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品淳博士，CBE，JP[?]（英语：Dr Kenneth Ernest Robinson，1914年3月9日—2005年1月18日），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专门研究殖民地与英联邦管治。他在1957年至1965年任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学院院长，1965年至1972年任香港大学第八任校长。
乐品淳毕业于牛津大学，1936年至1948年任职于殖民地部，是部门内的西非专家；他后来于1948年至1957年担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院士兼英联邦政府学高级讲师。在英联邦研究学院院长任内，他加强学院与其他相关教学单位的联系，并扩充教学设施与人手以提升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多年来他在多份学术期刊与杂志发表以殖民地管治和非殖民地化为题材的学术文章，对二战期间英政府的殖民地管治政策也有深入的分析。
在港大校长任内，他见证大学的急速扩张，除了学生人数显著增加以外，社会科学院与法学系也相继成立。他改革大学的行政架构，就大学校园布局的长远规划进行研究，并继续与草创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学开展合作和交流。为肯定他在任港大校长期间的表现以及在学术界的工作，他曾分别获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和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生平
乐品淳1914年3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欧内斯特·罗宾逊（Ernest Robinson）在陆军部位于伦敦乌威奇的皇家兵工厂任职文员，可是在乐品淳只有三岁的时候去世，因此他自少便由任职小学教师的母亲伊沙贝尔·梅尔（Isabel May）独力抚养。[1][2]乐品淳少时就读于伦敦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的乔治·蒙诺克斯爵士文法学校（Sir George Monoux Grammar School），其后考取奖学金，1931年以17岁之龄升读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并先后主修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简称PPE）和现代历史。[2][3]他在两个主修学科的表现同样出众，并分别考获一级荣誉成绩，其后于1934年获授文学士学位，[1]多年以后再于1948年获得文学硕士资格。[4]
乐品淳在牛津攻读的时候还获得贝特高级奖学金，得以在毕业后继续在牛津研究殖民地历史。[1]不过，对殖民地怀有浓厚兴趣的他索性在1936年投考英政府殖民地部，并成功获得取录。[5][6]他最初以助理主事身份任职于西印度司，复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以署理主事身份调到常务司，处理过护照审批、外国人出入境、以及管制淫亵刊物等多方面的工作。[5][1]1942年，乐品淳获借调到财政部，为时任英国驻西非钦差斯维顿勋爵担任保安主管，但他在西非水土不服，在任仅一年便于1943年调返英国，[5]到内阁厅远东民事规划小组任职，参与准备战后远东殖民地重建方面的规划。[1]
二战结束后，他在1946年重返殖民地部，以助理秘书身份出任西非司主管，当时年仅32岁。[7][8]在任内，他连同时任殖民地部助理次官希尔顿·波因顿爵士（Sir Hilton Poynton）着手处理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托管地和保护领之去留问题，当中又特别参与德国前殖民地西南非（纳米比亚前身）的善后处理。[5][2]作为殖民地部的西非专家，他与部门内其他同一时期的专家被视为“魄力与才学兼备”的学者型官僚。[2]此外，他又代表殖民地部出席不同的国际会议，当中包括在1946年先后出席在法属西非达喀尔举行的英法兽医会议、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和在黄金海岸（加纳前身）首府阿克拉举行的英法医学会议，以及在1947年到法国巴黎出席英法比三国会议，商讨西非殖民地问题。[1]
1948年，乐品淳调任经济情报及规划司主管，但他在同年决定从殖民地部辞职，选择重返学术界发展，告别前后12年的公务员生涯。[5][1]最初，他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7]但未几即于同一年获牛津大学罗致出任该校纳菲尔德学院院士，并兼任英联邦政府学高级讲师，职责包括为各地殖民地政务官和其他官员教授以英联邦和殖民地管治为题材的课程。[9][5]同时，他还加深对法国政治与殖民地方面的了解，促成在日后发表一些以法属西非政治研究为题材的学术文章。[5]乐品淳也十分喜爱参与牛津的学术研讨会，并活跃于大学和学院方面的活动，对学生也时常提供各方面的协助。[8]
在牛津执教九年后，乐品淳在1957年获邀接替基思·汉考克爵士（Sir Keith Hancock）出任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学院院长兼英联邦事务教授，另又于1961年至1965年间出任《英联邦政治研究期刊》主编，[10][9][8]在此以前，他早已于1950年起担任该院的管治委员会委员。[1]在任内，他积极加强学院与伦敦大学其他单位，特别是英皇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联系，使学院成为横跨历史和社会科学等各范畴的研究中心。[8]至于一些好像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皇家非洲学会、皇家英联邦学会等并不从属于伦敦大学、但又与英联邦研究有关的学术组织，也在乐品淳任内与英联邦研究学院加深交流和合作。[8]
此外，乐品淳任内为学院设立研究生研究中心、增聘人手和扩充图书馆，从而提升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8][5]不少像西非专家丹尼斯·奥斯汀（Dennis Austin）和肯·普斯兹（Ken Post）、南非专家苏拉·马克斯（Shula Marks）和斯坦利·崔毕杜（Stanley Trapido）、澳洲专家特雷弗·里斯（Trevor Reese）、东南亚专家T·E·史密斯（T. E. Smith）、以及加勒比海专家唐纳德·伍德（Donald Wood）等学者，都是在他任内加入学院；[5]再加上他积极为学院筹办更多讲座、研讨会和学术会议，连带使学术范畴变得更广泛和多元化。[5]在得到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和英联邦大学协会的协助下，学院还进一步与不少英联邦学府建立联系，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英联邦研究中心，也是在乐品淳任内与学院展开交流的。[8]
在多年来的学术生涯中，乐品淳曾在多份学术期刊和杂志发表与殖民地与英联邦管治和非殖民地化等为题材的文章，这些期刊和杂志包括《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公共行政》、《美国政治科学评论》、《非洲事务》、《聆听者》、以及《经济学人》等；[11]六十年代出版的《大学合作与亚洲发展》（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Asian Development）和以法文出版的《十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第七册（L'Europe du XIX et XX Siècle. tome 7）两本文集，也有收录他的文章。[11]除此以外，他还先后于1960年、1963年和1966年参与主编《非洲的五场选举》、《帝国政府论文集》和《十年来之英联邦》三本论文集。[11][3]不过，由于他常常务求一丝不苛，再加上写书速度较慢，因此他的专书数量不多，较重要的计有《托管责任的两难》一书；[8]该书事实上早于三十年代写成，但要到1965年才加以整理出版成书，内容主要研究两战之间的英国殖民管治政策，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之一。[5]
乐品淳常在著作中评述英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他分析二战期间，英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有改善殖民地管治和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但同时又设法分散美国与其他国际压力对殖民地去留问题的关注；[5]对于有评论指殖民地问题植根于帝国主义本身，因此有必要由其他不相干的国家介入处理，他反驳这些不相干的国家本身没有包袱，在实践上反而更容易透过殖民地管治的失误掠取更大的利益。[5]他又批评英政府过急地为非洲殖民地推动独立进程，认为该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无法为宗主国或非洲殖民地本身带来任何巨大和明显的经济利益。[2]
在学术工作以外，这时期的乐品淳还开始获英政府委以不同的公职，当中计有在1949年起担任殖民地经济研究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51年起出任公务员遴选委员会兼任委员。[1]其后他又历任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海外发展研究院理事会成员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董会成员等职。[12]他还曾经获海外学府邀请讲学，担任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访问讲师、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里德讲师、以及杜克大学访问教授等。[12]
乐品淳在1965年离开执掌前后八年的英联邦研究学院，转到香港，接替暂任校长的麦花臣教授（Professor A. J. S. McFadzean）出任香港大学第八任校长。[5][7][9]他在任内见证港大在战后的的快速发展，学生人数除了增长60%以外，[7]社会科学院和法学系也相继在1967年和1969年成立，而首批法学系学生也在1972年首先毕业。[9]1967年，在得到殷商邓肇坚爵士和太古洋行捐助下，大学校方又设立柏立基学院，以前任大学监督兼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命名，专门为访港的海外和中国大陆学者提供住宿地方。[9][13]为了做好港大为了做好港大校园的长远规划，他开始就校园未来发展展开研究，启引继任校长黄丽松教授在1975年邀请著名建筑师S·E·T·卡斯定（S. E. T. Cusdin）制定港大校园布局的未来发展，和研究如何有效连接座落于山坡上的校园各个部分；[14]后来于1980年发表的《卡斯定计划》（Cusdin Plan），即成为港大校园日后发展的蓝图之一。[13][14]
乐品淳任内特别关注港大的行政运作，透过废除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和组织，以及修订各类行政指引，达致精简大学架构和行政程序。[9]他还时常参与即场讨论和向师生给予各方面的协助，并特别支持年轻一辈的教职员参与大学各委员会的工作。[9]在教务委员会上，他爱让年轻一辈的教职员踊跃发言，尽量接纳不同的声音；[13]不过他对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显得更为严肃，每次召开会议前的一段日子都会闭门埋首准备，甚至谢绝接见任何访客和教职员。[13]
同时间，他与在1963年草创的香港中文大学开展合作和交流，而且还兼任中文大学校董，支持中文大学的早年发展。[7][12][8]随着港府在1965年成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他任内又致力与委员会斡旋，争取为扩展中的大学获得足够拨款。[15]乐品淳担任港大校长期间也受到一些批评，有学生批评他过分低调，较少接触学生，对于七十年代由左翼学生兴起的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等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也采取较回避的态度。[16]
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1年上任后锐意革新，并有意以华人担任港大校长，结果只有58岁的乐品淳在1972年离开港大，卸下担任七年的校长职务，[16]由原本担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的华裔化学家黄丽松教授接任，黄丽松遂成为港大创校以来首位华人校长。[8][16]为肯定他在任港大校长期间的表现，以及他在学术界的工作，他早于1967年获香港政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17]并于1971年获英廷颁授CBE勋衔。[18]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也分别在1969年和1972年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和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2][7]
除开在2000年至2002年间替任校长的戴义安教授，乐品淳原本是香港大学历史上最后一位外籍校长，自他以后，历任校长均由华人担任。[19]一直到41年后的2013年，港大委任来自英国的马斐森教授出任港大校长，才再一次打破由华人担任校长的惯例。[19]
乐品淳离开港大后，继续活跃于英联邦关系方面的研究，他在1972年至1974年间出任曼彻斯特大学霍尔斯沃思研究学人，其后于1974年至1976年担任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资源调查计划总监。[10]此外，他在1984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地化的观点》（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sation）一书发表文章，而且还四出讲学。[11][8]他又担任多项学术职务，除了继续是皇家历史学会院士和法国海外科学院会员外，也是皇家英联邦学会理事会成员，并于1983年获选为终身副会长，随后于1989年至1996年任皇家非洲学会会长。[3][12][11][9][8]
身在英国的乐品淳一直到晚年还维持与港大的联系，他不单时常出席港大英国同学会在伦敦举办的活动，又爱邀请港大师生和校友到他位于牛津郡的家中作客。[9]1982年和1992年，乐品淳更两次返回港大，分别出席柏立基学院乐品淳堂启用仪式，以及主持为庆祝柏立基学院成立银禧而举办的首届乐品淳学人讲座开幕仪式。[9][13]2005年1月18日，乐品淳在伦敦逝世，终年90岁。[5]
个人生活
乐品淳在1938年11月4日娶史蒂芬妮·克里斯蒂·莎拉·威尔逊（Stephanie Christine Sara Wilson）为妻。[1]史蒂芬妮曾经是英国公务员，后来担任过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司库和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秘书，她在1994年逝世，对乐品淳构成很大的打击。[9]乐品淳夫妇育有一子一女，分别名朱利安（Julian）和米兰达（Miranda），惟儿子朱利安比乐品淳早死。[1][5]
乐品淳的兴趣包括园艺、步行和阅读，他特别喜爱到皇家英联邦学会位于伦敦的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阅书。[3][8]他生前曾经是伦敦的牛津及剑桥会、位于香港的香港会、香港乡村俱乐部和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等多家绅士会所的会员。[3]
| 附录：主要经历 | |
|---|---|
|
荣誉
部分著作
- Edited by W. J. M. Mackenzie and Kenneth Robinson, Five Elections in Africa: A Group of Electoral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 （直译：W·J·M·麦肯锡与乐品淳编，《非洲的五场选举：一组选举研究》。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60年。）
- Edited by Kenneth Robinson and Frederick Madden, Essays in Imperial Government. Oxford: Blackwell, 1963.
- （直译：乐品淳与腓特烈·马登编，《帝国政府论文集》。牛津：布莱克韦尔，1963年。）
- K. E. Robinson, The Dilemmas of Trusteeship.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直译：乐品淳著，《托管责任的两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
- Edited by W. H. Hamilton and others, A Decade of the Commonwealt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直译：W·H·汉密尔顿等合编，《十年来之英联邦》。北卡罗来纳州德罕：杜克大学版社，1966年。）
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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