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济时爵士，KCMG（英语：Sir Michael David Irving Gass，1916年4月24日—1983年2月27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65年9月至1969年1月出任香港辅政司兼行政及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1969年3月至1973年10月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
祁济时在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早年于西非黄金海岸政府供职，官至内政部常务次官。在1958年至1965年间，他调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布政司，此后出任香港辅政司。在辅政司任内，他与何礼文及姬达等港府官员应对六七暴动，并在1967年6月至9月期间暂代戴麟趾爵士署任港督一职，设法主持大局。在暴动期间，他对滋事的左派份子采取强硬态度，从而有效控制局势，但也因此成为左派阵营口诛笔伐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祁济时在1969年卸任前夕获英廷授予KCMG勋衔，以肯定他在任辅政司期间的表现。
祁济时在1973年结束殖民地生涯，返回英国定居，晚年曾于1977年至1981年间出任萨默塞特郡议会议员，并热心参与研究萨默塞特郡的地方历史。祁济时与妻子伊利沙伯·艾克兰-胡德在1975年结婚，其妻也曾任郡议员，1998年至2015年出任萨默塞特郡郡尉。
生平
祁济时在1916年4月24日生于英国多实郡韦勒姆（Wareham），父母分别名叫乔治·艾文·加斯（George Irving Gass，1883年－1947年）和诺拉·伊丽莎白·孟斯塔德（Norah Elizabeth Mustard，1887年－1945年）。[1][2]祁济时是家中五名兄弟姊妹中的长子，[1]其余四名弟妹分别是布莉吉特·艾文·加斯（Bridget Irving Gass，1917年－2009年）、梅里·艾文·加斯（Murray Irving Gass，1922年－1942年）、伊恩·艾文·加斯（Ian Irving Gass，1922年－1991年）和E·N·I·加斯（E. N. I. Gass，1928年－）。[3]
虽然生于多实郡，但祁济时自幼已随家人迁回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附近原本居住的小镇百利沃顿（Butleigh Wotton）。[4]他早年入读当地位于布鲁顿（Bruton）的英皇学校，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5]1937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再入读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并于1938年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6]祁济时后来又获得基督教堂学院颁授文学硕士学位。[1]
大学毕业后，祁济时旋于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从事政务工作，同年7月获派往西非殖民地黄金海岸出任助理民政专员，是战前最后一批派到当地的官学生。[5][7]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同年9月爆发后，他随即应募入伍，服役于皇家西非前线部队（RWAFF）辖下的黄金海岸军团第三营。[2]在二战期间，他曾获派到东非肯尼亚等地和缅甸各处作战，因表现英勇而获两度传令褒奖，一直到1945年二战完结后，他才以陆军少校身份从军中退役。[2]
在1945年，祁济时返回黄金海岸的殖民地政府出任民政专员，并一度在1946年被借调到劳工处徙置科，参与战后的重建工作。[8]在1951年，他获擢升为二级政务官兼辅政司署高级助理秘书，并在1953年进一步晋升为一级政务官，同时出任阿散蒂地区的助理区域理民官。[9][5]祁济时在1956年被调回殖民地首府阿克拉，出任内政部常务次官。[2]黄金海岸在1957年宣布独立为共和联邦王国，并更名为加纳后，他留任常务次官一职至1958年，而加纳则在1960年更迭国体，成为共和国。[2]
祁济时在1958年调往西太平洋地区，担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布政司，并在英属所罗门群岛的首府霍尼亚拉办公。在任内，他曾于1959年、1961年、1963年和1964年多次署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一职，曾与他共事的还包括在1961年至1964年间出任高级专员的戴麟趾爵士。[1]在1960年的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英廷向他颁授CMG勋衔，以表扬他多年来在海外担任公职所作的贡献。[10]
在1965年3月，英政府宣布委任祁济时接替退休的戴斯德出任香港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11]与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供职的时候一样，他的港督上司正好也是刚于1964年4月才上任的戴麟趾爵士。祁济时同年5月在香港作短暂逗留后，于9月正式上任。[12][13]与戴斯德不同，祁济时长年在西非供职，未曾出仕香港，只曾在1960年访港旅游，[14]因此被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等人质疑他对香港缺乏认识，[15]政府内部对其空降也有微言。[7]虽然如此，他很快就融入香港的社交圈子，并掌握和了解香港各方面的事务。[7]
应对连串暴动是祁济时在辅政司任内最大的考验。在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使位处中国边陲的香港也变得日益动荡不稳。[16]就在他上任后不久，九龙地区在1966年4月因为天星小轮头等收费上调五仙至港币两毫半而发生暴动，期间港府一度宣布实施宵禁。[17]暴动过后，港府虽然发表报告承认香港警队的贪污问题是暴动成因之一，但叶锡恩仍批评祁济时不了解问题严重性，也“不愿意倾听可以了解真相的事情”。[15]不过，祁济时事后公开反驳叶锡恩的言论，他强调警队贪污问题只局限于初级警务人员，认为问题并不如想像般严重。[15]
继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后，香港在1967年5月再因为东九龙新蒲岗一家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而引发工潮，工潮在左派的介入和“文革”风潮席卷香港的情况下，更演变成为持续大半年的六七暴动。[17]从5月6日起，发动工潮的工人开始与警方发生零声冲突，局势更随着加入人数不断上升而恶化，迫使港府在5月11日宣布东九龙实施宵禁。在5月16日，左派团体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号召挑战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构成威胁。[16]
面对左派暴动，祁济时采取强硬姿态应对，在5月17日的立法局会议上，他强调“港府决心维持秩序”，并表示已责成劳工处长化解引起暴动的劳资纠纷。[18]可是，骚乱此后仍然持续，在5月下旬进一步蔓延至香港岛的中环等地，港督府外更沦为左派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为免局势失控，港府随后派出防暴警察拘捕滋事者，以及一度对香港岛实施宵禁。港府复于5月24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颁布紧急规例，禁止公众进行煽动性的广播和集会，随后又于6月1日起禁止公众张贴煽动性的标语。[19]在5月31日，祁济时再次于立法局内发言谴责暴动，他形容连串暴动是“少数人使用卑鄙的恐吓和暴力威胁所造成”，同时重申港府“决心竭尽全力制止这种恐吓和暴力”，表明不会退让。[20]
可是踏入6月份，左派团体不单发起示威和暴动，还策划各行各业的罢工和罢课，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19]在这个时候，港督戴麟趾爵士却在6月25日因病与家人返回英国休假，祁济时遂出任护督一职，设法主持大局。除他以外，华民政务司何礼文也获任命为署理辅政司，而防卫司兼港督特别助理姬达则获任命为增设的副辅政司（特别职务），祁济时、何礼文和姬达三人遂成为港府应对左派暴动的核心决策人物。[21][22][23]当时英政府及港府内部一度讨论英国应否放弃香港，但几经何礼文等人在行政局内陈情，才促使英政府决定继续留守。[24][25]
祁济时接手主持大局后负责领导行政立法两局，处理过不少危机。[21]在7月8日，中港边境发生沙头角枪战，中国民兵突袭驻守边防的香港警察，造成五名警务人员殉职。[26]事件发生以后，祁济时除了向死伤者家属致以慰问外，又宣布对沙头角短暂实施宵禁，和改由驻港英军派驻踞喀兵驻守沙头角边境一带，[26]在8月11日，港府还决定关闭中港边境。虽然沙头角枪战使中港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但祁济时在致共和联邦部（Commonwealth Office）的内部函件中认为，事件主要由一些受中共地方政府支持的民兵发动，只属于个别事件，相信与北京方面的中共领导层无关。[27]
另一项使港府大为头痛的危机，是左派份子由1967年7月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他们除了针对政府合署及政府办公处发动袭击外，寻常的街道，以至服务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亦遭到袭击。[17]左派份子放置土制炸弹的行动一直到同年12月才告中止，期间他们在全港一共放置了8,074枚真假炸弹，当中1,167枚属真正炸弹。[16]这些土制炸弹除了使警务人员疲于奔命外，部分人更因此殉职，而不少普通市民也无辜成为受袭对象，使到左派暴动进一步失去民心。[17]面对土制炸弹的威胁，祁济时没有妥协，并且出动警队高调搜查左派份子各处据点，以及大举搜捕左派滋事份子，当中包括在8月4日向访港英军航空母舰借用直升机，攻入左派份子在北角侨冠大厦的阵地。[17]在紧急法例生效下，部分参与策划暴动的人士更被递解出境。[17]
祁济时认为，港府虽然大举搜捕左派滋事份子，但从北京方面“出奇地温和”（suprisingly mild）的反应推测，他结论中方无意派解放军挥军香港，意味港府可以放心镇压左派暴动。[27]此外，在与共和联邦部的内部书信往来中，祁济时批评香港的左派报章在暴动期间煽动舆论情绪、报导虚假新闻和多次恶意中伤港府，但考虑到《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等主流左派报章由中方控制，因此他向英政府建议港府先向一些独立的左派报章采取行动，以收阻吓作用。[27]不过，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格雷事件”中，香港法院在7月19日以煽动暴乱罪名判处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的行动，却直接导致中方在7月21日拘禁路透社驻北京的英籍记者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反映中方也有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28]虽然如此，尽管英政府内部同样担心对付左派报章可能会触怒中方，但祁济时的建议仍旧在8月4日获得共和联邦部的正式批准。[27]
在得到英政府支持下，祁济时在8月9日出动警方搜查多间左派报馆，并拘捕《香港夜报》社长胡棣周、《田丰日报》社长潘怀伟、《田丰日报》督印人陈艳娟、南昌印务公司董事长李少雄和南昌印务公司经理翟暖晖合共五人，而《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独立左派报章随后于8月17日被勒令停刊。[29]祁济时查封左派报馆的行动成为后来“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主要导火线之一，事件中，为了报复“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大批红卫兵在8月22日包围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至晚上时份更以武力冲入代办处，纵火焚烧大楼和停泊的汽车。[30][31]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和参赞兼办事处主管柯利达等使馆职员和家属遭群众殴伤，事后还被中方软禁。[32]
由于祁济时在六七暴动期间指挥港府强硬对付左派份子，因此他一时成为左派阵营口诛笔伐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以“斗委会”为首的左派阵营曾经在坊间派发单张，列举祁济时的“十大罪状”，当中包括“把香港变成侵越反华基地”、“遏制毛泽东思想传播”和“迫害爱国新闻工作者”等等；[33][34]此外又在全港闹市张贴街招，表示要向祁济时发出“通缉令”，要求他认错道歉，并警告他“当心问绞”，而部分激进的滋事份子更在市区放置棺材造型的土制炸弹，扬言要把棺材送给祁济时使用。[35][36][37][38][39]
这些针对港府和祁济时的行动虽然广为香港的左派报章报导和宣传，但随着港府强硬对付和搜捕左派滋事份子，再加上左派的激进行动和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潮”为主流报章和舆论所猛烈抨击，暴动并不获普遍香港市民支持，而香港局势在9月以后也终于逐渐得到港府有效的控制。[16][17]在9月24日，港督戴麟趾返港回任，在动荡时期领导港府前后三个月的祁济时遂在9月27日离港休假，一直到1968年1月26日才结束休假返港。[40]在展开休假前，祁济时在1967年9月8日依据《紧急法》颁布《紧急情况（烟花爆竹）规例》，从坊间回收大量烟花爆竹，并禁止市民私自管有和燃放烟花爆竹，以防这类物品落入左派阵营用以制作土制炸弹。[19][41]
就在祁济时展开休假后不久，鉴于香港的左派暴动缺乏市民支持，再加上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潮”愈演愈烈，为免出现反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7年12月向香港的左派阵营下达命令停止“反英抗暴”，扰攘香港近七个月的六七暴动才告全面平息。[16][17]
汲取六七暴动的经历，祁济时在1968年提出兴建大榄女子监狱和专门收押男性犯人的壁屋监狱及惩教所，以强化监狱系统，两所监狱后来分别于1969年和1975年落成启用。[42]此外，考虑到青少年向心力不足是部分青少年参与暴动的原因，祁济时与警务处处长伊达善等人在1968年研究设立类似英国三军招募少年入伍受训的计划，为合适的青少年提供公民及纪律训练，同时为他们安排社交和康乐活动，从而避免青少年误入歧途。[43]在祁济时等人的构想下，港府复于1973年正式成立皇家香港警察少年训练学校，专门为15至17岁的少年提供升读传统中学以外，另一个以专业训练为核心的升学途径。[43]警察少年训练学校一办17年，至1990年才告停办。
祁济时也有份审视香港地铁的兴建计划。早于1966年2月，港府已委托英国的费尔文霍士顾问工程公司（Freeman, Fox, Wilbur Smith & Associates）就发展集体运输系统进行研究，顾问公司复于1967年9月发表《香港集体运输研究报告书》，草拟了地下铁路的兴建蓝图，[44]有关报告书其后由祁济时于1968年2月送交立法局审议。[45]虽然港府当时的工务司邬励德曾表示希望可以在1968年底为香港地铁的兴建作最后决定，惟建造方案一再修订，使工程多次延迟。[46]一直到祁济时卸任后多年，港府才在港督麦理浩爵士主持下，于1972年成立地下铁路临时管理局，而首条地下铁路要到1975年11月才正式动工兴建。
祁济时的其他工作还包括在1968年5月出任1970年世界博览会香港馆总监，负责为暴动过后的香港向外资推广经贸商机。[47]这次博览会是香港自六七暴动以来首次参与的世界博览会，但是到博览会于1970年在日本大阪正式开幕的时候，祁济时已经卸任。[47]
在1968年10月，港府宣布祁济时即将卸任辅政司，同时宣布他会出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48]祁济时在1969年1月26日正式卸任，结束前三年多的辅政司生涯。在卸任当日，他从皇后码头乘座“慕莲夫人号”横渡维多利亚港，随后在九龙的启德机场登岸，再乘搭英国航空班机返回英国，并在登机前获各界人士在场送别。他在临行前又接受记者访问，表示“对香港前途深具信心”，相信香港的“工商业将会继续繁荣”。[49]
除了在六七暴动期间，祁济时也曾经在1966年6月29日至8月28日、1968年4月24日至5月17日、以及同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出任护督，代理港督的职务。[50]在出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前夕，为表扬和肯定祁济时在香港辅政司任内的贡献，英廷在1969年元旦授勋名单中宣布向他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51]至于祁济时遗下的空缺，则由塞舌尔群岛总督罗乐民爵士接替。
在英国作短暂逗留后，祁济时在1969年3月重返英属所罗门群岛首府霍尼亚拉，正式就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52]在任内，他负责在动荡的局势下推动政制改革，并参考伦敦郡议会的运作模式，于1970年为所罗门群岛引入新的宪法。在新宪法下，当地设立一个全新的管治议会（Governing Council）以取代原有的行政局和立法局，而透过新的委员会制度，所有管治议会议员都可以兼任议会辖下的五个委员会委员，从而参与政策的制定。[7]然而，由于舆论认为新的宪制并不符合当地需要，结果他在1973年卸任后的翌年，当地再引入新的宪法，以更为普及的西敏式部长制取代原有的委员会制。[7]
此外，祁济时也积极推动英属西太平洋领地的解体，在1971年，吉尔伯特及埃里斯群岛（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不再受高级专员管辖，改为直属于英国外交部，为吉尔伯特及埃里斯群岛连同领地内的广东及安德贝利群岛（Canton and Enderbury Islands）和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等地，在日后独立为基里巴斯、图瓦卢和瓦努阿图铺路。[7]
值得一提的是，祁济时不单在任内拜访各大群岛，更是最后一位坚持造访官邸的宾客必须身穿晚礼服的高级专员。[7]有趣的是，由于当地并不流行穿晚礼服，因此他曾经打趣地表示，每次在官邸出席不同的场合时，总会发现男宾客身穿的晚礼服外套都十分眼熟，估计当地仅有的几件外套都在访客之间流转借用。[7]
虽然身在西太平洋，但祁济时任内仍不时被香港舆论提及，特别是被舆论盛传与罗乐民爵士一样是港督戴麟趾爵士的热门继任人选。[53][54]有关传闻在祁济时于1970年12月休假访港的时候更为尘嚣甚上，[55]及至1971年，英政府公布外交官出身的麦理浩爵士将接任港督后，有关传闻才得以平息。祁济时在1973年9月卸任高级专员一职，展开退休生活，并由香港民政司陆鼎堂接任。在卸任返英途中，他选择再一次路经香港，与各界友好聚旧。[56]
祁济时返英后定居于萨默塞特郡桥水镇（Bridgewater），后于1977年至1981年间当选为萨默塞特郡议会议员。[1]晚年的祁济时热心参与研究萨默塞特郡的地方历史，在郡议员任内曾于1978年至1981年间身兼郡议会的图书馆、博物馆及纪录委员会主席，[57]另外也曾参与萨默塞特郡考古及自然历史学会的工作。[58]祁济时在1983年2月27日于萨默塞特郡猝死，终年66岁。[59][60]
个人生活
在殖民地供职多年的祁济时一直未婚，[51]至退休后的1975年，才以59岁之龄在萨默塞特郡迎娶比他年轻24岁的伊利沙伯·艾克兰-胡德（Elizabeth Acland-Hood，1940年3月2日－）为妻，夫妇俩膝下并无子女。[1]祁济时爵士夫人系出名门，是萨默塞特郡的世家氏族，其任职大律师的父亲约翰·艾克兰-胡德阁下（Hon. John Acland-Hood，1906年2月11日－1964年11月2日），是前任财政部政务次官圣奥德理斯勋爵（Lord St Audries，1853年9月26日－1917年6月4日）的幼子。[1]
祁济时爵士夫人的娘家在萨默塞特郡具深厚的政治势力，其艾克兰-胡德家族在19世纪一直控制着当地西萨默塞特选区的下议院议席。[61]祁济时除了曾任郡议员外，他的妻子也曾在1985年至1997年间出任萨默塞特郡议会议员，及后更于1994年出任郡督、1995年出任副郡尉、1996年受封太平绅士、以及由1998年至2015年出任萨默塞特郡郡尉。[62]
在个人兴趣方面，祁济时爱好园艺、兰花和摄影，并把不少以丛林和兰花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制成圣诞卡寄赠亲友。[7]祁济时对鸟类学和关注萨默塞特郡的地方历史也有相当的兴趣，他生前也是伦敦东印度会和香港会的会员。[1]
| 主要经历 | |
|---|---|
|
荣誉
- 祁济时 （M. D. I. Gass，1916年4月24日－1960年6月）
- 祁济时，CMG （M. D. I. Gass, CMG，1960年6月－1965年）
- 祁济时，CMG，JP （M. D. I. Gass, CMG, JP，1965年－1969年1月）
- 祁济时爵士，KCMG，JP （Sir Michael Gass, KCMG, JP，1969年1月1日－1969年1月26日）
- 祁济时爵士，KCMG （Sir Michael Gass, KCMG，1969年1月26日－1983年2月27日）
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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