也。
黃鴻壽在民國三年（1914年）寫就，四年（1915年）出版的清史紀事本末最後一卷，即卷八十《民軍起事及下詔辭位》，也認為是滿洲軍官所為（夾在江蘇光復和釋放汪兆銘之間）——
署山西巡撫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祿貞任第六鎮統制，以蔭昌兵在漢姦虜燒殺，因奏言蔭昌督師無狀，乃參謀易廼（按：原文如此，但有誤，應為易乃謙）逢迎所致，請旨嚴懲。蔭昌惡之，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良弼嫉之尤甚，故改命爲晉撫以釋其兵柄，又重賂其部下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使引旗兵，於是月十七夜刺殺祿貞於石家莊營次。時陸軍部馬兵科科長張世膺以事來營中，亦遇害。
但更多人認為主謀就是袁世凱，這在1913年4月黃興悼念遇刺身亡的宋教仁的輓聯里可以看出：
1912年秋天李書城去北京探訪曾任吳祿貞秘書，後來擔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張志潭時，他直接指出主謀就是袁世凱，「殺吳祿貞的是袁世凱；袁不殺吳祿貞，就不能來到北京，袁的全盤計劃就無從實現。」何遂在1924年與段祺瑞的三公子段宏業談到吳祿貞遇刺時，段竟稱讚兇手馬惠田「是英雄，夠朋友，他的行動省了不少不少的事。」
民國年間的著名記者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如此寫道：
第六鎮也是內部有兩種不同傾向的一支隊伍，袁早已收買了被吳革職的前任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做他的奸細。他又估計到吳不會帶兵進攻山西，曾經秘密指使代理第十二協協統吳鴻昌率部進攻山西以拆吳的台。但是吳很快地就由娘子關回到石家莊來，袁的分化政策來不及實現，就進一步地指使周把吳暗殺掉，袁許以事成之後升任為第六鎮統制以酬其功。於是周又收買了吳的衛隊營營長馬惠田，叫他把吳幹掉，許以事成之後給以二萬元的獎金。
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六日），馬把他的兵士秘密地布置在正太路車站的周圍，他自己走進車站（吳的司令部設在車站內）向吳報告軍情。當吳送他走出門時，馬發出暗號指揮伏兵進攻車站，這個年僅三十二歲的青年統制與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等同時被亂槍打死。
石家莊血案是一個極其惡劣的開端，對政治立場不同的人進行陰謀暗殺，收買別人的部下背叛長官，這個惡例在後來袁當權的時代繼續運用，並且成為繼起的獨裁者消滅政敵的一道藍本。
另一方面，像吳祿貞這樣一個門戶洞開絲毫沒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不但本人喪身於陰謀家之手，並使革命事業受到嚴重的損失，這對革命工作者又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吳被殺後，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協協統，第六鎮統制則由第十一協協統李純升充，這對叛徒也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袁陰謀殺吳具有兩個動機：第一，他要挽救清政府立刻被推翻的危機，要留著這個工具以對付革命軍；第二，他以北方唯一的實力派自居，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生長和發展起來，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險。因此，他把消滅北方敵人的工作看得比對付南方革命軍的工作更為重要。他在那個時期幾乎是用全副精神來處理這個問題的。
灤州「兵諫」和吳祿貞的活動都以失敗為其結局。這不僅由於第六鎮與第二十鎮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傾向，而且由於張紹曾本身就是個搖擺不定的投機分子，吳祿貞是個喪失革命警惕性的冒險主義者。沒有這些缺點，清政府的分化政策和袁的暗殺陰謀是無所施其伎倆的。
民國元年3月7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予吳祿貞以大將軍例賜恤，全文如次——
| “ |
據陸軍部呈稱：「竊維蕩滌中原，肇建民國，為先祖復累世之仇，為後人造無窮之福，實赴義先烈捐軀灑血，以有今日。起義以來，效命疆場，碎身沙漠，若將若士，更僕難數。而吳祿貞、張世膺、周維楨三氏者，為同胞慘死，尤最悽愴，宜先撫恤者也。爰采各國撫遺恤亡之例，定撫恤章程：凡此起義諸將士兵卒，或遇害於行伍，或遭凶於暗昧，均按其等級高下，呈請賜予一時恤金及遺族恤金，以酬忠烈，而勵將來。查吳祿貞應照大將軍例，賜一時恤金一千五百元，遺族每年恤金八百元；張世膺照先右將軍例，賜一時恤金一千一百元，遺族每年恤金六百元；周維楨照大都尉，賜一時恤金九百元，遺族每年恤金五百元。擬請從先酌准賜予三氏恤金，以為我共和開國報功酬庸之先表，宣示天下，以不負忠烈之意。為此呈請查核，伏乞照准施行」等情前來。查民國新成，宜有彰勛之典。吳、張、周三氏，當義師甫起之日，即陰圖大舉，絕彼南下之援，以張北伐之勢。事機甫熟，遽斃凶刃，疊被重傷，身首異處，死事至慘，而撫恤之典尚爾缺如。該部所稱，實屬深明大體，應准如所請，風示天下。此令。[6] |
” |
之後在3月14日（吳祿貞陰曆生日元月廿六）在上海等地公祭和追悼吳祿貞，孫中山親撰祭文，贊道：
荊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偉人，振我漢聲。觥觥吳公，蓋世之傑，雄圖不展，捐軀殉國。
昔在東海，談笑相逢，倡義江淮，建牙大通。契闊十年，關山萬里，提兵燕薊，壯心未已。
灤州大計，石莊聯軍，將犁虜廷，建不世勛。猰貐磨牙，蜂蠆肆毒，人之雲亡，百世莫贖。[7]
並有不少人敬送輓聯，尤以革命元勛黃興的最為有名，曰：
李北平之將略，韓侍中之邊功，大廈正資材，公緩須臾，萬里早空胡馬跡；
羅斯伯其激昂，來君叔其慘烈，二難同赴義，我悲後死，九原莫負故人心！
後人一般只採對聯最後的兩小段，遂成「公緩須臾，萬里早空胡馬跡；我悲後死，九原莫負故人心！」其中上聯里的「李北平」指西漢著名將領李廣，因李廣曾擔任右北平郡守，時常侵犯邊境的匈奴人對李廣甚是敬畏而不敢犯邊；「韓侍中」指北宋名臣韓琦，當年韓以鎮守西陲立下邊功，黃興在此暗指吳祿貞當年駐守延邊並為清廷取得間島一案的外交成功，可與韓琦防止西夏侵宋相可比擬；下聯里的「來君叔」為來歙，為東漢初期大臣，平定蜀地的公孫述時被其派出的刺客刺殺，臨終前忍痛寫完對東漢光武帝的表章，然後抽出刺客的刀刃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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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年11月7日，吳祿貞墓建成，遷葬吳、張、周三人於石家莊[8]，孫中山有派員代為致祭。1982年，吳祿貞墓遷至石家莊長安公園，現列為重點保護文物。有《吳綬卿先生遺詩》二卷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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