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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柏拉图(古希腊语:Πλάτων,罗马化:Plátōn,国际音标:[plátɔːn],前429年—前347年),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雅典人,他的著作大多以对话录形式纪录,并创办了著名的学院。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史称“西方三圣”或“希腊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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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生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阿里斯通 (Ariston of Athens),母亲是培里克琼(Perictione),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他的家庭据传是古雅典国王的后裔,他也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克里提亚斯的侄子。依据后来罗马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柏拉图的原名为亚里斯多克勒斯(Aristokles),后来因为他强壮的身躯而被称为柏拉图(在希腊语中,Platus一词有“平坦、宽阔”的意思)。但第欧根尼也提起了其他的说法,柏拉图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来自他流畅宽广(platutês)的口才、或因为他拥有宽广的前额。由于柏拉图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其他才华,古希腊人还称赞他为阿波罗之子,并称在柏拉图还是婴儿的时候曾有蜜蜂停留在他的嘴唇上,才会使他口才如此甜蜜流畅。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28岁的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彻底绝望,于是开始游遍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埃及、昔兰尼加等地以寻求知识。据说他在四十岁时,约公元前387年结束旅行返回雅典,并在雅典城外西北角创立了自己的学校即著名的柏拉图学院,这所学院成为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也因此而得名,也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
学院的名字与学院的地址有关,坐落于一处曾为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得摩斯住所的土地上,因而以此命名。【英语中的‘学院’(音译:阿卡德美)(英语:Academy)一词就来源于柏拉图所创办的学校[1]】。学院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为止。学院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较大,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课题,包括了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声学。学院培养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其中最杰出的是亚里士多德。
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那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教导苏格拉底应该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撰写的对话录中的主要角色。至于对话录中有多少是苏格拉底的原意、而又有多少是柏拉图自己的意见,目前依然存在极大争议。由于苏格拉底自己从没有写下任何著作,这个研究的问题也经常被称为“苏格拉底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柏拉图究竟将苏格拉底虚构到了哪种地步,阿里斯托芬也写下许多挖苦嘲讽苏格拉底的作品,两人对苏格拉底的记载往往有极大差异
柏拉图曾数次暗示他自己是苏格拉底的一名追随者,但他从没有明确承认过。在《斐多篇》中他写下一串名单,列出那些在苏格拉底服药自尽那天陪伴他的朋友,并且记载道“柏拉图生病了”(《斐多篇》 59b)。而在《申辩篇》里,柏拉图则疏远了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记载中苏格拉底宣称有几名他之前的同伴也在观众席内,他并指出阿狄曼图(Adeimantus)的兄弟柏拉图也在场(《申辩篇》 34a)。阿狄曼图也曾在《理想国》里以辩论者的角色出场。
柏拉图从没有在对话录里将自己描述为讨论者之一,他只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在远处旁观的听众。唯一的例外是《申辩篇》,他并没有宣称自己聆听到任何第一手的对话。在其中一篇对话录中,柏拉图则称这些内容并不是他杜撰的,而只是在苏格拉底指示下完成的对话笔记(《泰阿泰德篇》142C-143B)。一般认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亲密学生和随从,但奇怪的是柏拉图从没有在这些对话录里以当事人身份出现过。
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刑对柏拉图造成极大的震撼,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一系列对话录中最为着重、也最为一致的事件。柏拉图在许多对话录都曾明确的或间接的提起这场审判,或提起这场审判的情节和角色。举例而言,在《泰阿泰德篇》(210d)和《伊壁鸠鲁篇》(2a-b)中苏格拉底告诉大家他必须面临一场不公平的审判。而在《美诺篇》(94e-95a)里,阿尼图斯(Anytus)则警告苏格拉底应该避免批评当时的重要人物,以免使自身惹上麻烦,阿尼图斯在《申辩篇》里也是那些联合起诉苏格拉底的人之一。《申辩篇》是苏格拉底的辩护演说,《克力同篇》和《斐多篇》则是在审判定罪后于监狱内的对话。
苏格拉底的审判在那个时代是相当不寻常的事件,依据目前人们对前五世纪雅典文明的认识,这样的审判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罪名是相信无神论[来源请求],但雅典是当时全希腊拥有最高程度言论自由的城市,无神论并非法律明文禁止的罪过,同时也有许多笃信无神论的知识分子存在,大众也很少对此加以谴责。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撰写的许多知名剧本不但大肆宣扬无神论、同时还公开嘲笑许多神祇和传统英雄,他甚至将宙斯描述为精力旺盛的无赖、将海格力斯描述为愚笨的人,但阿里斯托芬从没有因此遭受惩罚。
同样令人疑惑的是,苏格拉底在替自己的辩护中经常强调他是阿波罗派遣来人间宣扬哲学的使者,阿波罗在当时是雅典神殿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神祇。批评柏拉图的人认为苏格拉底事实上是冒犯到了有权势的人,并推测这场审判是苏格拉底的敌人所一手设计的,用以警告其他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这也是研究苏格拉底的问题之一。
许多其他被认为是柏拉图自己意见的对话内容都是以苏格拉底为角色表达的,但并没有夹带苏格拉底对于人类和政治美德的理想。在那些柏拉图所崇佩并喜爱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被描绘为具有独特的人格,他身旁也都有朋友及敌人的角色出现。而在其他柏拉图并不欣赏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只是作为一个没有独特性格的发言人罢了。这些对话有的包含了他个人的独特智慧,但有的则没有。许多被认为是柏拉图自己撰写的形而上学对话,不但缺乏阅读的人情味,而且非常的抽象,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其涵义。
柏拉图的对话录被学者切割为数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古典历史学者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认为《伊壁鸠鲁篇》《申辩篇》《克力同篇》和《斐多篇》是最早的一系列对话录,因此或多或少呈现了苏格拉底真实的原貌。他主张早期的对话录代表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而中期和晚期的对话录则是柏拉图自己的哲学,但柏拉图在对话录里从没有这样注明过。
学者们很早便在研究为何苏格拉底从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著作。古希腊文明在进入苏格拉底的黄金时期之前便已经有数百年成熟的读写技术历史了,数十名其他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和诡辩家都留下大量著作和文件残稿,但苏格拉底则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因此许多人还怀疑苏格拉底是个半文盲。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暗示他的哲学思想是来自于一名大声朗诵一本书的人,他说那个人告诉他书本的作者是阿那克萨哥拉(斐多篇 97c)。而在《申辩篇》里当柏拉图替自己辩护时,他则批评阿那克萨哥拉所主张的太阳是一颗石头、地球是一个圆柱体的理论根本毫无价值(《申辩篇》 26d,e)。苏格拉底坚持这些不敬神的言论并不是他所提出的。
在《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则批评书写技术的发明,他认为那会造成读者健忘的习惯、而且书籍经常会被流传至那些不应该阅读的人手上(275a-e)。只有在《斐多篇》的其中一段对话中苏格拉底才表现出他对书写的兴趣,他告诉学生们他在狱中最后一天写下了一些取材自伊索寓言的歌曲。
许多柏拉图撰写的对话录都参杂了人为成分。在每次讨论和争辩开始前,柏拉图会先预留舞台的空间和时间,使读者能有参与其中的感觉。对话经常是以某个没有参与最初对话过程的人所记载的,也经常是以多人的角度聆听整个对话过程。一般而言同时积极参与对话的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超过三人,有时候不同的人也会加入或退出对话。一些对话录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没有第三者的参与,柏拉图的其中两篇对话录(知名的《申辩篇》以及不知名的《美涅克塞努篇》)则只是苏格拉底自己一个人的演讲文。对话的人为成分在判断对话录的解释方式上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线索。
不同对话录之间的对比也令人难以琢磨。苏格拉底经常将哲学与小孩做对照,并且总是否定后者而倾向前者(《会饮篇》 209a-e),他也曾将哲学与食物做对照(《普罗泰戈拉篇》 313c- 314c)。苏格拉底经常将哲学家与医生(iatros)做对比,形容哲学家能治愈人们最严重的疾病—头脑的无知(psyche),这也是今天心理医生(psych-iatrists)一词的由来。苏格拉底主张人的身体是为灵魂的监狱,而身体与灵魂之间是很难调和的,这种区分方式一直到今天都还被经常提起。苏格拉底也将自己形容为是一名心灵的助产士,要帮助其他人培育出正确的哲学思想。
对话录里关注的话题都围绕于人性和政治美德之间。而在这两者之下进行的讨论还包括了宗教虔诚、自我克制、勇气、友情、以及爱情。经常被提起的问题之一在于美德是否能被传授,以及美德究竟是什么。而知识和舆论、感觉和现实、自然和人为、身体和灵魂、快乐和痛苦、犯罪和惩罚等等,这些议题都在超过一篇对话录里被讨论过。其他包括了灵魂的不朽、艺术和文学的作用、对妇女和奴隶的对待、政府的形式等等,很少有人类知识领域是柏拉图不感兴趣的,也很少有知识领域是柏拉图所不曾深刻探讨的。
柏拉图主义经常被分类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有时候也被称为柏拉图实在论。依据这种解释,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将世界切割为两个不同的区块:“形式的”智慧世界、以及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是从有智慧的形式或理想里所复制的,但这些复制版本并不完美。那些真正的形式是完美的而且无法改变的,而且只有使用智力加以理解才能实现之,这也表示了人的智力并不包含知觉能力或想像力。这种区分方式也可以在琐罗亚斯德的哲学里发现,他也将世界二分为智慧(Minu)和感觉(Giti)。另外琐罗亚斯德想像中的国家也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模型类似。琐罗亚斯德对柏拉图的影响程度依然未知,虽然他比柏拉图还要早出现好几百年,但他的著作大多都已被篡改过。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七卷里,柏拉图举出了几个隐喻来解释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太阳的隐喻、以及知名的洞穴囚犯寓言、以及更直接的“线寓”。这些隐喻故事加起来便架构了一个复杂而艰深的理论:称为“至善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Good)或“至善的理想”(这也经常被解读为柏拉图心中的上帝),这种形式便是知识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这种形式塑造了各种其他的形式(例如哲学的概念、抽象、以及属性),所有形式也都是“源自”于这种至善的形式。至善的形式塑造其他形式的方式就如同太阳照亮或发亮其他物体一般,使得我们能够在知觉的世界看到这些东西。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在太阳的隐喻里,柏拉图描述太阳为“启蒙”的来源。依据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眼睛与其他器官不同,因为它必须要照明的媒介才能看清楚东西。而最强大的照明媒介便是太阳,有了太阳我们才能清楚的分辨一般事物。同样的对比也可以套用在智慧的事物上,如果我们试着探索那些围绕我们身边的事物的本质以及分类他们的方式,除非我们具有理性的“形式”,否则我们便会彻底失败而一无所知。
柏拉图并以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他的形而上学理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型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
而在柏拉图提出的线喻(divided line)里,我们则可以想像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代表了一连串渐增的“现实”(reality);这个现实曾经经过一次不平均的分裂,分裂后的子部分又依据与第一次相同的比例再进行了一次分裂(第二次分裂的比例是相同的)。第一次的分裂代表了智慧和感觉世界间的分割,而接下来的分裂则又代表了这些世界里的进一步区隔:代表感觉世界的部分被切割为代表“真实事物”的部分以及代表“反射的阴影”的部分,同样的,代表智慧世界的部分也被切割为代表整体形式的部分以及代表“反射”的部分。
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尤其是他将世界切割为智慧和感觉部分的二元论,也启发了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家例如普罗提诺和诺斯底,以及其他许多形而上学现实主义者。虽然这种以形而上学来解释柏拉图著作(尤其是《理想国》)的方式在西方哲学界历史上相当普遍,但有些人也会采取较为保守的方式解读柏拉图的说法,倾向以知识论而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解读前述的洞穴囚犯和线寓等寓言。洞穴囚犯寓言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的生平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连结(苏格拉底为了“启蒙”雅典人而遭到杀害),这个例子也显现出了柏拉图著作里经常埋藏了相当复杂而具戏剧性的内涵。
柏拉图的理想世界论指出了我们所感觉到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反射出了更高层次的世界的阴影。柏拉图主张在这个更高层次的世界里存在着最理想的国度,这种形式实现了真正的光明而不仅是阴影。我们所品尝到的食物的甜美只不过是“甜美”的理所反射的阴影,而我们所见到的光辉四射的太阳也只不过是“光明”本身形式反射的残影。
“理”应该被视为一种永恒的东西,亦即它们是永恒不变的、完美的、而且静态的。由于它们是完美的模型,它们并没有理由被改变或进化。依据这种逻辑,以及柏拉图所提出的理论,一个人可以想像宇宙中存在一个更高的至善状态,这种至善状态下任何形式都是最终极的、或最完美的。所有形式都分配到了一部分的至善状态,而所有形式都在现实世界反映出了一部分的真理。
柏拉图在《美诺篇》里所阐述的知识和学习的本质也相当具有影响力,他探索了美德究竟能否被教导、以及美德究竟为何,并且解释了以回忆和学习来发现已经存在的知识,同时他也探讨了应如何解释那些没有清楚证据但却是正确的观点(Right opinion)。柏拉图认为知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学习只是将原本埋藏在灵魂深层的理想发掘出来,这种发掘的过程也经常是由哲学家所引导。柏拉图相信每个灵魂在出生时都带有“至善的形式”以及对所有事物的完美知识,因此当他们学习时只是将这些知识“回想起来”。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它们只有意见或看法,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有那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智来了解的“形式”或者“理念”。因此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但是意见是有可能错误的。
柏拉图的哲学观也牵涉到许多现实社会的问题,尤其是有关理想中的国家或政府。在这方面柏拉图早期与晚期的著作之间有一些不一致之处。柏拉图中期的著作《理想国》里包含了他大多数知名的政治原则,另外也包括了晚期的《法律篇》。然而,尤其全部的对话录都是由柏拉图撰写的,一般推测对话录中的许多论点其实是柏拉图自己的观点。不过,有时候这种假设也不一定正确。
借由苏格拉底的角色发言,柏拉图主张一个社会应该如同个人心灵的结构一般,划分为“欲望/勇气/理性”这三个部分。
依据柏拉图的说法,他当时所处的雅典式民主并不符合此一条件,因为他认为只有少数人才适合进行统治的工作。柏拉图没有诉诸于美化和说服性的论述,而只是宣称应该由智慧进行统治。不过,柏拉图的体系并不等同于专政、暴政、和寡头政治,如同他所强调的:
柏拉图将这些“哲学家国王”定义为“那些爱好真理的人”(《理想国》 475c),并且以船长与他的船只、或医生与他的医药的寓言来正当化这种主张,既然航海和医病都不是所有人能有资格实行的专业,统治也应该由专业的人进行。《理想国》里的很大一部分便是专注于建构一种教育体制,希望以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适合进行统治的哲学家国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国》里所建构的理想国家,如同苏格拉底所定义的,是要由检验一个城邦的正义与不正义的层面来决定的(《理想国》 372e)。依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一个“真实”而“健康”的城邦应该是依据《理想国》第二卷里369c-372d所描述的,包含农夫、工匠、商人、以及挣工资的员工,但没有进行统治的哲学家国王阶层,也没有其他例如“香水、香料、娼妓、糕饼”等优雅的东西,同时也没有绘画、黄金、象牙、睡椅、和其他许多行业如诗人、猎人、以及战士。
除此之外,理想的国家是用以作为一种象征,以表示一个人内心的意志、理性、以及欲望的综合。苏格拉底试图塑造一个正当而有条理的人的形象,并且用以描述应该如何观察不同形式的人们,从不同城邦里的专制君主到守财奴都包括在内。苏格拉底并没有主张理想中的城邦,而只是用以突显不同的人们以及他们心灵状态的差异。不过,“哲学家国王”的概念却被许多柏拉图之后的人们用以正当化他们个人的政治思想。依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一个懂得哲学的心灵应该具有理性、意志、以及美德的欲望。一个哲学家应该适当的热爱智慧和勇气,以智慧作为他们行为的基础。智慧则是对于美德的知识、或是与所有存在的事物之间正确的相处态度,
有关国家和统治者,柏拉图也做出了有趣的论点。举例而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与一个由暴君统治的国家,哪个比较理想。他主张由一个恶劣的暴君统治反而更好(因为只有一个人能从事恶劣的行径),而不该采取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因为所有人都可能做出那样的行径)。
依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一个国家是由许多不同的灵魂所构成的,自然而然的会从贵族政治转变为阶级政治、接着转变为寡头政治、然后是民主政治、最后则会转变为专制政治。或许苏格拉底试着警告后人的是,一个国家会由许多无所节制的灵魂所统治,而那些具有智慧的灵魂应该试着劝告或节制那些热衷权力、金钱、名誉、和名声的人们。
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部门。他认为:“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研究,而不去管天上的星界。”柏拉图认为宇宙开头是没有区别的一片混沌。这片混沌的开辟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活动的结果。依照柏拉图的说法,宇宙由混沌变得秩序井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物主为世界制定了一个理性方案;关于这个方案付诸实施的机械过程,则是一种想当然的自然事件。
柏拉图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设想宇宙开头有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的一半。从这些三角形就合理地产生出四种正多面体,这就组成四种元素的微粒。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因为圆球是对称和完善的,球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一样。宇宙也是活的,运动的,有一个灵魂充溢全部空间。宇宙的运动是一种环行运动,因为圆周运动是最完善的,不需要手或脚来推动。
柏拉图思想通常被与他最知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相对比,柏拉图的名声在中世纪早期时完全被亚里士多德所掩盖。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学者最初并没有接触柏拉图著作的渠道,也很少懂得原著的希腊文。柏拉图的原始著作在西方文明遗失了上千年,直到它们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前一世纪被人从城里带出为止。中世纪学者透过拉丁文的翻译版本研读柏拉图的著作,当时那些拉丁文译本还是译自阿拉伯学者从希腊文翻译至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二手翻译。阿拉伯学者不只翻译古希腊的著作,同时也撰写了许多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原著的评论和解释(如阿维森纳、亚维侯),这时柏拉图的名声开始超过了亚里士多德。
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当西方世界对于古典文明的兴趣开始复苏时,柏拉图的哲学才又开始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早期从经院哲学脱离出来的现代科学家和艺术家促成了文艺复兴的进展,他们将柏拉图的哲学视为是艺术和科学进步的基础。到了19世纪,柏拉图的名声恢复了,至少跟亚里士多德的不相上下。
自从那时开始,许多西方哲学家也将他们的理论根基于柏拉图的著作之上。柏拉图的影响在数学界和科学界特别大,尤其是戈特洛布·弗雷格以及他的学生如库尔特·哥德尔和阿隆佐·邱奇等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采用了柏拉图所提出的有着永恒不变的现实存在的主张,反对尼尔斯·玻尔提出的物理宇宙以及他对量子力学的解释。相反的,那些脱离了本体论理论模型以及道德理想的哲学家,则通常会以其他各种观点批评柏拉图主义。例如尼采便攻击柏拉图把世界分割成两个的作法,马丁·海德格尔则批评柏拉图模糊化了人类生命的本质,而卡尔·波普尔则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一书中批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提议的政府形式是个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列奥·施特劳斯被一些人视为是恢复柏拉图在道德哲学上的影响力的主要哲学家,他采取的是较少形而上学的形式。不过,由于受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施特劳斯并不认同他们对于柏拉图的谴责,而是专注于在对话录里寻找柏拉图面对批评所提出的可能解答。
柏拉图的著作(其中大多数都是对话录)曾经被以好几种不同方式出版过;因此对于柏拉图著作的命名和引用也有数种不同的方式。有独立条目的柏拉图对话录介绍可以在Category:柏拉图对话录找到。
分类柏拉图著作的传统方法之一是古希腊的四联剧分类法,这种方式被古希腊学者第欧根尼·拉尔修以及提庇留所指派的占星家所采用。
在下面的列表中的对话录若标示为(1)则表示学者们对柏拉图是否为作者尚没有共识,而标示为(2)的则是学者们通常同意柏拉图并非作者的对话录。没有标示的作品则通常被认为是柏拉图撰写的。
剩下的著作虽然托名柏拉图为作者,但大多数在中世纪前便已被视为是伪作,因此不包含在四联剧内。这些著作被归类为Notheuomenoi(“假的”)或“伪书”。
柏拉图对话录写成的确切时间依然未知,而且它们在日后是否曾被人编修窜改也无法确定。不过,依据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话录里潜藏的语言资讯已经足以列出一个大略的年代表。这些对话录通常被分类为三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少数作品则被视为是在过渡期写成的,另外有一些则难以分类。将柏拉图著作翻译为德文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可能是第一个将柏拉图著作区分为三个时期的人,不过,他当时提出的排列顺序与现代学者提出的相当不同,且较倾向于以哲学理论而非年代分类,他宣称这样分类更符合柏拉图一生中的哲学思想发展。施莱马赫将对话录区分为:
最后在括号里的三篇对话录则是未被施莱马赫翻译的部分,虽然其他未列出的十篇对话录(包括《伊安篇》等)也有被翻译,但都被施莱马赫视为是伪作。最后,施莱马赫主张《申辩篇》或者包括了《克力同篇》是苏格拉底的真实对话、而由柏拉图记载的。
英国的Lewis Campbell是第一个率先使用文体学(stylometry)证明以时期来分类柏拉图著作是可行的学者[2]。
不过,许多以年代分类的排序依然具有高度争议性。现代学者通常同意的排序是如同以下的:
苏格拉底的角色都出现在这些对话录中,他们也都被视为真正代表了历史角度上的苏格拉底;因此这些对话录也被称为苏格拉底对话录。它们大多都是由苏格拉底讨论一个主题的对话构成的,通常是和伦理有关,如友情、虔诚等,并且有一个人担任贸然挑战苏格拉底的角色。在经过一连串的对话后,苏格拉底会证明那些挑战者对于辩论主题本身根本一无所知。这些对话录将结局交于读者决定谁才正确,这使得这些对话录具有“间接”的教学功能。这段时期也包括了一部分与苏格拉底审判和死刑有关的情节。
接下来几篇则被视为过渡期或转型期的对话录:
到了早期对话录的后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会开始公开一些他问题的答案、或者提出正面的原则,这些通常被视为是柏拉图首次试图提出的自己的观点。这些原则中第一个出现的,宣称美德是一种智慧,同时没有人是自愿堕入邪恶的,这也有可能是苏格拉底自己的观点。中期的对话录最特殊之处,在于提出了知识是来自于理解那些从未改变的“形式”,同时对话也试着研究那种形式。而灵魂的不朽,和有关正义、美、真理的特定原则也在这段时期开始出现。《会饮篇》和《理想国》被视为是柏拉图中期对话录的最重要部分。
《巴曼尼得斯篇》里出现了一系列对于“形式”理论的批判,这被广泛视为是象征柏拉图抛弃了这个理论。一些最近的研究(如Meinwald (199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挑战了这种说法,因为在剩下的对话录中形式理论并没有就此消失,而只是换了一附面貌,以不同形式或类型的事物来象征它们。苏格拉底在晚期对话录中也依然于讨论里保持重要角色。晚期对话录中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辩证法,被称为“聚集和分割”,最值得注意的是例子是《智士篇》和《政治家篇》,并且在《斐德罗篇》里第一次公开展现。“聚集和分割”辩证法可以这样简单描述:对话者试图分辨事物间的共通点和差异点,以检验一个想法是否是事实。《智士篇》里的一些段落指出了这便是哲学家应该做的事,而且甚至在早期对话录中也是这样的。
晚期的对话录也可以观察出柏拉图思想的成熟期,对于许多早期对话录中讨论到的议题,柏拉图都透露了他的答案。许多学者们依然在研究关于这些议题的看法。晚期的作品被公认为是相当艰深而且具挑战性的哲学作品,与早期的对话录相较,晚期的作品通常更为严肃而且具逻辑性,但也经常对于问题的解答抱持保留态度,而不像早期作品里有系统地指出问题的答案。
柏拉图迈入迟暮之年后,眼见雅典政治情势日益恶化,他的政治观点变得更为强硬、更倾向菁英主义。在他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里,他描绘了另一个乌托邦国家,并引入类似宗教裁判所的机制,对神学正统的重视已然超过伦理行为。国家的第一要务是灌输“关于众神的正确思想,再来才是他们依照这些原则做,不论做得好或不好。”柏拉图还设计一个“夜间议会”监控思想,公民都必须接受三条信仰原则:第一,众神存在;第二,众神关心人类;第三,众神会受献祭和崇拜影响。被判定为无神论者有五年时间可以撤回主张,若五年后仍坚持邪说,便与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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