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文凭试历史科争议试题事件，是指2020年5月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考试中的一起争议事件。历史科考试在5月14日举行后，该科试卷其中一道涉及中日关系的题目，被指具引导性、美化日本侵华、“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教联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新华社、文汇报和大公报等先后批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的做法[1]，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考评局施压时更声称南非总统曼德拉曾说“教育的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来抨击整个香港教育界[2]，惟被揭发并非出自曼德拉及涉嫌散播假消息[3][4]。相关试题最终取消，教育局向考评局施压取消试题的做法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弹，批评教育局将试题政治化及政治凌驾专业，及籍历史试题对教育界发动文革式的政治批斗[5][6]，讨论再次引起社会对历史教育的争议。在教育局解说要求取消试题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要求局长杨润雄说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是否同样须要被谴责[7]。
试题内容
争议试题是在2020年5月14日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考试卷一必答题第2题[8]。试题提供两项资料，共三篇文献[9]：
资料C：引用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在1905年出版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清朝教育家范源濂向他称大清国有意改革，但修读法政课程要六、七年时间，希望他作为法政大学校长，可设置法政速成学校，使留学生可于一年修毕。梅谦次郎虽然认为法政课程需要四年方能修毕，但同意提供一年期的法政速成课程作为试验。
原文：昨年，清国人范源濂请求与我会面，言道：‘本邦行将改革，向来自贵国派遣诸生，多习武备、教育，唯法政学科，留学生修此者极少，然国家果欲改革，则特需修习此科者。鉴于我邦现时之需，修学者若以六七年以上时间，几不可得。现觉必要设置法政速成学校，于一年以内卒业，可以停废暑假。’速成科无论如何必要，通常需三四年才能修完；惟考虑范氏之热望，本大学暂定一年课程予以试验。此事得小村外务大臣赞成，清国杨公使深表赞同，计划敦劝清国各省督抚，及上奏清国皇帝，陆续派遣来学。
资料D：有两篇引文。引文一，是来自1912年1月黄兴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写给井上馨（大日本帝国元老、前外务大臣）的一封信，要求对方委托三井洋行筹募一笔资金，用以支持推翻满清及成立新政府。引文二，是日本三井洋行代汉冶萍公司备款250万日圆借款予中华民国政府的合同，借贷以大冶铁矿作抵押，借款期一年，年息七厘。
引文一：‘目下敌国东南一带，大事既定，十四省之城市飘扬革命军之新旗帜，人民皆欢喜。清政府不仁，到处焚戮，诸民亟望我军之到来。直隶、山东等省人之请愿书，均以我军未能早日北伐为恨事。然吾等以清袁〔世凯〕或可悔悟其非，暂时倾听和议之磋商。答应休战一月之久，已于近日内组织〔中华民国〕新政府，计划通告列国。若和议最终不能成立，则不得以战争解决。值此新政府成立之际，深切恳请阁下予以赞助。此外，敌政府委托贵国三井洋行筹措资金一事，务祈赐以助声。’
引文二：‘三井洋行代汉治萍公司倍款日斤两百五十万元，借与民国政府。……二、借款以大治铁矿为抵，所有兑换汇水，均由三井洋行自定。三、以上借款以一年为期，周年七厘行息。每半年一付利息。’
试题包含3条分题，当中最具争议的为分题(c)[9]：
(c) “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试参考资料C及D，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8分)
——2020年香港文凭试历史科卷一题二[10]
事件发展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于2020年5月14日上午举行，同日晚上，教育局发表声明，指有关的试题“附带极为片面的资料，致试题具引导性，考生可能因而达至偏颇的结论，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11]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5月15日的教育局记者会上，重申教育局对试题“严重伤害国民感情及尊严”深感遗憾，更直指考题在资料选取和题目设计上都不能符合高中历史课程的宗旨，认为题目没有讨论空间，指“答案只有弊，唔会有任何利”。[12]，并表示教育局将派员至考评局了解考评局的出题及审题机制[13]。
2020年5月14日晚上，考评局发声明指为避免影响阅卷的公平公正和损害考生利益，不宜作出评论，但强调非常重视教育局及外界的意见。声明又指历史科与其他科目一样，都设有“审题委员会”，而委员都是大学教授、课程及学科专家等，会依据该科的《课程及评估指引》和《评核大纲》拟定试题及评卷指引，最终需要“审题委员会”全体接受才会定稿。声明续指，每年公开试过后，都会进行不同形式的检讨检讨结果会交给来年的“审题委员会”作拟题参考，确保试题质素及持续改进。[14][15]
2020年5月16日晚，《苹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考评局近年在教育局压力下，各科的审题委员会都需要“邀请”教育局人员加入，今次引起争议的历史科试卷亦不例外，其审题委员会有一名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官员参与，早于历史科开考前已对有关的出题策略和内容知情。[16]同日，《香港01》亦引述知情人士指有教育局人员曾以非官方身份，在考评局参与各科目审题委员会，报道指今次涉及争议的历史科，亦有一名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官员在历史科审题委员会。[17]教育局在5月16日凌晨发新闻稿，指有获教育局聘用的教师在获聘前，已经以“个人身份”获考评局邀请加入审题委员会，并在获教育局聘用后申请继续在考评局的历史科审题委员会工作，但不会向任何人提供试题内容，包括教育局的上司或同事，又对《苹果日报》的报道表示遗憾。[18]
翌日，《苹果日报》再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今年文凭试历史科试卷的唯一拟题员，是一名去年加入教育局的课程发展主任，而他于首次参与审题委员会会议前，已经上任教育局新职。教育局则称，该人员在未受聘于教育局前为前线教师，当时已获考评局邀请并开始以个人身份参与，受聘于教育局后继续从事此项外间工作，教育局仅依员工申请外间工作程序批准，其外间工作及其表现与教育局无关。[19]
在5月15日下午举行的教育局记者会上，《苹果日报》记者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提出质询，[20]记者称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有人讨论日本对中国的利弊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前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曾经多次发表感谢日本皇军侵华的言论，[21]并且引述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记者询问杨润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是否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会否对该言论深表遗憾，并予以谴责。[22]
杨润雄回应称毛泽东发表上述讲话时是在外交场合，[23]他相信因话语背景不同，“未必完全可以从字面去解释”，杨又称争议是应否把这些资料放在试题中，由考生分析及结论，杨认为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华与文凭试历史试题争议是两回事。[22]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5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教育局会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取消这道试题，以“确保考生得到公平对待”[24]。考评局在同日晚上作出回应，指取消试题会影响考生的公开考试成绩，影响深远，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跟进[24]。2020年5月18日下午，考评局委员会进行会议后表示需详细探讨试题的存废涉及较多因素，需要详细探讨详细方案[25]。同日晚上教育局表示行政长官可以就“公众利益有影响事项”向考评局发出指示[26]。有中学生组织不满取消试题，表示将提出司法复核。[25]
5月17日，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在教育局网站刊出文章，认为教育局对试题表达看法和意见，“绝非以政治来干预考试”，“强烈呼吁所有教育人士反思教育的使命，不要让教育专业蒙羞”。她亦表示，历史教育重视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能力，但在一些牵涉侵略、屠杀、种族清洗等的题目，“完全不应引导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讨论其正面价值”。对于本年文凭试的题目，她认为“高中的课程的深入程度，还未达到仔细分析上半个二十世纪中日的这些复杂关系”，认为以“就自己所知”来处理超越能力的题目没有意义，是设题已有问题，“故将题目取消是合理及负责的做法”，称这符合考生利益。[27][28]
5月19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文凭试历史科试题出现争议，令人非常遗憾和非常失望，但强调她至今没有干预过事件，并指为了保护教育的质素和目的及学生，她不会回避行使相关条例赋予特首的权力[29]。此外，林郑月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树德立仁，需要有人把关以维护质素，及保证学生接受正确的全人教育，又引用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名言，指“教育的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The collapse of education is the collapse of the nation）[30][31]。但其后有网民指出这句名言并非出自曼德拉口中，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亦表示在翻查曼德拉语录后并没有该句，并讽刺林郑没有为此进行事实查核[30][31]。曼德拉基金会档案馆馆长拉齐娅·萨利赫（Razia Saleh）及后表示在翻查逾1500多篇曼德拉演辞的数据库、曼德拉的名言书籍及作品后，均没有发现该句，因而无法证明该句是曼德拉名言[32]，沈指林郑月娥曾称要“认真研究如何监察网上假消息”，但散播假消息的却是林郑自己[33]。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则指特首的引述是有不同版本和出处，乐意接受指正，并对若因此引起的误会表示歉意[32][33]。
2020年5月22日，《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指考评局委员会在21日的特别会议上，已决定取消争议试题，指考评局将在当天之内公布详情及后续处理。[34]
而其后出版的试题专辑亦没有刊登该取消的题目及其评分参考。
2020年5月25日，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就事件举行特别会议。考评局初步检阅答案，该题共有57.1%考生回答“弊多于利”，38%考生则回答“利多于弊”；78%考生作答时有提及弊处，17%考生只提及利处，另有4.9%考生没有表示立场[35]。2020年6月，一名学生就取消试题的决定申请司法复核，该名考生认为有关决定并未遵从既定机制，更违反《基本法》第34条和第137条所保障的学术自由[36]。7月2日，高等法院审议司法复核，法官高浩文担心为未来历史科考试构成寒蝉效应，控方指考评局程序不当，称特首林郑月娥指谪教育局形同威胁欺凌教育局，辩方则称考评局委员会取消试题属学术决定，否认制造寒蝉效应[37]。翌日，高等法院继续审议，裁定考生败诉，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对裁决表示失望，认为先例一开，日后考评局和教育局会更肆无忌惮地政治干预考评内容，使考生得不到保障，考评局则欢迎裁决，指已完成阅卷工作，正在进行评级工作，预计会如期在7月22日放榜[38]。
教育界反应
-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5月17日召开记者会，会上有历史科教师批评教育局的决定卤莽、摧毁考生努力、损害考评制度、并打击教师士气，令社会负上沉重的代价。有应届文凭试考生称没想过题目会卷入政治漩涡，他对当局的决定感到诧异，担心取消题目会影响成绩。教协理事、历史科教师李家宏认该试题问及1900至1945年间的中日关系，当中包含和平时期及战争事件，两者都同等重要，学生均需要理解。对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香港历史科出现荒谬考题，李家宏指官媒的言论令教师感到担心及人人自危。[39]
- 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在5月16日出席商业电台节目时表示，历史资料题的考试特色是透过资料让考生思考，考生须利用已有知识回答及评价，认为由于考生能阐述的观点少，只能回应弊多于利，试题设置得不理想，但他强调“无受过教育或无相关知识才易被引导”。[40]邓振强在5月18日接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的访问，他称今次题目只有一个答案，对学生而言是较易处理，只要运用合理的资料及个人所知，有机会全取题目满分的8分。邓表示理解试题有争议，但取消试题会令部分考生评级变差，变成惩罚学生，认为考评局在作出决定时要考虑保障考生的福祉。[41]
- 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在5月18日表示已经征询过专家意见，认为题目符合整个学科设置的原则，基本上是没有引导性。他指教育局没有取消有关试题的法定权力，教育局应给拟卷人员和拟题小组解释的机会，在符合程序公义和学理下作出结论。对于教育局发表声明指局方有人员在受聘前已经以“个人身份”获考评局邀请加入历史科审题委员会，并获局方批准可继续从事审题委员会的工作；而政府新闻处的发稿则称教育局未有派员加入考评局历史科审题委员会；叶建源认为教育局的做法荒诞，“教育局谴责考评局，但出题的人就是自己的官员，自己官员应该最清楚课程宗旨，但完成后却否定做法。”[42]。后续考评局统计选择试题的考生回答表现，叶建源评论“发现有57%考生回答“弊多于利”，38%考生回答“利多于弊”，反映考生并没有一面倒回答“利多于弊”，证明大部分考生并无被引导”[43]。
-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智鹏在5月18日赞成取消争议试题，他认为“题目提供的两则资料立场均偏向正面，‘利多于弊’属引导式提问，而且题目牵涉年份太广，认为题目设题不理想”[44]
- 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在港台城市论坛上指出有关题目有强烈引导性，加上附加的资料都是偏好日本立场，认为会扭曲考生的史实掌握及感受。他强调历史考题并非辩论比赛，严肃性相当重要。批评题目“错得好紧要”，更表示如果考生回答“利多于弊”，是捩横折曲。[45]
- 曾任考评局秘书长长达12年的蔡炽昌，在5月17日撰文表示取消试题是公开考试的一个严肃项目，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以科学为基础，辅以学科专家专业意见，取消试题如“偏离正轨，放下专业，后果严重”，呼吁当局以考生为重，三思而后行。他指考评局的声明提到，根据拟定试题和评卷指引，审题委员会成员须一致接受，试卷才正式定稿。对于闹出争议的历史科试题，他认为，虽然只要多提供另一角度的史料，就可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和“引导性”，但审题委员会却没有这样做，他相信是因为加了另一角度的资料，便会大大降低题目的难度，损害题目对区分考生认知水平的程度，同时，也浪费考生的阅题时间，而且考生只要对中日战争的历史有认识，自会运用其知识，推翻试题提供的资料，选择弊多于利。蔡炽昌指出“这道题目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区分度。很难想像考生答题时脑海会浮现政治思想。”[46]
-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理事张往认为试题符合设题原则及符合历史专业。[47]
- 多名历史科老师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时，强调试题并非一面倒，参考资料利弊兼备，亦要求学生“就自己所知”以个人知识回答问题，亦不一定要同意资料的立场，根本不存在“洗脑”之说。[48]
- 身兼多所中小学校监及校董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副总干事蒲锦昌牧师，在基督教刊物《时代论坛》撰文，他称最初听闻教育局要求取消试题，还以为是试题泄漏或印刷有误，后来才知道因为试题的内容不合乎教育局局长或其上司的看法而被要求取消，蒲质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只是根据自己或上司的喜好便要求取消试题。蒲锦昌指有关试题是可以作答的，题目是开放式议论题，学生只要提出合理论据，便可同意或反对命题。蒲锦昌又反问杨润雄“杨局长，你也考过公开试，如果当局在你考完试后马上宣布你某一科的考卷无效，你会有什么感觉？恐怕是愤怒吧？”他指杨润雄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又寄语杨润雄，如果他还是清醒，希望他能作对得起自己、所有历史科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的决定，促请杨润雄收回取消试题的言论。[49]
考生的反应
- 应届文凭试历史科考生刘同学表示，题目没有要求考生必须回答“利多于弊”，考生可以答“弊多于利”。对于教育局要求考评局取消试题，感到十分愤怒，认为做法对于一些准备充足的考生十分不公平，直言“8分已经系一个Grade”，这一题可区分考生是Level 5**还是5*。她恳请考评局作出决定前必须三思，理解考生的忧虑及不满，不要随便作出取消试题的决定。[9]
- 有应届历史科考生以化名彻国岚在网上撰文，[50]表示相信绝大部分考生都不会觉得题目有问题，作为考生应清楚文凭试的题型，题目问考生是否同意，考核的不是立场，不是感情，而是考生的分析、论述和权衡轻重的能力；没有政治不政治，只有理据充分不充分。[51]文中指出问题涵盖1900至1945年，题目明显要求考生以个人知识阐述在这段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再权衡利弊，“日本在前期帮助中国是利，不代表后期攻打中国不是弊”，因此教育局指题目和资料有误导性，“完全是无稽之谈”，作为考生对此感到愤怒，并批评教育局“是对所有历史学生的侮辱”。[51]
- 应届文凭试考生Cody对于教育局要求取消试题表示极度不满，他说很多同学都认为作答得好，有信心获取高分。他批评教育局将试题政治化，担心历史科会“沦陷”，如果不希望考生进行须分析的作答，倒不如只考填充题。[52]
- 5月18日，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表示，有1,200名应届文凭试历史科考生参与联署，反对教育局政治干预考评局及践踏学术自主，并且影响考生成绩，[53]若考评局因政治压力而最终取消试题，应届历史科考生将入禀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并申请禁制令。将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调查教育局施压取消试题是否有越权，同时要求禁止考评局改动试题，以免影响考生利益。平台发言人郑家朗表示已咨询法律意见，认为有可能推翻教育局的决定，而平台正考虑不同方式筹募诉讼费，包括通过众筹。[54]应届历史科考生卢同学称，高中历史科学生会操练试题，对于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昨天在教育局网站发文称因为超越考生能力，所以局方要求取消试题，卢同学表示高中历史科学生会操练试题，并以多角度的思考作答，批评康陈翠华质疑考生能力是侮辱考生。[53]
- 文凭试中国历史科于5月21日开考，有应考该科的考生对教育局以政治理由要求考评局取消试题感到忧心。受访的潘同学表示，担忧教育局要求取消试题的情况再出现，但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放弃自己擅长的题目。另一位应考的林同学称，中史科卷一乙部其中一题问到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文教、政治的影响，因为担心目前的政治氛围下教育局会再要求取消试题，而文革的影响较为敏感，他只好避开并选择其他题目。林同学又称自己于5月14日也有应考历史科，因为自己对近代史较有把握，所以会分配较多时间作答，取消试题对他而言不公平。[55]
- 2020年8月13日，香港考试评核局公布数据，有960名历史科考生复核科目成绩，占历史科考生人数约2成，较去年增加4%。[56]
- 2021年5月6日翌年历史科考试前，香港电台访问了数位考生，发现他们将回避与中国相关的选答题，认为有关问题具危险性，改为回答欧洲史或日本史之问题；亦有考生表示只简单地复习了中国历史，认为考评局不会出类似题目。[57]
其他各界的反应
- 香港作家及传媒人陶杰评论“此题目其实很容易答，因为题目指定要考生回答的年代，涵盖至1945年，亦即已经有重大提示：考生答题时，必须考虑日本侵略中华民国八年战争为中国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因此，考生若只依据此两份历史档案，只评论1905-1912年这段时期即日本对华关系，而不触及1937-1945之另一段历史，而得出“利多于弊”的结论者，基本上已经可以评为不合格。[...]一些人，看见两项文件，其中暴露了“辛亥革命由日本资助”的尴尬事实，加上“有利有弊”之“客观词语”，即刻触动情绪神经。[58]陶杰又将这次争议题目的结构比喻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莎士比亚1564-1616，注：出自《哈姆雷特》）试以你所知由1564到2014年这450年妇女史，表达你对这句话是否赞同。”陶杰又要求教育局指出有什么历史不可开放讨论，是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鸦片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日本资助孙中山与黄兴推翻清政府、中日战争、到毛泽东感谢皇军侵略中国，都不得讨论，他建议教育局尽早公布“不准公开讨论的历史事件清单”，避免师生浪费出题、评卷及作答的时间。[58]
- 新闻节目主持人区家麟指出这一次舆论战遵从中共批斗的套路：先由党羽网罗罪证，交由党媒制造舆论，然后百犬吠声，特区政府里应外合，中联办和港澳办瞬即加持，中央党媒继而发扬光大，图以举国之力鼓动十四亿人仇港恨港[...]。文革不再是历史比喻，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不如在试题的引文加上大救星毛泽东“没有日本发动侵略，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言论的文献，或加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讲述毛泽东如何藉日本侵华，避免用自己的军队抗日救国，“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然后才请学生评价日本侵华阶段的利弊。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在教育局网页发表之《历史教育所为何事》，更暴露出教育官员的浅薄兼转移视线，身为教育高官却不熟悉题型，乱点专业及断章取义；康陈翠华既在执行政治任务，却又虚伪地叫人不要政治化。教育局正将历史课变成政治课，把学生所需的独立思辩变成党国思维。[59]
-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讲座教授陈文敏撰文，认为考试是测验学生的分析能力，跟损害中国人民感情根本扯不上关系，硬说成美化日本侵华是没有看过资料，亦不懂资料分析。[60]对于有论者称没有讨论的空间，陈文敏指很多数学题只得一个答案，却有不同方法达到同一答案，更重要的是达至答案的理据，而历史从来可从多角度探讨，他反问“如果同学选择该段时期日本对中国国民党的衰退和共产党的兴起是利多于弊，又是否完全没有讨论的空间？”文中不点名批评有校长称这条题目会使学生有错误观念是“匪夷所思”，陈认为如果制度只要求学生背诵，不敢对命题分析及提出不同的观点，这是教育的失败，不应该把责任推到试卷上。他指教育局罕有地要求取消该条题目是政治凌驾专业，置考生及文凭试的国际认可和声誉于不顾，教育局倒不如干脆改名为“政治宣传局”。[61]
-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在《明报》撰文，指林郑月娥和同样不需要遵守基本法22条的外交部都说香港教育不可以是“无掩鸡笼”，可见当权者视理想的教育是鸡笼，还要“有掩”，鸡不能乱说乱动，与外界不能接触，直至养大后被吃掉。马岳称现代教育是要启迪学生、启发独立和多角度思考，透过接触不同事物、开拓眼界、培养多元兴趣，并提供空间让学生发挥潜能，令到学生可适应知识型社会，所以教育不是养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取消试题的理由，是某个问题“只能有弊”“不可能有利”。政府官员可以用个人意见决定某些问题没有讨论的空间，因而不可以讨论思考，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反教育的。文中又请杨润雄参阅他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子女所学习的普通教育文凭世界历史教材，虽然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犯下大量反人道罪行是毋庸置疑，但英美的历史课程都会讨论巴黎和会是否不公、英法等国在一战后是否过度压迫德国，甚至导致纳粹主义崛起，以及绥靖政策的影响，再去问学生，英法等国对二战的发生有没有责任。学生可以讨论思考评议，不会说这严重影响犹太人的感受而不让讨论，才可以培养出有思考能力的公民。文中又提到自去年6月发生反送中运动以来，当权者从来不认为有错，并宣称年轻学生反对政府，问题一定出在师生或教育，不是政府有问题；按此逻辑，五四运动的学生反对北洋军阀，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不是二十一条有问题。历史试题争议中的考题本来无罪，当权者却要显示自己的权力，要显示直接全面管治的权力，要人震慑及不敢吭声，这样搞下去，不如以后都由教育局长拟题、设定单一模范答案，再由机器人评分罢了。文章的结尾是“有人说要放弃这一代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要放弃的是整个香港的未来”。[62]
- 2020年5月18日，一群曾经应考香港文凭试、现就读于香港多间大专院校的历史系学生向考评局发出公开信，指出题目没有要求考生必须就“利多于弊”展开论证，考生可以回答“弊多于利”，更可以“程度”入题。信中又指出资料虽然表面上较集中阐述日本对中国的利处，但实际亦有带出坏处。考生需要经过思考和应用自己的历史知识作出结论。信中又引述中史教师称对于历史科考生，日本对中国的“小恩小惠”对比起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本不值一提，认为这是中立的题目，却被讲成引导学生做“汉奸”，反问这是否政治打压，散播白色恐怖。认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指出的“答案只有弊而没有利，并没有任何讨论空间”完全违背历史精神，指出历史没有绝对的结论。信又指明了学习历史的学生需要“公正持平，设身处地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过去与当代的事情”和“在探索历史议题的过程中，培养明辨性思考、沟通技巧及作出明智判断的能力”，认为题目没有偏离课程，希望考评局能维护考评自主。[63]
-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指出，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即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教育，目的是要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1842年以来的反侵略和反殖民历史之上，并不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于世界多元历史观的理解。[64]
- 艺人欧阳巧莹批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题目原文“利多于弊”一向都是开放式问题，容许学生有自由和空间去决定立场和讨论，指杨润雄做法无异于要求学生“收皮”。[65]
- 作家陈国荣在《立场新闻》发文，陈国荣称正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对教育界的警告，新闻在5月26日报导香港富商何鸿燊的死讯及回顾他的生平时，新闻媒体也害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只讲述他爱国的一面，然而，何鸿燊是发迹于香港保卫战守军战败香港沦陷后，何鸿燊带了10港元到澳门逃难，不过他在澳门却与日本人紧密合作，先在日军占三分一股份的公司打工，后来更因为是何东之孙，获日本特别支部部长泽上校推荐，与日本人合作经营出入口与港澳船务生意，更成为东南亚当时最大的煤油供应商，何到战争后期已经身家过百万。何鸿燊在香港重光后回港，他却因为曾与日本人紧密合作发灾难财而遭到英国人冷待，反而中国却不计前嫌，更称之为爱国企业家，文章的结尾是“何鸿燊会如何作答日本侵华利多于弊？相信敢言的赌王会有一番独到见解。”[66]
-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2020年5月15日发表文章，批评试题“公然美化日本侵华暴行”，指“相关‘毒题’背后所包含的政治祸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文章更指文凭试的政治导向只是香港教育问题的“冰山一角”，认为香港中小学没有“去殖民化”，没有建立“一国两制”的新教育制度，更声言“考评局如果不取消相关‘毒题’，势难平息中华儿女的愤怒。”[67]
- 2020年5月14日，《环球时报》发布报道，引述香港教联会副主席穆家骏指，资料一面倒讲述日本帮助中国推动现代化的行动，没有提及“日本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恶行”，认为题目有严重的倾向性，“若让学生作答同意观点，是引导学生做汉奸”。[68]
- 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在5月16日以《香港教育需要“刮骨疗毒”》为题发表文章，形容考题荒谬，批评香港教育界已“中毒至深”，香港教育问题严重至极，认为香港教育体制已如“无掩鸡笼”。文章更形容考评局的声明“回应傲慢”、“表态暧昧”、“责任轻浮”，认为以“商讨如何跟进”“尽量配合”来回应不能令人对香港教育有信心、有期待。[69]
-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令逾千万中国人死亡，属人类的重大悲剧，并认为此试题有如询问犹太人德国屠杀他们同胞或询问日本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是否是否“利多于弊”。[72]
-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Facebook要求教协回答，在德国或以色列的历史科公开试会否出现“‘1941 - 1945年间，纳粹为犹太人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一类试题[72]。
- 就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反问德国或以色列的历史科公开试会否出现讨论纳粹利弊的言论，有在大学修读中史教育的学生在《立场新闻》发文，指出梁振英以自己创作的试题与考评局的试题相比并不恰当，因为梁振英设定在“1941–1945年”的战争期间，而非如考评局试题所指的“1900–1945年”，而在战前时期日本曾为中国培养人才，考生须要正反分析作答才可取得高分，相对于梁振英问纳粹在战争时期对犹太人的利弊，但这段时期属毋庸置疑的只有恶行，所以梁振英所发表的试题不能与考评局的试题类比。文中又提到纳粹和大屠杀的历史都是德国及以色列在中学的必修课题。德国教育法虽然禁止美化纳粹政权，却没有避而不教；德国的历史科考试曾要求考生自由评论“纳粹的现代化措施得到德国广大人民的认受性”；而文凭试的中日关系分析试题也没有美化日本侵华，外界主观认为该题有所倾向乃属有罪推定。因为答题涉及时间分配，取消试题不计分或全部给满分8分，都对所有考生不公平。文中指出教育局利用政治理由去取消试题的先例一开，对今后的考试有深远的影响；考生答题时怎知道忽然“伤害民族感情”、“被汉奸”而遭取消试题，今后的考生将要承受更大压力。[73]
- 有网民查阅英国剑桥大学考核高中生的“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的试题，发现在2013年的历史科考试中有一条试题是“大部分在德国的人民受益于纳粹统治，你有多大程度同意说法，请解释”。[74]
- 进步教师同盟成员孔令晖于个人社交媒体反驳梁振英时，更提到题目要求学生表达立场，以五级满分，第四级要求考生正反立论，最高第五级更要求考生要作深入分析。[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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