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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末民初学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以字行，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1]，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人（今马来西亚槟城）[2]，留学英、德、法国14年后，在晚清的西式学校里掌英语教职，包括武昌自强学堂英语教习、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亦是张之洞在教育事务的幕僚。因其学博中西，故人称“清末怪杰”、“清末狂儒”，为当时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又名《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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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曾用过很多英文名，初用Koh Hong-beng，回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最为人知的是Tomson。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国殖民地槟榔屿的一个橡胶园内。祖籍福建同安县，具体地点存在争议。学界有厦门翔安、漳州龙海白礁（两地均属清代同安县）数种说法。辜鸿铭自称为“‘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1908年英国伦敦出版，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H.C.罗宾逊编撰的书籍中，其家族祖籍地记为：“来自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辜厝村”，是为清代泉州府同安县永丰乡长兴里辜宅保，即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曾祖父辜礼欢早年移居东南亚，定居、逝世于槟榔屿。曾祖母颜梅娘（GuanBo⁃eyNeoh），是出身吉打的马来女子。祖父辜龙池，祖母GohKooiNeoh。父亲辜紫云是经营橡胶园的“经理”。辜紫云妻子，即辜鸿铭生母的身份在传闻中，有“英妇”、“葡萄牙女人”等说法，但均未见史料记载[4]。
1867年，辜鸿铭10岁时随其义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布朗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5]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腊文[6]，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得到时任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托马斯·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同校文学硕士学位。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他遇到马建忠并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
1885年，辜鸿铭回到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英语）教习。辜鸿铭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7]
1905年11月11日，辜鸿铭被任命为上海黄浦江浚浦局（浚治局）督办（“监督”或“总办”），时荷兰籍奈格（德·莱克）签约成为该局总工程师，辜在致信爱丁堡校友骆任廷时直言，奈格入职一事为辜“自从担任上海的这一职位以来”唯一满意的一件事[8]。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其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于1909年出版，《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于1915年出版。
1921年，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未开化的美利坚’署名文章[9]。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当时处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讲学，受到鹿港辜家创始人辜显荣的招待。1927年从日本返回中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优点概括为“温良”（英文：gentleness），并说道：“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曾一度是坚决的保皇派，即使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课，仍然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他辩称“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于清室，非仅效忠于吾父及列祖列宗世代生活于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10]辜鸿铭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纳日本大阪心斋桥人吉田贞子为妾[11]。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免职时，他也愤而辞职，曾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注：即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但他反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
辜鸿铭主张“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出名的比喻是认为一夫多妻是一把茶壶配几只茶杯。但当时诗人徐志摩结婚时，他的妻子陆小曼曾对他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12]
辜鸿铭的演讲稿《中华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中有中国历史常识错误，如其在论及日本武士道时称“田横在被汉高祖逼降而死后，其下门客便多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的忠诚”，又说“在今日中国，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之精华的只有浙江和江苏两个省份。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在蒙古入侵的时候，宋朝皇帝同一帮贵族逃到浙江的杭州”。[13]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提出“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14]
辜鸿铭对严复翻译《天演论》及林纾翻译《茶花女》批评道“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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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16]
辜鸿铭博通欧洲诸种语言、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腊文，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还假装懂英文。”辜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拿正著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辜鸿铭与外国人见面时，正好在准备供品，叩头祭祖，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16]。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给辜送去一张便条纸，请他来。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辜来。毛姆后来知道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邀请辜，就自己写了一封非常谦逊的信交送，询问是否可去拜访。两小时后，辜就回信答应。一进屋，辜就强力表达他对之前那张便条纸邀请的不满：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即迅速表示我对他容许我拜会他的谢意。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的国人只和苦力及买办交易，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我想冒险抗议，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他们以为若他们已经点头示意，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满。我不知道应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话。
——林语堂《信仰之旅》(From Pagan to Christian)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16]后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人称“辜疯子”。他总是梳着辫子，走进教室，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北大学生一片静默[16]。
据林语堂在其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又译作《瞬息京华》）里所述，辜鸿铭爱吃外国菜，也爱看外国电影。曾经在戏院里看到一幕女妇人赴宴的场面说“看看这些外国女人！上半身，有了身体不穿什么，下半身，身体之外，反拖着衣裙来，上无袄，下无裤！”，因此和在场的外国人士吵了起来。
据传，曾经和泰戈尔同年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但近些年来据学者考证，这极大可能是一个谣传[17]。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18]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19]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对辜鸿铭的评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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