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以字行,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1],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人(今马来西亚槟城)[2],留学英、德、法国14年后,在晚清的西式学校里掌英语教职,包括武昌自强学堂英语教习、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亦是张之洞在教育事务的幕僚。因其学博中西,故人称“清末怪杰”、“清末狂儒”,为当时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又名《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3]
姓名
辜鸿铭曾用过很多英文名,初用Koh Hong-beng,回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最为人知的是Tomson。
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国殖民地槟榔屿的一个橡胶园内。祖籍福建同安县,具体地点存在争议。学界有厦门翔安、漳州龙海白礁(两地均属清代同安县)数种说法。辜鸿铭自称为“‘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1908年英国伦敦出版,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H.C.罗宾逊编撰的书籍中,其家族祖籍地记为:“来自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辜厝村”,是为清代泉州府同安县永丰乡长兴里辜宅保,即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曾祖父辜礼欢早年移居东南亚,定居、逝世于槟榔屿。曾祖母颜梅娘(GuanBo⁃eyNeoh),是出身吉打的马来女子。祖父辜龙池,祖母GohKooiNeoh。父亲辜紫云是经营橡胶园的“经理”。辜紫云妻子,即辜鸿铭生母的身份在传闻中,有“英妇”、“葡萄牙女人”等说法,但均未见史料记载[4]。
1867年,辜鸿铭10岁时随其义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布朗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5]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腊文[6],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得到时任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托马斯·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同校文学硕士学位。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他遇到马建忠并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
1885年,辜鸿铭回到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英语)教习。辜鸿铭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7]
1905年11月11日,辜鸿铭被任命为上海黄浦江浚浦局(浚治局)督办(“监督”或“总办”),时荷兰籍奈格(德·莱克)签约成为该局总工程师,辜在致信爱丁堡校友骆任廷时直言,奈格入职一事为辜“自从担任上海的这一职位以来”唯一满意的一件事[8]。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其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于1909年出版,《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于1915年出版。
1921年,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未开化的美利坚’署名文章[9]。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当时处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讲学,受到鹿港辜家创始人辜显荣的招待。1927年从日本返回中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观点和个人生活
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优点概括为“温良”(英文:gentleness),并说道:“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曾一度是坚决的保皇派,即使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课,仍然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他辩称“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于清室,非仅效忠于吾父及列祖列宗世代生活于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10]辜鸿铭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纳日本大阪心斋桥人吉田贞子为妾[11]。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免职时,他也愤而辞职,曾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注:即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但他反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
辜鸿铭主张“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出名的比喻是认为一夫多妻是一把茶壶配几只茶杯。但当时诗人徐志摩结婚时,他的妻子陆小曼曾对他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12]
辜鸿铭的演讲稿《中华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中有中国历史常识错误,如其在论及日本武士道时称“田横在被汉高祖逼降而死后,其下门客便多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的忠诚”,又说“在今日中国,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之精华的只有浙江和江苏两个省份。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在蒙古入侵的时候,宋朝皇帝同一帮贵族逃到浙江的杭州”。[13]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提出“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14]
辜鸿铭对严复翻译《天演论》及林纾翻译《茶花女》批评道“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15]
轶事
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16]
辜鸿铭博通欧洲诸种语言、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腊文,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还假装懂英文。”辜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拿正著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辜鸿铭与外国人见面时,正好在准备供品,叩头祭祖,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16]。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给辜送去一张便条纸,请他来。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辜来。毛姆后来知道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邀请辜,就自己写了一封非常谦逊的信交送,询问是否可去拜访。两小时后,辜就回信答应。一进屋,辜就强力表达他对之前那张便条纸邀请的不满: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即迅速表示我对他容许我拜会他的谢意。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的国人只和苦力及买办交易,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我想冒险抗议,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他们以为若他们已经点头示意,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满。我不知道应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话。
——林语堂《信仰之旅》(From Pagan to Christian)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16]后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人称“辜疯子”。他总是梳着辫子,走进教室,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北大学生一片静默[16]。
据林语堂在其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又译作《瞬息京华》)里所述,辜鸿铭爱吃外国菜,也爱看外国电影。曾经在戏院里看到一幕女妇人赴宴的场面说“看看这些外国女人!上半身,有了身体不穿什么,下半身,身体之外,反拖着衣裙来,上无袄,下无裤!”,因此和在场的外国人士吵了起来。
据传,曾经和泰戈尔同年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但近些年来据学者考证,这极大可能是一个谣传[17]。
评价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18]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19]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对辜鸿铭的评价[20]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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