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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1914年5月7日—1988年8月23日），原名马继宗，后改名马季良等，唐纳为其常用笔名。江苏苏州人。中华民国时期影评人、剧作家、演员、记者等多方面文艺工作者。抗战时期曾担任外事工作及地下工作。江青的前夫，陈润琼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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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原名马继宗，出生于吴县平江路胡厢使巷的书香之家“马家墙门”[a]。唐纳曾祖父马时霖（字资含）为议叙九品官，逝世后留下二十八岁曾祖母谈氏青年守寡，含辛茹苦养儿育女。祖父马锺麟（字良之）为咸丰十年（1860年）元和县庠生，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携家在外避难，多年后返乡在家中经营私塾为业，授业学生包括元和知县李超琼之子及陆鸿仪等。马良之善书法，热心公益，曾与平湖沈翊清、长洲沙馥、吴县姚孟起、吴县叶昌炽等文人名士同为苏州聚星社社员，一同参与光绪九年（1883年）的减润赈灾活动。父亲马培甫（名祖元，字培甫，1881-1916）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堂[1]，学成后进入津浦铁路担任洋务译员与财务工作。后转入表亲陆鸿仪任职的北京大理院担任文职[b]。母亲费文英（约1880年代-1961）来自苏州书香之家，其父（即唐纳本生外祖父）亦为塾师。唐纳排行老四，上有一姊马德范和一对双胞胎兄长，可惜皆早殇。1916年9月，弟马继善出生。1916年11月，父亲马培甫不幸在北京因病骤逝。母亲费文英独自辛苦养育子女，于是将两岁的唐纳过继给住在墙门西路的大伯父马含荪之遗孀，即大伯母蒋太夫人为嗣子（名义上为大伯父嗣子）[c][6]。
唐纳嗣母蒋太夫人（约1870-约1945）来自于苏州望族娄关蒋氏[d][7]。九世祖蒋灿为崇祯元年（1628年）戊辰科进士。六世祖蒋文澜为康熙十六年（1677年）丁巳科举人，任中书科掌印中书，雍正六年（1728年）江南修水利有功，授光禄寺少卿，赠中宪大夫。高祖父蒋耀宗（1726-1794）曾历任广东、湖南等省知县、知州等职，赠奉政大夫。先后迎娶来自苏州名门长洲宋氏的清初尚书宋德宜两位曾孙女为妻[e]。曾祖父蒋万宁为嘉庆六年（1801年）辛酉恩科进士[f]。本生父蒋祖芬（字韫孙，号诵清，1837-1878）为咸丰九年（1859年）吴县庠生，五品衔蓝翎，例封奉直大夫。修有三册十七编《娄关蒋氏本支录》[8][9]。蒋太夫人胞兄蒋楙瀚（1867-？）与胞弟蒋楙熙（字玉椿，号焕庭，1872-1925）皆为举人。其中蒋楙熙与庄蕴宽、曾朴及从侄蒋东培等人同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举人（金保泰任主考官，李盛铎任副考官）[10]。后来进入仕途，曾随员出使日本，归国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分派河南，历任禹州知州等职。获河南巡抚吴重憙赏识，出任河南巡警道。宣统二年（1910年）因被当时河南巡抚宝棻察觉思想进步而被免职，回到苏州[11]。辛亥革命时期，蒋楙熙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为巡警道，负责维持苏州地方秩序安全，并著文呼吁苏州各团体保持克制团结[12]。民国成立后，蒋楙熙曾历任江苏、浙江、河南等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14年任江苏国税厅职期间，曾与曾朴、张寿龄等人处理所谓“江苏十大黑幕”之一的“八厘公债案”[10][13]。蒋楙熙长子蒋纬英首婚娶建筑师董大酉之妹为妻。次子蒋育英曾担任苏州博习医院院长。来自诗礼世家的蒋太夫人对唐纳视如己出，疼惜爱护，悉心栽培。而天资聪颖的唐纳从小就展现出对文艺与体育的热爱，经常组织家中小朋友在西厅排演话剧小品给长辈邻居看，获得一片掌声[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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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早年就读苏州私立树德学校初中部，1929年考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高中部，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他曾与钱伟长、吴愙元（队长）等同学组成苏高中童子队参加1930年秋全苏足球比赛[16]。从1930年起，他还在《吴县日报》等本地报刊上以“瞿觉”、“钜钰”等笔名发表散文、诗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唐纳（马继宗）与苏中高中部同学佘增涛、吴大琨、项志逖等人参加反日救国会演讲股，到街头演讲抗议日本侵略行径，唤醒民众觉知；他还与黄贻钧等同学参加为马占山将军募捐活动[17]。此外，唐纳也与罗琼（徐寿娟）、叶籁士（包叔元）等人参加由蒋铁如、包之静等人发起的共青团（“C•Y”）外围组织苏州“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些进步青年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组织流动图书馆，创办《潮流》会刊，并上街演出进步话剧等[18][6]。
1932年初，苏州中学因战事纷扰停课，直至四月下旬才正式复课[19]。期间，中共吴县县委及共青团组织于1932年3月遭重大破坏，参加外围组织的唐纳被迫离开家乡和学校前往上海。来到上海之后，他曾由表叔陆鸿吉（字尹甫，陆鸿仪弟，夫人为吴郁生侄女）介绍到上海大陆银行当练习生。同年暑假，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8]。入学时他先改名“马继良”，后用“马骥良”和“马季良”之名[15][20]。其名改用“良”字或为纪念祖父马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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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读书期间，爱好文艺的唐纳开始接触上海电影界，与金焰、聂耳等结为好友[21]。1933年5月起，唐纳受苏州同乡，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副刊主编姚苏凤之邀，开始撰写影评及翻译介绍外国电影发展情势等，成为“每日电影”固定撰稿人之一。他亦为夏衍等人组织的“影评人小组”成员。
唐纳同时使用多个笔名发表影剧评论，包括最频繁使用的唐纳和罗平，以及胡越、陈沱等。其影剧批评及译作等文章刊载于上海《晨报》之“每日电影”、《申报》之“电影专刊”、《民报》之“影谭”、《中华日报》之“戏周刊”、“电影艺术”与“银座”、《大晚报》之“剪影”等影剧副刊。1934年，他参与所谓“软性vs.硬性影片”及“大众语与电影”等电影论争，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发展作出贡献[22][23][24]。
约1934年前后，唐纳因弟弟在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工作缘故结识夏其言。1935年春夏之交，唐纳询问夏其言是否愿意收留刚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佘增涛。夏其言听说佘增涛是位进步青年，欣然应允。几位有志青年常常在上海“亭子间”讨论时事，写作发表[25][26][g]。1935年4月至7月间，唐纳曾用笔名史枚在《民报》“影谭”副刊发表多篇影评，包括4月10日至15日关于电影《新女性》与宋之的及周楞伽等人的影评论争[27]。其同学友人佘增涛则从同年5月起使用同一笔名“史枚”，发表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讨论。后来该笔名成为佘增涛专属笔名，而其文著也以社会科学及国际时政论文为主[h][26]。
1934年秋，唐纳从大学肄业，进入圣约翰同学严幼祥父亲严春堂创办的艺华影片公司担任编剧。1934年10月至11月间，他随电影《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剧组北上张家口等地拍摄外景。唐纳担任该片副导演，并与挚友聂耳合作为该片创作主题曲《逃亡曲》与插曲《塞外村女》。1935年唐纳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及演员，并参与《电通半月画报》编辑工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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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底，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联合公演，首演剧目为易卜生名剧《娜拉》。来上海不久尚未打开名声的蓝苹以主演“娜拉”引起上海剧界关注与热议，一举成名。唐纳亦于《娜拉》公演时初识蓝苹[28][i]。后来蓝苹转战大银幕。唐纳、蓝苹在共同出演袁牧之编导，电通出品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电影《都市风光》时，两人感情升温，继而同居[29]。
1936年4月25日，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及唐纳和蓝苹三对艺人情侣一起前往杭州旅行结婚。4月26日，三对新人在钱塘江畔六和塔前请名律师沈钧儒证婚，郑君里和李清为介绍人[30]。5月5日，三对艺人夫妇又在上海八仙桥基督青年会补办婚宴招待亲友[31]。
唐纳、蓝苹二人因性格与生活理念不合，婚后时有争吵。不久后蓝苹前往济南探望母亲，声称6月10日左右回来，但逾期仍未归，唐纳在焦急等待中于6月23日在郑君里处收到蓝苹留信，6月25日乘坐火车往济南。抵达济南后，唐纳遍寻蓝苹不获，后听闻其人已往别处，一时愤懑之下，6月27日晚在济南宾馆自杀未遂[28]。两人互留给对方的“诀别信”也在报章上公开[32]。7月初，唐纳、蓝苹共同回上海，风波渐平息。当时陶行知曾作诗规劝，希望唐纳能为国事好好活下去[33]。
感情风波过后，两人将重心放在事业上。1936年8月起，唐纳受丁君匋等人邀请担任上海版《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副刊主编。后来又担任《大公报星期影画》及《大公俱乐部》副刊主编。除了副刊工作，由丁君匋担任理事会主席，唐纳担任干事的“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于1937年5月成立，唐纳的影剧界好友同人郑君里、赵丹、陈波儿等均有加入成为理事；蓝苹亦为理事，负责总务。该团体面向业余文艺爱好者举办多场影剧文化演讲活动，还于1937年7月底抗战爆发前夕在上海蓬莱大戏院举办持续三日、集合上海三十余部话剧及歌舞文艺团体的赈济1936年至1937年四川旱灾联合公演[34][35]。
1936年下半年，唐纳还加入改组后的明星电影公司，与欧阳予倩、姚克及卢敦同为编剧委员会成员。在此期间他为电影《生死同心》撰写分场分景剧本，并作电影宣传[35]。蓝苹则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期间陆续出演费穆导演《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两毛钱》篇）及主演蔡楚生导演《王老五》。
1936年秋，因发生与王莹争夺话剧赛金花主演一事，上海演剧界又发生一段风波[36]。当时唐纳与蓝苹携手共进退，并为平息争议、团结艺人，与郑君里等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同人组织戏剧联谊社，举办巧克力茶会和影剧讲座等活动[37]。但两人情感终究不稳定，时好时坏，所以暂时分居。1937年初，蓝苹与导演章泯在排演“业余剧人”第三次公演期间相恋同居，闹出“桃色风波”[38]。6月，蓝苹登报宣布与唐纳分手[39]。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原本担任上海《大公报》影剧版主编的唐纳转任该报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40]。蓝苹则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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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唐纳以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记者身份，追随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与副总司令黄琪翔部队在东战场奔走，以笔名罗平发表多篇东战场报道，其中《乍浦到浦东》与《嘉兴六日》两篇前线报道收录于由范长江主编、生活书店1938年5月出版的《瞻回东战场》文集中[41]。
唐纳于1937年底撤退到汉口。在汉口期间，唐纳继续担任汉口版《大公报》记者，负责战事及外事报道。其战事报道包括采访从滕县保卫战中负伤撤离的陈离师长[42]，1938年4月底的四二九空战[43]，1938年5月由中国空军将领徐焕昇等指挥，远征日本上空投放反战宣传单的人道远征[44]等；其外事报道包括采访来华了解东方战事并撰写《战地行纪》的英国作家威斯坦·休·奥登和克里斯多福·伊舍伍[45][46]，以及同情支持中国抗战的世界学生代表团访问[47]等。
演艺工作方面，唐纳参与“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筹建，成为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会员及宣传部正主任，并担任相关刊物《抗战电影》的主编工作[48][49]。
1938年5月，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提议下，唐纳成立“大公剧团”，与演艺界同人一起通过演剧方式为救助伤兵募捐活动出力。1938年6月16日-6月19日，大公剧团在汉口阜昌街维多利亚纪念堂上演由唐纳编剧，石凌鹤及应云卫导演，舒绣文与唐宝心主演的大型三幕国防话剧《中国万岁》，获得热烈响应。该话剧之后在全国各地及海外持续上演，具有抗战动员影响力[50][51]。1940年4月，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改名“中国万岁剧团”。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唐纳从武汉绕道香港返沪。他由《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推荐应聘进入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52]，不久后又成为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的中文教师及助理，随同卡尔大使多次往返于上海与重庆、香港等地[14]。在担任外事工作期间唐纳（马季良）曾用名马耀华。他协助上海《文汇报》挫败了被日伪方面收购的企图[53]，并为其圣约翰大学校友孔令侃领导的爱国组织“南尖社”输送情报[54][55]。“南尖社”于1939年秋被港府查处，唐纳曾短暂出任由盛升颐主持的华盛企业公司贸易主任[56]。
情感生活方面，唐纳结识艺名为“红叶”的女演员陈璐[57][58]，二人同居[59][j]。回沪后两人曾同居在法租界海格路、忆定盘路口[26]。
1939年底唐纳回到孤岛上海。他用笔名蒋旗（以“蒋”姓致意嗣母蒋太夫人）发表五幕历史剧《陈圆圆》（1940年1月由上海剧艺社首演，夏霞主演陈圆圆，严俊主演吴三桂），及表现孤岛上海严酷现状的四幕话剧《生路》等剧作，并从事文学翻译及话剧评论等工作。此外，他于1941年9月协助苏联塔斯社在“孤岛”上海租界开设多语种“苏联呼声”广播电台（呼号XRVN）[60]。该电台在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而上海全面沦陷后，成为沪上仅存的极少数允许公开播报同盟国方战况讯息的“合法”电台，并有丰富的中外文化节目每日播送[61]。同时，唐纳还用笔名安尼在姜椿芳等人主持的《时代》杂志翻译及撰稿。
居沪期间，唐纳通过友人华克之结识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驻沪代表，前清尚书张百熙次子张子羽（1898-1970，原名振鋆，后改名羽，又名允明，字次潜、子羽、叔平、穉潜、忍安等，晚号蜷厂。华克之书中化名任庵）[62]。三人志趣相投，遂结拜为兄弟，互相照应[63]。1942年初，友人演员英茵在沪饮恨自杀，唐纳与费穆、陆洁等人负责组织英茵治丧委员会[64]，并为其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办庄重的追悼仪式[65]。1943年1月英茵去世一周年祭，唐纳曾以笔名梁采在《杂志》发文纪念友人[66]。
1943年夏，唐纳从上海经安徽屯溪辗转撤离到大后方重庆[67]，并在撤离途中创作以“抗战建国”为题材独幕剧《重逢》，发表于安徽《中央日报》之《从奋斗到胜利》特刊上[68]。抵渝后，唐纳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并担任盛升颐秘书[69]。话剧工作方面，唐纳于1944年夏与贺耀组夫人倪斐君及姚苏凤、冯亦代等人组织成立中国业余剧社[70]。该剧团曾在抗建堂上演石华父编剧、吴祖光导演之四幕轻喜剧《有凤来仪》（又名《职业妇女》）[71]；以及师陀与于伶编剧、陈鲤庭导演，改编自俄国剧作家安特莱夫1915年作品《挨耳光的人》（“He Who Gets Slapped”）的四幕悲剧《大马戏团》[72]。影剧评论方面，唐纳为姚苏凤主办，夏衍、冒舒𬤇等人参与的《新民报晚刊》之“电影与戏剧”副刊，及重庆版《扫荡报》影剧副刊等报刊杂志撰文，并主编《重庆商务日报》之“每周影剧”副刊[73]。情感生活方面，唐纳在重庆曾与演员康健同居，不久分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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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拉开序幕。唐纳曾受张治中将军邀请参加在其府上举办的欢迎毛泽东到临的酒会。张治中介绍唐纳与毛泽东相见，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握着唐纳的手，说道："和为贵。”[74]
1945年底，原本已办妥去英国深造手续的唐纳，接受孔令侃邀请，进入上海《时事新报》担任主笔兼縂编辑，取消出国之行。在“时事新报”期间，唐纳在一次记者会议上结识上海英文《自由论坛报》女记者，原北洋政府时期驻法公使陈箓三女儿陈润琼（又名陈安娜Anna Tcheng）。经同事女记者麦少楣（安娜在圣约翰的同学）介绍后，唐纳展开追求。彼时安娜对唐纳复杂的情感过往有些疑虑，但还是接受了追求。1946年夏，因办报理念及言论偏左，引发当局愤怒，唐纳及其团队退出《时事新报》[20] ，并应上海《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字问聃，号保厘，1900-1960）和縂主笔徐铸成之邀进入《文汇报》担任总编辑。[14] 据《文汇报》同事回忆，唐纳常在编辑工作完成后写情书给安娜，交由工友代送鲜花与情书到安娜府上[75] 。两人周末也常去上海虹桥俱乐部约会。
1948年春，安娜调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76]。1948年9月，唐纳短暂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于年底向报社提交辞呈飞往纽约，与安娜会合。在美国期间，他在东、西两岸的华文报社工作[77] ，还在联合国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并在纽约发表并上演独幕剧《回国之前》。
1951年秋，安娜回台湾处理母亲过世事宜，唐纳则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会议，两人相约之后在巴黎相聚。1952年底，经过多年“爱情长跑”，两人终于在浪漫花都喜结连理。彼时安娜还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夫妇俩在巴黎或合股或自营开设“明明饭店”、“玉泉楼”[78]（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前立法会主席曹其真女士自1966年留法读书期间曾在“玉泉楼”打工） [79]、“京华饭店”、“天桥饭店”等餐馆[80]。在法国，唐纳用名马绍章。夫妇育有一女马忆华(Ariane)。[74] 1970年代，一个台湾作家在报纸透露在巴黎与唐纳相遇，这消息引来众多记者的兴趣，大量的采访要求导致他深居简出。[80]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底唐纳秘密回国，由中共中央调查部接待，12月在北京受到叶剑英的接见[81][k]。1979年回国时他与夏其言、赵丹黄宗英夫妇、郑君里夫人黄晨等亲友见面。据多方材料显示，唐纳可能为中共党员（或左翼外围成员），且与“特殊战线”相关。[82][83] [84] 1985年9月，唐纳与妻女由国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国探亲，并最后一次游览苏州祖宅。据吴祖光与新凤霞之子吴欢在其“吴欢天天乐”2024年2月27日视频节目中介绍，唐纳此次回国时，曾与父亲吴祖光等北京会面，受托照顾之后去法国学习访问的其长兄吴钢。晚年，唐纳自称打算写回忆录，并拜托任嘉尧、叶露茜等友人帮他寻找历史资料。[85] 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终年74岁。 1989年8月23日, 唐纳（马季良) 先生去世一周年追思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众多生前亲人好友参加, 并由秦怡担任司仪[86] 。1993年，唐纳夫人陈润琼经亲友协助，整理出版了《马季良（唐纳）文集》。2013年夏，陈润琼逝世，与唐纳合葬于巴黎。
因唐纳早期影剧类文章及后期时评和艺评文章篇数众多，此处仅列举其创作的部分剧本、歌曲、及译作。
1.《赵登禹之死》：以卢沟桥事变后英勇牺牲的赵登禹将军事迹为题材，上海“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集体创作之三幕国防剧，唐纳为执笔者之一。上海《大公报》"大公俱乐部"版 1937.08.08- 1937.08.13连载至第二幕（一），因淞沪战事起而中断。
2.《中国万岁》：唐纳以赵侗等率领的国民抗日军华北抗战事迹为题材。1938年初版为三幕国防剧，1938年6月由“大公剧团”在汉口首演;1939年5月大公报社发行第3版修改为四幕剧。[l]。唐纳在第三版自序中提及该剧本创作部分灵感来自于匈牙利剧作家马洛伊·山多尔 (Márai Sándor, 1900-1989)1930年剧本《反叛者》(The Rebels（1930）), 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凯西 (Seán O'Casey，1880-1964）“都柏林三部曲”之《犁与星》（1926, The Plough and the Stars）及巴金先生翻译奥地利-波兰剧作家廖·抗夫(Leopold Kampf,1882-1912)的三幕剧本《夜未央》(1906,On the Eve)。[88]
3.《陈圆圆》: 唐纳于1937年初开始构思创作，直至1940年以蒋旗笔名发表的五幕历史剧，上海国民书店发行之历史丛刊之一。剧作以陈圆圆经历引出对吴三桂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作为之分析与反思。该剧于1940年1月由上海剧艺社首演。[89]
4.《上海小景》独幕剧集：1940年5月由上海国民书店发行之独幕剧丛刊之一，以“孤岛”上海现实为题材，其中收录了蒋旗（即唐纳）创作4篇独幕剧：1)《穷途陌路》：改编自菊池宽剧作《父归》; 2)《良辰吉日》：以中国地下抗战工作者为题材; 3)《玲玲之死》;以上海舞女及地下抗战工作者为题材 4)《上海小景》：改编自唐纳《中国万岁》第一幕，场景由华北抗战转移至描述上海游击队抗战故事。[90]
5.《生路》：蒋旗（即唐纳）创作，“孤岛”上海抗战现实题材四幕剧，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9月发行。[91]
6.《圣诞节前后》：蒋旗（即唐纳）创作的抗战地下工作者题材独幕剧，连载于上海《小剧场半月丛刊》1940年12月第4期及1941年1月第5期。
7.《重逢》：1943年6月唐纳创作于江西上饶的抗战建国题材独幕剧，发表于安徽《中央日报》1943年7月发行创刊六周年纪念刊《从奋斗到胜利》。
8.《回国之前》：唐纳1950年创作于美国纽约的独幕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进行的“知识分子改造”为题材。收录于1993年陈润琼编《马季良(唐纳）文集》。
唐纳为2部电影作5首电影歌曲，以及为电影公司作了1首主题曲，共计发表6首音乐作品[92]：
1.电影《逃亡》（1934)：唐纳作词，聂耳作曲之电影主题曲《逃亡曲》（又名《自卫歌》），及插曲《塞外村女》。
2.《明星之歌》（1936）：唐纳作词，贺绿汀作词，为1936年革新改组的明星电影公司创作的主题歌，收录于《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7卷第1期。
3. 香港电影《时代先锋》（1937，李芝清导演）：唐纳作词，严折西作曲之三首电影插曲：1)《千里吻伊人》（歌唱家蔡绍序原唱); 2)《音乐的权威》（蔡绍序原唱); 3)《团结起来》（蔡绍序与上海业余合唱团原唱)。
1.《讽颂集》（又名《爱与刺》）：作家林语堂1940年英文原作"With Love and Irony", 蒋旗（即唐纳）翻译，上海国华编译社1941年2月初版。[93]
2.《永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 (Pearl S.Buck) 1941年原作"Today and Forever:Stories of China"，蒋旗（即唐纳）翻译，上海国华编译社1941年4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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