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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西乡隆盛（日语：西郷 隆盛／さいごう たかもり Saigō Takamori；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幼名小吉，元服时名隆永（后改武雄、隆盛），通称吉之介（后改善兵卫、吉兵卫、吉之助），号南洲。“隆盛”本为其父西乡吉兵卫之名，但王政复古成功后朝廷授予位阶，吉井友实误将此名上报，其后将错就错，即以隆盛为名。
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明治初年曾任要职，推行多项重大改革，并在岩仓使节团出国访问期间主导留守政府；1873年，在明治六年政变中辞职下野，回乡建立私学校。1877年，在明治初年最大士族叛乱——西南战争中被推举为叛军首领，号称“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同年叛乱失败，自杀身死；1889年，即其死后十二年，因舆论的同情、声援而得到特赦，并追赠为正三位。三弟西乡从道、从弟大山岩也都是明治政府的重臣。
本项中的日期，除有注明者外，在明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1872年12月31日）以前为旧历（阴阳历）的天保历、明治六年一月一日（1873年1月1日）以后为新历（太阳历）的格里高利历。
文政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西历1828年1月23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的下加治屋町山之口马场，是御勘定方小头西乡九郎隆盛（后改名吉兵卫隆盛）的长子。幼名小吉，通称吉之介。
1839年，在鹿儿岛因劝架而受到波及，右臂受伤，内侧神经被切断，高烧三日之后才得以恢复，从此右臂不能握刀，放弃武术的修行，转习相扑，并立志以学问立身。1841年，行成人式，取名隆永。
1844年，西乡隆盛担任“郡方书役助”。1847年，担任乡中组织的二才头。1850年，萨摩藩发生由罗骚动，拥戴世子岛津齐彬的一派被镇压，赤山韧负切腹；据说西乡见到赤山的血衣，大受震动，自此以后倾向齐彬继位主导藩政。此时，西乡与大久保利通一同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岛津家菩提寺）的无参和尚学禅宗。为了继承赤山韧负的遗志，同大久保利通、税所笃、吉井友实、伊地知正治、有村俊斋（海江田信义）等人结成《近思录》的读书会，此即后来“精忠组”的雏形。
1851年，萨摩藩主岛津齐兴在世子岛津齐彬及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等人的政治运作下被迫隐居让位。喜爱兰学、素有贤侯之名的齐彬正式继承藩主之位，他主张积极推动幕政改革，建立以幕府为中心、朝廷及雄藩参与国政的公议政体，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1852年，西乡娶伊集院兼宽之姊须贺为妻，同年父母相继去世。1853年2月，得到继承西乡家家督的许可，但家禄减少；在此期间将通称改为善兵卫；同年12月，黑船来航，日本国门就此打开。
1854年，西乡的上书为岛津齐彬所赏识，得以跟随齐彬至江户参觐交代；4月被任命为“御庭方役”，有了随从齐彬左右的资格，又在江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硕儒藤田东湖，请教天下大事。同年，因家庭困难等原因，妻子须贺与身在江户的西乡离婚。1855年，正式成为西乡家家督，又改通称为吉兵卫。
此时幕府将军德川家定身体病弱，又无后嗣；围绕下一任将军的继承人选，一桥派与南纪派相争不休，前者主张推戴一桥家当主一桥庆喜，后者则主张推戴纪伊德川家当主德川庆福。岛津齐彬与阿部正弘、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庆喜生父）同属一桥派，在江户的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西乡作为齐彬的左膀右臂，也积极参与萨摩藩的政治活动，曾会见越前藩士桥本左内等人，并向德川齐昭送去齐彬的密信。1856年12月，在西乡等人的努力下，萨摩藩出身的笃姬顺利成为将军家定的正室。
1857年，岛津齐彬的参觐交代期满，5月，西乡随齐彬返回萨摩藩。6月，岛津齐彬的政治盟友、掌握幕府大权的阿部正弘去世。12月，西乡又至江户，将齐彬关于将军继嗣问题的密信送交松平庆永，并与桥本左内约定萨摩、越前两藩共同拥立一桥庆喜。1858年3月，西乡携带笃姬写给左大臣近卫忠熙的书信前往京都，并与僧月照等人一同奔走，试图促成天皇降下密敕指定一桥庆喜为将军后继，但未能成功。
1858年5月，南纪派的代表人物、彦根藩主井伊直弼成为幕府大老，独揽大权，推戴德川庆福为将军后继，并开始镇压朝廷、幕府中的政敌，史称“安政大狱”。7月，幕府命德川齐昭谨慎（闭门思过），松平庆永谨慎并让出藩主之位，桥本左内谨慎（次年被斩首），一桥派失势。同月，岛津齐彬在鹿儿岛观看藩兵操练时突然病倒，数日后去世；养子岛津忠义继承藩主之位，齐彬之弟岛津久光以忠义生父的身份成为藩主名义上的监护人，藩政实权则重归前藩主岛津齐兴，齐彬所推动的政治改革一时终止。6月至9月期间，在井伊的强硬决策下，幕府未经朝廷同意便与西方列强签订安政五国条约；8月，将军家定病逝，庆福继位，改名德川家茂。
几历辛酸志始坚
丈夫玉碎耻瓦全
一家遗事人知否
1858年6月，西乡将松平庆永关于江户、京都情势的书信带回鹿儿岛送交齐彬，马上又返回京都。7月，在京都听闻齐彬去世的消息，西乡欲殉死相从，但在月照的鼓励下打消殉死念头，决定为实现齐彬遗志而继续努力。8月，受近卫家之托赴江户，将孝明天皇的密敕送交水户藩、尾张藩，未能成功。此后西乡两度再至京都，与梅田云滨等诸藩志士密谋反对井伊直弼、推动幕政改革，但京都情势已经十分严峻，西乡不得已，最终于10月6日逃回鹿儿岛。
萨摩藩当局有心庇护西乡，命其化名西乡三助，以迷惑幕府的捕吏。11月，月照与志士平野国臣一同化装逃至萨摩；不同于西乡，月照并不受藩当局的欢迎，被处以日向国流放之刑（名为流放，但按照惯例在途中会被杀害）。知道月照必死，11月16日夜，西乡、月照与平野国臣一同泛舟锦江湾，西乡与月照相抱投海。平野等人立即施救，但月照已经绝命；西乡获救，在税所笃的照顾下，近一月后痊愈。藩当局修了西乡的假墓，向幕府方面交差；12月又解除了西乡的职务，命其再次化名菊池源吾（即“吾源出菊池氏”之意）到奄美大岛潜居。1859年1月，西乡到达奄美大岛龙乡村。
在奄美大岛期间，西乡仍享受藩内的扶持米6石（1860年增为12石），家中也有藩主赐下的补助金。在岛上，西乡仍关心时局，多次与留在萨摩的亲友通信；此外他还教导岛上的孩童读书，又娶了龙乡大族龙氏的女儿爱加那为岛妻（在岛上流放时期的临时妻子，身份近似妾侍），生下庶长子菊次郎与庶长女菊草。
1859年9月，手握藩政的岛津齐兴病死，鹿儿岛藩的大权落到岛津久光的手中。1860年3月，大老井伊直弼被激进尊攘志士刺杀身亡，井伊所主导的幕府强势统治也无法继续维持；接替井伊掌权的老中首座安藤信正倾向公武合体，积极促成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与将军家茂的婚事，并得到天皇首肯（二人于1862年2月成婚）。
岛津久光欲绍述亡兄齐彬遗志，往京都联络皇室、公卿，共同推动幕政改革，因此于1861年采纳大久保利通、堀次郎等人的进言，将西乡隆盛召回萨摩。1862年2月，西乡回到鹿儿岛，为瞒过幕府耳目，改名“大岛三右卫门”（在大岛流亡三年之意）；但在久光召见时，西乡直言其并无官位，亦无齐彬的人望，上京恐未必顺利，惹来久光的不快。之后在大久保的劝说下，西乡同意辅佐久光上京，3月13日奉命提前出发，至下关等待命令；但因激进尊攘志士有马新七等人谋画在京都起事，情形急迫，3月22日，西乡违背命令离开下关，紧急上京阻止。
岛津久光本人于3月16日出发，率兵上京；在途中听闻此事，久光大怒，将西乡逮捕，押回鹿儿岛。6月6日，藩命西乡再次改名大岛吉之助，并将其流放德之岛；7月，将西乡家的知行地没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苦中。京都方面，久光于4月16日率兵到达，试图安抚过激派志士未果，最终酿成第一次寺田屋事件，多名过激派尊攘志士被斩杀。
1862年7月2日，西乡隆盛到达德之岛；8月26日，爱加那带着一子一女从邻近的奄美大岛赶来与西乡相会，但翌日就传来改处冲永良部岛流放，并将西乡关在牢中的命令。闰8月14日，西乡到达冲永良部岛。岛上风雨交加，牢房条件简陋，西乡的身体饱受损害；幸得当地的间切横目（维持村中治安的基层小吏）土持政照相助，得以住进土持自费建造的新牢房，身体恢复健康。在冲永良部岛，西乡同样教导岛上的孩童读书，并与同为流放之身的诗人川口雪篷结交，学习书法、汉诗。西乡还编写了《与人役大体》、《间切横目大体》等指导基层行政的文书，并按照朱子的遗法，教岛民设立“社仓”贮藏粮食，以备荒年。冲永良部岛的社仓一直维持到1899年。
西乡在冲永良部岛时，仍然与在萨摩、奄美大岛、琉球等地的萨摩藩士互通书信。1863年8月，以生麦事件为导火索的萨英战争发生，西乡在流放地得知萨摩与英国人开战，决定私自返回萨摩参战；但由于消息不通，直到10月即将出航时，才传来已将英舰击退的消息，于是继续留在岛上。
西乡第二次流放期间，日本本土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岛津久光于1862年4月率兵上京，6月又与朝廷敕使同赴江户；在久光推动下，幕府实施了文久幕政改革，以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以德川庆喜为将军监护人，桑名藩主松平定敬成为京都所司代，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成为新设的京都守护职，此外还采取了设立机构研习洋学、引入西洋军制、放宽参觐交代制度等改革措施。以“公武一和”为原则的文久改革加深了幕府与朝廷的政治连结；但另一方面，乘此时日本国内高涨的攘夷气势，以长州藩为首的激进尊王攘夷派也在朝廷内部积极展开工作，一度取得朝内话语权，推动天皇降下委任幕府实施攘夷的诏书，并促使幕府将攘夷日期定为1863年5月10日。然而到了当日，只有长州一藩真正实施攘夷，对美国商船进行炮击，次月招来报复，损失惨重，过程中幕府与邻近诸藩均作壁上观。长州藩对幕府的消极态度不满，试图继续推动朝廷收回对幕府的委任，由天皇亲征攘夷；不过孝明天皇本人虽热心攘夷，却对长州及尊攘派公卿的过激甚为反感，又向萨摩、会津发出密诏，请求协助。8月，尊攘派志士发动天诛组之变，很快被幕府军剿灭；同时朝中发生八月十八日政变，在萨摩、会津的主导下，长州势力被逐出京都，三条实美等七位亲长州的尊攘派公卿被处流放。八月十八日政变以后，朝廷诏令强藩进京共议政事；1863年12月，岛津久光与越前藩前藩主松平庆永、宇和岛藩前藩主伊达宗城、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一桥德川家当主德川庆喜等人在京都召开公议政体性质的参预会议，但在长州藩处置及横滨开港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会议于1864年2月解散。
1864年2月，因人才不足，在大久保利通、小松带刀的建议下，岛津久光再度将西乡隆盛召回萨摩藩。2月21日，西乡乘坐蒸汽船返回萨摩，在途中经过奄美大岛，与爱加那及子女会面，2月28日抵达鹿儿岛；3月4日即出发前往京都，并被任命为军赋役，掌握了萨摩藩在京都的兵权；4月被任命为御小纳户头取、一代小番。此时舆论认为萨摩藩扩大同外国的秘密贸易规模，造成日本国内物价上涨；萨摩藩被攘夷、佐幕两派非难，舆论地位非常不利。西乡着手对萨摩商人收购物资的行为加以限制，以消解舆论恶评。
6月27日，朝议允许长州兵以为七卿赦免请愿的名义进入京都；西乡此时采取萨摩藩中立、专心守卫皇宫的政策，与小松带刀商议后拒绝了德川庆喜的出兵命令。但在7月19日，长州军试图控制皇宫，在数个宫门与幕军发生冲突，萨摩只得加入战斗。西乡与伊地知正治等人率领萨摩、会津两藩军队联手击败长州藩，将长州势力再次赶出京都，史称禁门之变。西乡在战斗中中弹受轻伤。禁门之变中，西乡主导的萨摩藩虽然在政策上试图中立，阻止长州与幕府任何一方单独控制朝廷，但最终仍参与战斗，致使长州藩伤亡惨重，来岛又兵卫、久坂玄瑞、真木和泉等人战死，长州自此深恨萨摩、会津，称其为“萨奸会贼”。
1864年3月，德川庆喜辞去将军监护人一职，就任禁里御守卫总督，以德川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为首的一会桑政权支配了京都的政局。一会桑政权在代表幕府势力的同时与朝廷上层也保持良好关系，试图独占与朝廷的合作，排除诸强藩对国政的参与，因而渐渐同一直试图积极参与国政的萨摩藩产生龃龉。
1864年7月，京都朝廷下诏讨伐长州藩，德川庆喜命令西日本21藩共同出兵讨伐长州，史称第一次长州征伐。8月，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四国舰队为报复长州藩1863年的攘夷行动，炮轰下关(下关战争)，逼迫长州签订城下之盟。9月中旬，西乡在大阪与胜海舟会面，并接受胜的意见，决定对长州实施缓和策略；10月初，藩命西乡改名为“西乡吉之助”；10月12日，西乡被任命为征长军参谋，之后受命全权处理长州事务；11月4日，与吉井友实、税所笃一同前往长州支藩岩国藩，同长州方面展开谈判。此前长州方面由于继禁门之变后再次败战，在内外压力之下，主张对幕府恭顺的保守派（即所谓“俗论派”）于9月取得了藩政的主导权；保守派主导下的长州藩与前来谈判的西乡等人达成妥协，于是幕府于12月撤回征长大军。但长州内部又发生政变，以高杉晋作为首的改革派（即所谓“正义派”）发动功山寺起义，重新主导了藩政，又将藩论（藩政策）定为“武备恭顺”（表面与幕府妥协，实则积极备战）。
1865年1月，西乡返回萨摩向藩主父子报告情况，并由小松带刀做媒，娶家老座书役・岩山直温的次女丝子为正妻。此后幕府以再次征长作为威胁，对长州提出苛刻的政治条件，但西乡、大久保等人不希望幕府权力继续扩大，于是暗中运作朝廷下诏，不但对幕府给予长州的条款提出异议，还要求将军上京商议。5月，西乡再次返回鹿儿岛，被任命为大番头、一身家老组，并推动藩论转至拒绝幕府再次征长的命令；闰5月，将军德川家茂率兵上京，谒见天皇，请求朝廷发出再伐长州的诏书，但未能得到朝廷的许可。6月，经中冈慎太郎劝说，西乡答应在下关同长州藩的桂小五郎会面，但因大久保寄来急信而失约前往京都。6月24日，西乡在京都与坂本龙马会面，并承诺以萨摩藩的名义帮助长州购买武器、军舰；10月，西乡返回鹿儿岛，带兵上京，此时又通过坂本龙马向长州提出购买兵粮，这两件交易奠定了萨长同盟的基础。
1865年9月，英、法、荷三国军舰开至兵库，强迫幕府执行1858年安政五国条约中的兵库开港条款；京都的朝廷对此感到畏惧，并向幕府下达再次征长之诏。10月，在幕府的压力下，此前一直未得朝廷批准的安政五国条约终于获得朝廷认可（但其中兵库开港条款仍被朝廷拒绝批准）。
1866年1月，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与桂小五郎签订密约六条，并由坂本龙马在誓约书背面朱书担保。誓约约定萨长双方在军事上互相提携、萨摩在朝廷工作方面帮助长州、萨长共同对抗一会桑政权等内容，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萨长同盟。3月，西乡返回鹿儿岛，其后在藩内展开军备扩充与藩政改革。7月，西乡的嫡长子西乡寅太郎诞生；9月，西乡被任命为萨摩藩大目付、陆军挂、家老座出席，但因病没有接受大目付职位。
1866年6月，幕府对长州展开攻击行动，史称第二次长州征伐；7月9日，身在鹿儿岛的西乡起草了向朝廷建议反对再征长州的上书，并以藩主名义向幕府提交了拒绝出兵的文书。以萨摩藩为首的诸藩对征长多采不合作、观望态度；面对幕府军队的进击，长州展开积极抵抗，幕军惨败；7月30日，将军德川家茂在大阪病逝。幕府方以此为契机请求朝廷下诏与长州停战。8月21日，朝廷颁布停战命令；12月5日，德川庆喜在江户继任将军；12月25日，孝明天皇在京都驾崩，幕府方又借此机会请朝廷下令“解兵”，第二次长州征伐正式结束。
1867年3月25日，西乡率700名精锐士兵跟随久光上京，准备5月份与松平庆永、山内容堂（前土佐藩主）、伊达宗城（前宇和岛藩主）共同召开四侯会议。直到此时，萨摩藩的方针仍是以朝廷为中心推行公武合体、雄藩联合执政的政治体制。四侯会议在萨摩主导下试图将政治主导权从幕府手中转移到以自己为首的雄藩联合一方；然而这一企图被德川庆喜彻底挫败，四侯会议在5月下旬就宣告破产，而萨摩的立场也由公武合体转为武力讨幕。
5月21日，西乡与土佐藩中的武力讨幕派藩士谷干城、乾退助（即后来的板垣退助）等人缔结武力讨幕的“萨土密约”；6月22日，又与土佐藩士坂本龙马、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等人缔结以非武力终结幕府统治、建立公议政体的“萨土盟约”（关于萨摩订立萨土盟约的真实动机，诸说不同）。随着局势的变化，非武力的“萨土盟约”在两个半月以后就宣告失效，而武力讨幕的“萨土密约”则在戊辰战争中得到了忠实的执行。
1867年10月14日，在土佐前藩主山内容堂（政治立场倾向于亲幕）的建议下，将军德川庆喜向朝廷上书，正式提出大政奉还，企图以退为进，仅在名义上将政权交还朝廷，而同时又保有实权，使萨长失去倒幕的大义名分；而在同一日，萨摩、长州也收到了武力讨伐幕府、会津、桑名的讨幕密诏（因格式上有若干可疑之处，其真伪尚存争议）。次日，朝廷正式下诏，同意“大政奉还”。10月24日，德川庆喜又上书要求辞去将军一职。此时朝廷并无处理内政外交的能力，只好命令诸大名进京召开会议共商国是，在此之前仍然让庆喜暂时保有将军职务，并继续委托幕府处理政事。因实权暂时保留在庆喜手中，诸大名一时皆观望不前；已决意推翻幕府的西乡、大久保等人与朝廷内部以岩仓具视为首的讨幕派公卿皆为此感到忧虑，共同制定了将幕府及摄政二条齐敬、朝彦亲王等亲幕派公卿一并排除出政治权力中心的政变计划。
接到讨幕密诏后，西乡回到萨摩，并在桂久武等人的协助下成功推动藩论转向武力讨幕。11月13日，西乡率兵约3000名，跟随藩主岛津忠义从鹿儿岛出发，到达京都；稍后艺州藩等藩也决定发兵进京。由于诸藩迟迟不动，至12月8日为止，上京的强藩只有萨摩、艺州、尾张、越前、土佐；以这五藩的兵力为后盾，岩仓具视成功取得朝廷的主导权。12月9日，朝廷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接受德川庆喜的辞职，废除幕府，以朝廷为中心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并且在小御所召开会议，态度强硬地命令庆喜“辞官纳地”（辞去内大臣的官位，归还幕府领地）。
德川庆喜对此决定反应强烈，与外国使节会谈，成功将外交权保留在幕府一方，甚至公然要求朝廷撤回王政复古的命令；而诸藩对萨摩、长州的强硬姿态也感到不安，土佐藩仍然试图建立包含庆喜在内的公议政体，朝廷也一度动摇，下诏承认德川庆喜仍然掌握全国政权。此时西乡隆盛授意相乐总三等浪人在江户进行放火、抢劫等挑衅活动，遭受袭击的庄内藩对江户萨摩藩邸展开报复行动，而以此为契机，江户城内的强硬派主张讨伐萨摩，并派兵向京都进军。1月3日，长州、萨摩军队与幕府军在鸟羽、伏见展开大战，人数占优势的幕府军大败；1月8日夜，庆喜乘坐军舰逃回江户。鸟羽伏见之战揭开了戊辰战争的序幕。
新政府于1868年1月7日颁布讨伐庆喜的命令，9日以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对幕府全面开战。2月12日西乡被任命为东海道先锋军萨摩诸队差引（司令官），14日任东征大总督府下参谋（参谋职务由公卿担任，下参谋就是实际上的参谋），率先锋军先行进发。2月28日，西乡军占领东海道要冲箱根，并返回静冈；3月9日在静冈会见庆喜的使者山冈铁舟，提出德川处置案七条；之后奉大总督府“3月15日总攻江户”的命令，从静冈出发，11日到达江户。3月13日、14日，西乡在江户城下与幕府使者胜海舟会谈，达成了“江户无血开城”的协议，并中止了攻击；西乡返回京都，20日在朝议上得到朝廷的许可，再度回到江户，4月11日，幕府方将江户城交接给新政府军，德川庆喜回到出生的水户藩闭门思过。
1868年5月，西乡指挥军队在上野战争中打败了幕府残余势力的彰义队，6月回到家乡鹿儿岛休养；此时东北的奥羽越列藩同盟坚持对新政府军进行顽强抵抗，因此，7月23日西乡又被任命为萨摩藩北陆出征军总差引（司令官），8月10日到达越后柏崎，13日接到二弟吉二郎战死的讣报。在西乡的指挥下，新政府军连战连捷，9月27日庄内藩降伏，新政府在“东北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西乡指示黑田清隆对庄内藩进行宽大处理，得到了庄内藩士的由衷感激。明治初年，旧庄内藩部分藩士来到鹿儿岛跟随西乡研习学问，并在西乡去世后将其教导编写成《南洲遗训》。
东北战争胜利后，西乡于1868年11月回到鹿儿岛。1869年2月，在藩主岛津忠义的亲自邀请下，西乡在萨摩藩担任参政、一代寄合；3月，重新得到知行地。5月1日，为了支援箱馆战争，以总差引（司令官）的身份率藩兵再次从鹿儿岛出发，但在5月25日到达箱馆时，战争已于18日结束，五棱郭开城投降，戊辰战争也就此告一段落。
从箱馆返回的路上，西乡在东京停留，1869年6月2日因王政复古之功，御赐赏典禄永世2000石。其后西乡拒绝了令其留在东京做官的命令，回到鹿儿岛。7月，在鹿儿岛郡武村（现在鹿儿岛市武二丁目的西乡公园）购买房屋。9月26日，位阶叙为正三位；12月向朝廷返还位阶，在藩主名义的返还文书中，第一次使用“隆盛”的名字。[注 1]1870年1月18日辞去参政职位，任相谈役，而7月3日又辞去相谈役，任执务役；8月被太政官任命为鹿儿岛藩大参事。
1870年2月13日与村田新八、大山岩、池上四郎一同赴长州藩，视察奇兵队脱队骚乱的情况，谒见长州藩知事毛利元德之后，回到鹿儿岛。7月27日，鹿儿岛藩士、集议院征士横山安武（森有礼之兄）在太政官正院门前投下针砭时弊的谏言书后自杀；西乡受到很大冲击，忧虑萨摩人染上新政府官吏骄奢淫逸的恶习，背离民心[注 2]，因此在9月派遣池上四郎去东京，劝说萨摩出身的军人、官吏归乡。12月，怀抱危机感的新政府派敕使岩仓具视、副使大久保利通赶赴鹿儿岛，催促西乡出仕，却仍然难以打动西乡；最后在欧洲考察归来的西乡从道劝说下，西乡终于同意为了推动政治改革而进京出仕。
1871年1月3日，西乡、大久保与池上一同，带着“政府改革案”从鹿儿岛出发上京。8日，西乡一行经过长州，与木户孝允会谈；16日从长州出发，17日到达土佐，与藩知事山内丰范、大参事板垣退助会谈。22日、西乡、大久保、木户、板垣、池上等人到达神户，在大阪与山县有朋会谈，并一同出航，到达东京。2月8日，一行人在东京会谈，决定创设御亲兵；2月13日发布命令，征发鹿儿岛藩、山口（长州）藩、高知（土佐）藩藩士编成御亲兵部队。西乡与藩主岛津忠义一同率御亲兵常备队4个大队约5000人上京，4月份到达东京。除了御亲兵以外，在此期间还设置了东山道镇台与西海道镇台；而以这些武装为后盾，6月25日，新政府开始了内阁改组。此时西乡重新被叙为正三位。7月5日，西乡成为制度取调会的议长，6日得到委员决定权的敕许，与大久保、木户等人审议新官制、内阁人事、废藩置县等大政方针。此前在成立御亲兵时，各强藩藩主已经交出部分兵力，力量有所削弱；新政府趁此机会，断然施行废藩置县政策。经过朝议之后，天皇于14日召集在京的藩知事（旧藩主），公布了废藩置县的诏书。
在此期间新官制的决定以及内阁人事的更动也顺次进行，7月29日的新内阁名单如下（其中外务卿岩仓兼任右大臣一职，推迟到10月中旬才实现）：
1871年11月12日，为了改正与欧美各国的条约，以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副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为首的外交使节团从横滨出发。留在国内的重臣以三条实美、西乡隆盛为首组成留守政府；但此段时间西乡多病，长期住在青山的别庄，实际上较少参与留守政府的方针决策。
虽然使节团出发前与留守政府约定，出使期间国内并不实施重大改革，但使节团出发后，留守政府仍继续对官制、军制及其他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871年11月岩仓使节团出发至1873年9月岩仓归国期间，三条、西乡主导的留守内阁施行的主要改革如下：
1872年5月至7月，西乡随天皇巡幸关西、中国、西国地区。6月29日，近卫都督山县有朋因挪用大额军费（山城屋事件）而遭受强烈抨击，提出辞职；此时西乡正在随天皇赴鹿儿岛行幸的归途中，奉天皇之命火速回京解决此事。留守政府接受了山县的辞呈，为了萨长均衡，将西乡隆盛之弟从道的近卫副都督职位也解除，由西乡隆盛自任近卫都督。7月29日，西乡被任命为陆军元帅兼参议；11月28日；留守政府颁布征兵令（次年1月开始实施），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将全民列入征兵范围。1873年5月，随着征兵令的实施，元帅一职废除，西乡成为陆军大将兼参议。
自1869年版籍奉还起，主张内治优先的木户（孝允）派在明治新政府的行政中枢内就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871年废藩置县后，大藏省合并了民部省，成为主导民政、财政的大部门，而主导大藏省的也是木户派的井上馨。岩仓使节团出行以来，围绕内政（财政预算问题及山城屋事件、尾去泽铜山事件等贪污事件）及对外政策（因八瑶湾事件而产生的攻台之议），留守政府中木户派控制的大藏省与其他部门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1873年1月，三条实美认为此矛盾难以解决，遂命使节团中两位重要人物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先行回国。井上馨试图推动内阁改组，以增强木户派的实力；4月留守政府进行了改组，但井上馨的期待落空，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及大木乔任被补任为参议，己方的实力反而大大减弱。5月井上辞去大藏卿一职，木户派结束了对大藏省的长期主导，就此在留守政府中失势。5月底，政见倾向木户派的大久保回国，但此时政府的改组已经完成，大久保也无能为力；因对留守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不满，大久保赴地方视察，并没有回中央政府任职。7月，木户本人也回到日本；木户为己方失势愤怒不已，对中央政府采取了与大久保同样的不合作态度，并决定等待岩仓回国，重夺政权。
明治初年，在维新政府的改革下，实行四民平等政策，废止大名、武士阶级，创设华族、士族，并施行征兵令，废除旧时代的身份制度与特权。旧武士阶层失势，尤其是广大下级武士渐渐无以维生；西乡隆盛为帮助不平士族，遂起对外征伐之念[1]。
1868年，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王朝因日本新政府送来的国书中有“皇”“敕”等字，与江户时代两国外交文书的惯例不同而不予接受，因此明治政府迟迟未能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而明治新政府向西方学习，推行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也令朝鲜统治集团反感，日朝关系不断恶化。朝鲜当权的兴宣大院君以儒教复兴与攘夷为国策，主张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此时日本方面认为朝鲜不但不接受国书，而且侮辱使节，威胁日侨安全，1873年（明治六年）6月，日本外务少记森山茂自釜山归国后，通过外务少辅上野景范向内阁提出议案，6月12日，内阁7位参议对此案进行审议。
此前5月，主张内治优先的木户派在留守政府中失势，其后内阁整体倾向对外强硬。参议板垣退助在审议中主张以武力直接迫使朝鲜缔结修好条约，而西乡隆盛则认为不应首先使用武力，而应派出全权大使，如激怒朝鲜而被斩杀，再出兵则师出有名，并且毛遂自荐担任遣韩大使。西乡的提案得到了参议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的赞成，而经过数次劝说，板垣退助及副岛种臣两位参议也表示赞同。8月16日，得到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同意，17日在阁议中正式决定，并上奏天皇，但次日明治天皇指示应当等待访问欧洲的使节团归国，再行议论。
9月13日，岩仓使节团的正使、右大臣岩仓具视从欧洲归国，他的政见与木户派同样倾向内治优先，反对西乡的提案。岩仓决定将大久保、木户等人召回中央政府；但木户此时患病，因此只有大久保返回内阁，于10月12日再次就任参议。10月14日，阁议再度讨论派遣案，但未能决定；15日再议，因西乡态度强硬，三条实美决定采纳西乡的派遣案。16日，岩仓至三条官邸，试图劝说三条改变决策，但三条不允；然而大久保及大隈重信、大木乔任等参议于17日突然提出辞表，岩仓也表明辞职之意，事态至此，18日夜三条突发急病，人事不省。由于大久保等人的暗中活动，明治天皇行幸岩仓官邸，更指定岩仓代理太政大臣一职。
10月22日，西乡、板垣、后藤、副岛、江藤五位参议至岩仓官邸，希望岩仓能够再次将15日的阁议决定上奏，但岩仓并未同意；23日，西乡辞去陆军大将兼参议、近卫都督，又上表将位阶返还；而岩仓则搁置先前的阁议，向天皇奏上西乡派遣延期的意见书。岩仓事先已经做好宫中的工作，因此翌日（24日），天皇接收岩仓的意见，裁定将西乡派遣无限期延期，板垣、副岛、后藤、江藤等参议也递上辞呈；至25日，5位参议的辞呈均获批准，西乡辞去参议、近卫都督的要求被许可，但陆军大将辞职与位阶返还的要求则被驳回。其后以林有造、桐野利秋、篠原国干、渊边群平、别府晋介、河野主一郎、边见十郎太、村田新八、池上四郎[注 3]等人为首的政治家、军人、官僚600余名亦集体辞职，这就是史称的“明治六年政变”。政变之后，大久保利通于11月10日设立内务省，自任内务卿，开创了被称为“有司专制”的独裁政权。
西乡下野之后，于11月10日返回鹿儿岛，此后大半的时间都在武村的自宅度过。1874年2月，江藤新平受佐贺不平士族的拥戴，发动佐贺之乱，失败之后潜逃到鹿儿岛。3月1日，江藤在山川的鳗温泉见到正在休养中的西乡隆盛，并与其会谈；会谈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次日，江藤离开，西乡把江藤送到指宿而还。其后，江藤在土佐被捕，并被判处斩首之刑。此前2月的阁议中决定，因应1871年琉球岛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杀害的八瑶湾事件，出兵台湾，西乡对此表示反对；但到了4月，西乡应三弟从道的请求，在鹿儿岛征募士兵约800名，送往长崎参战。
明治六年政变下野的鹿儿岛县籍军官、警察等相继归乡，县内无业的青年士族增多，为了约束他们，西乡于1874年6月设立了私学校，并得到了县令大山纲良的协助。私学校设铳队学校，以篠原国干为监督，设炮队学校及幼年学校（章典学校），以村田新八为监督，又在县内各乡设置分校。其后西乡本人继续在鹿儿岛隐居，过着游猎山林、温泉休养的闲适生活；而私学校党在西乡的影响下，成为县内最大的势力，大山纲良也不得不借其力来实施县政，积极采用私学校人士为官吏、警察。私学校党在县政中渐渐处于主导地位，鹿儿岛县实质上已经成为私学校党支配下的半独立政权。
1876年3月，大久保利通主导下的明治政府颁布废刀令，8月又实施秩禄改革，彻底废除了数百年来旧武士阶级的带刀、俸禄等特权。不平士族大为愤怒，10月24日熊本县士族掀起神风连之乱，27日福冈县士族掀起秋月之乱，28日山口县士族又拥戴前原一诚，掀起萩之乱。11月，西乡在日当山温泉听闻叛乱继起的消息，寄信给桂久武，在信中表示自己也在等待“决起之时”。
1876年12月至1877年1月，新政府为防止鹿儿岛士族叛乱，也采取措施，决定秘密派船（“赤龙丸”）至鹿儿岛，将县内弹药库中的弹药运走；鹿儿岛籍的大警视川路利良也派出24名巡查，以归乡的名义到县内开展情报搜索以及私学校的瓦解工作。对此，私学校党认为弹药库中的弹药并不属于陆海军，政府无权将其运走；而众多巡查一起归乡，其目的亦颇为可疑。
明治10年（1877年）1月下旬，西乡隆盛在大隅半岛的小根占（今属宫崎县）狩猎。而新政府方面，1月28日山县有朋向熊本镇台发出警戒命令的电报；29日夜，悄悄将草牟田火药库中的火药、弾药运出，移到赤龙丸船上。此举触怒了私学校学生，他们袭击了这座火药库。2月1日，西乡的四弟小兵卫以私学校使者的身份来到小根占。西乡从小兵卫处听闻川路利良所派的巡查中原尚雄将要刺杀自己，以及私学校学生袭击火药库等消息，返回鹿儿岛，并增加了贴身护卫人数。3日，中原尚雄被捕，4日经过拷问招供，承认自己有“刺杀”（据山县有朋的说法，实为日文中同音的“视察”，即侦察之意）的意图，因此6日私学校召开大会，决定派遣大军上京，向政府问罪，7日告知县令大山纲良。9日川村纯义海军中将试图面见西乡未果；同日，大久保所派遣的野村纲也向县厅自首，从自首内容中，西乡似乎认为大久保也同意对他的刺杀行动。
13日，募兵与新兵训练结束，进行了大队编制，一番大队指挥长为篠原国干，二番大队指挥长为村田新八，三番大队指挥长为永山弥一郎，四番大队指挥长为桐野利秋，五番大队指挥长为池上四郎，桐野兼任总司令，渊边群平为本营附护卫队长，率领狙击队护卫西乡。别府晋介在加治木组织两个大队，任指挥长。14日、西乡在私学校练兵场举行正规大队的阅兵式；15日，在60年一遇的大雪中，萨军一番大队从鹿儿岛出发，西南战争开始。17日，西乡也从鹿儿岛出发，经加治木、人吉，向熊本城进发。
2月下旬，萨军猛攻熊本城，但熊本城在谷干城的坚守下一直未被攻破；3月开始的田原阪、吉次之战中，萨军武器处于劣势，后勤也较为落后，作战失利，篠原国干战死，田原坂在3月20日被政府军夺走。4月，池上四郎在安政桥口战败，永山弥一郎在御船战死，政府的援军打通了与熊本城的联络，萨军为脱离腹背受敌的情形，于4月14日解除熊本城之围。4月15日，军议决定以割据萨摩、大隅、日向三州为目的，而在此期间，西乡除了出席此次军议以外，没有任何参与战斗指挥的记录。
4月下旬，萨军在矢部滨町将大队重新编制为中队。其后经过椎叶，为建立新的根据地，向人吉进发。此后，萨军在人吉设立本营，以此为中心与政府军対峙；但寡不敌众，人吉的情势渐渐变得危险，萨军又在5月底将本营移往宫崎。在宫崎，为了改善财政，萨军根据桐野利秋的指示，发行了大量的军票（西乡札）。
6月至7月，村田新八在人吉与政府军展开缠斗。7月10日，政府军对加久藤、饭野展开全面攻击，村田新八部退却至高原麓、野尻方面。24日，村田新八部在都城与政府军六个旅团展开大战，寡不敌众，撤回宫崎。31日，桐野、村田等率军与政府军在宫崎大战，再次失败，萨军退至广濑、佐土原。8月1日，萨军在佐土原败北，政府军占领了宫崎。此后西乡退至延冈，但延冈也很快失守。8月15日，以和田峠为中心，展开了西南战争最后一场大战，西乡亲自指挥，却又一次遭遇失败，未能收复延冈，退至长井村。政府军将长井重重包围，16日西乡发出解散部队的命令，焚烧文件及陆军大将军服，此后萨军多有降伏者。17日夜，残余的精锐士卒从长井村出发，翻过可爱岳，突破政府军的包围网，回到鹿儿岛。
9月1日，成功突围的萨军残部返回鹿儿岛，占据城山。6日，追踪而来的政府军包围了城山，萨军残部危在旦夕。19日，山野田一辅、河野主一郎为救西乡之命，假称向政府军说明举兵之意，前往政府军参军川村纯义之处；作为同乡后辈的川村纯义写信劝西乡投降，而与西乡有旧交的参军山县有朋也写下一封声情并茂的书信，劝西乡自尽。22日，西乡发出在城山决死的檄文；23日，山野田返回城山，带来川村及山县的书信，西乡没有回复。9月24日凌晨4时，政府军向城山发动总攻，西乡与将士40余名在洞前列队，向岩崎口发起自杀式的最后攻击。萨军将士纷纷中弹而亡或自尽身亡，西乡隆盛大腿与腹部中弹，遂对身旁的别府晋介说“晋兄，晋兄，事已至斯，在此处即可”，然后正襟跪坐，东向遥拜，别府高呼“请原谅”，为西乡介错。西乡隆盛遂死，享年51岁（49周岁）。西乡的首级被埋在折田正助邸门前。看到西乡自尽，剩余的将士也继续向岩崎口发起冲击，在私学校一角筑垒死战，最后或自刃，或相刺而死，或战死。上午9时，西南战争结束，天降大雨。
雨停后，山县有朋与政府军各旅团长一同在净光明寺迹进行了尸体检验；西乡隆盛的躯体被毛布包裹，放入木柜，就地埋葬，因是暂时埋葬，并未立碑，只立了木牌，其上姓名由新任县令岩村通俊书写。此外，其首级也在战斗结束后被发现，检验之后予以厚葬。明治12年（1879年），西乡的遗体被迁葬至今天的南洲墓地，戒名为“南洲寺殿威德隆盛大居士”。
1877年2月25日，明治政府在“行在所达第四号”中宣布褫夺西乡隆盛之官位，也就是说，在西乡死后，官方对其定位只是叛乱贼军将领而已。然而民间对西乡同情声浪甚高，喜爱西乡为人的明治天皇也曾表示惋惜之意；由于天皇的意向及黑田清隆、胜海舟等人的努力奔走，西乡于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同时获得特赦，并追赠正三位之官阶。
1898年，西乡隆盛的铜像在东京上野恩赐公园揭幕，塑像中，他一手牵着爱犬，一手握腰间日本刀，而相貌则是根据意大利版画家Edoardo Chiossone的作品制作的。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王韬、黄遵宪、梁启超等人都曾到上野公园瞻仰西乡隆盛的铜像。除此之外，鹿儿岛县的鹿儿岛市及雾岛市也分别于1937年及1988年建立了西乡隆盛的铜像，其中雾岛市的塑像高达10.5米，是全日本最大的真实人物塑像。
倒幕成功以前西乡隆盛先是支持藩主的“公武合体”，之后主张“尊皇攘夷”，但事实上也同英国合作，努力引进西方的技术。他在倒幕运动中纵横捭阖，运用权谋。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他以宋代陈龙川的话“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作为座右铭。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人当学司马温公（司马光），无一事不可与他人道，努力要求自己向完全大公无私的方向发展。
西乡隆盛曾对坂本龙马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坂本说：“不是这样的。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此言亦预告了西乡的结局，西乡隆盛自始至终都坚持武士精神，竭力争取下层武士的权益与地位，然而未能宏观考量当时日本在国际间的情势，及维新政府整体的利益。
西乡性格好恶分明、热情洋溢、时而打破成规采取不合理的行动。一生最后以悲剧收场，也因叛乱而未入祀靖国神社，但他却是维新三杰中最受到日本人的喜爱与尊敬，而其尚武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亦深植日本军人心中，也为日本之后的军国主义发展带来影响。
幕末明治时日本汉学兴盛，武士阶级均有一定程度的汉学教养；西乡隆盛一生中也留下多首感怀述志的汉诗作品。[2][3]
《狱中有感》（流放南岛时所作）
《忆弟隆兴在英国留学》（1869-1870年西乡从道赴欧洲时所作）
《蒙朝鲜国之使命》（1873年初秋，征韩论争时所作）
《偶成》（1873年辞职后所作）
《失题》（西南战争起兵前夕所作）
《感怀》
传为西乡所作的一首诗，因曾被毛泽东引用过，在中国流传甚广。
其实此为以讹传讹。原诗为幕末尊王攘夷派僧人月性所作，原题“将东游题壁”。月性原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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