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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汉武帝时被列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而步入东汉,虽今古文逐渐弥合趋同,但由于光武帝刘秀本身便以谶纬立国,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以白虎观会议为经学国教化,神学化之标志。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于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经过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日渐谶纬,流于支离。在士人集团中,经历了党锢之祸,使本已开始陷入虚矫的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所谓魏晋玄学,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观念应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时,曾提出“玄者,物之极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乃是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相关论题,魏晋人又称为“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
玄学重视万物根源存有等相关论题,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有深入发展,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为魏晋玄学重要论著,更为老、庄最首要注疏。而当时名士诠释儒家典籍,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释儒家观念。会通孔老乃为当时重要议题。
竹林玄学时,大多围绕“自然与名教”辩论。所谓“自然”和“名教”,名教,即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等封建文化的总称;自然,即老庄道家所主张的自然无为原则,指不加一毫外在的人为力量而任其本然的意思。而竹林玄学,即围绕名教和自然而提出各自的看法。王弼以“本”和“末”形容自然和名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其关系就如“母子”一样,其主张即为“名教本于自然”。郭象则主张独化论,主张万物自生而独化,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将其直接应用到人时,就得出每个人都同样自生而独化的个体,郭象将其名为“性分”,由此得出“名教即自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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