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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八六学潮发生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遭到掌握实权的中共元老之首邓小平罢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市民和学生纷纷纪念胡耀邦，并逐步演变为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议活动，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省市也发生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不过当时媒体主要聚焦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其他城市的抗议则相对忽略。
中国各地的抗议有时会与北京的游行示威相呼应，而且大多数受到北京六四清场的影响而最终沉寂。中国各地的抗议内容很多来自的政府文件的泄露、中国异议人士的披露或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报道。以下是北京以外地区的抗议城市名单。
呼和浩特及包头的学生于1989年5月11日至5月14日间开始抗议，有时人数可达3000人，学生要求当局控制通货膨胀，进行反腐改革以及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经费。许多人还要求提供有关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所涉及不正当交易的信息[1]。
5月19日，大约有10,000名学生上街抗议[2]。到5月22日，示威活动规模有所减小减少。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学生继续罢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校园[3]。
5月29日，由于呼和浩特学生对国务院总理李鹏不满，大约4,000名学生在呼和浩特市游行，要求李鹏辞职[4]。
当呼和浩特学生听到6月4日六四清场的消息，有4000名师生上街游行。他们高呼复仇口号，当他们来到呼和浩特的主要广场时，大约有10,000名市民向他们表达问候和支持[5]。
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发布，石家庄出现首次学生示威活动。四天后，中央政府收到一份报告，警告说石家庄的学生开始变的难以控制[6]。
1989年5月17日，大约10,000名学生和200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游行，以支持北京的学生，并要求与当局对话和新闻自由。当天晚些时候，有5,000人冲入河北省政府大楼，并向当局提交了请愿书。第二天，即5月18日，一些政府雇员、医务人员和高中生参加了抗议活动，游行示威者和旁观者的总人数激增至约15万人[7]。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生游行在太原出现。在1989年4月29日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失败后，地方政府给中央政府的报告说太原的抗议活动于4月30日变得更加难以控制[8]。
在5月4日北京学生领袖发表声明后，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学生返回了课堂，但在太原市，许多学生仍在抗议太原市官员的言论。[9]5天后，约有5,000名学生静坐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室周围，要求与山西省省长王森浩对话[10]。
5月10日，示威者迫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开幕式中断。学生的口号引起了周围人的兴趣，聚集人数据估计有20,000人。学生们再次要求与王森浩见面，并来到省政府外，并三次试图进入省政府。当晚，由于学生们获知他们将可以和山西省领导对话，于是学生们回到了校园[11]。
5月15日，当天有10,000人再次聚集在省政府大楼外。王森浩和其他官员会见了33名学生代表。学生们认为修建豪华的新政府大楼是在浪费金钱。王森浩同意与学生进行更多对话。当晚的示威游行因此取消[12]。
5月18日，大约有230名绝食者进行绝食抗议，而示威者人数也有30,000人。当天早上，省政府大楼周围发生暴力事件，有人向警察投掷砖头，导致80多名警察和8名群众受伤。有大约有60人被捕。当晚，超过13万游行者在街上高呼反对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口号[13]。
5月20日至5月22日，为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学生们成立了宣传队，尝试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援助，据报道，有1000名学生前往一家钢铁公司分发小册子[14]。5月25日，有一批工人开始游行，要求李鹏辞职。
4月15日晚，在听闻胡耀邦去世后，约有2,000名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内哀悼[15] 。4月27日，南开大学学生开始罢课[16] 。有2万多人拿着标语和横幅游行[17]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
据4月30日的一份报告透露，南开大学里有更多的海报被张贴，有大约一半的学生参与罢课[8]。
5月25日，知识分子和作家也参与学生抗议行列，有50000名群众目睹了此次抗议[18]。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3000名吉林大学以及其他院校学生静坐示威，要求官员出来与学生对话。最终这些学生被警察、中共党员以及教育部门官员劝离[19]。
在袁木和几位北京学生代表之间举行对话后，出于对对话结果不满，长春的学生于4月29日上街游行[20]。5月19日，有10,000名学生参与游行[2] ，两天后学生试图获得一家汽车厂工人的支持[14]。
1989年5月15日，哈尔滨约有9000名学生在黑龙江省政府大楼前示威。学生表示支持在北京的学生抗议活动，并要求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出来对话。在学生与警察长时间对峙之后，副省长黄枫现身试图安抚人群，并说省长会在5月20日与他们对话。学生对此不满意，继续要求邵奇惠现身，晚10时30分，邵奇惠走出省政府与学生对话，但没能成功平息学生情绪。到16日0时，学生仍然没有离开省政府，对话仍在继续[12]。
经过几天的持续抗议，5月17日哈尔滨的学生抗议人数达到25,000，几乎占该市全部学生人数的一半。抗议者认为抗议活动短时内不会结束，并开始创建自己的自治学生组织并为绝食抗议做准备[21]。
5月31日，学生们开始平静下来。在黑龙江大学，官员与学生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学生的自治组织运作，作为回应。学生组织将召回支援北京抗议的哈尔滨学生[22]。
6月3日晚上，哈尔滨的人们就开始听说北京的军事镇压。第二天，有7,000多名抗议者上街哀悼在北京遇难的人，同时高喊反李鹏的口号[5]。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沈阳学生的极大愤慨，很快沈阳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6]。在电视转播北京袁木与学生对话后，沈阳再次爆发示威[20]。
在连续四天的示威活动，5月17日，有超过20,000名学生参与当天的游行。更多的群众开始围观学生，仅在中山广场，就有近10,000名围观者目睹了学生游行。在当天晚些时候，据报道围观政府大楼前学生抗议的围观人数约为100,000[21]。
在4月29日，北京的学生领袖与袁木进行对话后，兰州发生抗议[20]。
5月9日，在多个校园举办的学生与中共官员一系列对话后，大约有3,000名学生抗议，并要求进行统一的对话。 据报道，其中约有1000名学生在甘肃省政府大楼外静坐时试图闯入大楼，但他们被警察拦住[10]。此后，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阎海旺，甘肃省副省长张吾乐、穆永吉分别与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的学生进行了对话。[23]
5月29日，大约100名学生在兰州的主要广场安营扎寨，但据报道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看起来打算要放弃[4]。
在听到有关六四清场的消息后，6月4日凌晨，有3000多名学生和老师再次在兰州进行抗议，有约1000人选择在兰州火车站卧轨进行抗议[5]。
5月11日至5月1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时有100多名铀矿开采者举行静坐，部分是为了支持北京的学生，但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心急性辐射综合症以及政府的漠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与示威者进行了对话，并缓解了示威者的担忧，成功平息事态[24]。
5月19日，乌鲁木齐市发生的针对《性风俗》一书的穆斯林游行和骚乱中也有人喊出了“打倒独裁”的口号。
地方政府发给中央政府的报告表明，4月15日，西安的学生开始哀悼胡耀邦[26]。第二天，陕西省委书记说，每天约有10,000人聚集，人群中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工人、官员和西安的其他居民[27]。游行者讨论的主题包括通货膨胀、工资和住房等问题[27]。
4月20日，有10,000名学生闯入陕西省政府办公区，并要求与省长对话。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是要解释为何两年前胡耀邦会被迫辞职[28]。几个小时后由于迟迟无法对话，学生们回到了校园，后来下雨时，剩下的人也离开了[27]。
4月22日，有大约40,000人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外的新城广场聚集，观看胡耀邦葬礼的现场直播。由于陕西省政府没有就说明胡耀邦辞职原因的请愿书做出答复，有些人情绪开始激动，并推搡警察。有人向警察扔了几块石头。警察则用皮带抽打人群作为回应。后来，一辆警车着火，数小时后，前门也被烧毁。在当天，陕西省省长侯宗宾甚至收到了一些学生寄来的花圈。此时警察开始用警棍攻击人群。下午5点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广场，但是许多人下班在经过广场时被卷入混战。一些报道表明，一些官员和中共干部试图制止暴力，但无济于事。大约晚上7点左右数百人闯入陕西省政府以西的几栋建筑物并进行纵火。据报道，有一名来自被纵火的建筑的高级官员要求警察停止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一个小时后，警察设法清理并关闭了广场。同时，一些人群逃到附近的服装店。政府表示，警察在商店内的任何行为都是对进入商店的抢劫者的回击。尽管许多照片和目击者证实了4月22日在西安曾发生过暴力事件，但官方没有承认有人员伤亡[29]。
4月24日，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据报道发生“打砸抢烧事件”[30]。有大约270人被拘留，经初步审讯后，有106人被释放[30]。
4月28日，官方发布对4月22日事件的声明，声明对事件的暴力程度和起因轻描淡写，这引起了西安市许多人的不满，在城市的大学校园里有人张贴反邓小平的海报[31]。
5月4日，大约有12,000人举行游行抗议，学生们要求删除报纸上有关4月22日事件的指责性的言论，并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据报道，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已与其中一些人进行了对话[32]。
5月17日，学生们再次用大型海报展示各种口号，表达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诉求。当天大约有2,000名学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学生运动[33]。
中央政府于5月20日在北京宣布戒严令后，西安的许多学生因害怕遭到政府镇压而开始返回自己的院校或住所[34] 。然而，当时有谣言称，大约有几名西安学生在北京被杀，此后抗议活动再次被点燃。5月26日，大约10,000名学生举行集会并呼吁实现舆论自由，并建立了全省范围的自治学生联合会[3]。
六四清场后，有大约数百人至2000人发动游行，表达对清场中遇害人员的哀思。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示威活动，直到6月11日，西安政府开始对这些活动进行镇压[35]。
5月3日，西宁发生学生示威活动[36]。5月5日，当北京学生领袖呼吁全国各地的学生重返课堂后，西宁的学生却继续罢课，以抗议当地报纸的不公正报道[9]。
5月26日，从北京返回的15名学生在青海省政府大楼前进行绝食抗议，以期争取更多的示威支持[3]。
5月28日，有3,000名学生上街游行[37] 。当听到有关6月4日北京清场的消息时，同样数量的人带着花圈和横幅再次游行[5]。
4月17日，与胡耀邦去世有关的小海报开始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内出现。第二天，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团体开始公开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与市政府官员见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6][38]。
大多数学生的活动都相对平和，直到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未经上海当局许可的有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后，学生和记者开始变得激动[20]。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上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20]。同时“上海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等组织成立[38]。
5月2日，大约有7000人来到人民广场静坐以及发表演讲，并在给市领导的请愿书上签名。在警察禁止旁观者进入广场之后，学生们又搬到了外滩，在那里人数激增到大约8,000，并继续静坐到深夜[39]。
两天后，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8,000名上海学生再次在市政府前静坐，要求对话。据报道，他们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也让许多市民支持学生运动[32]。
5月16日，来自12个不同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前往市政府大楼开始静坐，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辞职，并向政府提出了新诉求，包括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惩罚任何示威者，恢复《世界经济导报》前主编辑钦本立职务，以及学生代表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公开对话[40] 。市领导同意第二天与学生领袖会面。到5月17日上午，对话仍未进行，依旧有200名学生留守静坐，大约40名学生效仿了北京学生行为开始绝食抗议[41] 。当天晚些时候，超过23,000名抗议者以及60名绝食抗议者在政府大楼外集会。但上海市政府却让来自官方组织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泽民也没有出席对话。第二天，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内的十万多名市民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7]。
为了应对北京宣布的戒严令，超过2万名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雨中游行抗议[14] 。5月23日，大约有55,000人来到大学校园聆听学生们的演讲[42]。
6月4日，北京六四清场后，上海高自联、工自联与学生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堵塞交通，攻击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纠察队[38]。
6月6日，光新路铁路道口发生骚乱，161次京沪列车遭到焚烧，一节邮政车厢全毁，同时6辆公安摩托车遭到烧毁，40余名警察受伤[38]。
6月4至8日，上海有234个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辆机动车被拦停用作路障，其中16辆被掀翻、砸坏、烧毁，铁路运输中断近50小时。后上海“高自联”和“工自联”等组织遭到强行解散，《民主之声》等刊物停止出版。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制造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并遭到逮捕[38]。
5月4日，数千名学生在福州游行。游行者几乎没有打着标语，据说是在高呼反腐败口号和赞美中国的颂歌。游行者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州大学的学生，他们来到福建省委办公地，发现省委办公大楼已关闭并且周围都是警察。尽管在人群和警察之间有短暂的推搡，但大多数人在经过数小时后就离开了[43]。
5月16日至5月18日，福州的示威活动参与人数增加到10,000多人，但总体上平稳有序[13]。
5月20日，随着北京戒严令的公布，福州一些对中央政府不满的学生阻拦了福州前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大约有1,000人还要求面见福建省副省长陈明义，不过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人群陆续撤离。据报道，5月27日，一群抗议者封锁了横跨闽江的一座桥梁，持续时间为大约一个小时[44]。
作为对6月4日北京的军事镇压行动回应，成千上万人在福州市中心游行。第二天，游行者继续举著横幅游行表达哀伤，游行秩序变得更加井井有条[45]。
4月27日，即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杭州发生了零星抗议活动。在4月29日的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之后，杭州学生对中央政府的反应强烈[6]。
5月4日，大约10,000名学生游行，要求新闻自由、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惩治腐败官员[32]。同时，杭州市的中共党员被警告不要参与学生活动，如不许像其他杭州市民一样向学生提供食物或水[46]。
5月14日至16日，有2,000人参与游行，另有40人开始绝食抗议，以声援北京的学生。到5月17日晚上，绝食抗议的人数增加到数百人[47]。
5月18日，包括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和省长沈祖伦在内的官员探望了绝食抗议者，并恳请他们停止绝食。 据《中国日报》报道，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或观看了示威游行[48]。
由于北京宣布了戒严令，以及对当地政府不满，工人们于5月23日开始罢工，并与学生一起示威游行[49]。在同一天，有300名学生通过销毁团员证以表示自己退出共青团[42]。5月26日，政府在报纸上刊登紧急呼吁，要求学生重返课堂[50]，但仍有5,000名学生前往武林广场，并表示将示威到底[3]。
到5月27日，大多数学生回归课堂，但仍有许多杭州大学的学生继续罢课。6月1日，李泽民要求剩下的学生结束罢课[51]。
6月4日北京镇压学生后，杭州再度发生抗议，火车和交通一度被迫停止[52]。
在4月25日晚间，由于四二六社论提前播报，合肥学生出现抗议活动[53]。到4月27日，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示威活动[6]。
5月17日，超过10,000名学生，教师和作家开始游行，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有些曾参加过八六学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也参与游行，并表示他们不会保持沉默[54]。
在5月28日，大约有3,000名学生，400名工人和复员士兵参加游行[37]。6月1日，又有1,500名学生游行，以示对上海学生的声援。同一天，又有300人向在从天安门广场返回途中被火车撞死的学生致敬[55]。
由于四二六社论缘故，4月27日，济南出现示威游行[6]。到5月18日，成千上万的人在济南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并就山东省出现的问题进行抗议[56]。
5月24日，有大约1000名工人开始参与罢工[42]。一天后，有10,000名左右学生、工人和市民参与游行[18]。
6月4日，4,000多名学生手持花圈在济南游行，哀悼死于北京镇压的遇难者。据报道，他们在公交车上涂写反李鹏的标语[5]。
4月17日，来自南京不同学校的大约10,000名学生向警方请愿，要求他们批准为哀悼胡耀邦逝世而举办的游行。警方的回应是要求学生不要抗议以免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尽管学生对此表示默许，但公安部门仍预期示威游行会发生[26]。
到4月20日，学生们开始封锁交通。江苏省委的报告提到学生们来到鼓楼广场，并要求当局将他们的举动视为爱国运动，以及要求官员惩治腐败并增加政府透明度[27]。
四二六社论发布后，更多的人参与示威游行[6]。到5月19日，超过10,000名抗议者在南京街头游行[2]。两天后，南京橡胶厂的工人宣布罢工，记者和老师也加入了抗议学生的行列[57]。
在六四运动期间其他大多数城市游行都处于停顿状态时，南昌学生继续游行到5月3日[53]。5月19日，有超过10,000名学生再次游行[2]，并占领了八一大道和人民广场。
在听闻6月4日北京进行镇压后，大约有2,000名学生游行。游行者手举横幅谴责李鹏并高呼复仇[58]。
据《江西省大事记》，至6月15日，南昌各大高校大多数学生仍坚持罢课。
4月22日的一次学生示威中，长沙发生骚乱，大约2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导致96人被拘留[59]。4月24日，学生们在包括湖南师范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张贴反邓小平的海报[16]。4月25日，警察逮捕了涉及打砸抢烧行为的138人[60] 。当晚，随着四二六社论被提前泄露，新的示威游行爆发了，到4月27日，示威游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6]。
由于对4月29日北京学生与袁木对话的不满，示威活动持续进行[20]。到5月4日，长沙大约有6,000名学生向人们分发传单，寻求农民、工人和企业家的支持[32]。
据报道，5月13日，长沙出现绝食抗议[61]。
5月19日，有20,000至30,000名来自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参与游行。在参与绝食抗议的300名学生中，有26名学生在中午昏倒，据报道，一名学生试图用头撞墙自杀[62]。
6月1日，又有300名学生来到政府大楼前绝食抗议[55]。6月4日，大约500名学生听说北京发生的军事镇压行动后，朝火车站进发。当天晚上，他们在车站周围放上花圈哀悼在北京遇难的学生[63]。
5月19日，有10,000多名示威者和围观者来到城市广场。据报道发生了财产损失事件，有的甚至试图通过破坏窗户和前门闯入市政府大楼。大约有45人被捕，其中12人被立即释放。参与破坏的人都不是学生[62]。
4月19日至22日，湖北省委向中央政府报告，该市发生的学生示威活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64]。此外武汉大专院校的一些人成立“自治联合会”等组织，有人开始在武汉长江大桥游行静坐[65]。
四二六社论公布后，大型示威活动爆发[6] 。在4月29日袁木与北京学生对话播出之后，示威活动演变成抗议活动[20]。
5月4日，据估算有10,000名学生参与游行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官员腐败[32]。5月18日，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走上街头[66]。
在6月4日听到北京镇压的消息后，全市大学的10,000多名学生参加了游行。他们封锁了武汉、武昌和汉阳之间的主要道路以及京广线的铁路[67]。最终“武汉高校联合会”等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下解散。[65]
6月20晚，河南大学三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礼堂叫喊罢课。经校方反复劝告后，依旧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坚持在次日凌晨上街游行。[68]这是目前已知的六四事件后发生的最后一次抗议活动。
胡耀邦死讯传出后，重庆的大学校园开始出现一些动荡。至少在四二六社论发布之初，重庆就开展了大型示威活动[6]。4月29日，袁木与北京学生领袖之间的对话电视播出后，示威持续[20]。
5月4日举行的示威活动中，有7,000人在市政府大楼内静坐，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并要求媒体给予公平对待[69]。在5月17日至5月19日之间，大约有10,000人示威游行，并且有82人开始绝食抗议[2][70]。对于学生运动，重庆市民与学生开始产生分歧，疲倦的学生乘车驶回校园时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而普通市民开始担心示威游行会造成食物短缺[71]。
5月3日至5月20日，重庆日报报导了14人被捕，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更高[72]。
5月20日，市政府官员同意与示威者进行对话，不过结果一无所获[73] 。5月23日，超过20,000名示威者在街头游行[42]。
作为对6月4日的北京镇压行动的回应，重庆的许多学生开始罢课。各行各业的人们堵塞了城市的道路和铁路，甚至掀翻车辆。在两天的时间里，重庆基本上瘫痪了。6月5日晚上，一些官员得以通过谈判让抗议者放弃封锁铁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重庆大部分交通开始逐步恢复[74]。
5月18日清晨，出现学生抗议活动，并有3,000人坐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当地学生。稍后有2000名学生来到贵州省政府高喊口号，批评该省经济发展滞后。下午，大约有4,500名学生再次在贵州省政府大楼外游行，要求希望对去北京的学生进行客观的新闻报道，以了解他们的活动以及交通情况。据报道，政府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政府订购了数千盒饭，试图让学生及早离开结束抗议。到晚上，仍有2000名学生在警察的警戒下留守，估计当时有100,000名群众参与围观[75]。
听到有关北京镇压的消息后，贵阳的1000多名学生在6月4日举行抗议。他们在城市广场上摆上花圈，甚至有人向周围人呼吁针对政府发动暴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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