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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传播（英语：Climate communication，或称气候变化传播英语：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是环境传播及科技传播领域中的一项，重点为传达人为导致气候变化的归因、性质以及影响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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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领域的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后不断成长并朝多元发展，包含相关媒体、概念框架以及公众参与和反应的研究。自2000年代末期起，把研究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日益增加，且把相关信息传达给处于边缘化社会中的人。
为让人们更能清楚理解全球变暖的问题，气候传播工作会彰显那些实际产生大气负面影响的因素 - 即因人们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如石油和天然气）而导致过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进入大气而导致的结果。
此领域大多数研究重点在提高公众的知识和意识，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并促进公众参与及付诸行动。在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包括对传播对象的熟悉程度、阻止公众理解的障碍、创立变革、将对象分众、修订表达用语、公共卫生、以叙述故事方式传达、媒体报导和流行文化。
牛津传播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中，传播学学者Amy E. Chadwick女士将《气候变化传播》视为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兴起的一门学术领域。[4]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新西兰和瑞典）着重在研究公众对气候变化于科学、模型和风险的看法和理解，并用来引导传播策略的制定。[4][5]此类研究显示虽然公众已有意识，并开始注意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气温升高和降水模式改变），但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仅与臭氧层消耗和其他环境风险相互关联，却非与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关联。[5]持续到2000年代中期（2004-2006年），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强化，但对归因的意见分歧。[5]在200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后期（2007-2009年）的研究中，有证据显示虽然科学观点共识不断增强，但气候变化越来越多被用作“政治立场测试”而造成观点两极化的情况，显示气候变化否定说的观念也在上升中。[5]到2010年，研究人员Susanne C. Moser看到气候变化传播扩展的两个重点 - 除科学和政策外，也开始包括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质证据，加上不同领域间更多对话/交流，有越来越多人认为气候变化与社会的相关性日益增强。[6]在2010年代中期（2014-2016年）的调查显示，全球不同地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不一，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持续关注，但如中国、墨西哥和肯亚等国家的趋势却是漠不关心。[5]Susanne C. Moser在2016年指出自2010年以来，西方世界国家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参见南北分歧）的气候传播研究总数有所增加，并且更加关注与原住民和其他边缘化社区的信息传播。[7]截至2017年，研究仍然侧重于公众理解，并开始分析媒体、概念框架、公众参与和回应，以及劝服策略间的相关性。[4][7]这种进展让气候变化传播在学术领域中变成一种正统，并产生一批专注于此领域的科学家。[7]
大多数气候传播和研究都关注于 (1) 与公众的理解/意识和感知相关的机制，而这些机制与 (2) 个人文化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相关的情感，以及(3) 这些组合如何影响到因反应而出现的参与和行动。[4][6][8]在学术领域中，有关知识型传播和情感驱动型传播两者间孰较重要，仍存有争议。[9]虽然本质上两者均与行动有关联，但研究人员通常认为增加理解后会让行动增强。[9][10]而研究人员Kris De Meyer等人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对此点提出反驳，他们认为是因行动才会产生信念。[9]
研究传播的方向之一是分析公众的理解和风险感知。[4]了解公众对风险的看法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以及公众的知识、担忧、共识和意象被认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处理选民的担忧，并进一步为气候传播提供信息。[4][10][11]这一概念让气候传播得以进入政治传播、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领域。[11]提高公众理解通常与科学共识和其他科学事实或预测的传播水平相关，可刺激行动并处理“补足信息模式 ”的问题，但也可能与价值观和情感的联系有关。[9][11]感知通常与个人对受影响的地点、时间（现在与未来）、天气事件或经济的认识有关，而在传播时因使用不同框架 (社会科学)（链接概念）和表达用语而有不同的效果。 [5][10][11]这些传播方式目前包括有科学交流、知识转移、社群媒体、新闻媒体和娱乐等，这些传播方式也被个别做研究。 [5][9]
除对知识的研究外，气候传播研究人员还观察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有价值观和情感，它们如何受到各种传播策略的影响，以及如何对传播模式的效果发生影响。[8][9]理解和联系传播对象的道德、文化、宗教和政治价值观、身份和情感（如恐惧）被认为是适当及有效沟通的必要条件，因为气候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和间距性（物理上、社会上和时间上）而难以描述。[8][12]认识和理解这些价值观是影响气候科学和缓解行动认知的关键，因为价值观有过滤这类信息的作用。[7]对气候变化的情绪反应以及情绪在决策中能发挥作用，促使研究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情绪方面进行研究。[7]诉诸情感（如恐惧和希望）和价值观也可作为传播策略来运用。[4][6]目前尚不清楚是消极情绪（例如担忧和恐惧）或是积极情绪（例如希望）更能促进人们采取气候行动。[4][9][12]也可就情绪上愉悦的程度和/或其可唤起行动的程度来做分析，但这方面尚未受到充分研究。[12]
研究气候传播还可侧重于公民参与和改变行为，以调适或增强气候韧性。[6]参与和行动可在不同地理范围（地方性、区域性、国家级，甚至是国际性）进行，例子包括参与气候正义运动、支持政策或政治、改变农业做法以及解决极端天气脆弱性问题。[6][10]行为改变还可处理影响生活方式、生活选择和整个社会上更为基本的规范和价值观。[6]参与还会促使传播气候变化者与在此领域研究者之间互动。[7]研究也发现增加理解和感知不会自动产生行动，因而主张在沟通方法中要增加促成行动的手段。[7]对参与和行动的研究通常侧重于研究同地点不同人口间和不同地理位置人口间的感知和理解。[11]一些从政者，例如美国演员及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的口号是“终结污染”，他说活动家应该透过关注气候行动能产生的健康协同效益来产生乐观情绪。[15]
气候传播的重点是唤起大众起而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所做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找出公众理解，以及采取行动时会遇到的障碍。学术证据显示采用补足信息模式 - 沟通者假设“如果公众能了解更多，就会采取行动” - 是行不通的做法。相反的，论证理论显示对于不同的传播对象需要采用不同的劝服论证和沟通。这与心理学、环境社会学和风险沟通等领域的许多假设并不相同。 [22]
此外，有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哈特兰研究所[23][24][25]等组织和个人的气候变化否定主义者会把错误信息引入公众话语和理解中。
有几种模型可解释为何公众在知情后仍不采取行动。此理论模型之一是挪威心理学家及参政者波·依伯斯坦斯·托克尼斯所创建的5 Ds模型。[26]斯托克尼斯描述想利用气候传播激发行动，会碰到的5个主要障碍：
由美国社会学教授卡丽·诺加德所撰写的作品《生活在否认中：气候变化、情绪和日常生活（Living in Denial: Climate Change, Emotions, and Everyday Life）》中对一名为比格达比（Bygdaby，挪威一座真实城市的虚构名称）的研究发现，不应对与缺乏信息相比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是过多的信息反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 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并没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往往会选择忽视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当人们知道问题过于复杂，会感到不知所措和无助，会产生冷漠或怀疑论。[27]
虽然根据补足信息模式以传播气候变化的知识，并不能有效产生改变，但能让人们对主要问题和主题感觉自在及具有素养，仍有重要功能。[28]已有机构和教育组织（例如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气候素养实验室，[29]和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开发出用于培养气候素养的框架和工具。[30]这些以英文撰写的资料已被气候素养和意识网络（Climate Literacy and Awareness Network）收录。[31]
截至2008年，所知大多数影响个人或社会变革的环境传播都集中在行为改变，如：家庭能源消耗、资源回收行为、改变交通运输行为和购买绿色产品。[32]当时也有少数导致变革的多层次沟通策略的例子。[32]
由于大部分气候传播都侧重于公众广泛参与的行动，因此大部分的研究都侧重于行为改变。有效的气候传播通常包括三个部分：认知、情感和基于特定地点的劝服模式。[33]
不同人群中的不同分众对气候变化传播会有不同的反应。自2013年起已有越来越多针对分众的学术研究，以了解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策略后的效果。[37]主要的分众研究有：
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和与公众对话，其重要部分是在采用哪种描述“全球变暖”的说法能产生最好的效果。
本节摘自气候变化#命名。
在1980年代之前，当尚不清楚增加的温室气体的变暖效应（温室效应）是否强于空气中悬浮微粒的降温效应时，科学家们使用“不经意的气候改变（ inadvertent climate modification）”来指代人类对气候的影响。[44]
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和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这两个名词变得更为普遍。但此两者有时可互换使用，[45]从科学上讲，全球变暖仅指地表加速变暖，而气候变化描述地球气候系统变化的总体情况。[44]全球变暖（早在1975年就已使用[46]）经NASA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在1988年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使用后，成为更流行的名词。 [47] Since the 2000s, climate change has increased in usage.[48]气候变化的使用自2000年代起有所增加。[49]气候变化也可更广泛指代人类引起的变化或整个地球历史上的自然变化。 [50]
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和媒体现在使用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或气候紧急状况（climate emergency）来谈论气候变化和全球热化（global heating），而非全球变暖。 [51]
气候变化把许多现有的公共卫生问题加剧，例如蚊媒疾病，也引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问题，例如自然灾害发生后健康问题的增加或是热病的增加。因此健康传播的领域早已体认把气候变化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而需人口进行广泛的行为改变，以调适气候变化。[32]《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于2008年12月刊出一篇文章，建议使用两大工具来实现这种改变：沟通和社会行销。[32]于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即使温和派和保守派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接触到变化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息也会引起此类人更大的担忧。[52]预计气候变化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因对气候变化发生增长的情绪反应，人们越需要增强对情绪的调适力和韧性。研究显示当情绪体验得到适当的支持和处理时，可达到调适的结果。这种做法需促进个人情绪处理能力和反思功能，而在情况发生时，个人因具有情绪容忍度和韧性，不仅可自保，也能在危机中支持他人。[53]
将气候变化信息编成一个故事已被证明是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在2019年所做的研究，以故事形式讲述气候变化更能激发环保行为。.[54]研究人员提出，这些气候故事让每个实验对象以经验方式处理信息而激发其行动，增加他们的情感参与并导致情绪唤醒。例如，负面结局的故事会影响心脏活动，增加节拍间隔 次数，表示故事向大脑发出信号，让大脑保持警惕，而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一项类似的研究显示分享有关气候变化的个人故事可说服气候否定论者。[55]听到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某人的生活会引发担忧和同情等情绪，会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大众媒体和新闻业对公众在气候变化态度方面的影响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学者研究媒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传播对象或政治立场下报导气候变化的倾向（例如福斯新闻对气候变化新闻带轻蔑式的报导），以及新闻编辑室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具有不确定性或争论的问题，让人感觉是平衡报导的方式。[4]
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流行媒体（如电影《明天过后》、广受好评的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和气候变迁小说）如何改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看法。[4][56]
有效的气候传播需要有传播对象以及背景意识。不同的组织根据气候传播方面的经验整理出指南及框架。本节将此类指南整理如下。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环境决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Decisions）于2009年编写的一本手册，列出基于环境决策心理学研究的八项主要沟通原则：[57]
英国慈善组织Heard Organisation Limited所属的On Road Media根据从COVID-19大流行传播中吸取的经验，于2020年发布战略手册。手册中在框架的重点是开发积极的信息，帮助人们对学习更多以应对气候变化感到乐观。 [58]框架中有六项建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为其传播材料撰写者出版一本关于有效气候沟通的指导手册。手册内容出自广泛的社会研究，探索不同策略对气候传播的影响。[59]手册重点包含六项主要原则：
于2018年所做的一项研究，结论是透过图表，比使用文字更能有效克服误解。[60]另外，非营利组织Climate Visuals于2020年发布一套基于证据来作气候传播的指南。[61]他们建议的视觉传播要包括：
有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参与协助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而做的缓解工作。目前已完成不少有关如何传达相关信息，以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引导人们参与解决问题，而非引发否定、疏离或麻木的末日感等心理防御等方面的工作。
心理学家除就沟通方法提供建议外，还发现合适的人进行沟通所能产生的差异。如果由正确的人传递与气候相关的信息（例如安排美军退伍军官向保守派人士讲话），能让传达对象有正面回应。[62]许多并非以心理学为专业的人也一直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心理问题提供建议。例如哥斯达黎加外交人员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和英国政治策略家汤姆·里维特-卡纳克两位就领导完成空前成功的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他们此后持续致力于传播这种“顽固乐观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个人该秉持，针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正面心理反应。[63][64][65][66][67][68]
于2020年所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采用具有说服力信息来解释导致气候变化的机制，而不强调气候变化的风险或后果，在改变信念方面更有效，尤其是针对保守派的传播对象。[69]
气候变化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更为严峻。对于贫困程度更高、获得技术的机会更少以及教育程度更低，通常表示该采用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 《巴黎协定》和IPCC都承认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功能以解决这些差异。 非营利组织气候与发展知识网络于2019年根据他们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传播气候变化的经验，发布一套经验传承和指南。[70]
目前知名气候传播研究中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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