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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1891年—1970年12月12日),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是一位以基督教牧师身份为掩护的中共特工。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月,董健吾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县城东门棣华桥的一个基督教世家[1]。他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在苏州开设的桃坞中学,1914年又考入该会在上海开设的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同学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1]。1917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到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中学任校长[2]。1917年,圣公会美籍传教士韩忭明在扬州左卫街购得一处房屋,设为圣三一堂,由董选青主牧[3]。
1924年,董健吾返回上海,在圣约翰大学供职,后被圣彼得堂聘为第五任牧师[1]。1927年,在青浦县任中学校长,不久应同学浦化人邀请,到河南出任冯玉祥部队随军牧师、宣传处秘书长。1928年8月[1],经浦化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中华圣公会上海圣彼得堂(位于上海爱文义路、梅白格路口,今北京西路、新昌路口)牧师。
1930年3月,中共计划以“互济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约30余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的儿子彭绛人,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互济会筹集了500块大洋的经费,董健吾又卖掉了50多亩田产,得款1000多元,租用他的教友肖志吉医生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武定路口的石库门房子,开办了幼稚园。不久由于该地距离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甚近,于是搬迁至法租界法国公园(复兴公园)附近的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1932年初,大同幼稚园一名保育员外出后失踪,于是中共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松柏斋古玩店楼上)抚养。由于岳母(郑兰芳之母)对此常有怨言,于是将毛氏兄弟送交前妻黄慧光处(凤阳路修德里12号)抚养。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董健吾也辞去牧师职务,失去固定经济来源后,生活日益窘迫。全家生计靠女儿为人洗衣及为百货公司扎纸花维持。
1936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的身份,代表国民政府秘密从西安赴陕北,传递密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联系的特使。他由同学钟可托引荐,得借用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飞机到陕北瓦窑堡。1936年6月,董健吾又再度受命,以“王牧师”身份,联络、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延安。由于董健吾的请求,张学良允诺出资10万法郎,资助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读书,并委托原部属李杜将军护送赴法国,转赴莫斯科。
1955年,董健吾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一年后由于周恩来的干预得以取保候审。1960年,斯诺访华时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共经调查发现“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于是在1961年,派遣陈赓到上海,要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安排董健吾工作。1962年,董健吾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
1966年文革开始,董健吾在参事室成为造反组织领袖,但是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背靠背的揭发批判,方针是“对其罪行严肃批判,对其本人基本保护”,理由是“在历史上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命”。
1970年7月,董健吾被诊断为胃癌,一度在东方红医院(今瑞金医院)住院,病情加剧后,被动员回家[来源请求],但不久因斯诺访华时要求见面,又被送回东方红医院。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因病去世,终年79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