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问题(英语: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又称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是指当所有个人都可以更好地合作,但由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阻碍了联合行动,因此无法合作[1][2][3] 几个世纪以来,集体行动问题在政治哲学中时常论述,但在1965年曼瑟·奥尔森的论著《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得到了最明确的确立。

当过多的团体成员选择追求个人利益和即时满足,而不是为了团体的最佳长期利益行事时,就会出现问题。 社会困境可以有多种形式,并且可以跨学科研究,例如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 可以使用社会困境来解释的现象示例包括资源枯竭、选民投票率低和人口过剩。 集体行动问题可以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来理解;搭便车问题是公共财提供的结果。 此外,集体问题可以应用于世界各国目前面临的众多公共政策议题。

当对相关行为者个人利益的最佳追求,使他们处于比放弃最大化个人利益的最佳行动方案的解决方案更糟糕的境地时,社会困境就存在了。 因此,博弈论将社会困境描述为与福利最优或帕累托效率相比至少存在一种不足的均衡状态的情况。

社会困境的经济学描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的利益相关行为导致次优条件。 最佳(理想)状态的描述当然需要进行评估。 求职者对集体谈判工资的评估可能与雇员不同。 在明显的情况下,可以应用帕累托效率。 从这个最优开始可以定义:

  • 每个参与者从非合作行动中获得比合作行动更高的利润,并且;
  • 与每个人都做出自私的选择相比,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合作,他们的整体状况会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也讨论负面的外部影响市场失灵

政治经济学学者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linor Ostrom 提出之体制分析与发展架构(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framework)是相关理论代表之一。

参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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