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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台湾》是由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所编撰的一套国民中学教科书，分为《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共三本，于1997年（民国86年）9月1日开始于台澎金马各国民中学实施教学。在一般的语境下，《认识台湾》单指《历史篇》——因其牵涉台湾历史（包括明郑、清、日治时期）的评价与认同，远较其他两篇复杂。
九年一贯课程实施后，台湾历史、台湾地理内容改为编于七年级（国中一年级）的社会领域课程，《认识台湾》教科书的阶段性任务也已结束。
1949年起，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国策之下，国民义务教育中关于社会科的教材内容多以中国大陆主题为主，尤其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极少以台湾为主题介绍台湾的历史、地理。蒋经国解除戒严以及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台湾主体意识的思想也因此兴起。李登辉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后继续推动改革路线。1990年代，台湾进行教育改革政策，教科书的改版也是教改的一环；国立编译馆编撰《认识台湾》教科书，大幅提升国民中学教育中介绍台湾史与台湾地理的比重。
1997年6月5日，建国党批评，《认识台湾》教科书中，社会篇最具正义性与符合课程原则，地理篇写作品质中等，历史篇“作者具有健康的历史知识，却无全盘托出历史真相的胆识，学生将无法正确理解台湾历史传承的脉络”；建国党主张应重新撰写《认识台湾》历史篇，以台湾主体之立场，从五万年前长滨文化开始落笔，“将历史真实一一公正呈现，使台湾新的一代有能力在心灵上做台湾的主人”[1]。
1997年7月4日，新党立法委员李庆华国会办公室在立法院主办“‘认识台湾’国中教科书总检讨记者会”，抨击《认识台湾》教科书“美化日本，为台独铺路，充满意识形态跟政治”，认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的方法不应该是用教科书来美化日本的统治[2]。
1997年7月4至5日，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晓波在《自由时报》批评，拥护《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大阪国际大学教授高志敏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对他扣帽子[3][4]。
1997年7月7日，“全国各界反对违宪窜改教科书联盟”发表公开信，指责《认识台湾》历史篇及社会篇是亲日媚日、分化族群、明显台独化、违宪；《认识台湾》历史篇的族群分类，是盲目附和台独人士的政治化用语[5]。
1997年7月12日，中国统一联盟发表给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吴京的公开信，呼吁教育部重新修订即将付印的《认识台湾》历史篇及社会篇[6]。
1997年8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蒋永敬批评，《认识台湾》社会篇及历史篇的编写显然是为李登辉修宪的配套作业，读完以后给人的印象是“教我们的下一代脱离中国人的意识，也不要中华民国，要‘营造新台湾’、塑造‘台湾人’，充满媚日、仇华、排华意识”，举例如下：
1997年8月，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吴琼恩讽刺，“认识台湾教科书大辩论”正方代表的思维方式都是就表象侈言逻辑，尚未培养当代物理学“非线性的思维方式”（Non-linear thinking），既无中国文化的底子，又无美国文化或日本文化的精神，口说汉语、手写汉字，只见中国文化之短而未见中国文化之长，或批中国文化之短而弃中国文化之长；他们只能算是“异化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异类”，已丧失根本文化精神，又无能开创新的文化精神，终究成为浮游无根的政治浪人，治国的后果堪虑[8]。
2001年7月，尹章义批评，仅就“台湾人的日本观”这个议题而言，李登辉一向把他的治国困境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国民党的旧包袱并把成就归因于1945年以前的日本教育，所以他于1994年聚集一批“殖民地肯定论”学者杜正胜（主持人）、黄秀政、吴文星、张胜彦（历史篇）、林富士、彭明辉（社会篇）等人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认识台湾》教科书内容多违背史实、又充满媚日意识、又过分渲染日本治台五十年少有的正面事迹[9]。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许介鳞认为，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认识台湾》给了正面多于负面的评价，也导致日本修改教科书、欲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慰安妇等历史事实抹杀的风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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