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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珍珠岛和南海部分岛屿的主权问题而引发的中国与越南的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越战争，中国方面亦称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方面则称越中边界战争（越南语：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戰爭邊界越-中），是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宏观原因为中苏交恶、苏联同越南尝试推动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越两国的领土争议、南海岛屿归属问题及中越边境冲突[11][12]，直接原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13][14][15][16][17][18]中越战争亦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少有的直接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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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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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和冷战的一部分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79年对越南发起的攻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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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国 |
 越南提供支援：  苏联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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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 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 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昆明军区司令员） 张铚秀（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
黎笋 （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书记） 孙德胜（国家主席） 范文同（政府总理）  文进勇（中央军委第一副书记） | ||||||
| 兵力 | |||||||
| 200,000人，550辆坦克[1][2] | 70,000-100,000正规军，150,000民兵[3]:103 | ||||||
| 伤亡与损失 | |||||||
| 中越战争 | |||||||||||||||
| 汉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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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中越戰爭 | ||||||||||||||
| 简化字 | 中越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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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使用的名称（一） | |||||||||||||||
| 繁体字 | 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 | ||||||||||||||
| 简化字 |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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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使用的名称（二） | |||||||||||||||
| 繁体字 | 對越自衛還擊保衛邊疆作戰 | ||||||||||||||
| 简化字 | 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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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主要使用的名称 | |||||||||||||||
| 繁体字 | 對越自衛反擊戰 | ||||||||||||||
| 简化字 | 对越自卫反击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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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语名称 | |||||||||||||||
| 越南语 | 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 | ||||||||||||||
| 汉喃 | 戰爭邊界越-中 | ||||||||||||||
| 越南语别称㈠ | |||||||||||||||
| 越南语 | Chiến tranh chống bành trướng Trung Hoa | ||||||||||||||
| 汉喃 | 戰爭挵膨脹中華 | ||||||||||||||
| 越南语别称㈡ | |||||||||||||||
| 越南语 | 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1979 | ||||||||||||||
| 汉喃 | 戰爭邊界𪰂北, 1979 | ||||||||||||||
中越战争期间中方攻入越南北部领土，宣布取得了胜利并迅速撤军为终。开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攻占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取得胜利；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破坏后撤出越南。越南人民军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其后因为双方边境实际控制问题，又爆发了两山战役等后续冲突。中越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也顺势开启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这场战争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或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广义上是指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国大陆民间多称这场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部分资料称南疆战争、南疆保卫战或惩越战争。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称这场战争为反中华扩张主义战争（越南语：Chiến tranh chống bành trướng Trung Hoa／戰爭挵膨脹中華）[19]、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越南语：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1979／戰爭邊界𪰂北, 1979）或越中边界战争（越南语：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戰爭邊界越-中?）。
国际上则称这场战争为1979年中越战争或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20]，尽管严格意义上而言这场战争只是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部分[21][22]。
法越战争（1945年－1954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有着近似于同盟的关系，双方都反对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政权。在越战（1959年－1975年）期间，中国和苏联都向北越提供了援助，共同对抗美国。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此后，中国与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而中美关系则开始正常化。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1978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
1975年越南统一后，越南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从而开始与中国疏远。高层方面，越共中央亲华派如长征、武元甲逐渐不再被重用，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为首的亲苏派掌权，而早在1960年越南劳动党三大时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被删去。
为了制止越南出兵柬埔寨，由华国锋担任军委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78年12月7日召开会议通过当时在任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建议，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作战的决定和命令，命令以昆明军区和广州军区部队以及各大军区抽调部队组成云南边防部队和广西边防部队，攻击大量越南北部城镇，消灭越军在北方的有生力量并以减轻赤柬承受越军的攻击压力。
1975年北越取得越南战争胜利统一越南之后，将南方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致使不少华侨华裔财产被没收，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许多平民遭到秘密逮捕和肆意杀害，迫使许多人抛弃财产甚至携家人逃亡。[27]在一些“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无穷无尽的“忠诚测试”，甚至被驱逐离开越南。越南国内的排华事件频频发生，华侨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直接导致大量越南华裔返回中国。1978年8月25日，正值中越双方就华侨问题举行副外长级别谈判时，中越边境发生“友谊关事件”。当日上午十时左右，越南出动军警拆除友谊关越方一侧的难民草棚，并殴打、驱赶华侨。中国官方统计称此次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九人重伤，并致使1,600余名华侨从友谊关逃入中国境内，另有“数百名”华侨从山地逃入中国境内[28]。由于无法容忍越南当时这种反华行为，中国一方面对于越南发出谴责，另一方面接收了大量沦为难民的越南华裔。[27]中国以需要安置难民为理由之一减少对越援助，此举亦增加了越方的不满。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1970-1990年代间，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怒海。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万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其中14多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六到七成是越南华人。1979年，华人难民的比例已接近80％[29]。
现中越双方的陆地疆界长达1,300公里。1885年前，中越属于宗藩关系，并未划定准确的陆地边境线，仅以地理习惯划分管辖区域。但中法战争后中国将越南的宗主权转于法国，这使中越陆地边境线必须明确化。在随后中法陆地划界中部分战前属于越南管辖的区域被归入中国，这成为中越两国陆地领土纠纷的源头。至于南海诸岛，当时中法均认为不属于越南（法方认为是无主岛屿），两国划界时未涉及。中国虽然声称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但长期以来并未对这些岛屿拥有完全的实际控制权，而且许多中国古代地图只显示南端是海南岛，而非南海诸岛。[30] [31] 相比之下，从黎朝到阮朝，越南几乎一直出现在南海岛屿上，这一点在越南和外国专家自17世纪到19世纪末绘制的古代地图上得到了证明。[32] [33]
1930—1933年，法国先后侵占南海九岛。1933年7月19日，法国对外宣布占领南海九岛，后将其归入法属印度支那管辖。中华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实地测量后，于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二期专门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确定了中国南海最南疆域线至北纬4°，把曾母暗沙标在了疆域线之内。
1940年，日本帝国乘二战欧洲战场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之机会将法国驱逐，将南海诸岛归入日属台湾管辖。二战结束后，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海诸岛。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之后，越南分裂。当时南方西贡政府声称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并派兵占领西沙、南沙部分岛屿。
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9月6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中共政权的领海声明。1958年9月14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34]. 但越方并不认为这是合法的承认，因为中方有意调整信函的信息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35]
1972年5月越南总理府测绘司印制的《世界地图》，为黄沙群岛标注了中文名称。虽然越南教育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九年级《地理》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文中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这并不代表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承认，而只是指出了该岛礁的地理特征。书中此前还指出，“如果包括海南岛，最南点是北纬18°”。证实当代中国的地理不包括海南岛以南的任何领土。[36]
1974年西沙海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西沙群岛控制权。1975年，越南统一，河内政府接收原西贡政府控制下的南海岛屿，其对南海诸岛的归属权的官方立场亦开始改变。1978年9月起，中越双方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军队越界。
虽然越南和红色高棉曾经有过合作，但是当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后，开始实施整肃与屠杀，其执政期间，红色高棉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实行恐怖统治和全国大清洗，屠杀平民约两百万人。[37]越南则指责红色高棉政权屠杀居柬的越南人，且入侵越南领土，故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978年5月，在巴祝大屠杀发生后，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博的起义，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同年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8年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首都金边，推翻了民主柬埔寨，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在1978年12月7日，由华国锋担任军委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决定对越南诉诸战争。12月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战略展开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命令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参战部队及配属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尔后向指定地点开进集结，至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等待中央军委的命令执行对越机动作战任务。预计在东西两线集结6个野战军，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用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慑越南的气焰”。同时，为防止苏联在北方可能采取的武力援越行动，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均进入临战状态，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
越南在1978年12月25日发动大规模侵柬战争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全线增加3个野战军投入作战，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消灭越军3-5个师，加大对越南的有限惩罚力度。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奉命重新制订作战计划，调整兵力火力部署，所属参战部队于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东西两线的7个野战军另2个军区独立师、2个地面炮兵师、3个高射炮兵师、2个铁道兵师、2个通信团、2个防化团、空军航空兵13个师加3个独立团另10个大队全部进入待命地点（开战后又相继加入2个野战军的7个步兵师）。（另空军航空兵奉命出动各种飞机700余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巡逻警戒，随时准备消灭进攻中国本土的越南军队，一般情况下不进入越南境内作战，同时积极做好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准备；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也同时完成战术部署，担负中国境内的机场对空保卫任务；海军南海舰队组建了一支代号为217的合成舰艇编队，在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120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170余架待命，随时准备打击苏越攻入西沙群岛，以及破坏中国海上钻井平台，空袭中国沿海港口和重要设施的行动。）
昆明军区临阵易帅，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职务。1979年1月7日中午，杨得志飞抵昆明上任，与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当天下午，杨得志就飞去了设在开远的昆明军区前进指挥部视察，听取了前指领导关于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在昆明军区的40多天里，他做了大量的战役准备工作，开战后又在开远前指日夜关注战局，运筹兵力调配，实施各种指挥。2月25日夜，杨得志突发急病，26日即被专机秘密接回北京治疗。昆明军区副司令张铚秀被任命为代理司令员，与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等人继续指挥西线的对越作战。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决定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作战。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对于本次战争的起因，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示：
| “ |
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国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 |
” |
而越南的河内之声广播电台，则指责“北京扩张主义集团”，称：
| “ |
北寇（指位于越南北方的中国）妄图侵占邻邦的领土，以遂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越南共产党）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再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38] |
” |
战争分别由中国的西线云南省和东线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云南方向作战前期由杨得志，后期由张铚秀指挥；广西方向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分别为：陆军第11军、第13军、第14军、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0军、第54军、第55军及第20军第58师、广西军区独立师、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广西军区2个边防团另1个边防营、云南省军区4个边防团另3个边防营）、2个炮兵师（炮1师、炮4师）、3个高炮师（高炮65师、高炮70师、高炮72师），以及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部队，约22万人，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
越军以一线的6个步兵师（第3、345、346、316A、338、325B师）、10余个地方团、20余个独立营及4个炮兵团应战，后期又陆续加入步兵327、337师和若干独立团、独立营、特工营、炮兵、工兵、通信等单位，参战正规军在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武装民兵配合作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部署：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欠第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第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张铚秀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线4个军及大量配属保障部队近12万人在许世友指挥下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消灭越南一个独立营，向通农县前进。41军122师从广西平孟方向攻击朔江，41军123师368团从靖西方向进攻茶岭，42军125师从广西水口关方向进攻复和。同日，西线3个军及配属保障部队10余万人在杨得志指挥下，从云南边境的三个方向攻入越南。战争正式爆发。当日，东线41军从那坡、靖西出击。121师向班庄、123师主力向扣屯方向实施长途穿插作战，123师368团向茶灵方向实施牵制性攻击。122师从平孟、孟麻出击，包围朔江地区的越军。42军从龙州出击。126师配属43军坦克团从布局关出击，大出越军意料，迅速占领东溪，打开了突破口。124师随其后进入战斗，沿4号公路直插高平，125师进攻复和。129师当日攻占班腮和靠矛山地区。55军向同登、坂然进攻。43军主力从爱店出击，进攻禄平。广西军区独立师攻占越南广宁省保肯、比劳地区。同日凌晨，西线第11军从云南金平县出击，攻占越军第一线据点西罗楼、巴楠棍、布多等地。13军偷渡红河后出动炮兵群炮击谷柳外围诸点，突破越军第一线防御。14军向老街、班菲、拔坡、班老、孟康、发隆同时发起攻击。[39]:306-307
2月18日，东线41军121师继续向班庄穿插，122师与朔江越军激战，123师主力继续向扣屯穿插，123师368团攻占了八达岭和八姑岭。42军124师夺取了弄梅隧道。55军164师攻占坂然，163、165师继续围攻同登越军。越军向探垄发动了团级规模反击，被163师488团击退。127师攻占支马、龙头地区，128师攻占长条山。西线13军37师攻占谷柳后山以北地区，38师歼灭坝洒地区越军，39师进攻岳山和谷珊西山的越军。14军进攻红河东岸的越军，40师主力攻占老街周围各个要点，41师攻占猛康、发隆外围阵地，42师歼灭了拔坡、班老地区的越军。[39]:306-30711军攻歼了封土当面巴南棍、老虎充、麻栗坡一线阵地的越军。
2月19日，东线41军121师插到班庄，122师部队突袭并占领了河广县长白山。42军穿插高平，124师攻占博山，125师攻占复和。54军162师从水口出境作战，接替125师继续进攻复和。43军转入巩固已占领地区。西线13军37师发动夜袭攻克谷柳、保胜，39师攻占了岳山防线。14军40师攻占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41师攻占孟康。同日55军163师开始攻击同登地区的鬼屯炮台、339高地和探某地区，同时展开对占领地区残余越军的清剿。[39]:307
2月20日，东线41军123师1个营插到扣屯，122师继续向朔江突击，42军124师推进到高平外围，54军162师在平江上架桥成功。55军继续围攻防守鬼屯炮台、339高地和探某的越军。西线13军进抵北瓜姚、登朱、登尚一线，14军全歼发隆地区之越军。
2月21日，东线42军扫清了高平外围的主要据点，55军攻占了鬼屯炮台。2月22日，东线41军122师占领高平省河广县县城朔江，123师攻占了河安。西线13军39师一部抢占代乃，切断了10号公路。11军31师一部插到巴沙山口侧后，切成了攻击山口的有利态势。
2月23日，东线55军攻歼了探某、339高地的越军，全部攻占了同登，全歼越军第3师12团主力。西线11军攻占巴沙山口，13军37师、38师分两路对甘棠构成钳形攻势，39师坚守代乃阻击越军增援甘棠，越军316A师发动多次猛烈进攻，无法突破解放军防线。14军40师主力进攻龙徽、朗忠等地，41军向郭参穿插，42师攻占班甘以东地区。
2月24日，东线42军占领越南高平省省会高平市。西线14军40师抢占朗洋，攻克班罗，41师进至东家。
2月25日，东线41军、42军开始对高平地区残敌进行清剿。西线13军攻占黄连山省重镇甘棠。[39]:307
2月27日，东线55军从多个方向猛攻谅山市，经过2天战斗基本扫除了外围的防守越军，直逼谅山市区。西线50军149师也分多路向沙巴越军发起穿插进攻，双方沿10号公路南北地区持续激战。
3月1日9时30分，东线55军集中了19个炮兵营的306门火炮，对谅山市内33个重要目标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急袭。30分钟内发射炮弹9900多发，谅山市区的军营、火车站、汽车站、发电厂、邮电大楼、省府大楼、市府大楼、公安厅、国际旅行社等主要建筑物、军政设施被打得千疮百孔，谅山对外的通信中断、交通中断、供电中断，整个城市陷于瘫痪。越军一不明单位用无线电明话向河内总参报告说：“敌人从上午8时30分（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个小时）开始炮击，火力非常厉害，简直不可想象，炮声隆隆，从未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一直不停地轰，数不清有多少发，所有的道路都被他们封锁了，我们简直无法抵挡，要撤退只有爬山。”炮击停止后，中国军队向谅山市区发起猛攻，战至3月2日中午12时，全部攻占了谅山北市区。3月2日，54军162师攻占越南高平省广渊。[39]:307
3月3日，东线广西军区独立师攻歼了广宁省横模地区越军。西线11军31师攻占封土，50军149师占领越南黄连山省重要避暑胜地沙坝，14军攻占铺楼、郭参。东线，42军124师攻占茶岭，54军161师攻占脱朗。[39]:307-308
3月4日，东线55军打过淇穷江，当天攻占谅山南市区，最远向淇穷江以南推进了5公里，与攻占迷迈山的43军127师共同形成了威逼河内的态势。[39]:308
3月5日，东线42军126师攻占下琅，广西军区独立师攻占广宁省高巴岭。当日晚，中国宣布已达到惩罚作战目的，开始从越南撤军。晚几个小时后，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要抵抗到底。[39]:308
从3月6日起，中国军队以交替掩护，边清剿边撤退的方式，开始撤退。此期间中国军队将大量民生工矿物资运回国（其中大多数为中国无偿支援越南的物资）。
在撤军过程中，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摧毁了越北地区的大量越南军政设施，以破坏其战争潜力。3月12日，东线谅山方向中国军队率先完成撤军。3月13日，西线云南方向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线以内。东线高平方向的中国军队继续回撤，并在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以远程炮火掩护撤军，导致越军无法发动大规模追击行动。3月16日22时20分，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中国领土，东线中国军队完成撤军。同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5月30日，东线以许世友为总指挥的广州军区前进指挥部从南宁班师回到广州。[39]:308
中国官方未发表伤亡人数。越南官方亦未正式发表伤亡人数，仅于官方《人民报》上罗列了中国军队在撤退时对攻占过的城镇做出大规模破坏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和矿厂等。
由于双方在战场上没有使用空、海军直接交战，仅限于地面部队作战，不同于一般战争，加之，中国边防部队已多年没有打过仗，部队绝大多数中下级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干扰破坏，部队训练少，军事素质差，在战斗中也暴露诸如指挥失当，协同失调，编制不合理，武器装备不配套等问题；但通过实战，解放军在战役指导、战术运用、指挥协调、组织各种保障和民兵参战支前等方面，取得一些可贵经验，对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革有重要意义[40]:411
根据后来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6,954人死亡，14,800多人受伤；而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在会见法国军事代表团时透露，越南伤亡5万人，中国伤亡2万人。[41]2月17日至2月27日越军约15,000人死亡，2月28日至3月16日越军约37,000人死亡，预计越方总死亡人数共超过80,000人。
中国军队占领了越南一些战略山丘和阵地，例如越南最北端的象征友谊关和板约瀑布的一半[来源请求][42] [43]。在经过2000年中越边界条约后，中国永久取得这些约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推动中越政府副外长级谈判，1979年5月21日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单方面释放首批越南被俘伤病员120人，将《交接越方被俘武装人员名册》一份和《俘虏残废证明书》四十一份交给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将定于今天释放的四十三名《被俘的中国士兵和伤病员名单》（越文）一份，交给中方红十字会代表团。[44]释放时，中方用十多辆救护车和客车把这批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伤病员从开到凭祥市隘口车站的柳州铁路局铁路卫生专列上接运到友谊关口，遣返的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下车后，十二时四十分步行或用担架抬至零公里处，由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接收。越方红十字会代表在交接书上签了名。应中国红十字会的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多米尼克·保海尔当天到零公里处现场，观看了交接过程。释放越方被俘武装人员后，中方红十字会代表接收了越方释放的被俘中国伤病人员四十三名。中方驻友谊关边防部队在零公里处中方一侧公路地段进行了排雷和撤除障碍物，保证双方遣俘时，获释的被俘人员和红十字会代表在中方一侧的安全。5月22日中越双方红十会代表团在友谊关举行第一次会谈，就释放第二批战俘、举行第二轮会谈的时间、内容达成协议。5月26日双方红十字会举行第二轮会谈。
短短一个月的战争，中方伤亡人数达到2-3万人，并直接造成经济损失约35亿人民币，导致当年（1979年）经济计划未能按时完成。但是透过中越战争，中国达到了预期的惩罚性作战目的，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工矿业。此外打乱了苏联和越南的战略部署，借此战争争取到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时机。张晓明更指中越战争是中国向美国交心的“投名状”[45]，以行动证实中苏彻底决裂，彰显“联美抗苏”的决心，使得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快速进入一个近十年的黄金时期，中国获得进口大量西方投资和技术的时机，直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美关系才重新交恶。
通过随后十年的边境轮战，解放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基层指挥人才，锻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这场战争中国军队也吸取了诸多教训：因为长期没有战斗，解放军部分军官军事技能不强，在作战时指挥不力；59式、62式坦克不适合在山地配合步兵作战，在战斗中被击中损失数量极多；56式半自动步枪在丛林战和近战中火力不如越军装备强大；没有军衔制导致部队在战场临时重组时不能迅速确定指挥关系；缺少能够保护步兵的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使得步兵不得不搭载坦克外表代步行进因此易受攻击等问题都在战争中暴露出来。
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伤害是持久的。中国军队进入北越的工业区，在撤退回国的过程中运走了大量越南公私部门物资，包括大批此前援助越南的物资，并对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施行完整且系统的破坏。越南记录的损失包括了428家医院、735所学校、8万顷农田被毁和40万头牛被抢走或杀掉[46]，《对越战争亲历记》中甚至夸张的描述“连越南的牛见了163师的官兵都跑得远远的”。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迫使越南长期保持相当大规模的陆军（共120万）处于备战状态无法从事生产，对越南国内经济造成了拖累，错失了经济改革的机会。尤其是连年战事逼迫越南不得不把重心用来防御北方，从此无法再进行干涉其邻国政局。
越南民间据说有数千平民遇害[47]，而伤亡严重的原因据当年老兵记载：中国军队撤退时，无数越南男女军人都伪装成无武装的越南百姓对解放军进行不间断的偷袭，导致中国军队分辨不出是普通百姓还是越军民兵[48]，造成大量误伤[49]，因此采用总体战策略将所有越南人都预先视为作战人员对待。这反而造成了越南百姓更加仇恨华人。这场战争加剧了越南对在越华裔的民族歧视，许多人被迫移民。他们之中很多人被迫成为难民逃难，部分逃难到香港，而最终移居到澳洲、西欧或北美的其他华裔社区，其余大部分华裔回到中国大陆境内定居。大约八万汉族以及苗族被从越南北部强制驱离到越南南部[50][51]。
战后因受战争影响，加之黄文欢出走北京，越南共产党开始了对党内亲华派的清洗，估计共有20468名越共党员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越南在国际关系上也开始愈加依赖苏联支持，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冷战结束，中越关系才开始有所回暖。
1979年2月22日，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中越战争的态度[52]：
| 态度 | 国家 |
|---|---|
| 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 | 苏联、 古巴、 波兰、 东德、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蒙古人民共和国、 阿富汗、 南也门、 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莫桑比克、 贝宁、 刚果人民共和国和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包括了苏联及其大部分卫星国。
|
| 对中国表示遗憾，要中国撤军 |  寮国、 印度
|
| 反对中国及越南的军事行动 |  瑞典、 加拿大、 新西兰
|
| 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  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伊拉克、 芬兰、 挪威、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 美国、 澳大利亚
|
| 对中国和越南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 |  西德、 奥地利、 瑞士、 比利时、 卢森堡、 法国、 爱尔兰、 西班牙、 希腊
|
| 呼吁谈判解决问题 |  孟加拉、 塞浦路斯、 丹麦、 冰岛、 埃及、 利比亚、 马里、 马达加斯加
|
| 公开声明不表态 |  葡萄牙
|
| 仅谴责越南 |  朝鲜[53]
|
| 支持中国，谴责越南 |  民主柬埔寨
|
中国军队撤军后，越南军队又相继占领了中越边境许多骑线点，并占领了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在中国边境频繁活动。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国又在中越边境发生了数千次的冲突，均以中国军队获胜为结，越军伤亡1,800余人。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奉命率领昆明军区军队对占领云南省罗家坪大山和扣林山的越军进行攻击，中国军队占领罗家坪大山和扣林山，越军200余名士兵死亡。[54] 此后，中国方面又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84年4月发动了争夺老山和者阴山的两山战役，经过三年的反复战斗，中国军队获得战争胜利，并最终收复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山峰。
1986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长征接任总书记重新掌权，面对战略失误导致的严峻社会经济危机和孤立的国际环境，越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的发展路线和战略方向。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越边境的战事终于逐渐结束。1990年北京亚运会召开，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大将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出席亚运会。1991年苏联解体，越南失去支持，并被国际孤立；中国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国际制裁，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1990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和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中越关系和柬埔寨问题进行会谈[55]。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中，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56][57][58]两国政府很少提及当年的军事冲突。今天越南仍然维持着庞大的陆军。
在经过多年谈判之后，中国和越南先后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以及北部湾海上边界协定，勘定了两国的陆地和部分海上边界。陆地边界发生调整，导致越南将在战斗中失去的部分土地，例如友谊关和板约瀑布的一半，在2000年中越边界条约后，归给中国约80平方公里，尤其是作为越南与中国传统边界标志和入境点的友谊关（越南称南关）。在越南社会引起广泛的不满，因为越南有一句俗语：“越南从南关到金瓯角”，然而现在整个友谊关都在中国领土内。另外两国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海上边界争议仍然没有解决，直到现在，越南和中国仍然持续在其占据的南海岛礁上填海造地，并时常发生海上争端。
20世纪80年代的越南广播电视几乎每天播放歌曲《边境上空的枪声》和《越战英雄黎庭征》，学生们被要求学唱，而且要在不同场合演出，现在[何时？]已经不再播放，越南政府被认为想让人们遗忘这场战争。中国政府不再对这场战争做任何宣传，但也没有压制民间纪念。[59]
英国媒体BBC推算：中国军队伤亡大约27,000人，越军伤亡大约80,000人。有分析称，中国是为了牵制推翻红色高棉的越南。[60]
2015年出版的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张晓明博士的《邓小平的持久战：1979年至1991年中越军事冲突》一书认为，越方史料自我吹嘘。邓小平认为越战后美国力量和影响下降。苏联经济恶化，国内民族矛盾加剧，将在1985年发动对外战争。越南不顾中国抗美援越挑衅中国，应该惩罚。越南是苏联盟友，邓决定联美打苏。与西方结盟可证明中国的价值，西方将以资金技术回报。边境冲突使中国领导人共同支持邓小平。“教训越南”给越、苏、美和其他国家发出了信息。越南继续敌中亲苏。西方在金融和技术上支持中国。美国得以集中资源击败苏联。邓小平巩固权力，同时实施经济改革。苏联与美中敌对陷入困境，越苏都比中国困难。80年代末苏联无法再支持越南。越南只能转向中国，中国从政治和战略上打败了越南。中国重创越南军队和经济。中国军队伤亡不理想但领导人可以容忍。解放军缺乏情报，大批越南民兵参战，中国军队未能发挥优势，步、炮、坦克兵部队协同合作差，指挥、控制和后勤支援系统过时。战后，解放军开始改革应对苏联。1985年开始，中国专注打赢周边高科技局部战争，将永远不会再打一场只有陆战的战争。1979年战争的教训仍然适用于现在。中国未来也不会再针对邻国使用武力[61]。
章立凡认为实际上中越可能没必要打这场战争。但中国为了表示彻底和前苏联阵营决裂，所以打这场仗。但这是得不偿失的一场战争。它也暴露了中国军队的很多弱点。实际上它遭遇越南的顽强抵抗，而且代价也非常惨重。而且中国也死了很多战士。这场战争更多是拿军人的血换外交格局的重组。[62]。
韩孝荣认为，虽然“自卫反击”的定性是否准确还可以商榷，但不能因此就断言越战老兵的牺牲并不值得。假如没有他们的牺牲，越南也许不会在黎笋去世之后不久就走上革新之路，同时谋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并从柬埔寨撤兵。 而中国领导人可能不会意识到军事改革的紧迫性。当然，这一切如果能以和平的手段实现就更加理想。[62]。
历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屡次与火力比自己强的对手交锋，因此长期以来使用三三制战术和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来抵消对手的火力优势。然而，这次战争的对手越南人民军在火炮的质量、口径与数量上均远逊于中国，而中国军队仍然以三三制战术等更适合游击战的战术来进行进攻，相当于放弃了自己在火力上的优势[63]，转而同轻武器火力略胜于自己的越南人民军短兵相接[注 1]，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63]。在意识到该问题后，解放军便在两山战役中更积极地使用炮兵。战后，中国也加大了对新式火炮和反炮兵雷达研发的力度。
此外，一些中国参谋人员不识地形图，只会按照比例尺直线距离换算并教条地使用“理论上的”行军速度计算部队的到达目标时间，导致许多部队在按预定路线行进时走上死路（如悬崖峭壁），贻误战机。
中国云南电视台曾经就中越战争做出了系列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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