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尔人征服喀尔巴阡盆地[1]，又称征服家园（匈牙利语：honfoglalás），是人们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统称，这一系列事件以马扎尔人于9世纪末—10世纪初定居于中欧而告终。在马扎尔人到来前，三支中世纪早期势力——保加利亚第一帝国（681年—1018年）、东法兰克王国（843年—962年）和大摩拉维亚公国（833年—约907年）——曾为控制喀尔巴阡盆地而混战。三支势力都曾雇佣过马扎尔骑手为士兵。因此，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东欧大草原上的马扎尔人便渐渐熟悉了喀尔巴阡盆地这片未来的家园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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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的征服始于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下。马扎尔人有计划地占领了喀尔巴阡盆地[1]。马扎尔人首先控制住了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大平原，之后又在900年袭击并占领了潘诺尼亚（多瑙河以西的地区）。接着，他们趁大摩拉维亚公国爆发内乱，在902年—906年吞并该国领土。
907年7月4日，马扎尔人在普雷斯堡战役中击败巴伐利亚公国军队，巩固了对喀尔巴阡盆地的控制。899年—955年，马扎尔人对西欧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还在943年—971年攻打过东罗马帝国的领土。但他们最终还是逐渐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居下来，在1000年左右建立了基督教君主制政权——匈牙利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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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60年代开始，马扎尔人对喀尔巴阡盆地有了深入的认识，他们后来进入了这一片地理统一但政治分裂的土地。阿瓦尔汗国崩溃后，东法兰克人在外多瑙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影响，保加尔人将幸存的阿瓦尔人安置在南特兰西瓦尼亚及内陆的一小部分地区中。据一种考古理论称，阿瓦尔人在马扎尔人征服喀尔巴阡盆地时幸存了下来。在权力真空下，马扎尔人精英采纳了阿瓦尔汗国的制度，没有进行过大屠杀，也没有发现过万人坑的踪迹，这可以视为喀尔巴阡盆地居民的和平过渡。其他学者对晚期阿瓦尔人和马扎尔征服者之间的联系及（或）喀尔巴阡盆地的“双重征服”（kettős honfoglalás）表示不屑一顾。据历史学家巴林特·乔纳德的说法，“（最初的理论）一点都站不住脚”，并且“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是，阿瓦尔时期和征服时期的骨骼样本之间的真正相似性只能在4.5%的理论潜在案例中得到证明”。
《修道士乔治的〈编年史〉续编》包含了对马扎尔人最早的确定引用。其中指出，马扎尔战士于836年或837年代表保加尔人干预了东罗马帝国与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冲突。马扎尔人在中欧的第一次已知袭击记录在《圣贝尔坦编年史》中，其中写到“敌人，称作匈牙利人，此前从未得知过”，他们在862年蹂躏了日耳曼人路易的领土。维克多·斯皮内伊和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大摩拉维亚公国的罗斯季斯拉夫在于日耳曼人路易交战时，雇佣了马扎尔人入侵东法兰克王国。萨尔茨堡大主教迪特马尔一世在他于900年左右写的信中明确表示，摩拉维亚人经常与马扎尔人结盟以对抗日耳曼人。
多年来，[摩拉维亚人]实际上犯下了他们只诬告过我们一次的罪行。他们自己收留了大量匈牙利人，并按照异教徒的习俗剃光了自己的头发，派他们去对付我们的基督徒，战胜了他们，把一些人当作俘虏带走，一些人杀死，还有一些人被囚禁起来，死于饥渴。
——萨尔茨堡大主教迪特马尔及其副主教于900年左右写给教宗若望九世的信
君士坦丁七世提到，马扎尔人居住在他们称之为艾泰尔克兹的土地上，直到他们穿越喀尔巴阡山脉发动入侵。他补充说，艾泰尔克兹位于Barouch、Koubou、Troullos、Broutos和Seretos五条河流流经的土地上。尽管前两条河流与第聂伯河及南布格河的关系并未得到一致接受，但后三条河流无疑指的是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和锡雷特河。在Adiamka河附近的苏博齐，发现了三座坟墓（其中一座属于一名男性，随葬的有他的马的头骨和腿），这三座坟墓被认为属于前征服时代的马扎尔人。然而，这些坟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
马扎尔人分为七个部落，这七部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君士坦丁七世提及到了这个数字。无名氏似乎保留了部落联盟的匈牙利语Hetumoger（七个匈牙利人），尽管他认为是“七个主要人物”共同使用这一个名称，而非这是一个政治组织。
卡巴尔人的加入加强了部落联盟的实力。据君士坦丁七世所说，在马扎尔人反抗可萨汗国的暴动失败后，卡巴尔人加入了他们。马扎尔人和卡巴尔人在较长版本的《萨尔茨堡编年史》中被提及，其中提到马扎尔人在维也纳周边作战，而卡巴尔人于881年在附近的库尔米特（Culmite）作战。马德贾鲁提出，卡巴尔人在881年左右时便已经在喀尔巴阡盆地的蒂萨平原，这可能是《匈牙利人事迹》在记述马扎尔征服时出现对库曼人的不合理的引用的原因。
根据艾哈迈德·伊本·鲁斯塔和加尔迪兹（分别是10世纪和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他们的地理书籍保存了布哈拉的阿卜·阿卜杜拉·贾哈尼早期著作的文本）的说法，马扎尔部落联盟处于双重领导之下。马扎尔人名义上的或者说宗教领袖被称为“金迪”，而他们的军事领袖则称为“久洛”。同一作者补充说，久洛指挥着一支由20000名骑兵组成的军队。但这个数字的可靠性尚不确定。
普吕姆的雷吉诺和其他当时的作者将9世纪的马扎尔人描述为游牧战士。利奥六世强调了马匹对他们的军事战术的重要性。对马扎尔战士坟墓中发现的马头骨的分析并未发现这些马与西方品种之间的明显差异。雷吉诺指出，马扎尔人“对组队肉搏和攻城一无所知”，但他强调了他们的射箭技能。遗迹表明，复合弓是匈牙利人最重要的武器。此外，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战士的墓葬中，出土了略微弯曲的佩刀。雷吉诺指出，马扎尔人善于欺骗，例如在战斗中佯装撤退。同时代的作家也讲述了他们的心狠手辣，以对定居点中的成年男性进行屠杀为代表。
（匈牙利人）装备有剑、护甲、弓和长枪。因此，在战斗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双持武器，将长枪高高地扛在肩上，手里拿着弓箭。他们根据需要使用两者，但当被追赶时，他们利用弓箭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他们不仅自己穿着盔甲，而且他们的杰出人物的马匹前面也覆盖着铁或夹棉材料。为了训练在马背上射箭，他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一大群马匹跟在他们后面，提供食物和马奶，同时给人一种人数众多的印象。
根据现存的匈牙利编年史，很明显，在马扎尔征服前居住在喀尔巴阡盆地的族群名单有不止一份。例如，无名氏首先写道，“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弗拉赫人及罗马人的牧羊人”居住在这片领土上，但他后来又提到了“一个叫科扎尔（Kozar）的民族”以及塞凯伊人。同样，凯扎的西蒙首先列出了“斯拉夫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摩拉维亚人和弗拉赫人”，但他后来又补充说，塞凯伊人也生活在该地区。根据麦卡特尼的说法，这些名单基于多个来源，并没有记录900年左右喀尔巴阡盆地的真实情况。尤安-奥列尔·波普说，凯扎的西蒙列出了居住在马扎尔人征服的及其附近的土地上居住的族群。
马扎尔人从讲斯拉夫语族语言的人群中借来了喀尔巴阡盆地最长河流的古老（凯尔特语、达契亚语或日耳曼语）名称。例如，多瑙河（Duna）、德拉瓦河（Dráva）、赫龙河（Garam）、穆列什河（Maros）、奥尔特河（Olt）、萨瓦河（Száva）、蒂萨河（Tisza）和瓦赫河（Vág）的匈牙利语名称就是借自斯拉夫人。马扎尔人还采用了大量源自斯拉夫语的水文词，如Balaton（“沼泽”）、Beszterce（“湍急的河流”）、Túr（“野牛溪”）和Zagyva（“乌黑的河流”）。起源于斯拉夫语的地名在喀尔巴阡盆地比比皆是。例如，Csongrád（“黑色堡垒”）、Nógrád（“新堡垒”）、Visegrád（“城堡”）以及其它中世纪早期的堡垒都带有斯拉夫语名称，而凯斯特海伊的名称Keszthely则保留了拉丁语中的堡垒（castellum），经由斯拉夫语中介进入匈牙利语。
除了斯拉夫人之外，还可以根据地名证明讲日耳曼语的人口存在。例如，匈牙利人采用了Vulka河名称的日耳曼化形式（其名称的词源是斯拉夫语），870年左右一份被称为《巴伐利亚人和卡兰塔尼亚人的皈依》的文件列出了潘诺尼亚的日耳曼地名，包括Salapiugin（“佐洛河的弯道”）和Mosapurc（“沼泽中的堡垒”）。伯尔萨河（Barca）、巴拉奥尔特河（Barót）和其他河流的名字可能起源于突厥语或斯拉夫语。
根据瑟凯·贝洛·米克洛什的理论，同时期西方资料对马扎尔人的详细描述以及匈牙利对地方战争的直接干预表明，匈牙利自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经生活在喀尔巴阡盆地东部的土地上。关于早期马扎尔人定居点的正确位置，870年代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贾哈尼（他的作品只在其他穆斯林作家的论文中留存了一些片段）将马扎尔人置于顿河和多瑙河之间。瑟凯认为贾哈尼提及的多瑙河指的是多瑙河中游地区，而非之前假设的下游地区，因为根据贾哈尼的描述，信仰基督教的摩拉维亚人是马扎尔人的西邻。
从560年代开始，喀尔巴阡盆地由讲突厥语的阿瓦尔人控制。到达该地区后，他们对统治者蒂萨河以东地区的格皮德人实施统治。然而，根据《巴伐利亚人和卡兰塔尼亚人的皈依》中对870年左右居住在下潘诺尼亚的族群的描述，格皮德人一直存在到9世纪下半叶。
阿瓦尔人最初是游牧民，但三四代人使用的大型墓地以及越来越多的定居点都证明了他们从8世纪开始就采用了定居的生活方式。791—795年，查理曼摧毁了阿瓦尔人的国家，占领了外多瑙地区并将其并入了自己的帝国。对巴拉顿马扎罗德、奈迈什凯尔和其他外多瑙地区的中世纪早期农村定居点的考古调查表明，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未随着阿瓦尔汗国的衰落而改变。新的定居点出现在以前的边境地区，在当代巴伐利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摩拉维亚和其他遥远的地区，墓地的特点是具有明显类似的物品。在佐洛索包尔出土了一座由木墙保卫的庄园（类似于加洛林王朝其他地区的贵族宫廷）。
仍然在他们的可汗统治下的阿瓦尔人经常受到斯拉夫战士的袭击。因此，可汗请求查理曼让他的人民在潘诺尼亚的松博特海伊和彼得罗内尔之间的地区定居。他的请愿书于805年被接受。《巴伐利亚人和卡兰塔尼亚人的皈依》将阿瓦尔人列为870年左右天主教萨尔茨堡总教区管辖下的民族之一。据沃尔特·波尔的说法，“事实证明，阿瓦尔人的国家及其传统的崇高主张失败后，保持阿瓦尔认同是不可能的。”外多瑙地区考古证据的增加也假定10世纪前夕喀尔巴阡盆地有阿瓦尔人存在。考古发现表明，匈牙利大平原上有着大量晚期阿瓦尔人存在，但很难确定正确的年代。
日耳曼人路易于860年为马特塞修道院颁发的特许状证明乌古尔人（另一支突厥人）也存在于该地区。该特许状提到了位于喀尔巴阡盆地最西端地区的“Wangars行军”（marcha uuangariourum）。Wangars一词似乎反映了乌古尔人民族名称的斯拉夫语形式。
隶属于法兰克王国的领地最初由皇家官员和当地酋长管理。840年左右，一位名叫普里比纳的斯拉夫王子在佐洛河沿岸获得了大片庄园。他促进了这些土地的殖民化，并在沼泽地中建立了一座名为佐洛堡的堡垒。该堡垒最初由木墙防御，这个“城堡建筑群”（罗瑙-陶什·安德拉什所称）成为了一个行政中心。世纪末，城堡被干石墙加固。在定居点内和周围出土了四座被墓地包围的教堂，其中至少一个一直被使用到11世纪。
普里比纳于861年在与摩拉维亚人的战斗中死去，其子科塞尔继承了他的庄园。876年左右，东法兰克国王卡洛曼的婚生子阿努尔夫继承了科塞尔的位置。据《富尔达编年史》记载，在他的统治下，摩拉维亚军队介入了被称为“威廉敏内战争”的冲突，并在882—884年“夷平拉布河以东”。
摩拉维亚出现于820年代，位于莫伊米尔一世统治之下。其继任者罗斯季斯拉夫发展了摩拉维亚的军事实力。他促进了东罗马帝国传教士基里尔和美多德兄弟的传教活动，试图寻求从东法兰克独立。摩拉维亚在斯瓦托普卢克一世的统治下达到了“重要的巅峰”，他向四面八方扩展了疆域。
摩拉维亚的核心地区位于摩拉瓦河北岸，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境内。然而，君士坦丁七世将“大摩拉维亚，未受洗者”放在贝尔格莱德和锡米尔乌姆（塞尔维亚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地区的某处。他的说法支持了关于摩拉维亚位置的进一步讨论。例如，克里斯托和森加（Senga）提出存在两个摩拉维亚（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而Boba、Bowlus和Eggers则认为摩拉维亚的核心领土位于摩拉瓦河南部地区，即今天的塞尔维亚。文物不支持摩拉瓦河南岸王国的存在，而在多瑙河中游以北的米库尔奇采、波汉斯科和其他地区出土的据点则表明这些地区存在权力中心。
除了东法兰克和摩拉维亚，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在9世纪也深度参与喀尔巴阡盆地的事务。10世纪的《苏达辞书》补充说，保加利亚的克鲁姆在803年左右从东南方袭击了阿瓦尔人。《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叙述说，居住在“多瑙河岸的达契亚地区”的奥博特人，很可能是在蒂萨河下游，于824年寻求法兰克人的帮助以对抗保加尔人。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入侵了潘诺尼亚，于827年“驱逐了斯拉夫酋长，任命了保加利亚的总督”。普罗瓦迪亚的铭文提到了一个名叫Onegavonais的保加利亚军事长官大约于同一时间在蒂萨河溺水而亡。860年代摩拉维亚的崛起促成了保加利亚和东法兰克之间的和解。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于892年向保加利亚人派遣了使节，以“恢复之前的和平，并要求他们不要向摩拉维亚人出售盐”。后一个请求表明，从东喀尔巴阡山脉的盐矿到摩拉维亚的路线在当时由保加利亚控制。
《匈牙利人编年史》的作者无名氏没有提及摩拉维亚的斯瓦托普鲁克一世以及当代资料中已知的其他统治者，而是写了一些9世纪末的编年史家没有提及的人物和政体。例如，他提到了居住在比哈尔堡（今罗马尼亚比哈里亚）的Menumorut，“在捷克人的公爵的恩典下成为尼特拉公爵”的Zobor，以及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弗拉赫人”Gelou。根据历史学家理夏德·格热西克的说法，对Gelou及其下属的弗拉赫人的引用证明，在《编年史》完成时，弗拉赫人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定居；而关于Zobor和Menumorut的故事则保留了马扎尔人与摩拉维亚人战斗的记忆。格热西克将Menumorut的名字翻译为“大摩拉维亚人”，并将其与斯瓦托普鲁克一世联系起来，并否定了其在比哈尔堡统治的记录。比哈里亚和蒂萨河以东的其他地方出土了中世纪早期的堡垒，但没有一处能明确追溯到9世纪。在Doboka（Dăbâca）出土了两对钟形吊坠，与奥地利、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遗址中的类似物相同，但弗洛林·库尔塔将其年代定为9世纪，亚历山德鲁·马德贾鲁则将其年代定为975至1050年。
征服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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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表现
另见
脚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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