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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历史时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庆陪都时期是指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间迁都重庆的时期。此段时间内重庆的地位和头衔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中华民国陪都[注 1]”、“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驻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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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国民革命军在对日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同时首都南京告急。由于当时与日本相比中华民国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因而自战端开启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竭尽全力,三军效命,但还是大都失利,致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会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将南京首都政府机构进行迁离。先撤至湖北汉口(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2]:3612月,军事委员会迁武汉办公。[2]:36
关于迁都重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3]。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4]。
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再做任何退让和妥协,对日政策始终保持强硬,民众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最后,日军进攻中国西南的战略计划流产。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确定了蒋中正在战时的权利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
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7]。纲领强调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应以军事为中心,并确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该纲领对于反对党共产党仍采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导致国共合作出现一些激烈矛盾。
国民参政会由国民政府、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籍人士的代表组成,是中国战时的最高民意及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方能生效执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 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
- 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
- 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 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8],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学校名称 | 原址 | 迁入时间 | 复课地点 | 备注 |
国立中央大学 | 南京 | 1937 | 沙坪坝松林坡 | |
中央政治学校 | 南京 | 1937 | ||
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 | 南京 | 1937 | 沙坪坝 | |
复旦大学 | 上海 | 1937 | 北碚夏坝 | |
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 天津 | 1937 | 沙坪坝津南村 | |
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 南京 | 1938 | 高店子 | 最初在磁器口复课 |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 南京 | 1938 | ||
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 | 南京 | 1938 | 汉渝路 | |
私立东吴大学 | 上海 | 1938 | ||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 武昌 | 1938 | ||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 | 北平 | 1938 | 沙坪坝 | |
军政部陆军大学 | 南京 | 1939 | ||
国立上海医学院 | 上海 | 1940 | 沙坪坝歌乐山 | 另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借读生 |
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北平/杭州 | 1940 | 江北盘溪 | |
国立交通大学 | 上海 | 1941 | 沙坪坝小龙坎 | |
沪江大学 | 上海 | 1942 | ||
国立贵阳医学院 | 贵阳 | 1944 | 歌乐山 | |
私立湘雅医学院 | 贵阳 | 1944 | 沙坪坝 | |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 大理 | 1945 | 沙坪坝新开寺 | |
国立山东大学 | 青岛 | 沙坪坝 | 最初在万县(今万州)复课,后停办,并入中央大学 | |
中央音乐学院 | 上海 | 沙坪坝 |
另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今重庆直辖市所辖之沙坪坝区、南岸、江津、璧山、万县、北碚[9]。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沙磁文化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文化界繁荣的集中体现。
内迁重庆的主要剧团剧社有: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中国胜利剧社、复旦剧社、五月剧社、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中电剧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等。
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老舍、曹禺、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欧阳予倩、袁牧之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张骏祥、郑君里、王为一、黄宗江、余上沅、沈西苓、沈浮、阎哲吾、孙坚白等。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吴茵、秦怡、金山、蓝马、陶金、项堃、顾而已、魏鹤龄、王苹、蒋天流。
抗战开始以后迁入重庆的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主流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制和中电还云集了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电影精英。
中电是只属于“中宣委”的(电影股)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简称,与1931年成立,黄英、张冲、张北海、罗学谦分别担任过场长,起初曾经主要拍摄新闻片,设备极其简陋,经过多年发展后,硬件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并初具规模。抗战爆发以后,中电撤离南京,经过芜湖和武汉,最终到达重庆,租用重庆上清寺“范庄”内的网球场作为临时摄影基地,后到重庆南岸建立摄影场。在撤退前和撤退中,孙瑜、程步高、沈浮、贺孟斧、汤晓丹、陈鲤庭、潘孑农、许苏灵、金焰、高占非、赵丹、顾而已、魏鹤龄、施超、谢添、郑敏、白杨等都纷纷加入中电。
中国电影制片厂其前身是原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于1933年成立,起初规模极小,职员8人,每月经费不超过3,000元,1935年在汉口杨森花园建立汉口摄影场。武汉成为政治中心后,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武汉行营为大本营,行营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下设四厅,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政训处远电影股扩充为大本营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直属政治部,受第三厅指导)郑用之为厂长,罗静予为副厂长。1938年迁抵重庆后,在观音岩建厂。武汉和重庆建厂的过程当中,上海西撤的电影人和由戏剧电影演剧队的成员被吸纳进中制,从1938年的200多人增值1940年的466人。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国电影界,戏剧界的精英。有田汉、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洪深、郑君里、应云卫、司徒慧敏、马彦祥、宋之的,葛一虹、王为一、孙师毅、黎莉莉、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吴茵、陶金、罗军、戴爱莲、丁聪、贺绿汀、罗及之、吴蔚云、王士珍等等,实力超群,基本上所有部门都有当时中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全厂分为业务、技术、剧务、总务四课。1940年又设新闻影片部,教育影片部和卡通影片室。业务涵盖了故事片、教育片、宣传片,纪录片等等。中制是大后方时期电影的“航空母舰”不仅仅在职人员数量最多,影片的出产率也是最高,是大后方电影的中流砥柱。
同时抗战时期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在重庆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影片,宣传了抗战,鼓励了人民。
这些影片有《保家乡》(1939,何非光导),《好丈夫》(1939,史东山导),《东亚之光》(1940,何非光导)《火的洗礼》(1940,孙瑜导),《胜利进行曲》(1940,史东山导)《青年中国》(1940,苏怡导)《塞上风云》(1940,应云卫导)和《日本间谍》(1943,袁丛美导),《气壮山河》(1944,何非光导)《血溅樱花》(1944,何非光导)《还我故乡》(1945,史东山导)《警魂歌》(1945,汤晓丹导)《孤城喋血》(1939,许苏灵导)《中华儿女》(1939,沈西苓导)和《长空万里》(1940,孙瑜导)
时任中华民国上海工商总会会长 蔡野格 招集当时重庆、武汉、上海、沆等地名人志士筹备中华民国重庆工商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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