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īn(1893年12月7日—1947年3月11日),号若泉,台湾金融界先驱、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出生于台中市大甲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家台湾人经营的金融机构“大东信托”与台湾战后时期“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致力于本土金融事业的拓展,对台湾­金融体系奠基贡献良多。二二八事件时遭以“阴谋叛乱首要”及“接收台湾信托公司”两项罪名遭特务处决。

Quick Facts 陈炘 Tân Him, 出生 ...
陈炘
Tân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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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1893年12月7日
 大清台湾省台湾府苗栗县苗栗三堡社尾庄(今台中市大甲区
逝世1947年3月11日(1947岁—03—11)(53岁)
 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古亭区马场町
国籍 大清(1893年-1895年)
 大日本帝国(1895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1947年)
职业经济学家、银行家
配偶谢绮兰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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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炘(右起第四)与杜聪明(右起第三)等人之合照。

生平

父亲陈凤是台湾民主国义军重要将领,于1895年时曾率之台湾义民仁营(即台防仁字3营),英勇抗击日军

陈炘出生于1893年,1913年国语学校毕业,1913年-1914年任教于台中厅大甲公学校。后辞去教职,赴往日本留学,并于1922年自庆应义塾大学理财科毕业;回台后,与谢绮兰结婚,次年又赴美国爱荷华格林内尔学院一学期;之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被同学形容为“东京来的绅士”[1]。1925年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

返国后,负责筹组一个“纠集台湾人的资金,供台湾人利用”的金融机构,便于1926年创立大东信托株式会社并出任专务取缔役(今总经理职)(董事长为林献堂),资本额两百五十万圆,是当时唯一的本土资本信托机关;以对抗日本人对台湾人施加的金融经济压力。此举无疑是对日治政府独占经济的挑战。但当时尚未有信托业法;在日治政府的刻意阻挠下,营运上有诸多限制。大东信托也透过刊登广告来支持《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与《台湾文学》等刊物,以及提供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资金等来支持社会运动[2]

1937年大东信托获利甚佳,每股配利6分,林献堂给陈炘加薪至年薪五千圆,以谷价兑算,虽只相当于现今的新台币一百万元,但已等同当时基督教小学教师的20倍薪资。[3]

1930-1936 担任台中州州协议会员,1942-1944 担任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委员,1943 担任法令取调委员会临时委员。

1944年8月,日治政府在台湾实施信托法及信托业法之际,以当时台湾最有力的大东信托为中心,合并大东,屏东及台湾兴业三家,设立台湾信托株式会社,由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等银行共同出资。陈炘虽仍任总经理,但多数股份则已被日治政府直辖的台湾银行所掌控。[4]

陈炘也是《台湾青年》的编集者之一,也曾经参与过台湾留学生组织的新民会以及台湾文化协会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因陈炘留美背景,与美国情报员关系较佳。[来源请求]1946年3月被以“汉奸”罪名逮捕入狱,经过1个多月的侦讯,陈炘终告无罪获释,有古典诗〈被拘〉:“平生暗泪故山河,光复如今感慨多;一吁三台齐奋起,欢呼声里入新牢。”反映此情景。

1946年2月5日,代表台湾本土资本的大公企业成立,目的是接收日人留下的企业,作为政府的外围组织。各地领导阶层普遍参与募资,总资本额五千万圆。但传言陈炘此举的目是为了抵抗江浙财团垄断台湾经济,本人虽然公开否认,却已引起行政长官公署注意。[5]

另一方面,台湾信托在战后由行政长官公署接管,但实际运作仍由陈炘主导。1946年12月1日,陈炘担任“台湾信托公司筹备处”主任委员,并声明此公司并非日资,而是被日治政府打压的台资。1947年3月1日,台湾信托公司正式成立,陈炘任董事长。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炘虽无实质参与,因其名望被推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民众代表。陈炘以代表身份和陈仪会面,希望他“开诚布公,勿被少数特殊份子包围”。[6]

遇害疑云

陈炘长子陈盘谷在一篇追念父亲文章中,回忆当年情景:

当二月底事件发生时,父亲正罹患恶性疟疾躺卧在床。有一天,陈仪派部下前来传唤父亲。母亲以病情恶化为由,极力反对。但是父亲却说:“国家有事,我怎么可以因私事而把公事置于脑后呢?”于是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答应前去和陈仪见面。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后,父亲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

……到了三月十一日上午六点,门外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立刻下床奔到客厅一看,已有四、五名警官站在那儿。其中之一为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队长林致用。我正打算上前打招呼时,父亲已在母亲的陪伴下走进客厅。父亲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道:“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就坐上吉普车走了。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而且是永远的诀别。

林献堂于《灌园先生日记》中的1931年6月13日、15日二则,曾描述:[7]

陈炘主持公司一视同仁,坚持掌管金融的人,不能卖情抵赈,一旦徇私就成不了金融机构。他不接受文化协会盟友张深切的关切,要求暂时延缓抗日同志的借款偿还,甚至当公司同仁,时任调查课长的陈逢源诈取杨子培的帝糖股票,以及挪用亏空公司资金作为操作股票,陈炘坚持不接受蔡培火杨肇嘉的调解,要逢源治罪受罚。

1947年4月1日,台湾信托筹备处主任委员由陈逢源接任;5月3日,被合并于规模比台湾信托小的华南银行之内[8],成为该行的信托部,距陈炘被捕仅53天。

时任行政长官公署秘书的郑士镕回忆,民政处长周一鹗曾经向其透露:陈仪对于陈炘等人遭特务杀害一事非常悲痛;特务杀完人后来要求自己“补办手续”追认,直斥特务无法无天。[9]

陈炘之女高陈双适于其口述历史中引述历史学家戴国煇的研究:[8][10]

吴浊流认为“背叛了本省人”的“半山”们,虽有种种派别,不过在打倒本省知识阶级,以求自己的飞黄腾达,却是一致的。二二八事件中,最为接近陈仪的,据说是军统的刘启光。刘氏本名侯朝宗,日据时代参与文化协会与农民组合的运动,属左翼运动阵营。二二八事件中,“他和军统的特工林顶立勾结在一起,此外又与陈逢源搞在一起,在银行设信托部,大肆囤积物资,利用通货膨胀大捞一票。”吴浊流此处所指的是华南银行,其前身即陈炘所创设的大东信托。多年来台籍前辈中,一直有相关的流言,陈炘之死系被“借刀杀人”。

评价

  • 老友洪炎秋在其告别式的追思挽联:“老兄您死得真正莫名其妙,小弟我活着也是不知所以”点出陈炘白白牺牲生命。[11]
  • 文学家巫永福在访问时曾提到战后蔡培火重庆蒋介石时,“蒋介石曾问他‘最能当台湾领导者是谁?’,蔡培火说‘老一辈的是林献堂,但真正的人才是陈炘,这个人有头脑、有组织力,又有国际观。’这件事是蔡培火亲口告诉我的。我想陈炘被杀与此多少有些关联。”[12]
  • 作家张深切在著作《里程碑》中也写道:“陈炘仿佛是一位儒雅的书生,但他绝不文弱,而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深谋远虑,有统驭群众的才能,可谓台湾不世出之一伟人也。” [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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