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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簡稱北航「紅旗」，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成立於1966年8月20日，解散於1968年9月5日，出版報紙《紅旗》。北航「紅旗」的學生領袖韓愛晶與清華「井岡山」的蒯大富、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地院「東方紅」的王大賓以及北師大「井岡山」的譚厚蘭並稱為首都造反派的「五大領袖」。
1966年6月初，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穩定局勢，保證中共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1]。
1966年6月8日，國防科委作為上級單位，指派以八局（院校局）副局長趙如璋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京航空學院，領導學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2][3]。工作組進駐後，全院停課，發動老師、學生開展對學校原黨委書記王恆、副書記周天行等人的批判。
6月21日，3511班學生石興國貼出大字報《一條「無頭」黑線》[4]，批判了「工作組領導不力」，並把矛頭對向工作組背後的國防科委。27日下午，在全院大會上，趙如璋部署在全院開展大辯論，稱石興國的大字報為「大毒草」。28日，3421班學生曹偉康貼出大字報：《幾點粗略的看法》，公開反對趙如璋的意見，也被工作組定為大毒草。此後工作組多次組織對石興國「大辯論」，並要求其承認以下罪行：一、反軍委反黨中央。二、主觀上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三、行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行動[5]。
7月6日，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趙如璋作總結報告中稱「掃出了石興國之流牛鬼蛇神。」會後，工作組對學生進行了劃派，200多名學生被劃為右派[5]。27日，工作組宣布退居參謀地位，次日宣布組建文革籌委會，由孔令華（毛澤東女婿）、蘇曉前（蘇靜之子）、孫茜玲（孫大光之女）、劉克府（朱良才之子）等人負責。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接見了一些北航學生，講道：「我看很多工作組不好，貼大字報把事情揭露清，同學們會跟你們跑的。工作組不願革命的罷他們的官，犯錯誤的可以留下檢討，不能讓他們溜了，讓他們做你們的學生，受教育。」[6]29日，「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石興國、曹偉康代表北航的少數派參加，會上李雪峰宣讀了北京市委7月28日《關於撤銷各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5]。
8月2日，國防科委指示北航工作組撤出。此後，北航的學生和老師分裂為三派：其一是「紅衛兵」「赤衛隊」，擁護工作組，以高幹子女為核心，依靠國防科委副主任鍾赤兵、路揚、羅舜初等幹部；其二是後來的「紅旗戰鬥隊」，要求打倒工作組，以各系在之前大辯論中被打擊的學生為主，主要尋求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其三是後來的「東方紅」，是持折衷看法的中間派[7]。
8月上中旬，反對工作組的北航學生幾次集體前往中央接待站上訪，要求趙如璋等工作組成員回北航檢討[8]。8月12日~8月20日，趙如璋返回北航進行檢討，期間趙如璋當著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在這裡我們向大會上點過名的同學(指石興國)以及所有由於懷疑工作組和國防科委而受到批評的同學和同志賠禮道歉。凡是我們在大辯論總結時，給個別同學戴上的帽子一律摘除。」之後北航多數學生同意工作組離校[8][9]，但圍繞趙如璋的檢討是否徹底的問題仍然鬥爭激烈。反對工作組的學生骨幹如石興國、韓愛晶、劉金榮逐漸聯合起來，準備成立組織。
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19日晚，學生盛喜延化名田東寫出大字報，建議成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各系隨即響應，紛紛成立系紅旗戰鬥隊。當晚，北航紅旗戰鬥隊正式成立[8]，參與人數為1070人。北航「紅旗」實行巴黎公社全面選舉制，班、系、院三級，層層選舉。領導組織「總勤務站」由每系兩名學生和教師、工人代表構成。第一屆「總勤務站」成員包括：石興國、胡少南、邵仲威、屠海鷹、匡正芳、韓愛晶、何金國、杜小慧（女）、杜玉榮（女）、戴維堤、劉金榮（女）、仇北秦、杜璉、黃銘鈞、朱尚祥（教師）、張樹泉（教師，女）、李樂（工人）、靳晶印（工人）等。在之後的10月3日，北航「紅旗」進行了第二次普選，產生了五個常委：韓愛晶、井崗山（井然)、田東（盛喜延）、仇北秦、杜玉榮。
8月21日，北航「紅旗」組織對學校里的「黑幫分子」遊街。24日晚8時，6名北航「紅旗」成員前往國防科委，要求趙如璋澄清有人揭發其「讓黨委抄大字報和作者名單」等問題，趙如璋答應於25日上午接見北航「紅旗」成員[9]。25日，北航「紅旗」100餘人來到國防部南門警衛室，要求趙如璋出來澄清問題，趙如璋並未出現。北航「紅旗」表示不交出趙如璋，他們就在國防部門前靜坐，直到交出為止。當日，北航「紅衛兵」、「赤衛隊」、「工人赤衛隊」等支持工作組的組織也來到國防部門口，要求「紅旗」成員返校[8][9]。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指示趙如璋可以返校檢討，前提是北航「紅旗」必須先停止靜坐，這遭到北航「紅旗」拒絕。
自8月25日起，北航「紅旗」持續在國防部門口靜坐，期間北航「紅衛兵」、「赤衛隊」等組織要求趙如璋澄清問題時他們需要在場，也被北航「紅旗」拒絕[9]。毛澤東得知國防部門口發生的事情，作出指示：「不要怕，不要讓學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來，讓學生鬧上三個月。」[10]北航「紅旗」以國防部南門附近的航模體校為基地，繼續組織靜坐，讓趙如璋出面「澄清問題」。
9月8日，周恩來將中央文革小組報給毛澤東的有關北航「紅旗」靜坐的簡報批轉聶榮臻，指示「國防科委可以讓趙如璋去澄清問題，甚至可以單獨澄清問題，首先要說服多數，不要壓制少數，澄清問題後雙方要開會求得統一。」9月9日晚上，國防科委開會決定讓趙如璋單獨和「紅旗戰鬥隊」見面澄清問題，當晚在三座門軍委接待站，由羅舜初、趙如璋接見「紅旗」代表。但因北航「紅衛兵」、「赤衛隊」將趙如璋接走，只有羅舜初在次日凌晨接見了「紅旗」成員[9]。9月12日，羅舜初、趙如璋與「紅旗」代表見面，雙方對于澄清問題的程序並未達成一致，僵持繼續。9月21日，王力給聶榮臻的秘書打電話，轉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意見：「對北航問題，不管群眾多少，找來了，領導上都要接見；對群眾不要頂牛，頂牛最後總是沒有好下場的。」當天下午，陳伯達對聶榮臻說：「如果學生傷害趙如璋，我來償命，我可以立下軍令狀。」當晚，陳伯達來到航模體校，公開表示支持「紅旗戰鬥隊」的行動，他說：「你們是少數的，少數是優秀的、先進的。」隨後，「紅旗」隊員們全部轉往全軍文革接待站，趙如璋出面向北航「紅旗」單獨澄清問題。澄清問題時，趙如璋拒絕在「為單獨澄清問題隨叫隨到」的保證書上簽字，因此北航「紅旗」採用車輪戰術，會議持續了42個小時，直到23日下午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劉志堅指示趙如璋可以簽字後才結束[9]。之後，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判，羅舜初、趙如璋於10月9日被宣布停職檢查[8]。
持續28天的「揪趙」行動成功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使得北航「紅旗」在學校和社會上聲名大振，迅速成為航空學院內的絕對多數。
1966年9月至1967年年初，北航「紅旗」的成員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知，在全國許多許多地區串聯，設立聯絡站，參與造反運動[11]。參與製造了上海「漕北事件」，在重慶[12]、武漢[13]、南昌[7]等城市均參與了當地的文革活動。
1966年12月13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接見了聶元梓、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葉向真、聶樹人等造反派領袖[14][15]。會上，江青指示造反派將「海瑞」（指彭德懷）從成都三線建設指揮部揪回北京進行批鬥[14][15]。12月22日晚，北航「紅旗」成員從永興巷7號彭德懷住處將其強行抓走，後與地質「東方紅」成員和成都軍區幹部配合，將彭德懷送至北京。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彭德懷關押在北京衛戍區，由衛戍區、地質「東方紅」、北航「紅旗」共同看管。關押期間，北航「紅旗」和地質「東方紅」成員曾強迫彭德懷寫交代材料，檢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反對毛澤東的「罪行」[14]。
1967年3月至4月間，韓愛晶接受葉群、戚本禹的授意後，組織"紅旗戰鬥隊紅一連」和專門成立的「尖刀連」，負責搜集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人的黑材料。4月13日北航紅旗總勤務站發表聲明要求打倒徐向前。聲明指出：「徐在文化革命中堅持反動路線，在最近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中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必須堅決打倒」，聲明還表示堅決炮轟葉劍英、陳毅[4]。
5月20日，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聶榮臻、肖華、謝富治出席了成立儀式[16]。由於校內已經不存在大規模的反對派組織，北航「紅旗」在革委會中占據絕對優勢，韓愛晶任革委會主任，井崗山、王恆（院黨委書記，已被解放）、仇北秦任革委會副主任，北航「紅旗」正式掌握了學校的權力[17]。
6月，毛澤東指示謝富治、王力組成中央代表團前往西南省份平息武鬥、解決問題，周恩來指示從北航挑選一些學生參與。韓愛晶指派井崗山、吳介之、尹聚平、胡慧娟4人隨從前往。隨後中央代表團介入造成了武漢七·二〇事件，尹聚平與王力等人一同被百萬雄師抓走，中途逃走後報告韓愛晶，韓愛晶將情況報告了周恩來[18]。
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組指示北航「紅旗」和地質「東方紅」批鬥彭德懷。 7月19日，彭德懷被押到北京航空學院六系樓的一間教室內接受小範圍的預斗，會上韓愛晶率先出手打了彭德懷，後紅衛兵紛紛上前毆打彭德懷，致使彭德懷兩根肋骨骨折，重傷的彭德懷之後又遭到幾十個單位的輪流批鬥[19]。7月26日，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在北航操場召開了近十萬人的鬥爭彭德懷大會，陪斗的有張聞天等人[4]。
7月27日，北京衛戍區在北京航空學院主樓前舉行了隆重的授槍儀式，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公安部長、副總理謝富治，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軍界領導人出席了授槍儀式。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奉黨中央、周恩來總理指示，代表北京衛戍區把二千五百多支蘇式衝鋒鎗、新式半自動步槍和20支「五四」式手槍授予了北航革委會。隨後，北京衛戍區有關人員如數把武器運到了北航[17]。
8月20日，北航「紅旗」的成員劉天章在河南開封串聯時，因支持當地造反派，被「保守派」開槍打死。不久，另一名北航紅旗成員周錫坤在湖南湘鄉縣城被「保守派」抓住後槍殺於縣城街頭。北航紅旗成立了數十人的治喪委員會，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會後，劉天章等人的骨灰被放到學院俱樂部門口靈堂，北航「紅旗」成員們為劉天章等人守靈，一些反對過中央文革的高幹子女被押來跪靈請罪[20]。
8月24日，北航「紅旗」部分成員將幾名曾「炮打中央文革」的學生拉到北航東操場批鬥毆打，其中有李明清（李井泉之子）、孫茜玲、賴銳銳、蘇曉前及工農子弟吳仙虎等人。之後吳仙虎被打死。李明清被打後回宿舍睡覺，當夜在宿舍心臟病發作死亡[20]。
1967年4月至8月間，由於「民族宮事件」等派系武鬥以及「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內部的各種矛盾，北京的「造反派」組織分裂為以北航「紅旗」為代表的「天派」和以地質「東方紅」為代表的「地派」，兩派之間積怨逐漸加深，互相支持對方學校內部的反對組織，武鬥情況逐漸加劇[21]。
1968年，北航革委會、「紅旗」領導下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中殘酷監禁、無情鬥爭，造成了多起自殺，包括[22]：
- 北航附屬工廠「紅旗」貼出大字報說，副廠長東恆昌是國民黨手槍隊隊員。由此導致東恆昌夫婦自殺，事後經查實根本沒有該組織。
- 因被指參加反動組織，校醫院護士張耀琴全家三代五口集體自殺。
- 北航附屬工廠工人程××（學校監委書記程九柯的堂弟），在隔離審查時，趁看守不備從學生13樓3層的廁所跳樓自殺，未死。
據統計，清隊運動中北航自殺人數超過20人。
7月27日，毛澤東派駐軍宣隊、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了「井岡山」和「四·一四」派之間的百日武鬥，次日凌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召見了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蒯大富、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宣布由工宣隊、軍宣隊接管各大高校的領導權。
8月，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北京航空學院。
9月5日全院大會上，韓愛晶代表北航紅旗總勤務站宣布：北航紅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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