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CH（德语：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2][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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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9年5月8日 奥匈帝国内莱塔尼亚维也纳 |
| 逝世 | 1992年3月23日（92岁）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弗莱堡 |
| 国籍 |  奥地利（1899-1938） 英国（1938-1992） |
| 研究机构 | 弗赖堡大学（1962–1968；1978–1992） 芝加哥大学（1950–196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31–1950） 萨尔茨堡大学（1969–1977） |
| 研究领域 | 经济学、政治哲学、哲学、心理学、法学 |
| 学派 | 奥地利经济学派 |
| 母校 | 维也纳大学 (Dr. jur. 1921, Dr. rer. pol 1923) |
| 受影响于 | 休谟、斯密、伯克、托克维尔、维塞尔、博姆-巴维克、冯·米塞斯、维特根斯坦、波普尔 |
| 影响于 | 波普尔、诺齐克、斯蒂格勒、雷根、撒切尔、傅利曼、小傅利曼、史密斯、周德伟、艾哈德、科斯、罗斯巴德、拉弗、奥斯特罗姆、威尔士 |
| 贡献 | 经济计算问题、交易经济学、自愿秩序、分散知识、价格机制、赫布理论 |
| 奖项 | 诺贝尔经济学奖（1974） 英国名誉勋位（1984） 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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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主要任教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德国弗赖堡大学，他被广泛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关系密切。[3][4]他所提出的价格信号在协助经济里的个体协调经济活动上的角色一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重大突破。[5][6]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论的对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3][7]
哈耶克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对于法学、系统思维、思想史、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8]他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累计销售量超过200万册（截止2010年）。[9][10]1947年，他主持创建了朝圣山学社。[11]1984年，哈耶克获颁英国的名誉勋位，以表彰其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12][13]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希颁给哈耶克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14]
生平
1899年5月8日，哈耶克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贵族家庭。祖父和外祖父均是大学教授，他的父亲在帝国政府的健保机构里担任医生，还发表过植物学论文。他父亲家庭因为世代对国家的贡献，受封赠波希米亚的贵族衔[15]。[16]
哈耶克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表弟，他的母亲经常带他到维特根斯坦家中，两人也因此相识，后来维特根斯坦在1921年发表《逻辑哲学论》时，哈耶克是最先看了此书草稿的人之一。哈耶克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和研究方式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有很大影响[17][18]。哈耶克后来回忆当他与维特根斯坦一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军官时，两人经常进行的许多哲学讨论[19]。
1916年底，因为一个教师的课程，哈耶克开始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理论深深吸引。哈耶克的父亲认为亚氏的理论落后、错误，故找了许霍·德弗里斯的进化理论，以及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给哈耶克阅读[20]。当时他还未开始了解经济学，大多是看一些社会主义相关的小册子，而最初的经济学想法就是来源自拉特瑙的作品。十六、七岁左右，哈耶克对戏剧产生了很大兴趣，常去维也纳国家剧院看戏，并且开始读戏剧。[16]
1917年，哈耶克没有读完大学预科便于3月加入了奥匈帝国武装部队，被分派到一个炮兵团担任士官长，并且在意大利战线服役。服役期间哈耶克大多数的任务是在侦查飞机上担任观测员，他的左耳也因此在这段期间出现听力障碍的问题[21]，并且因为他在任务中的勇敢表现而获颁奖章。哈耶克在这段期间也感染了流感[22]。
战后哈耶克决定在学术界发展，希望研究出如何阻止未来战争悲剧的发生。哈耶克后来对此说道：“让我决定成为学者的最关键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让我开始重视政治结构的问题”。哈耶克决定要透过学术发展来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23]。
1918年11月，哈耶克入读维也纳大学。并且分别在1921和1923年获颁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时也学习了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同一时间哈耶克也在一间研究人脑结构的机构进行研究，花费许多时间将实验脑细胞染色，这段期间累积的经验加上他本身对恩斯特·马赫理论的兴趣，使哈耶克开始进行了他第一个研究计划，但并没有马上发表，直到后来到了1951年才被以《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为标题发表。在这段期间哈耶克也不断与维也纳的一些社会学、历史学、神经科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聚会，称为“心灵圈”的小团体，其成员包括了阿尔弗雷德·舒茨、弗里茨·马赫卢普等人[24]。
在维也纳大学的期间，卡尔·门格尔在解释社会科学上的理论、以及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独特的授课方式对哈耶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他还短暂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德国民主党。在哈耶克完成他的毕业考试后，维塞尔推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雇用他担任奥地利政府的法律和经济学专员，协助政府处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下的，国际条约上有关法律和经济的问题。他也在1923年至1924年之间，担任纽约大学教授精琪的研究助理，帮他整理美国整体经济的资料以及联邦准备系统的数据[26]。原先哈耶克相当同情维塞尔抱持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倾向，然而，在读过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后哈耶克便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转向门格尔的古典自由主义。同一时期他开始到米塞斯的私人课堂上听课，与他一起听课的还有弗里茨·马赫卢普等人。
在米塞斯的推荐下，哈耶克于1927年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中心（Austrian Institute for Trade Cycle Research）”并担任所长，接着在1931年应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爵士的邀请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哈耶克到达英国不久之后便成为在英语国家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名气，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家之一，并且在同一时期影响了众多后来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包括了约翰·希克斯[27]。
在1932年，哈耶克与约翰·梅纳德·凯因斯在泰晤士报上展开了一场辩论，他和罗宾斯爵士一同主张应该透过私人企业对于公共领域的投资来增强英国的经济协调，而不是透过政府出资的公共建设计划[28][29]。凯因斯与哈耶克在其他经济学的理论上其实是所见相同的，他们只有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有明显的差异。
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直至1950年，哈耶克教过的学生包括了威廉·阿瑟·刘易斯、罗纳德·科斯、约翰·加尔布雷斯、尼古拉斯·卡尔多等人。[3][30][31][32] 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侵吞后，哈耶克不愿意再返回已经是纳粹党执政的奥地利地区。他在1938年成为了英国公民，并终身使用这个公民籍，虽然他在1950年后就没有在英国居住了。哈耶克在1950年搬到美国，并在那里住到1962年，后来又到西德一段时间，也回他的出生地奥地利共和国居住了短暂的时间[33]。
哈耶克对当时英国学术界普遍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是因应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反动运动的这种看法相当质疑，在二次世界大战方酣期间，他于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成为他最知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的名称灵感是来自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著作里所写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一词[34]。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为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由于战期的纸张限制配给，该书在书店上架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导致一书难求，哈耶克将之称为“得不到的书”。芝加哥大学紧接着在同年于美国出版此书，结果比在英国还要更受欢迎[35][36]，成为当时的公众话题之一，读者文摘还在1945年4月出版了一本精简的版本，提供给学术界以外的大众阅读。
经济学家瓦特·布拉克称《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对中央计划的宣战书”，尽管此书仍对于完全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持有保留态度[37]。哈耶克在书中主张社会主义一定会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哈耶克主张在一个自由社会下，政府可以扮演适当的协调角色，进行一定限度的政策干预，例如工时限制、以及替市场建立公开的资讯平台。然而，当政府的中央计划开始延伸到一些人们无法有一致看法的领域，例如“要生产多少面包”或“要生产什么风格的服饰”时，冲突便不可避免。随着政府计划的越来越多，经济也越来越混乱，最后结果便会导致独裁和极权政府（奴役）的产生。
瓦特·布拉克认为哈耶克为了让此书吸引当时最多的读者认同，他在书中做出了许多的让步，放弃了许多他对自由市场的支持，也因此与他的整体哲学产生了许多矛盾的地方[37]。尽管如此，此书仍然被广泛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批判，同时也是发扬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名著。
哈耶克在1950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由于哈耶克的名气，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堂有关哲学的讲课吸引了大量听课学生，包括了恩里科·费米等科学家。他在这段时间的研究包括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思想史等领域，他在这段时间进行的经济学研究至今仍未被发表。当时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被认为太激进了，也因此芝加哥的经济系所一直拒绝让哈耶克成为他们的一分子。[38]虽然哈耶克并不是后来形成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之一，但他对芝加哥学派的众多理论比如货币流动的速率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与该学派的诸多人物来往甚密，主要包括亚伦·戴雷科特、米尔顿·弗里德曼等。[39]
在编辑了一本有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私信的书后，哈耶克开始撰写一本有关自由秩序的书，这本书后来成为《自由秩序原理》[40]，并且在1959年5月完稿，于1960年2月出版。在书中哈耶克论述的主题在于要如何“减少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彼此施加的强迫”[41]。不过此书并没有吸引如同16年前《通往奴役之路》一般的广泛注意[42]。1962年，哈耶克离开芝加哥大学。[3]
从1962年到他于1968年退休之间，哈耶克成为西德弗赖堡大学的教授，在这段期间他也开始写作他的下一本书《法、立法与自由》（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哈耶克认为他在弗赖堡的几年相当的充实[43]。在他退休之后，他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在研究所教授有关社会科学的哲学。哈耶克在1970年完成了《法、立法与自由》的初稿，但他后来会持续修改，并且将书分成三卷，在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出版。
他在1969年至1977年之间担任萨尔茨堡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后来对此决定感到后悔，认为萨尔茨堡大学的经济系所规模相当小，同时也没有充足的图书馆[44]。
在那之后哈耶克回到了弗赖堡，并在那里居住到他去世为止。哈耶克在1992年于德国弗赖堡去世，并且被埋葬在维也纳北郊德布灵区的诺伊施蒂夫特安瓦尔德（Neustift am Walde）墓园[45]。
1974年10月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哈耶克是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同时获得该奖项的还有瑞典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诺贝尔奖委员会称此奖是要“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46]。哈耶克对于获颁此奖相当惊讶，并且他认为委员会之所以把他与默达尔并列，纯粹是为了要同时兼纳政治光谱两边的人，以此来显现中立性[47]。
在1974年12月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哈耶克认识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后来还会寄送一本《通往奴役之路》给索尔仁尼琴[47]，尽管索尔仁尼琴在颁奖典礼演讲上泼冷水的称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会负面影响一个经济学家的特质[48]。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当时在学术界发展和名声都很大程度被忽略的哈耶克是一大转折点，后来写作他传记的作家称这是他“起死回生的一年”[49]。
在1980年，出生为天主教徒、但却抱持不可知论的哈耶克[50]获得若望·保禄二世的接见，以进行“讨论他们各自领域的观点、对天主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交流，并且让教宗可以借由诺贝尔奖得主认识重要的议题。”[51]
经过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推荐，哈耶克在1984年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名誉勋位，以奖励他“在经济学上的研究贡献”[52]。在与女王20多分钟的会面后，哈耶克后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53]，并且称女王“对我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而又亲切，有如她对我一生了若指掌一般。”
另外，在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希颁给哈耶克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政治影响
1975年2月，撒切尔夫人被选为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不久便和哈耶克进行了一次会面[54]。撒切尔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只有在1975年夏天造访该党研究政策和议题的“保守党研究部”一次，当时该研究部的一个演讲者向撒切尔介绍一份政策简报，主张避免极左和极右的“中间道路”是最适合保守党的路线，在他还没讲完之前撒切尔便打断他，从公事包里拿出了一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高举这本书让大家看见，“这本书”，她坚定的说道，“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并且重重的将书敲击讲桌上[55]。
哈耶克在1977年对英国自由党和工党的结盟大力批评，他在泰晤士报的文章上写道：“身为一个一生大半时间都在研究自由主义历史和原则的人，我想我应该指出自由党因为促成社会主义政府的存在而失去了他们所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再没有自由党人可以正经的称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56]
美国总统隆纳·雷根将哈耶克列为是影响他的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两三个人之一，并且还邀请哈耶克到白宫来与他面谈[57]。在1970和1980年代之间，哈耶克的写作对许多活在共产铁幕下的中欧国家的反对运动领导人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理论
哈耶克的分析是根基于欧根·博姆-巴维克的“平均生产期间”的概念上[58]，以及博姆-巴维克解释货币政策可能对生产周期造成的影响。在后来1945年出版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哈耶克主张由于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进行决策的那些政府官僚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可以正确管理货币供给的资讯、就算有这种资讯也没有办法准确的做出回应[59]。
罗宾斯爵士在1929年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他希望改变当时由剑桥大学支配的、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著作为主流的经济学环境，引进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于是邀请哈耶克在1931年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同时哈耶克也把奥地利学派的景气循环理论引进了英语世界。依据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说法，哈耶克依据时间-资本结构所进行的景气循环分析在刚发表时“让整个经济学界为之震惊”同时也改变了原先剑桥大学在总体经济学上的垄断地位。
哈耶克也对同时期崛起的约翰·梅纳德·凯因斯和其凯恩斯主义做出批判[60]。
哈耶克是20世纪学术界对于集体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根基于自愿合作的集体主义形式亦然）最终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里，他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如此一来才能把经济体里的各种层面资料和决定权集中到计划者的手中。
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人的著作为基础，哈耶克主张在计划经济下必然会出现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计划者”，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因此掌握了经济体里资源分配的权力，然而这些“计划者”是永远无法获得足够资讯来正确分配资源的，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事实上马克斯·韦伯之前就提出过类似理论，他认为若要有效的分配资源的流动和使用，自由市场里的价格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书中，哈耶克主张自由的价格机制在一个市场中扮演了交换和同步化各种市场资讯的功能，无论是在个体上、地区上、整体经济上的层次都是如此，这种资讯的流动使得经济体里的每个参与人都可以透过一种自发性的过程进行自我组织。哈耶克将这种自由的价格机制与中央计划经济下被控制了的价格相比，他主张只有在自由价格机制下经济体才能有效的对时间和地点等因素的改变作出迅速回应[61]。
在自由市场下，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方向，消费者个体都有能力决定他们是否要花钱在某个商品或服务上。价格对生产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来说包含了最重要的经济讯息－亦即某产品的供给度和需求度，由此他们才能作出对策，消除市场里的短缺或剩余，并从中获利。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这是维持有效经济组织唯一可行的途径，而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下缺乏一个可以理性分配资源的方式，他们认为采取社会主义的国家必然走向经济崩坏、混乱和贫穷。支持经济计算问题论点的人认为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终极驳斥，并且主张此理论说明了为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不会成功。这场论争从1920年代持续到1930年代，在经济历史学上，此段时期被称为是“社会主义计算论战时期”。
哈耶克的理论也影响了后来奥利弗·威廉姆森对于市场和非市场两者之间在决策上的本质差异研究[62]，威廉姆森后来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用“交易经济”一词来描绘一种“由自愿合作所构成的自我组织系统”，他对于价格机制在影响经济活动上的研究也成为后来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被列举的贡献之一[46]。
哈耶克认为自由价格机制并不是有意识的发明（即，由人们刻意加以设计出的），而是受领导于自发秩序——或者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福格森提出的“产生于人类行为，却并非由人类所设计”的秩序。[63]也因此，哈耶克在他提出的价格信号理论中，将价格机制视为与人类语言同等重要。[64]这样的思考使他开始推测人类的脑袋如何容纳这些行为。在1952年的《感觉的秩序》中，他主张是联结主义的假设形成了神经网络和许多现代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来源请求]
哈耶克在他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将人类文明的诞生归功于私人财产的制度。[65]他阐述道，价格信号是唯一一种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方式——它驱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与其他经济成员互相沟通来解决问题。[65]新右派运动的阿兰·德·伯努瓦于Telos期刊上发表了一则高度批判性的文章，认为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对威权主义与的观点以及自由市场理论背后，是一个有缺陷的假设[66]
虽然哈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但在哈耶克的职业生涯后期他也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作出许多贡献，大多是从他认为人类知识有限的理论上衍生而来[67]，以及在他理论中“自发性秩序”社会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张一个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组织的社会（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只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和个人运作安全），这便是从他对于人类知识有限的道德哲学理论所衍生的。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想中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政治体可以持续的进行自我调节，形成一种不需要“寻找更好的人来统治我们”的社会[68]。
哈耶克否定社会正义的概念，他认为市场就有如一种赛局一般，宣称比赛的结果“公不公平”是没有意义的[69]，他并且主张“社会正义”一词只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噱头”[70]。同样的，哈耶克认为个体经过他们自身选择和努力而在市场上所产生的结果是必然不可预测的，也因此而产生收入的分配不平均，宣称这种差距“不公平”也是毫无意义的[71]。哈耶克认为政府重新分配收入和资本的举动大多都是对于个体自由的不正当侵犯，他说：“若是我们引进一套分配正义的理论，那么一旦这种重新分配开始进行便会没完没了，直到整个社会都因此围绕其发展为止。因此而产生的情况将与一个自由社会下的所有特质完全相反。”[70]
尽管如此，哈耶克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下政府可以正当的提供一些“安全网”，比如说“向那些遭受极端贫困和饥饿的人提供一些救济，但仅仅出自于考量到他们若没有获得救济会做出的拼命行为的后果”[72]。哈耶克同时也写道“不会反对国家组织一个广泛的社会保险系统”。对此Wapshott[73]评论认为哈耶克的说法证明了他会支持一个由政府辅助或主导的全民健保体制和最基本的失业保险。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里这样写道：
我们也没有理由反对国家协助个体面对一些生命上常见的危险，由于这些危险的不可预料性，很少个体可以因此做出适当的预防。当一个人生病或遭受意外时，我们所提供他们的基本救助并不会鼓励他们因而在未来对这些危险重蹈覆辙，也不会因此而软化了他们克服困难处境的动机。当我们在讨论那些的确可以由国家提供基本保障的风险时，支持国家组织一个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的理由是相当有力的。当社群的行动可以帮助个体面对一些他无法预料也无法防范的灾变时，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74]
在科学哲学理论上，哈耶克与他的好友卡尔·波普尔有众多相同的观点。哈耶克大力的批评所谓的科学万能主义错误的将科学研究方式强加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上，导致在实践上产生相反的结果。通常这牵涉到在哲学上强行要求明确验证，错误的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可以简单的用二维的线形图表进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数科学都牵涉到复杂的多线形和多变数，而经济学和非设计秩序的复杂性则有如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一般，强加一般的科学研究方式只会造成错误的结果。哈耶克在他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一书和其他一些论文里提出这些理论。[来源请求]
在（《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书中他则发展出一套“赫比学习法”的学习和记忆方式，哈耶克在1920年便已经构思出这个概念，甚至还早在他学习经济学之前。哈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触”则对全球的人脑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并且持续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电脑科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领域发挥影响力直到今日[75][76][77][78]。
学术著作
-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29.
- Prices and Production, 《价格与生产》,1931.
-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1939.
- The Road to Serfdom, 《通往奴役之路》,1944.
-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
-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Ideals of Economic Freedom",《经济自由理想的传播》,1951.
-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科学的反革命》,1952.
-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自由秩序原理》（又译作《自由宪章》）,1960.
-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The Argument Refined 《货币非国家化》，1976.[79]
-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法律、立法与自由》, 1978.
-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致命的自负》, 1988. 注：《致命的自负》一书的真实作者在学界有所争议[80]，这本书的出版版本的很大一部分有可能是由其编辑William W. Bartley所写的，而不是当时已经健康情况恶化的哈耶克[81]。
长久影响
哈耶克的著作影响相当广泛，包含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举例而言，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于极权主义制度的真相和谬误的讨论也影响了后来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82]。除了深刻影响撒切尔和隆纳·雷根外，哈耶克在1990年代于东欧成为最受敬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他也因此在前共产政权的东欧国家大为出名。哈耶克在1944年被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成员，推荐他的人，正是与他论战多年的对手凯恩斯[83]。
哈耶克在经济学发展上的影响力被广泛的认同，也被视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华裔澳大利亚籍经济学家杨小凯称哈耶克是像孔子一样的伟大思想家，他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84]。许多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弗农·史密斯、赫伯特·西蒙、米尔顿·傅利曼[85]等都说哈耶克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保罗·萨缪尔森则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是名符其实，但他也说“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段对于哈耶克的逐渐忽视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哈耶克的在1931年的《价格与生产》一书在获得大量注意后马上就掉入谷底。从历史角度来看，哈耶克针对生产期间所写的天书完全误判了1927-1931年间的总体经济学。”[86]。然而，萨缪尔森在他后半生中5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几乎都热衷在研究如何解释哈耶克和博姆-巴维克所提出的资本理论，并且在晚年承认他求学时的指导老师约瑟夫·熊彼特错了，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无法成功运行的预测是正确的[87]。
哈耶克的贡献还包括了对于经济均衡提出了时间的成分，并且在经济成长、讯息经济学、自愿秩序理论等领域都有重大影响。米尔顿·傅利曼在1980年出版的畅销书《自由选择》里面提到的“非正式”经济便带有明显的哈耶克色彩，他利用哈耶克的理论来说价格机制如何被用来作为传递资讯的媒介。同时傅利曼还在他的研究所课堂上以哈耶克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书为讲课主题。
在评论哈耶克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上，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如此解释：“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济学课程里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教学中一直要让学生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到的手还要有力。经济活动可以在没有指挥、控制、计划的情况下自行组织而成，这就是当今经济学家的共识，这就是哈耶克留下给我们的教训。”[88]
在1947年，哈耶克和其他人一同创办了朝圣山学社，由一群在各种学术领域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者所组成。在他于1974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上，哈耶克指出人类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出错性之高，并称他对于经济学经常被误导为是和物理学、化学、和医学一般的精密科学感到忧虑，因为强加精密科学的研究方式在经济学上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灾难性结果。
尽管对于这段关系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哈耶克一生中与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关系，两人也都是来自维也纳。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波普尔写道：“我想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超过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2000）波普尔将他的《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献给哈耶克，而哈耶克也将他的论文集《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献给波普尔，并在1982年说道：“…自从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来，我彻底成为他的方法论理论的支持者。”[89]波普尔也参加了培勒林山学会的开幕集会。尽管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赏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两人在理论上的重要差异（Birner，2001）。
即使是在他死后，哈耶克的理论依然持续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在那些他曾经任教的大学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弗莱堡大学。许多在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著作也进一步发挥影响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个由学生组织的团体哈耶克社会便以他为名。在牛津大学也有哈耶克社会组织。而美国华盛顿特区影响力最大的智囊团之一的卡托研究所则将所内的一个演讲厅以哈耶克为名。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支持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府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崛起，哈耶克的理论也受到特别的重视。这包括了美国隆纳·雷根和英国撒切尔等，他们两人在执政后当挑选了对哈耶克理论相当支持的人作为重要的经济顾问和官职[91]。在赢得1979年的大选后，撒切尔指派了哈耶克派的基思·约瑟夫担任贸易及工业大臣，以矫正长期以来低迷不振的英国经济政策。同样的，许多隆纳·雷根的经济顾问也都是哈耶克的朋友。[92]
不过，1960年作为《自由秩序原理》的出版后记，哈耶克写下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的文章[93]，在文中哈耶克指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区别。他批评保守主义无法面对人类不断改变的现实、而且无法提出积极性的政策计划。他的批评首先是针对欧洲风格的保守主义，也就是长期以来基于社会稳定和传统价值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哈耶克自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也注意到他在美国几乎不可能以“自由派”一词自称，因为这一词在美国早已因罗斯福的新政而被大众与社会自由主义混淆。因此，在美国，哈耶克通常被描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他自己则倾向于自称为“老辉格”（Old Whig）。在哈耶克晚年的时候他曾说“我已经变成一个伯克派的辉格党员了。”哈耶克的这篇文章对许多想要将自身与主流的保守派政治做区隔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很大影响，比如詹姆斯·M·布坎南便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从规范上看古典自由主义的愿景”。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当代英美保守派认为哈耶克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属于当代英美保守主义的传统。比如英国的政策分析家马德森·皮里便写了一篇标题为“为什么哈耶克是保守派”的文章[94]，他主张哈耶克误解了保守主义的本质，并且说保守派并不是反对改变，而是如同哈耶克一般，只是反对那些透过政治权力施加本身愿景到他人身上以借此改变社会秩序的人。他认为保守派只是希望让市场运作得更为顺利，并且让市场有空间可以自由的改变和发展，也因此他主张哈耶克其实也是保守派。
个人生活
哈耶克在1926年八月与他工作的政府部门的一位秘书海伦·伯塔·玛丽亚·冯弗里奇结婚，他们后来生下两个小孩[95]。哈耶克后来在1950年7月于阿肯色州提出与海伦离婚[96]，改娶了另一位女子海伦·比特利希[97]。在宗教上，哈耶克是不可知论者[98]。
评价与争议
约翰·梅纳德·凯因斯委托他的好友皮耶罗·斯拉法公开回应哈耶克对他的景气循环理论的挑战。斯拉法并没有针对哈耶克对凯恩斯的质疑而提出更新的理论架构，而是针对哈耶克所提出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景气循环理论本身做出批评，认为其中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地方，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会引起对于资本产业“强迫存款”的部分，以及哈耶克对于“自然”利率的定义[99]。其他批评哈耶克的景气循环理论的经济学家包括了约翰·希克斯、法兰克·奈特等人[100]。尼古拉斯·卡尔多说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一书在1932年出版时吸引了“大群的批评者”，而当时英国和美国学界期刊投入在此书引起的辩论上的文章数量，可以说是“没有其他经济学的争论可以批敌的”[101]。
哈耶克在1930年代的争论后仍继续他在货币和资本理论上的研究，但他身为经济学理论家的名声却因此几十年一蹶不起，并且在学界逐渐受到忽略，除了尼古拉斯·卡尔多仍然会定期对他发表的作品提出批评外[101][102]。曾经支持哈耶克的罗宾斯爵士后来也改支持凯恩斯的理论解释[103]。米尔顿·傅利曼说他本人“是哈耶克的热衷仰慕者，但却不欣赏他的经济学理论。我认为《价格与生产》是一本很错误的书，他后来发表的《纯资本理论（Pure Theory of Capital）》也是不可靠的。但我认为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本书之一。”[103]
哈耶克虽然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而并非保守主义者，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是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也大多是被各国的保守主义政党采纳。[104][需要较佳来源]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批判哈耶克的资本主义体系，他们反对削减社会福利、支持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合理干预和对个私人企业的合理管制。而哈耶克主张打压工会，恰恰是违背经济自由的。此外哈耶克对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民主会破坏市场的机制，而市场机制乃至于市场机制构成的社会是最能保障自由的，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应当是互为依存、互为保障的关系，而哈耶克虽然强调经济自由但却对政治自由不够重视，甚至反对将政治参与扩大到社会中下层，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民主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措施。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个高度同质化和教条的多数民主政府其统治的压迫程度，或许并不亚于最坏的独裁统治。”这样的思想倾向使得他对皮诺切特、萨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独裁者持赞赏态度，[105]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辩护，[106]甚至将《自由宪章》赠送给萨拉查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105]这与古典自由主义支持民主和人权的理念相差甚远。[107]
参考文献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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