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籍贯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中国教育家、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命名者。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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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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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传
1897年12月21日生于江西进贤。父亲罗传珍在江西任官，同情革命，曾为李烈钧求情免其一死。民初，罗一家寄居南昌。罗家伦少承庭训，习读文史，四岁进入私塾，识字，接受传统教育。1911年，在南昌时就读于美教士高福绥（F.G.Gale）的英文夜校。 1914年，投考进入上海复旦公学，曾任复旦杂志的编辑，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17年秋，以作文满分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2]1918年11月，傅斯年等创刊《新潮》月刊，协助胡适、钱玄同等文学改革运动。[1]1919年五四运动中，撰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为学生领袖之一。11月19日，新潮社改组罗接替傅斯年担任主编。年底，南下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 1920年秋，由蔡元培的推荐，获得穆湘玥的基金资助得到留学的机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历史与哲学，次年秋，因后杜威（John Dewey）的吸引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这一时期也认识了同在哥大求学的蒋廷黻。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和傅斯年一同学习。1923年冬，赴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1924年，纱厂生意萧条，穆湘玥也大受影响，资助中断，留学费用改为出版界接济。1925年，进入巴黎大学，并赴牛津大学搜集中国近代史的史料。1926年春，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计划，并由伯希和推荐进入巴黎亚洲学会。[3]
8月，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1927年4月，蒋中正部驻扎南昌，任命罗家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参加北伐。8月12日，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的筹办，任副教务主任。蒋下野后，学校各主任也离开南京，罗即受命代理校务。1928年1月，蒋复职，继续北伐，3月，罗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主任。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罗家伦和熊式辉曾奉命与日军交涉。6月，随北伐军进入北京，在北京招收新生后回南京。8月17日，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21日，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1]，期间整顿教育，裁并冗员，精简机构，罗致优师，扩建设施，卓有成效。1929年3月15日至28日，赴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北平被阎锡山占领，清华同学会有人发起“驱罗运动”。5月23日，罗向教育部请辞，返回南京后即随戴传贤前往河南劳军。10月，受聘前往武汉大学任教授。1931年1月，回南京担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改政治学校为四年制大学，并将政校蒙藏班改为蒙藏学校，推动教育公平，培养人才。12月9日，受任为国民政府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学潮、学风的整顿。1932年1月7日，参加国难会议，任筹备委员。一·二八事件后，政校西迁开封，淞沪协定后才搬回南京。9月5日，正式就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广揽名师，兴办学科，兴建校舍，延续南高、东大时期之校风提出“诚、朴、雄、伟”的学风，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大的最高使命；此后虽历经抗战西迁重庆，中大仍蓬勃发展，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4]1937年，推动中大新校区的建设，但因抗战爆发作罢。罗参加庐山会议后就返校组织西迁工作，11月初，中大顺利在沙坪坝复课。1939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常务监察。
1941年8月，辞任中央大学校长，出任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入滇考察以备滇缅边境发生事变，12月8日任务结束后返渝。[5]1943年6月7日，任监察院首任新疆省监察使，受中央设计局之命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出发考察[1]，次年3月完成任务，此后又数次赴新疆考察。1944年春，苏俄在阿尔泰山区煽动军事冲突，罗奉命也飞至乌鲁木齐，8月29日，新疆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才终于完全控制新疆。1945年，抗战胜利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重访牛津、剑桥；后转法国诺曼底，经南美，中美，而重访美国。1946年2月10日，自美返回上海，旋即转往重庆。5月，政府还都南京，任党史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2月26日，国民政府特任罗家伦为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和印度商定西藏事务。[6]:8298并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4月28日，离京赴沪，5月5日，抵达新德里。
1950年2月1日，由印度新德里到台湾，定居台北[1]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理事、党史会主委。1952年4月21日，就任考试院副院长。1953年6月30日，受聘为教育部简体字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1月，率团前往金门劳军。2月19日，出席国民大会，当选主席团主席。3月7日，当选中国历史学会理事。8月17日，考试院副院长届满卸任。1958年4月，又任国史馆馆长，至到1968年冬因身体原因辞任。1969年夏，病势渐重，12月25日，在台北荣民医院逝世。
著作
《新人生观》
《新民族观》
《科学与玄学》
《逝者如斯集》
《心影游踪集》
《国父年谱》
《黑云暴雨到明霞》
《人类良心备忘录》
《罗家伦先生文存》(共十四册，原编十二册、补编一册、附编一册。国史馆出版，1976年12月)
纪念
轶事
相传罗家伦就读北大时，曾写一百封情书追求北大校花。最初因相貌丑陋遭拒，最后这位校花开出三个条件：留洋博士、大学校长、夫妻同行必须保持相当距离，她才愿嫁。据国民党党史馆资料显示这故事为编出来的[7]。
国民党党史馆的《五四名人书札》中，就有罗家伦当年所写情书，情书是用国民党专用信纸所写成。但罗家伦的妻子张维桢就读沪江大学，并非北大校花，两人于1927年11月在上海结婚，育有二女罗久芳、罗久华，罗久蓉则为其侄女。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时，送史学家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又对罗家伦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8]
李敖的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张幼仪在自己的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提到在她与徐志摩离婚之后，曾经有位中国人追求过她。由于书中以“卢家仁”为音译，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人将这个中国人与罗家伦联想在一起，直到最近有学者根据张幼仪书中对这位追求者的描述，推测“卢家仁”很可能就是罗家伦本人。
从时间轴来看，当时罗家伦人在德国，极有可能与也身在柏林的张幼仪有所接触；其次，罗家伦本人最著名的就是一双毛茸茸的“熊掌”，也与张幼仪对追求者的描述相符合。除此之外，当时罗家伦和他的女朋友张维桢正因误会冷战中，也因此断了好一阵子的书信联系，极有可能在这段空窗期遇上张幼仪，进而受其吸引。不过最后张幼仪还是因为传统观念拒绝了罗家伦的追求，在这之后罗家伦又与张维桢恢复连系，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9]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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