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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1907－199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约翰·金·费尔班克（英语：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汉名费正清，是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其汉名费正清，为梁思成所起。
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是其父阿瑟·博伊斯·费尔班克（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外文教授叶公超[1]:387、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13日分裂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时新闻局）研究分析处，前往华盛顿工作。
1942年6月2日美国情报协调局局长多诺万上校任命费正清为驻华首席代表。1942年8月21日从迈阿密启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经停波多黎各、西班牙港、贝伦、累西腓、阿森松岛、阿克拉、拉各斯、卡诺、迈杜古里、喀土穆、开罗、巴士拉、卡拉奇、新德里、阿拉哈巴德、阿萨姆邦、昆明，1942年9月25日飞抵重庆。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驻重庆，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200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指出它们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2]。
费正清在将哈佛大学发展成为美国领先的东亚研究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建立的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他在1955年至1973年担任中心主任。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5]。
20世纪40年代末，费正清等“中国通”预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将取得胜利，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认为其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许多美国人指责这些中国通出卖盟友，协助散播共产主义，并受到苏联指使。冷战加剧期间，费氏因对共产主义 "软弱 "而成为众矢之的。他在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在美国国会“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但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而不受影响。而当美国右派的麦卡锡参议员则把矛头指向三位国务院著名“中国通”时，费正清也被列入“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约翰”之一[6][7][8]，他们分别是范宣德、谢伟思和小约翰·佩顿·戴维斯（四人英文名都为约翰）[9]，而此时回中国的费正清朋友如费孝通、陈汉生却在中国大陆因被指“亲美”而遭攻击[10]。
1966年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一千多名学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台湾与《纽约时报》发表，攻击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出卖中华民国[11][12]。陈立夫的回忆录认为：费正清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13]。费正清的哈佛官网说：“他逐渐意识到，如果美国仍然与无能和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将缩减为零。”他支持（亲共的）自由知识分子[14]。
历史学家梁敬𬭚指出：“综括起来，费正清认为中国整个历史文化，都是基于独裁政治的产物，一切儒家学说，典章文政，都为独裁而设，这是一篇上下三千年，纵横二十五史的新解释，新认定，新比拟。如果无人出而辩难，则美国下一代的汉学青年，对于中共可能印下左列四种的错觉：①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的苗裔，而是中国历史的产儿。②这产儿的政治，不仅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中国全民。③这产儿的极权，并非出自马列崇拜的醉心，而是出自尊孔崇儒的积习。④这产儿既是中国特产自不能移植于亚洲其他各国（日本、印度或泰国、菲律宾），因此中共的坐大，不足为东亚或世界的大患。头三点显出中共已经承继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正统和文化道统，使自由中国失去吊民伐罪的理由，后一点显出中共政权不是可以移植国外的货色，使围堵和孤立，也都失去了政策树立的必要。”[15]
1948年，费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6]，简体字译本为《美国与中国》。
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1973年，与赖肖尔和阿尔伯特·M·克雷格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17]。1978年、1989年分别修订再版。
1982年出版对华回忆录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简体字译本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18]。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 China : A New History[19]；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正体字译本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20]。余英时为此书作序时表示，此书包含他的“晚年定论”，遵守着三条主线：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在这本《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改变先前的观点，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能压制[21][22]。
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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