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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在《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简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衒之[1]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伽蓝（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与郦道元《水经注》一同，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
据书中自言，作者在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年－529年）曾官奉朝请，见帝都洛邑极盛时。时隔二纪，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甚至连钟声都罕闻。追思往昔，难免黍离麦秀之悲，故撰斯记，传诸后世。
洛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于此，直到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孝文汉化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477－499）末，下至永熙（532－534），四十年间，修建寺宇达到一千三百余所。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师洛阳的兴废，不少大伽蓝（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宁寺(516－534)）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
《洛阳伽蓝记》作于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534年）后，杨衒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国家兴亡，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又寓含着治乱训鉴。至于缀拾旧闻掌故，详述京城地理，正《魏书》之曲笔，补史志之阙失，于历史地理研究亦占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繁简得宜，文笔优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上乘之作。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
《洛阳伽蓝记》原书有正文、子注之别，注语占大半。唐朝以前文注分明，宋朝以后在传抄过程中文注混淆，读解不便。至清道光间，方有吴若准撰《洛阳伽蓝记集证》，改定正文、子注，恢复原貌，但正文太简，注文过繁。
此外，还有日本学者人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 F.Jemier译注的Memories of Loyang：Yang Hsiian-chik and the Lost Capital（493- 5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评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等。[2]
邱苏伦的泰文全译本，于2011年在泰国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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