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揆一（荷兰语：Frederick Coyett，瑞典语：Fredrik Coyet，1615年—1687年10月17日），是一名瑞典贵族、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也是台湾荷兰统治时期的第十二任暨最后一任台湾长官。
| 揆一 Frederick Coyett | |
|---|---|
 传言为揆一的半身像 （实际是巴达维亚总督约翰·马特索科尔像） | |
| 出生 | 1615年.svg){kind=small} 瑞典帝国斯德哥尔摩 |
| 逝世 | 1687年10月17日（72岁） 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 |
| 国籍 | 瑞典 |
| 头衔 | 第12任台湾长官（30 June 1656 - 1 February 1662）；第14任出岛驻日首席（4 November 1652 - 10 November 1653）；第9任出岛驻日首席（3 November 1647 - 9 December 1648） |
| 配偶 | Susanna Boudaens(1645-56), Helena de Sterke(1658-?), G.M. Gossens(1687-1687) |
| 儿女 | Baltzar Fredrik Coyet |
生平
揆一于1615年（或1620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具有荷兰／佛莱明（Dutch/Flemish）渊源的家族。为逃避宗教迫害。约于1569年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布拉邦公国（Duchy of Brabant）移居瑞典瑞典知名驻英外交官彼得·朱利叶斯·科耶是他的大弟，小弟奥托·科耶特（Otto Coyett）在莫斯科有一家玻璃厂。父亲吉利斯·科耶是瑞典国王约翰三世（Johan III）的金匠，后被任命为皇室铸币师，1629年移居俄罗斯，后成立铸币厂，1634年在莫斯科去世。
揆一的原文姓名拼法十分多元，依不同年代或语言而有下列拼法：Frederick 会被拼为 Fredrik 或 Fredrick；Coyett 则会被拼为 Coyet、Coignet 或 Coijet。
早年职涯：出岛
1643年，揆一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历各种职阶，1645年在巴达维亚升任为高级商务专员。1647年、1652年被两次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出岛商馆馆长（又译“驻日首席”，荷兰语：VOC-opperhoofden van Dejima in Japan，两次任期分别为：1647年11月3日-1648年12月9日；1652年11月4日-1653年11月10日）。曾于尼可拉斯·维堡（Nicolaas Verburgh）担任台湾长官时（1649-53）批评维堡对郭怀一反荷事件(1652年9月7-19日)的镇压政策。
揆一为方思华·卡隆（François Caron, 1600-73）的连襟，两人负责1643年“南部事件”（Nambu affair of 1643）10位荷兰囚犯的释放案。“南部事件”起因于布列斯肯号（the Breskens）的船长 Hendrick Cornelisz Schaep及九名船员于陆奥国盛冈藩山田浦（今岩手县）登陆被俘。
{{cquote|布列斯肯号及其姊妹号 Castricum（由Maarten Gerritsz Vries指挥）奉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Anthonio van Diemen之命前往搜寻传说中座落于日本东北外海的金银岛。他们顺道调查前往北亚的航路。1643年六月，布列斯肯号因风暴与 Castricum号分散而驶进本州东北南部地区的山田湾。当船员寻找饮用水及食物时，包含船长Schaep的十名船员遭到逮捕并被带往当地首府盛冈。他们后来被遣送至江户。不幸的是，对布列斯肯号的船员来说，某个尝试渗透日本的耶稣会四人组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于相近的时间点被捕获。幕府官方对于海防因此极度紧张，不过在知道船员为荷兰人而非天主教徒后，幕府的恐慌平息，问题的解方变成依照何种程序将荷兰人释放。
揆一在巴达维亚的长官对他“驻日首席”的表现感到满意。应对来自幕府方面的困难与挑衅，他能够维持最佳的外交立场。1649年，他与他的弟弟Peter Julius受到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瑞典语：Drottning Kristina册封为贵族后地位更加巩固。[1]
台湾长官
揆一最为人所知的头衔为末代荷兰东印度公司（荷语：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台湾长官。1650年，他唯一的儿子巴尔查·揆一在台湾热兰遮城出生。1656年6月30日上任后，台湾的收益急遽扩大，揆一的评价水涨船高；5个月后台湾岛遭台风侵袭，损失惨重。于此之间，揆一持续向总部说明郑成功的危险性，并反复报告应该注意郑氏之动向，但强化热兰遮城的防卫计划却被拒绝。对此，揆一在没有巴达维亚的许可下径自强化热兰遮城的守备。
16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才意识到台湾的危机。1660年7月16日扬范德兰出任司令官，率领12艘船组成救援舰队自巴达维亚出航，9月抵达台湾。但舰队收到的命令似乎是若台湾无事，舰队应转而攻击位于澳门的葡萄牙军队。因台湾防御战的胜利并不会得到什么，但攻略澳门则会得到莫大的利益。为此，当初范德兰司令官轻视台湾的危机，与揆一意见相左，1661年2月留下4艘船，并率领其余船舰返回巴达维亚。范德兰司令官向公司控诉揆一不适任台湾长官，公司下令将揆一与台湾评议会议员不名誉撤职，改任命克连克（Herman Klenck van Odessen）为新长官。
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率领戎克船300艘，军队25,000人往热兰遮城近海袭来。荷兰方的守军则不足1,140名。翌日开始激烈的登陆战。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四艘船中，最大艘的船爆炸沉没，剩余的三艘船自战场脱逃。陆地上，荷兰守军耐力良好，郑成功于五月底开始从积极进攻转为包围战。6月24日，从热兰遮城逃脱的其中一艘快艇抵达巴达维亚，并报告热兰遮城遭到郑成功军队的攻击。7月5日Jacob Caeuw 出任司令官，率领九艘船组成的舰队由巴达维亚出发驰援热兰遮城，只是Caeuw并没有战斗经验。7月30日，“新长官”克连克虽抵达台湾，但一知道荷郑双方交战方酣而没有登陆，旋即逃往长崎。8月12日Caeuw 司令官率领的救援舰队抵达台湾，因为天候恶劣无法登陆，直到9月8日至10日才成功将补给品及军队送上陆地。9月16日，荷兰舰队向郑成功舰队发起进攻，但以失败收场。知晓郑成功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大清向荷军发起救援。11月26日Caeuw 司令官以运送大清援军的名目率舰队离开，最终却逃回巴达维亚，至此，荷军士气低落。
而郑成功对热兰遮城的内部情形并没有把握，但热兰遮城的逃兵将城内情形告诉郑成功，郑成功因此改采积极攻势。1662年2月10日，经过9个月的围城后，城内严重缺乏食物和饮用水，许多人死于水肿、腹泻和坏血病，教堂和仓库里到处是生病和受伤的人，揆一被迫投降缔和，放弃热兰遮城。揆一在郑军的允许下，带着足够的辎重、1000多名荷兰人及其眷属离开台湾，回到巴达维亚。
作为揆一连襟的卡隆为其提供关照，但卡隆返国后揆一失去这层庇护，而身为瑞典籍的揆一并没有得到其他荷兰人积极的庇护。揆一与全体台湾评议会议员旋即遭到逮捕，撤职审判，以丢失台湾与失去公司重要财产之罪，全体被判处死刑、全部财产没收，总督已批准行刑，但东印度评议会迟迟不敢执行，1665年，经过三年囚禁的揆一被终身流放到班达群岛以西的艾岛（Pulau Ai）；另有一说，是被流放至该群岛最东边的哈挞岛（Pulau Hatta，英语：Rosengain）。1674年，经过九年的流放，揆一的儿子、朋友向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陈情，其中瑞典政府也居中协调，并以25,000荷兰盾（约合白银7000两，银元9700元）赎出揆一，在威廉特赦下获释。释放揆一的条件是一旦回到荷兰就不可以再次出国，这项条件被认为是受到揆一连襟卡隆于1667年至竞争对手法国东印度公司出任长官的影响所致。
1684年揆一于阿姆斯特丹的 Keizersgracht（意：皇帝的运河）购买一栋原为Hemony兄弟工作室的房子作为住处，最终没有回到故国瑞典，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逝世。
揆一的独生子巴尔查·揆一，由其元配 Susanna Boudaens 于 1650年所生，追随其父亲的脚步进入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最终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安汶长官。[2]
在巴达维亚的遗产
揆一曾是荷兰“东印度评议会”的评议员。1604 年在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指挥官前，揆一曾是初审法院的秘书（Secretary of the Landraad, court of the first instance）。1658年12月8日，揆一再娶 Helena de Stereke，Pieter van Alphen 高级商务专员的孀妇。1736年，他在巴达维亚城东南边的土地建造一栋乡间别墅。揆一以印度教及佛教艺术的收藏家闻名，并以他的收藏来妆点他的乡间别墅，作为他收藏之一的印度教神祇“俱毗罗”（Kubera）雕像现正展示于印尼国家博物馆。
揆一在过世前的几日与Westpalm 的孀妇 G.M. Gossens再婚，Gossens因此成为揆一遗产的唯一继承人。1762年，揆一的乡间别墅被改建为一座中式庙宇（klenteng）。揆一的一些塑像仍在这栋建筑中展出，位于现今雅加达的 Vihara Buddhayana。
著作
1675年，揆一被特赦到返抵荷兰本土期间，署名“C.E.S.”的《't Verwaerloosde Formosa》（英译：Neglected Formosa；汉译：被遗误的台湾，另译为：被遗忘的福尔摩沙）一书出版，书中谴责东印度公司高层怠忽职守、拒派援军、遗误时机，才使台湾沦陷，震惊荷兰各界。19世纪荷兰学者J. A. Grothe断定“C.E.S.”为“Coyett et Socii（揆一与同僚）”，此书为揆一为自己辩护，此说为学界普遍认可[3][4]。书中收有数张版画，如福尔摩沙教堂图、荷使与郑成功谈判图、郑荷海战图等。其中教堂一图，实际上是依教堂形象所想像的西拉雅原住民的公廨。另外，荷使与郑成功谈判图，也常被误解是荷兰台湾长官向郑成功投降献城之图。[5]
此书除了原本荷文版，历来有德、日、中、英等各语言版本。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师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亦收录在1903年出版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兰时代的福尔摩沙）一书中。目前最新的英译版本是Inez de Beauclair 1975年所编的《Neglected Formosa》。
此著作的最新汉译本（第五本）于2011年12月6日由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全名《被遗误的台湾：荷郑台江决战始末记》。并特地请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许雪姬写导读[6]。
19世纪末荷兰作家彼得·卢维斯（Pieter Louwerse）依照揆一的故事及著作写了一本《战士与商人》小说，小说的历史背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24年统治福尔摩沙开始至1662年揆一投降于郑成功而撤离福尔摩沙为止。根据作者的序言，卢维斯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失去福尔摩沙应完全归咎于最后一任的福尔摩沙长官揆一。[7]
后代
2006年6月12日，揆一第14代子孙麦可（Michael Coyet）来到延平郡王祠祭拜郑成功[8]。
2010年，作家、行动艺术工作者黄宏成为促进台湾与瑞典两国外交，亲赴瑞典斯德哥尔摩找寻麦可，并在驻瑞典代表朱文祥的见证下跟两人亲吻瑞典土地[9]。
2024年4月28日，全国开台圣王春季联合祭典，麦可受邀来台出席位于延平郡王祠的郑成功开台363周年中枢祭典，途中与郑成功第10代子孙、台湾“樱花钩吻鲑之父”郑守让之子郑达智、郑达仁相见欢，不计较祖先兵戎相向的历史结为好友[10]。出席人数多达3000多人，并于当晚在郑成功祖庙前的忠义路封街席开400桌宴客[11]。
揆一像
安平古堡中设有揆一像。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翁佳音则认为此像应为审讯并流放揆一的巴达维亚总督约翰·马特索科尔（Joan Maetsuycker），而非揆一本人[12]。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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