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地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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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八六学潮发生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遭到掌握实权的中共元老之首邓小平罢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市民和学生纷纷纪念胡耀邦，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议活动，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省市也发生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不过当时媒体主要聚焦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中国各地的抗议往往会与北京的游行示威相呼应，而且大多数在北京六四清场后不久逐渐沉寂。中国各地的抗议内容很多来自的政府文件的泄露、中国异议人士的披露或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报道。
华北地区
4月15日晚，在听闻胡耀邦去世后，约有2000名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内哀悼[1] 。4月27日，南开大学学生开始罢课[2] 。有2万多人拿着标语和横幅游行[3]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
据4月30日的一份报告透露，南开大学里有更多的海报被张贴，有大约一半的学生参与罢课[4]。
5月14日早六时，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师范大学、纺织学院、商学院等院校约七百多名学生骑自行车从南开大学出发，进京请愿。学生出发前学校和公安机关做了劝阻工作，但学生执意不听，公安机关遂派出干警沿途维护秩序。行进途中，有的学生向群众散发传单，有的利用间歇时间进行演讲，部分学生在公路上先后拦截十几辆卡车搭车进京。还有一些学生乘火车进京。下午六时许，这批天津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5]
5月16日下午，由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赴京请愿团第二梯队，在学校签名后出发，骑自行车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天津大学一千二百名学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声援绝食静坐的学生。[6]
5月24日，各高校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多数学生在校内张贴大字报并集会演讲。晚七时许，南大、纺织学院、医学院、技工师范学院三百多名学生到天津站广场静坐。24日晚十时至25日凌晨二时，“天津民众声援团”二百多人骑着自行车在主要街道来回乱窜，狂呼乱喊，并几次进入天津站广场骚扰。[7]
5月25日，知识分子和作家也参与学生抗议行列，有5万名群众目睹了此次抗议.[8]
6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知》后，各大学学生反应强烈。4日上午，五千多名大学生上街游行、演讲，有的学校组织了“敢死队”，还有人扬言要组织暗杀队。南大、天大、纺院、商院、轻院、师大等九所高校一万多名学生抬若花圈、戴着白花和黑纱，举着横幅，呼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全市十八路一百多部公共汽车被刷上标语。和平公安分局门口的一部大轿车、一部警车的玻璃被南大学生砸坏。南大和天大还分别组织了几十人的“赴京敢死队”，声称“要为北京死难的学生报仇”，并强行进入车站，已被劝阻。但“学生自治会”头目态度十分强硬，鼓动学生敢死队卧轨阻拦火车。[9][10]
5月24日上午，保定、邯郸、张家口等市十多所高校及一些工厂约五千人上街游行。张家口、承德等市一些学生强行乘车进京，造成多次列车晚点。[7]
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发布，石家庄出现首次学生示威活动。四天后，中央政府收到一份报告，警告说石家庄的学生开始变的难以控制[11]。
5月17日，大约10000名学生和200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游行，以支持北京的学生，并要求与当局对话和新闻自由。当天晚些时候，有5,000人冲入河北省政府大楼，并向当局提交了请愿书。第二天，即5月18日，一些政府雇员、医务人员和高中生参加了抗议活动，游行示威者和旁观者的总人数激增至约15万人。[12]5月24日，石家庄再次出现游行。[7]
6月5日晚十一时许，石家庄市有一千多人在桥东集结。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花圈，于6日零时许到达二十七军军部大门口。他们呼喊“打倒刽子手”、“打倒法西斯”等口号，高唱国际歌，三次冲击大门，均被执勤战士阻挡。在冲击过程中，一些人呼喊起哄，向战士掷砖头、瓦块，两名战士被打伤。公安机关派出四百余名武警和公安干警前去制止，一时四十五分，这伙人才离去。[13]
5月16日零时三十分，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大学、唐山医学院、唐山工程技术学院六、七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凌晨一时许，河北大学、农业大学、电力学院等高校两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的主要口号有“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打倒独裁”。[14][6]
5月16日晚七时，唐山工程技术学院、煤炭医学院一千五百余名学生上街游行。[6]
5月16日，秦皇岛燕山大学、煤炭管理学院和部分群众约两千人上街游行，到市委、市政府请愿。[6]
5月16日，雁北师范专科学校一千多名学生以罢餐的方式示威。[6]5月18日，全省共有一百一十九所学校和单位约五万余名学生、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部门、研究所、工会等单位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吕梁、雁北、临汾、侯马、长治、朔州、忻州、运城、阳泉、平定等地、市共三十六所学校一万五千余人上街游行。[15]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生游行在太原出现。在1989年4月29日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失败后，地方政府给中央政府的报告说太原的抗议活动于4月30日变得更加难以控制[4]。
在5月4日北京学生领袖发表声明后，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学生返回了课堂，但在太原市，许多学生仍在抗议太原市官员的言论。[16]5天后，约有5000名学生静坐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室周围，要求与山西省省长王森浩对话[17]。
5月10日，山西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省进出口商品展销会和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节在迎泽大街迎泽宾馆开幕。上午八时半至下午四时，山西省财经学院、太原工业大学、山西矿业学院等七、八所院校的四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呼喊“振兴山西、救救山西”，“打倒官倒”等口号，冲破警戒线，分别到省政府和迎泽宾馆院内示威，要求同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话。示威者迫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开幕式中断，聚集人数据估计有20000人。学生的口号引起了周围人的兴趣，但也引来一些客商的不满。学生们再次要求与王森浩见面，并来到省政府外，并三次试图进入省政府。当晚，由于学生们获知他们将可以和山西省领导对话，于是学生们回到了校园。[18][19][20]
5月15日，当天有10000人再次聚集在省政府大楼外。王森浩和其他官员会见了33名学生代表。学生们认为修建豪华的新政府大楼是在浪费金钱。王森浩同意与学生进行更多对话。当晚的示威游行因此取消[21]。
5月16日，山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学院、化工学院、电力学院等五所院校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有二百多人到省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绝食。[6]
5月18日，大约有230名绝食者进行绝食抗议，有五十八名学生晕倒，均得到及时抢救。示威者人数约有30000人。山西大学学生由一支五十多人的乐队开路，几十个人抬着一个十五米长用白布裹着的死人模型游行。省政府大楼周围发生暴力事件，有人向警察投掷砖头，导致80多名警察和8名群众受伤。有大约有60人被捕。当晚，超过13万游行者在街上高呼反对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口号。[15][22]5月19日凌晨三时许，一百多名不法分子在省政府门前拦截了二十二辆过往汽车和拖拉机，将车上拉的白菜、牛奶往绝食学生中扔去，并砸坏一些车辆的玻璃。公安机关当即赶赴现场进行制止，抓获六十七名不法分子。[23]
5月20日至5月22日，为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学生们成立了宣传队，尝试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援助。5月22日早七时三十分至晚六时，近万名高校学生前往太原钢铁集团演讲，鼓动工人罢工。有1000名学生进到三钢一高炉、一钢、二轧、炼铁厂、二钢厂区，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少数学生到单身工人宿舍住地煽动工人罢工。一些青工和近年毕业的大学生表示支持，但绝大多数工人以“太钢是承包企业，罢了工没有收入”为由拒绝。太钢的六个厂区门口被学生围堵十小时之久，造成厂区周围秩序混乱，严重影响了太钢职工正常上班和生产运输车辆的正常运行。[24][25]5月24日，山西大学、太原工大、医学院等高校百余名学生到太钢、太原化肥厂等工厂活动，未能进入厂区，只好在农贸市场、十字路口演讲。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教职工组成五百人的自行车队，进入省人大机关院内进行演讲。[7]
5月25日，有一批工人开始游行，要求李鹏辞职。
呼和浩特及包头的学生于1989年5月11日至5月14日间开始抗议，有时人数可达3000人，学生要求当局控制通货膨胀，进行反腐改革以及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经费。许多人还要求提供有关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所涉及不正当交易的信息。[27]
5月19日，大约有10000名学生上街抗议[28]。到5月22日，示威活动规模有所减小减少。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学生继续罢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校园[29]。
5月29日，由于呼和浩特学生对国务院总理李鹏不满，大约4,000名学生在呼和浩特市游行，要求李鹏辞职[30]。
6月4日，呼和浩特学生听到六四清场的消息后，有4000名师生上街游行。他们高呼复仇口号，当他们来到呼和浩特的主要广场时，大约有10000名市民向他们表达问候和支持。[26]6月5日上午，内蒙古大学四所高校四千名学生抬着花圈上街游行，到市人民公园开追悼会。内蒙古师大部分学生到新华广场演讲后，也到人民公园参加追悼会。内蒙古工学院两千多名师生在校内举行追悼会。[31]
东北地区
1989年5月15日，哈尔滨约有9000名学生在黑龙江省政府大楼前示威。学生表示支持在北京的学生抗议活动，并要求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出来对话。在学生与警察长时间对峙之后，副省长黄枫现身试图安抚人群，并说省长会在5月20日与他们对话。学生对此不满意，继续要求邵奇惠现身，晚10时30分，邵奇惠走出省政府与学生对话，但没能成功平息学生情绪。到16日0时，学生仍然没有离开省政府，对话仍在继续[21]。
5月16日凌晨，黑龙江大学、哈工大、哈尔滨电工学院、船舶学院等十二所高校七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到省政府请愿，递交“请愿书”。[6]经过几天的持续抗议，5月17日哈尔滨的学生抗议人数达到2.5万，几乎占该市全部学生人数的一半。抗议者认为抗议活动短时内不会结束，并开始创建自己的自治学生组织并为绝食抗议做准备[32]。
5月31日，学生们开始平静下来。在黑龙江大学，官员与学生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学生的自治组织运作，作为回应。学生组织将召回支援北京抗议的哈尔滨学生[33]。
6月3日晚上，哈尔滨的人们就开始听说北京清场的消息。第二天，有7000多名抗议者上街示威，同时高喊反李鹏的口号。[26]6月5日，哈工大、哈尔滨船舶工学院、哈尔滨建工学院等十所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设路障，致使全市主要街道交通中断。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有四、五百名工人上街游行。[31]6月6日上午，哈尔滨工业大学2000余人到哈尔滨锅炉厂门口演讲，介绍北京近日的情况，煽动工人罢工。黑龙江商学院、东北农学院一些学生也到工厂串联。还有三个“市民声援团”到工厂、街道呼喊口号，进行演讲。[13]
5月18日，全省九十所高等院校、中专、中学近十万名师生和新闻出版、电影、作协、科研等二十多个单位一千多名职工上街游行。[15]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3000名吉林大学以及其他院校学生静坐示威，要求官员出来与学生对话。最终这些学生被警察、中共党员以及教育部门官员劝离。[34]
在袁木和几位北京学生代表之间举行对话后，出于对对话结果不满，长春的学生于4月29日上街游行[35]。5月16日下午一时许，吉林大学、医科大学、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近两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扬言要到《吉林日报》社门口静坐绝食，直至晚十时返回学校。[6]5月18日中午，吉林大学一百五十名学生在新发广场静坐绝食。下午六时，吉林工大、吉林农大等学校的七百名学生冲进省政府院内要求对话。晚八时许，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市政府领导同志看望了绝食学生。[15][23]5月19日，有10000名学生参与游行。[28] 两天后，学生试图获得一家汽车厂工人的支持[25]。
6月4日，吉林大学、工业大学、光机学院两千多名学生胸戴白花，抬着花圈，奏着哀乐上街游行，他们举着“血溅轩辕”“打倒法西斯”“反暴力、反屠杀”等横幅，并高呼这类口号。沿途散发和张贴大量标语，发表煽动演说。[10]6月6日，吉大、工大、师大等六所院校一千多名学生与一千五百多名工人上街游行，并在各街道设置路障，封锁工厂大门，阻止工人上下班，鼓动工人罢工、游行。[36]6月8日，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师大等院校少数学生仍在活动，继续到工厂堵门，煽动工人罢工。[37]
5月18日，全省十三个市六十三所高校九万五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15]6月5日，大连、抚顺、阜新、锦州等城市均有学生上街游行。[31]6月7日，全省约有二十九所院校搞“空校运动”，一万四千多名学生离校回家。[38]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沈阳学生的极大愤慨，很快沈阳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1]在电视转播北京袁木与学生对话后，沈阳再次爆发示威。[35]
5月14日晚八时二十分，辽宁大学二千余名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绝食。沿途秩序良好。晚十时二十分，市政府用二十辆大客车将学生送回学校。[5]
5月15日晚八时至16日晨六时许，辽宁大学、沈阳航空学院、沈阳师范学院约五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陆续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要求对话。沈阳市公安局出动两千多名警力维持秩序、疏导交通。[14]5月16日下午，辽宁大学、辽宁建筑工程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一万八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有的学生聚集在省政府和沈阳市政府门前请愿。[6]5月17日，有超过2万名学生参与当天的游行。更多的群众开始围观学生，仅在中山广场，就有近万名围观者目睹了学生游行。在当天晚些时候，据报道围观政府大楼前学生抗议的围观人数约为10万人。[32]
6月5日，沈阳四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围观群众达几万人。5日晚十时至6日八时三十分，沈阳市内通往各工业区的主要交通要道被六千余名学生和市民堵塞，目的是阻拦工人上班。六日上午，沈阳航空学院一些学生分别到一三九厂、一一二厂、一一九厂（均为飞机制造厂），拦堵工厂大门，阻止工人上班。[31]6月6日中午十二时许，沈阳一万六千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召开“追悼大会”，悼念北京伤亡的学生，围观群众达五万余人。会上号召学生无限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13]6月7日凌晨，沈阳十一所高校两千多名学生在通往工业区的主要道路上组成人墙，致使交通堵塞，职工上班晚点。十一时许，交通恢复正常。另有四所高校的学生和三家工厂的工人近两千人，拦截了六十多辆汽车，坐在车上游行。[38]
西北地区
5月18日，全省八个地、市大中专学校的部分学生和一些中学教师、学生上街游行。[15]
在4月29日，北京的学生领袖与袁木进行对话后，兰州发生抗议[35]。
5月9日，在多个校园举办的学生与中共官员一系列对话后，大约有3,000名学生抗议，并要求进行统一的对话。 据报道，其中约有1000名学生在甘肃省政府大楼外静坐时试图闯入大楼，但他们被警察拦住[17]。此后，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阎海旺，甘肃省副省长张吾乐、穆永吉分别与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的学生进行了对话。[39]
5月16日零时许，四百多名兰州大学学生打着“声援北京”的横幅上街游行，到兰州火车站集结并发表演讲，凌晨一时许又在中心广场讲演，二时三十分返校。下午一时四十四分，兰州大学又有三千名学生打着“声援北京”、“自由万岁”、“理解万岁”、“新闻自由”等横幅，喊着“打倒官倒、铲除腐败”、“团结万岁”、“民主万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支持罢课、声援北京”等口号，唱着《国际歌》上街游行。二时二十分，在中心广场宣读了《清华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然后一边游行一边募捐。[14][6]
5月24日下午一时许，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等十三所高校八千七百余人在东方红广场召开大会，宣读《告全国同胞书》，并向全国人大和甘肃省人大发出《紧急呼吁书》，要求紧急召开全国人代会罢免李鹏。会后，各高校学生在市区四条主要街道游行。[40]
5月29日，大约100名学生在兰州的主要广场安营扎寨，但据报道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看起来打算要放弃[30]。
6月4日，六四清场的消息传到兰州，兰州市内传言称“三日晚北京军警打死七千多名市民和学生”。各高等院校3000多名学生和老师上街游行，还用公共汽车堵住各主要路口，造成交通中断。有约1000人选择在兰州火车站卧轨进行抗议，造成兰州站内客、货车停运。[9][26] 6月5日，兰州市的学生和群众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数万名职工不能上班。下午一时三十分，几万名群众、职工将兰州火车站交通堵塞，四、五十名学生抬着花圈在一至三股铁道卧轨。二时许，又冲进几千名大学生和几千名社会闲散人员，将四股道的机车出口处封住。[31]6月6日七时三十分，兰州一些高校的学生继续在街上设置路障，因学生卧轨，兰州火车站交通一直中断。当日全市约有九千人上街游行，其中有三千余名工人。[13]6月8日凌晨一时许，少数人在市内打、砸交通设施、设路障。[41]
6月7日起，甘肃省委、省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处理事态。到6月10日，有32名“市民声援团”“敢死队”成员被捕。党政机关干部、共产党员走出机关，配合基层政权组织、厂矿企业和公安干警，共同拆除路障。6月8日，市区路障已全部拆除，市内各路公共汽车开始运营。省政府领导与各校学生头头进行了对话，学生们表示今后不再设置路障，也不再阻碍工人正常生产。6月9日，九个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兰州大学“高自联”等组织主动拆除了设在城市中心广场和七里河区的广播站。[41][42]
5月11日至5月1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时有100多名铀矿开采者举行静坐，部分是为了支持北京的学生，但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心急性辐射综合症以及政府的漠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与示威者进行了对话，并缓解了示威者的担忧，成功平息事态[43]。
5月19日凌晨一时，新疆大学三百多名学生在区政府门前静坐，另有六十多名学生在区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声援北京学生。当天，乌鲁木齐市发生针对《性风俗》一书的穆斯林游行和骚乱，游行队伍除声讨该书外还喊出了“打倒独裁”等声援学生的口号。[23]
5月18日，咸阳、渭南、延安、汉中、商洛、榆林六地、市的三十二所高校、四所中学、两家工厂共两万余人上街游行。[15]
地方政府发给中央政府的报告表明，4月15日，西安的学生开始哀悼胡耀邦[45]。第二天，陕西省委书记说，每天约有10000人聚集，人群中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工人、官员和西安的其他居民[46]。游行者讨论的主题包括通货膨胀、工资和住房等问题[46]。
4月20日，有10000名学生闯入陕西省政府办公区，并要求与省长对话。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是要解释为何两年前胡耀邦会被迫辞职[47]。几个小时后由于迟迟无法对话，学生们回到了校园，后来下雨时，剩下的人也离开了[46]。
4月22日，有大约4万人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外的新城广场聚集，观看胡耀邦葬礼的现场直播。由于陕西省政府没有就说明胡耀邦辞职原因的请愿书做出答复，有些人情绪开始激动，并推搡警察。有人向警察扔了几块石头。警察则用皮带抽打人群作为回应。后来，一辆警车着火，数小时后，前门也被烧毁。在当天，陕西省省长侯宗宾甚至收到了一些学生寄来的花圈。此时警察开始用警棍攻击人群。下午5点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广场，但是许多人下班在经过广场时被卷入混战。一些报道表明，一些官员和中共干部试图制止暴力，但无济于事。大约晚上7点左右数百人闯入陕西省政府以西的几栋建筑物并进行纵火。据报道，有一名来自被纵火的建筑的高级官员要求警察停止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一个小时后，警察设法清理并关闭了广场。同时，一些人群逃到附近的服装店。政府表示，警察在商店内的任何行为都是对进入商店的抢劫者的回击。尽管许多照片和目击者证实了4月22日在西安曾发生过暴力事件，但官方没有承认有人员伤亡[48]。
4月24日，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据报道发生“打砸抢烧事件”[49]。有大约270人被拘留，经初步审讯后，有106人被释放[49]。4月28日，官方发布对4月22日事件的声明，声明对事件的暴力程度和起因轻描淡写，这引起了西安市许多人的不满，在城市的大学校园里有人张贴反邓小平的海报[50]。
5月4日，大约有1.2万人举行游行抗议，学生们要求删除报纸上有关4月22日事件的指责性的言论，并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据报道，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已与其中一些人进行了对话[51]。
5月16日，西北政法学院六百多名学生罢课，西安交通大学有的学生到工厂讲演、募捐。[6]
5月17日，学生们再次用大型海报展示各种口号，表达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诉求。当天大约有2000名学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学生运动[52]。
5月18日上午，西安市三十八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和群众共十一万余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西安学生的绝食行动。下午一时许，在新城广场请愿的学生和部分群众冲进省政府大院，聚集在办公楼前呼喊“侯宗宾出来”口号，并在院内游行、静坐、集会、发表演讲。下午三时，有的人在大楼前焚烧了中央领导人的模拟像，有的张贴讽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新城广场聚集了十万余人，市区主要街道交通堵塞。西安大学有一千三百多人绝食。[15]
中央政府于5月20日在北京宣布戒严令后，西安的许多学生因害怕遭到政府镇压而开始返回自己的院校或住所[53] 。然而，当时有谣言称，大约有几名西安学生在北京被杀，此后抗议活动再次被点燃。5月24日，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工学院等十二所院校有大约七千人及一些工厂工人上街游行。[7]5月26日，大约10000名学生举行集会并呼吁实现舆论自由，并建立了全省范围的自治学生联合会[29]。
六四清场后，有大约数百人至2000人发动游行。6月4日当天，交通大学、西北工大、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等十四所高校两万多名学生、教师和所谓“市民声援团”、“市民讨血团”，抬着花圈，打着横幅，高呼口号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十二时许，新减广场汇聚了约三、四万学生、群众。不久，有数百人冲进省政府大院，砸坏大楼门厅玻璃、焚烧花圈。晚九时许，“陕西高自联”组织一千多名学生开会，决定四日学生全部下工厂鼓动工人罢工；抢占院校广播站；组织特别纠察队，以防备政府镇压学生。并要求学校下半旗，为死难学生致哀。晚十一时，九所高校的广播室被抢占。[9][10]6月7日，全市各大院校大部分学生继续罢课，教师继续罢教。一些学生在市区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塞交通。还有一些学生到十几个工厂鼓动工人罢工。有十几个工厂的近千名工人乘车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少数不法分子将邮电局电话二分局、三十九局电缆线切断，致使通讯中断。[38]6月8日，各高校比较平静，大小字报显著减少，市内交通已恢复正常，各厂矿生产开始恢复，西安市局势趋向好转。西北政法学院和电子科技大学等不少学校的学生主动撤出了占领的校广播站，一些学生思想开始转变。但是，在钟楼广场附近的“工自联”高音喇叭，继续煽动动乱，叫嚣不怕打成反革命，坚决支持学生。“高自联”设在钟楼的广播站则反复声明“这几天设路障堵塞交通不是学生干的”。上午十时许，有近千名工人拦截过往汽车，强行登车在市内游行。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数百名学生分别堵截十多个工厂和单位的大门，不让职工上班，煽动全市总罢工，由于广大工人坚决抵制而未逞。[41][37]
6月11日，西安当地政府开始对这些活动进行镇压。[54]
5月3日，西宁发生学生示威活动[55]。5月5日，当北京学生领袖呼吁全国各地的学生重返课堂后，西宁的学生却继续罢课，以抗议当地报纸的不公正报道[16]。
5月15日下午三时许，青海民族学院部分学生及湟中、大通、化隆三县穆斯林群众两万多人为抗议《性风俗》一书上街游行。这次活动由“西宁市穆斯林捍卫圣教尊严联合会”组织。他们呼喊“拥护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伊斯兰教不可辱”等口号，到省政府请愿。省政府接待了他们选出的十七名代表，整个游行秩序良好。[14]
5月18日，西宁市七所大专院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聚集请愿。十时许，五十多个单位的部分职工近万人上街游行。下午二时，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政府办公大楼挂出了声援学生的巨幅标语。下午五时，游行请愿的学生多次冲击省委、省政府，少数执勤武警和个别学生被踩伤。[15]
5月26日，从北京返回的15名学生在青海省政府大楼前进行绝食抗议，以期争取更多的示威支持。[29]
6月28日，西宁市公安局宣布抓获一名27岁的青海省档案局干部，指控其在5月中旬先后三次在省政府门前发表演讲，宣称要“修改宪法，改选中央政府，武装力量彻底独立，废除一党专制”，肆意攻击、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并将自己书写的反动传单复印后在西宁市西大街、大十字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还在5月20日北京戒严后秘密组织了“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同盟”，印制入党表格，发展成员，公然提出要“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领导，争取取代共产党领导中国”。[56]
5月18日，银川市三千多所大专院校、中学以及五十二个单位的部分职工上街游行。中午三万多人聚集在南门广场，发表声援演讲，静坐一小时，游行到下午五时三十分结束。同日，银川、同心四千五百余名回族群众游行请愿，声讨《性风俗》一书，区政府领导同志会见了这些群众。[15]
5月24日下午，宁夏教育学院六十多名学生在自治区政府门前静坐。[40]
5月28日，有3000名学生上街游行。[57]
当听到有关6月4日北京清场的消息时，又有3000人带着花圈和横幅再次游行。[26]6月6日上午八时，又有十余所大中专院校近3000人上街游行。[36]
华东地区
4月17日，与胡耀邦去世有关的小海报开始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内出现。第二天，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团体开始公开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与市政府官员见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45][58]。
大多数学生的活动都相对平和，直到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未经上海当局许可的有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后，学生和记者开始变得激动[35]。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上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35]。同时“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等组织成立[58]。
5月2日，大约有7000人来到人民广场静坐以及发表演讲，并在给市领导的请愿书上签名。在警察禁止旁观者进入广场之后，学生们又搬到了外滩，在那里人数激增到大约8000，并继续静坐到深夜[59]。
两天后，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8000名上海学生再次在市政府前静坐，要求对话。据报道，他们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也让许多市民支持学生运动[51]。
5月16日，来自12个不同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前往市政府大楼开始静坐，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辞职，并向政府提出了新诉求，包括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惩罚任何示威者，恢复《世界经济导报》前主编辑钦本立职务，以及学生代表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公开对话[60] 。市领导同意第二天与学生领袖会面。到5月17日上午，对话仍未进行，依旧有200名学生留守静坐，大约40名学生效仿了北京学生行为开始绝食抗议[61] 。当天晚些时候，超过23,000名抗议者以及60名绝食抗议者在政府大楼外集会。但上海市政府却让来自官方组织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泽民也没有出席对话。第二天，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内的十万多名市民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12]。
为了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超过2万名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雨中游行抗议[25] 。5月23日，大约有5.5万人来到大学校园聆听学生们的演讲[62]。
6月4日，北京六四清场后，上海高自联、工自联与学生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堵塞交通，攻击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纠察队。下午五时，“高校自治联合会”组织全市十一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上街。他们到市中心和外围各个主要道口，将汽车轮胎扎破，横在路口当路障，并组成人墙挡车，致使一千多辆汽车被堵，数万名工人无法上下班。上海医科大学二十多名学生在漕溪北路铁道口，挡住了金山开往上海的列车，直至公安干警赶赴现场后撤离。华东师范大学在路家宅铁道口拦住两千多辆汽车，刺破轮胎，又去公交电车场把门堵住。[10][58]6月5日，学生于早上在市内设置了路障，致使一千五百多辆公交车辆全部停驶，其中五百多辆被放了气。打浦路、延安东路两个渡口遂道被堵。光华路铁路道口和中山路铁路道口被阻拦，交通民警岗亭被占领。交通处门口的五、六辆警车被放了气。市委党校的一辆大轿车被推翻。两名交通民警被打。[31]6月6日，光新路铁路道口发生骚乱，161次京沪列车遭到焚烧，一节邮政车厢全毁，同时6辆公安摩托车遭到烧毁。火车冲撞造成6人死亡，十余人受伤。还有40余名警察受伤。[36][58]6月7日晨六时，一些人继续在一百二十多处主要交通干线上设置路障，各种车辆受阻，交通中断。[38]6月4日至8日，上海有234个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辆机动车被拦停用作路障，其中16辆被掀翻、砸坏、烧毁，铁路运输中断近50小时。
6月7日，公安机关抓获七十一名几天来在市内搞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外地民工和社会闲杂人员。[38]6月8日上午，复旦大学有三百余名学生到市内设置路障，有少量闲杂人员乘机阻拦、破坏过往车辆，公安干警及时出动，抓获十余人，控制了事态。全市大部分路障已被清除，主要路口交通已恢复正常。上海交大一百多名学生企图道宝钢鼓动工人罢工，被厂方拒之门外。各厂矿、企业生产基本正常。[41]
此后，上海“高自联”和“工自联”等组织遭到强行解散，《民主之声》等刊物停止出版。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制造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并遭到逮捕。[58]6月10日，全市交通全面恢复，生产逐步转入正常。下午，复旦、同济大学有七、八十名学生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释放非法组织“工自联”头头，并有一人宣布绝食。十一日凌晨一时许，静坐的学生全部离去。晚上，“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声称“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了在现在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鉴于目前时局，要保护学生现有力量，停止进一步的激烈行动。[63]
5月24日，徐州、常州、无锡、苏州、扬州等市十五所高校四千名学生上街游行。[7]6月6日，苏州、徐州等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一些学生设障设卡、堵塞交通，阻止工人上班。在镇江，江苏工学院两千多名学生冲进市政府大院，要求降半旗，为北京“死难学生”致哀。[36]
4月17日，来自南京不同学校的大约10000名学生向警方请愿，要求他们批准为哀悼胡耀邦逝世而举办的游行。警方的回应是要求学生不要抗议以免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尽管学生对此表示默许，但公安部门仍预期示威游行会发生[45]。
到4月20日，学生们开始封锁交通。江苏省委的报告提到学生们来到鼓楼广场，并要求当局将他们的举动视为爱国运动，以及要求官员惩治腐败并增加政府透明度。四二六社论发布后，更多的人参与示威游行。[46][11]
5月15日，南京部分高校贴出许多大小字报，介绍北京学生绝食请愿情况。南京大学学生组织纠察队，占领广播室并广播了《罢课宣言》，号召教师罢教和学生罢课。117名南京大学教师签名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该校一法律系青年教师公开声明退党，并对向他收取党费的同志说“共产党是流氓党”。校内还贴出一份“退团宣言”，已有七名学生签名响应。[14]
5月18日上午八时许，南京市有五十二名高校学生在鼓楼广场绝食（19日增至五十九名）。下午五时，三千余名学生冲进省政府大院，省政府领导出面接受了学生递交的“请愿书”。[15][23]
5月19日，超过10000名抗议者在南京街头游行[28]。两天后，南京橡胶厂的工人宣布罢工，记者和老师也加入了抗议学生的行列[64]。
5月24日，南京二十五所高校近两万名学生聚集在鼓楼广场游行示威和演讲。[7]
5月28日，有3万多名示威者参与反对邓小平和李鹏游行[57]。
6月4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十一所高校的七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下午二时许，聚集在鼓楼广场的学生和围观群众达一万五千余人，造成交通中断。学生们情绪比较激烈，他们佩带黑纱，播放哀乐，呼喊着“血债要用血来还”一类的口号，声称要“打倒、绞死”某中央领导人。还有一些人到处演讲，鼓动罢工、罢市。[9]6月5日上午六时三十分，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十五所高校一万多名学生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造成南京全市交通中断，数万名职工无法上班。[31]6月6日，南京中医学院有人贴出大字报，煽动破坏电力设备，炸毁桥梁、铁路。南京大学“高自联”准备袭击校保卫处、人武部和公安干警。[36]6月7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一千多名学生在铁道上放置障碍物，堵塞铁路交通，下午四时二十分学生撤离。南京师范大学一些学生还在中山陵处卧轨，设置路障。[38]6月8日上午八时许，约百余名大学生在南京中央门铁路桥上企图用木头、砖块阻挡列车，引起千余名群众围观。经公安干警与省教委及学校领导共同做工作，到下午四时学生全部离去。上午八时三十分，有一百余名学生到长江大桥意欲阻断交通。经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派人做工作，学生们于十一时三十分散去。全市交通恢复正常。[41]
4月27日，即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杭州发生了零星抗议活动。在4月29日的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之后，杭州学生对中央政府的反应强烈[11]。
5月4日，大约10000名学生游行，要求新闻自由、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惩治腐败官员[51]。同时，杭州市的中共党员被警告不要参与学生活动，也不许像其他杭州市民一样向学生提供食物或水[65]。
5月14日至16日，有将近3000人参与游行，另有40人开始绝食抗议，以声援北京的学生。[6]到5月17日晚上，绝食抗议的人数增加到数百人[66]。
5月18日，包括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和省长沈祖伦在内的官员探望了绝食抗议者，并恳请他们停止绝食。 据《中国日报》报道，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或观看了示威游行。[67]5月19日，已有七百多名学生静坐绝食[23]
由于北京宣布了戒严令，以及对当地政府不满，工人们于5月23日开始罢工，并与学生一起示威游行。[68]在同一天，有300名学生通过销毁团员证以表示自己退出共青团。[62]
5月24日，杭州十八所高校、四个新闻机构及部分企事业单位共一万余人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先后到省政府、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40]
5月26日，政府在报纸上刊登紧急呼吁，要求学生重返课堂[69]，但仍有5000名学生前往武林广场，并表示将示威到底。[29]
到5月27日，大多数学生回归课堂，但仍有许多杭州大学的学生继续罢课。6月1日，李泽民要求剩下的学生结束罢课。[70]
6月4日中午，浙大等六所高校共六千多人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递交了“抗议军警镇压学生在北京制造流血事件”的请愿书。下午三时四十分，浙江大学等六所高校七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四时四十分，浙大两百多名学生进入铁路，沿着铁轨游行到杭州站，站在铁轨上呼喊口号，致使进出站的列车被迫停车。经做工作，学生于五时二十分离去。走时声称明天再来。[9][10][71]6月5日上午六时许，杭州市主要路口全被路障堵住，全市交通中断。[31]6月8日上午七时许，浙江大学四十多名学生拦在杭州制氧机厂大门口，阻止工人进厂，引起一些工人反感。有些工人欲动手教训阻拦的学生，被厂领导制止，并组织一百多名干部、工人将学生劝离。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一百多名学生封住杭州重型机械厂的三个大门，拦挡进入浙江麻纺厂的通道，不让工人上班。学生还进入厂内散发传单，煽动工人罢工。有十多名学生趁机冲进麻纺厂车间，强行关掉已开启的机器。[37]
5月18日，马鞍山、铜陵、芜湖、淮北、蚌埠等十二个地区二万五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15]
在4月25日晚间，由于四二六社论提前播报，合肥学生出现抗议活动[72]。到4月27日，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示威活动[11]。
5月15日晚七时许，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安徽教育学院约两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合肥市广场静坐，声援北京学生静坐绝食。[14]
5月16日上午，安徽大学、教育学院、医科大学等六所高校的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到中午十二时结束。下午，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七所高校的两千多人又上街游行，至四时三十分陆续返校。晚八时四十分，安徽农学院一千多名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据悉，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将于十七日派代表与省政府联系对话问题。下午四时许，安徽师范学院二百多名学生到市人代会代表驻地静坐四十分钟，有一教授和学生发表演讲，声援北京学生。还说，明天要到人代会会场递交请愿书。[6]
5月17日，超过10000名学生，教师和作家开始游行，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有些曾参加过八六学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也参与游行，并表示他们不会保持沉默。[73]
5月18日上午八时许，安徽农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工学院等高校九千多名学生和部分新闻工作人员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下午，中国科大十三名学生头绕“绝食”的绷带，在校内静坐。[15]
5月24日上午，合肥工业大学二千余名学生和百余名文学艺术界人士上街游行。下午，一百余名新闻工作者在安徽日报社集中后上街游行。晚上，二百余名工人和百余名退伍军人也上街游行。[40]
在5月28日，大约有3000名学生，400名工人和复员士兵参加游行[57]。6月1日，又有1500名学生游行，以示对上海学生的声援。同一天，又有300人向“从天安门广场返回途中被火车撞死的学生”致敬[74]。
6月8日，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几十名学生到合肥钢厂、安徽纺织厂，煽动工人罢工，遭拒绝。晚上，合肥电机厂、钢厂、橡胶厂工人和学生七百多人打着“高自联”“工自联”的旗子上街游行。淮南矿业学院、蚌埠医学院、财贸学院、阜阳师院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十一时三十分许，一百多名学生在火车站卧轨，围观群众达两万余人。市委、市政府组织人力一面做工作，一面强行将学生带出车站，晚七时三十分铁路交通恢复正常。[37]
5月16日下午，芜湖教育学院三十多名学生张贴了百余张标语，并到安庆师大等学校串联声援北京学生绝食。[6]6月8日，安徽师大一千多名学生到车站准备卧轨，经做工作后离去。[37]
5月4日，数千名学生在福州游行。游行者几乎没有打着标语，据说是在高呼反腐败口号和赞美中国的颂歌。游行者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州大学的学生，他们来到福建省委办公地，发现省委办公大楼已关闭并且周围都是警察。尽管在人群和警察之间有短暂的推搡，但大多数人在经过数小时后就离开了[75]。
5月16日至5月18日，福州的示威活动参与人数增加到10000多人，但总体上平稳有序。[22]
5月19日上午十一时许，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中医学院三千多名学生到省政府请愿后，游行到福州火车站，冲进站台，三、四百名学生爬上即将离站的378次客车，有一部分学生坐在铁轨上，致使这次列车无法发出，其他列车无法进站。省政府领导同志赶到现场，指挥处理此事。下午七点四十五分，学生才全部离去。[23]
5月20日，随着北京戒严令的公布，福州一些对中央政府不满的学生阻拦了福州前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大约有1000人还要求面见福建省副省长陈明义，不过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人群陆续撤离。
5月24日，福州市两所院校约四百余名学生上街游行。[40]
5月27日，一群抗议者封锁了横跨闽江的一座桥梁，持续时间为大约一个小时[76]。
作为对6月4日北京的军事镇压行动回应，成千上万人在福州市中心游行。第二天，游行者继续举著横幅游行表达哀伤，游行秩序变得更加井井有条[77]。
5月24日，烟台、东营、济宁、聊城等城市八所院校二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40]
由于四二六社论缘故，4月27日，济南出现示威游行[11]。到5月18日，成千上万的人在济南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并就山东省出现的问题进行抗议[78]。
5月24日，有大约1000名工人开始参与罢工[62]。一天后，有10000名左右学生、工人和市民参与游行[8]。
6月4日，4000多名学生手持花圈在济南游行，哀悼死于北京的遇难者。据报道，他们在公交车上涂写反李鹏的标语。[26]
6月6日五时许，山东大学、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等九所院校的三千八百余名学生堵塞了济南市的九个主要路口，他们将隔离墩和拦截的汽车放气后横在道路中央，造成市区十四条汽、电车路全部瘫痪，致使许多职工不能上班。晚十一时，几百名社会闲散人员冲击历下公安分局，分局牌子、玻璃被砸。至7日凌晨二时抓获四十八人。[13][36]
5月14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青岛海洋大学的三百五十余名大学生，呼喊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新闻自由”，“打倒官倒”等口号上街游行。一时许，他们到市政府递交请愿书，并提出：明天如实报道他们的行动；市长要与学生对话；不能对参加游行的学生打击报复。市政府答复了学生的要求后，学生于下午二时三十分返回学校。[5]
5月16日上午八时五千五分，山东纺织学院十七名教师和十一名学生，打着“声援北京十二名作家声明”的横幅上街游行。十一时许，他们到青岛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后，学校用车将他们接回。下午一时，青岛海洋大学两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鼓动青岛医学院的学生一起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绝食。[6]5月24日，青岛学生再次举行游行。[40]
6月6日，青岛海洋大学、化工学院、医学院、纺织学院、建工学院等高校的二千余名学生，堵住了市区二十九个主要路口，拦截过往车辆，阻止职工上班，市区二十二条交通干线瘫痪。海洋大学还组成二十多人的绝食团，在市政府门前绝食请愿。上午八时，石油大学二千余名学生在校内广场为北京“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几百名学生抬着花圈，戴着白花、黑纱上街游行。[13]
6月10日晨，一些不法分子在青岛市沧口区一路口设置路障，阻拦交通。[63]
5月18日，九江、抚州、赣州、萍乡、景德镇、宜春等地、市近万人（包括一些院校的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79][15]
在六四运动期间其他大多数城市游行都处于停顿状态时，南昌学生继续游行到5月3日。[72]
5月16日晚九时，南昌航空学院二、三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十时四十五分，江西师范大学有几百名学生上街游行。[6]
5月17日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南昌地区的十三所大中专院校八千多名学生，先后到人民广场和省政府门前汇集上街游行，并散发了四十多份谴责“官倒”的油印传单，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下午二时四十分，近三千名学生分批多次冲击省政府。经省长吴官正、副省长张逢雨等同志与学生对话，才陆续返校。晚六时三十分，《江西青年报》部分工作人员打着“江西青年报声援”的横幅参加游行。[79]5月18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南昌市二十六所大专院校、十三所中专学校近两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围观群众达五万余人。中午，游行学生轮番冲击省政府大门和省广播电视厅，均被拦住。晚上，江西中医学院、师范大学、商业学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华东交通大学一百五十名学生在广场静坐，江西师大、江西大学、江西医学院二十五名学生在广场宣布绝食。[15]5月19日，有超过10000名学生再次游行[28]，并占领了八一大道和人民广场。
5月24日，江西大学、师范大学约六百人继续上街游行，有的进行演讲。[7]
在听闻6月4日北京进行镇压后，大约有2000名（一说4000名）学生游行。游行者手举横幅谴责李鹏，高呼“复仇”，发表演讲煽动罢工、罢课、罢市，并搞募捐买花圈。[10][80]据《江西省大事记》，至6月15日，南昌各大高校大多数学生仍坚持罢课。
中南地区
5月18日，新乡、焦作、安阳、平顶山、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等地、市有近三万人上街游行。[15]
5月15日晚七时至16日凌晨，河南工学院、粮食学院一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5月16日下午一时三十分至晚八时，郑州大学、工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民族学院等高校的两千名学生喊着“打倒官倒、反对腐败”“郑州人觉醒吧”等口号，到省政府游行。[14][6]
5月18日早八时，郑州有十二所高校和十一所中专学校约两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下午又轮番到省政府院内示威、静坐、演讲、哄闹，有的人甚至殴打民警。[15]
5月18日，开封爆发游行。[15]
6月20日晚，河南大学三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礼堂叫喊罢课。经校方反复劝告后，依旧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坚持在次日凌晨上街游行。[81]这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次关于六四事件的抗议活动。
5月18日，洛阳爆发游行。[15]5月19日上午十时，洛阳市六所中学、一所小学和一些科研部门约三万人到市政府请愿示威，有些人借机冲击市政府办公大楼并砸坏门窗玻璃，有人煽动“公安局抓人啦”，人群一下涌到市公安局门口，砸碎公安局办公楼部分玻璃。一些人鼓动往楼里冲，公安执勤人员将三名肇事者带离现场进行审查。[23]
6月8日，洛阳工学院一千多名学生在主要路口设路障，一百余名学生打着“还我同胞”的横幅上街游行，千余名群众尾随围观。下午二时许，洛阳师专的两名青年教师带着二百多名学生到当地驻军127师留守处，动员军人家属给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亲人写信、打电话，瓦解军心，被警卫战士堵在门外，闹了四个多小时才离开。[37]
4月19日至22日，湖北省委向中央政府报告，该市发生的学生示威活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82]。此外武汉大专院校的一些人成立“自治联合会”等组织，有人开始在武汉长江大桥游行静坐[83]。
四二六社论公布后，大型示威活动爆发[11] 。在4月29日袁木与北京学生对话播出之后，示威活动演变成抗议活动[35]。
5月4日，据估算有10000名学生参与游行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官员腐败[51]。5月15日晚十一时许，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湖北医学院一千二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有五、六百人冲进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住地，经劝说于十六日凌晨四时许撤出，后来又有一百多人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当时围观群众约二、三千人。[14]5月16日凌晨起，武汉大学、华师大、武汉工业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到省政府静坐，声援北京学生绝食。晚七时，一千多名学生在长江大桥桥头堡静坐。[6]5月18日，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走上街头[84]。
在6月4日听到北京镇压的消息后，全市10000多名大学生参加了游行，并封锁了武汉、武昌和汉阳之间的主要道路。下午二时四十分，三百多名大学生在长江大桥铁路引桥下卧轨，后又有二千多名学生抬着两个花圈放在铁道上，造成京广铁路中断，直到下午七时通车。[9]6月5日上午十一时许，武汉群众、学生约几千人静坐并占领长江大桥铁路、公路线。导致交通中断，列车、汽车停开。湖北大学、湖北粮食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五百多名学生在京广线卧轨。6月6日七时三十分，武汉钢铁学院一千余人将武汉钢铁公司工人上班所经路口堵塞，不许工人上班。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二千五百余人冲击重型机床厂，煽动工人罢工。八时许，湖北大学约一千名学生将武昌车辆厂大门围住，不让工人进厂上班。下午一时许，华中理工大学等院校六百余名学生，在京广线武昌区跨线桥铁轨上静坐，造成铁路中断。[31][13]6月6日上午九时，武汉钢铁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八所高校近四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湖北造船厂二百多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一些学生在通往武钢的路上设置路障，阻止工人上下班。中午十二时，一些学生拦截一辆卡车和一辆油罐车，站在车上讲演，造成交通堵塞。执勤干警上前劝阻，十名干警遭殴打。民警将四名为首分子带离现场。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少数人鼓动学生说公安局抓人了，湖北师院二百多名学生冲击市公安局，两辆警车被砸。[36]6月7日，全市共有九所院校近两千名学生上街，在市区主要交通干线游行。他们见车就拦，扎胎放气，用作路障。上午九时，一些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将长江铁路大桥堵塞，致使南来北往的列车中断，晚八时三十分才恢复通车。还有近千人堵塞了长江公路大桥的交通。四名守卫大桥的哨兵和十六名干警被打伤。[38]6月8日，湖北大学、武汉钢院、华中师大、武汉大学千余名学生相继上街，造成京广铁路和武汉至大冶铁路线多次出现中断。他们还冲击武昌造船厂、武昌车辆厂，煽动工人罢工。[37]最终“武汉高校联合会”等组织在武汉党政部门的介入下解散。[85][83]
5月24日，湘潭市四辆过路汽车被推翻；岳阳市南区公安分局一辆三轮摩托车被一些不法分子推翻烧毁。后公安机关抓获一些打砸抢烧犯罪分子。[7]
4月22日的一次学生示威中，长沙发生骚乱，大约2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导致96人被拘留[86]。4月24日，学生们在包括湖南师范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张贴反邓小平的海报[2]。4月25日，警察逮捕了涉及打砸抢烧行为的138人[87] 。当晚，随着四二六社论被提前泄露，新的示威游行爆发了，到4月27日，示威游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1]。
由于对4月29日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的不满，示威活动持续进行[35]。到5月4日，长沙大约有6,000名学生向人们分发传单，寻求农民、工人和企业家的支持[51]。
据报道，5月13日，长沙出现绝食抗议[88]。
5月19日，有2至3万名来自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参与游行。在参与绝食抗议的300名学生中，有26名学生在中午昏倒，据报道，一名学生试图用头撞墙自杀。[89]
5月24日，长沙二十六所高校和十多个工厂、机关、社会团体两万多人上街游行。[7]
6月1日，又有300名学生来到政府大楼前绝食抗议。[74]
6月4日，大约500名学生听说北京发生的军事镇压行动后，朝火车站进发。当天晚上，他们在车站周围放上花圈哀悼在北京遇难的学生。湖南大学、铁道学院近千名学生冲入长沙火车站，并卧轨拦车，企图进京，造成京广铁路中断。[9][90]
5月24日，衡阳市区两辆小车被一些不法分子推翻、砸烂，一些水果摊点被抢。后公安机关抓获一些打砸抢烧犯罪分子。[7]
6月5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衡阳医学院、衡阳工学院等两千多名学生砸烂衡阳车站候车室的门进入站台，在一至五道设置枕木，使广州至北京的列车受阻，始发的列车被迫停车，一些学生还将一个大花圈放置在机车头上。[31]
5月19日，有10000多名示威者和围观者来到城市广场。据报道发生了财产损失事件，有的甚至试图通过破坏窗户和前门闯入市政府大楼。大约有45人被捕，其中12人被立即释放。参与破坏的人都不是学生。[89]
5月19日，深圳市二百多人在市政府门前静坐。[23]5月24日，汕头、珠海、阳江、惠州等市九所高校和十些中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静坐请愿。[7]6月6日，广东至湖南方向铁路被堵，部分铁轨被撬，致使六列客车被堵，九千余名旅客被困。[13]6月8日，深圳、韶关、汕头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佛山大学发起组织“佛山高联自治会”。有的学校搞所谓“追悼会”，将花圈送往烈士陵园。[37]
5月24日，广州市二十多名学生在省政府门前静坐，不时发表演讲。下午四时许，八名自称“香港妇女协进会”的人举着“香港妇女声援爱国民主运动”的牌子在省政府门前发表“声明”，支持北京学运，呼吁撤销戒严令，围观群众达五百余人。[7]
6月4日凌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师大、华农大、中山医学院、广东教育学院等高校一千八百多名学生抬着花圈、臂戴黑纱，举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反对血腥镇压”等横幅、标语上街游行，并高呼这类口号。然后游行学生到省政府门前、海珠广场集会讲演、静坐，一直持续到下午，致使交通几度中断。[9][10]
6月5日凌晨五时许，广州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围观群众达两万人。八时三十分，中山大学一千多名学生堵住海珠大桥，致使交通中断。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广深铁路公司石碑车站中大道口被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两千余名学生阻住，迫使列车中途停车。学生围车进行煽动性宣传，车上旅客丢下大批香港报纸，学生说香港旅客支持他们，遂将该车放行。一些学生声称，凡经该处列车必须停车，经他们向旅客宣传以后方可予以放行。[31]
6月6日，暨南大学的一百名学生在广州军区总部举行静坐示威。下午，近百名不法分子打着“广州声援团”的横幅聚集在海珠桥上静坐演讲，造成交通堵塞达九小时之久。[91][38]
6月7日凌晨二时许，“广州声援团”窜到桥下一体育店抢面包吃，随后又到一个体饭馆要饭吃未逞，便砸烂饭馆牌子，并煽动冲击广州宾馆，砸烂宾馆门窗玻璃。凌晨四时，广州市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清理了海珠广场，当场抓获十九名不法分子，将八十人强行带离现场审查。[38]
6月8日，中山大学已有八名美国专家、十二名西德留学生和两名日本留学生返回本国，还有十六名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已办妥去香港的手续。[37]
6月4日桂林市“高校自治会”组织各高校上街游行。下午一时四十分，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八百多人打着“北京流血，我们心痛”“天理何在，血不可白流”“还我同胞，还我战友”等横幅上街游行。晚八时许，广西师大、桂林电子工学院“学生自治会”分别召开“自由论谈会”和“当前局势辩论会”。[10]
5月10日凌晨二时许，海南大学三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暴力”等口号，于三时四十分到省政府门口静坐，并要求对话。经做工作，五时许学生返校。[18]
西南地区
胡耀邦死讯传出后，重庆的大学校园开始出现一些动荡。至少在四二六社论发布之初，重庆就开展了大型示威活动[11]。4月29日，袁木与北京学生领袖之间的对话电视播出后，示威持续[35]。
5月4日举行的示威活动中，有7000人在市政府大楼内静坐，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并要求媒体给予公平对待[92]。5月15日晚七时五十分，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约八、九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到市政府门前静坐，后经劝导，学生全部返校。[14]在5月17日至5月19日之间，大约有10000人示威游行，并且有82人开始绝食抗议[28][93]。对于学生运动，重庆市民与学生开始产生分歧，疲倦的学生乘车驶回校园时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而普通市民开始担心示威游行会造成食物短缺[94]。
5月3日至5月20日，重庆日报报导了14人被捕，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更高[95]。
5月20日，市政府官员同意与示威者进行对话，不过结果一无所获。[96]
5月23日，超过20000名示威者在街头游行。5月24日，重庆约有一万人上街游行，在大礼堂静坐的有一百多人。上午十一时，重庆高校学生自治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七千多人参加，会后分片组织了游行。[7][62]
作为对6月4日的北京镇压行动的回应，重庆的许多学生开始罢课。各行各业的人们堵塞了城市的道路和铁路，甚至掀翻车辆。在两天的时间里，重庆基本上瘫痪了。6月5日上午十时，重大、建院、建筑专科学校七百多名学生打着“中华儿女血洒北京，严惩凶手，讨还血债”的横幅，上街游行、演讲。十一时许，重庆师专三百多名学生打着横幅到沙坪坝车站，无理要求接管车站。并全部坐在铁轨上拦截火车。后一些官员通过谈判让抗议者放弃封锁铁路，学生于下午五时二十五分离去。晚十时左右，重大、师院、建院三百多名学生抬着花圈上街游行。[31]6月7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师范学院有两百名学生扬言要到广安冲击邓小平故居，并挖其祖坟。[38]
此后几天，重庆大部分交通开始逐步恢复。[97]
6月5日，绵阳市建材学院有五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31]
北京、西安等地大学生到达县市，6月8日已达两百多名（多数是本地人）。他们成立“达县市大中专学生自治联合会”，四处串联，煽动学生、工人、市民声援北京，扬言要上街游行，阻断交通，烧毁汽车，冲击党政机关和公安部门。[37]
5月17日下午一时许，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中医学院、云南财贸学院、云南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八所院校约一万名学生，举着“声援北京爱国行动”、“坚决支持绝食斗争”、“争民主、争自由”、“打倒垂帘听政”、“首脑更迭法律化”等横幅标语，呼喊“打倒官倒、铲除腐败”、“民主必兴、专制必败”等口号，游行并到东风广场聚集，于下午四时十五分到省政府请愿。因学生越聚越多，有的甚至爬上围墙和房顶，为避免发生伤亡，省长决定让学生进入省政府大院。经多方做工作，大部分学生陆续离去。晚饭后，云南政法专科学校二百多名学生声援滞留在省政府院内的学生。同时，云南农学院、教育学院、冶金工校等院校约二千名学生到东风广场静坐，有的发表演说，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行动。[79]
5月19日上午，云南民族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云南大学等院校一百二十人在东风广场绝食，还有一些院校正在发起签名绝食。[23]
5月24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十余所高校和中专学校约四千名学生陆续到东风广场静坐。晚上九时，约三百人打着“昆明市民爱国声援团”的横幅上街游行。云南重机厂七、八十名工人也打着“声援团”的横幅前往声援。汇集在广场的学生组委会表示，他们不到工厂串联、演讲，不鼓动罢工，不广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宪法法律以及有人身攻击内容的稿件，但要坚持罢课。[7]
6月4日，云南工学院、民族学院、艺术学院六百余名学生打着“悲愤”的横幅上街游行。“云南高校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开会，声称“政府已举起屠刀”，提出应立即动员学生从次日开始无限期罢课。[10]6月6日，昆明市一些大专院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派兵镇压北京学生”。[36]6月8日，昆明市一些高校学生“组委会”近日开会，声称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争取工人罢工、罢市，给政府以沉重压力。并提出下一步要到厂矿、企业、机关、部队、农村去演讲，鼓动掀起罢工浪潮，争取军队站到学生一边，共同反对政府，并把原军训点的部队和大型厂矿企业作为重点。[37]
6月10日，昆明高校“组委会”认为“继续闹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加之相当一部分学生已对闹事不满，宣布撤离东风广场。零时许，学生在撤离过程中，遭一伙自称是“市民声援团”的人围攻。他们指责学生怕死，让学生归还捐款，阻止学生离开广场。有一百多人尾随学生队伍到云大、师大、民院等学校，敲打校门，向校内投掷石块、汽水瓶，还有人叫嚣“绞死大学生”。由于学生不理睬，这些人于四时自行离去。[63]
5月18日清晨，出现学生抗议活动，并有3000人坐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当地学生。稍后有2000名学生来到贵州省政府高喊口号，批评该省经济发展滞后。中午，贵阳市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和部分中小学生四千五百人上街游行，向省政府大院汇集，下午一时三十分，省政府大院已汇集了万余名学生，大约有4500名学生再次在贵州省政府大楼外游行，要求希望对去北京的学生进行客观的新闻报道，以了解他们的活动以及交通情况。据报道，政府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政府订购了数千盒饭，试图让学生及早离开结束抗议；部分学生冲击省政府办公大楼，并向执勤武警战士扔石头，打伤了几个战士。到晚上，仍有2000名学生在警察的警戒下留守，估计当时有10万名群众参与围观。[15][98]
听到有关北京镇压的消息后，贵阳的1000多名学生在6月4日举行抗议。他们在城市广场上摆上花圈，甚至有人向周围人呼吁针对政府发动暴动。[99]6月5日，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学院等五所高校五千多人上街游行，贵大教师“声讨团”一千余人、贵州电视台七十多人、“市民声援团”一千多人也上街游行。[31]6月6日上午，八所院校4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五十余名社会青年乘学生上街游行之机，在贵阳市区砸坏各种汽车十一辆和一家个体商店。后公安机关抓获三十一名打、砸分子，收审二十四名，其中没有学生。6月8日晚九时，有二、三千名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36][41]
5月1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西藏大学约四百余名学生打着“西藏大学声援团”、“坚决声援北京各大高校的绝食请愿运动”等横幅上街游行。武警官兵一千余人分三路分别在自治区教体委、拉萨市委、河坝林十字路用人墙组成了劝阻线，将游行学生阻在区教体委门前。学生向围观群众散发了传单。十一时二十分，游行学生退到河坝林十字路口时，该校部分教师打着“西藏大学部分青年教师声援团”的横幅参加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在游行的学生中还发现有一幅“拉萨晚报部分新闻工作者声援”的横幅。自治区体校约二十余名学生和拉萨一中部分教师和少数学生也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的横幅，参加到西藏大学游行学生队伍中。十三时十五分，游行队伍强行冲击劝阻线，有的围观者起哄，和学生一道推搡执勤武警，个别人还向干警投掷石块，反而叫嚷“武警打人”，顿时秩序大乱。混乱中，约二百多人冲破劝阻线，沿金珠路、青年路游行至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门前，高呼“打击官僚”“清除腐败”“反对以权谋私”“拥护共产党” “维护祖国统一”“多吉才让出来”等口号。经广播宣传国务院戒严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并经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耐心工作，参加游行的学生和教职工于十六时十五分返回校园。[1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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