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得（法语：Charles W. Le Gendre，或译李让礼、李善得[3]，1830年8月26日—1899年9月1日），法裔美国人，曾参与过南北战争，官拜准将，后担任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罗发号事件（一作“罗妹号事件”）后曾来台湾与斯卡罗酋邦酋长卓杞笃交涉，签定南岬之盟；其后赴日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于八瑶湾事件后协助日军出兵台湾。
生平
李仙得出生于法兰西王国罗讷省乌兰，是法国雕塑家让-弗朗索瓦·勒让德-埃拉尔的儿子。富裕的家庭曾送他到兰斯-香槟-阿登大学学习，并接受过军事教育，之后毕业于巴黎大学。1854年10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十七岁的克拉拉•维多利亚•慕洛克（Clara Victoria Mulock）结婚[1]，岳父为纽约著名的律师，婚后搬到纽约，并归化美国国籍。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李仙得协助招募纽约第51志愿步兵团（51st New York Infantry Regiment），在1861年10月29日获授该团少校阶级。1862年参与了罗诺克岛之役。然而在同年3月14日的新伯恩之役下颚及脊椎重伤。因此受到北卡罗莱纳州表扬。
尽管伤势严重，李仙得仍然继续参与战争，并在1862年9月20日升到中校。随着他参与的无数次行动，1863年3月14日晋升为上校，并在第九军第51团指挥下参与维克斯堡攻城战。1864年5月6日，李仙得在格兰特将军领导的莽原之役中身受重伤，被子弹伤及左眼及鼻梁。1864年10月退伍、1865年3月授勋为陆军名誉准将[1]。虽在战场上功绩显著，但战后不久便婚姻破裂。
1866年7月13日，李仙得受任命为美国驻厦门领事，至1866年12月13日方抵达厦门[1]。李仙得的领事职务是管控当时大清帝国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的对美贸易：厦门、基隆、台湾府、淡水、打狗，并打击非法走私的苦力。
1867年3月，美国商船罗发号（又译罗妹号）由汕头赴牛庄之际，在台湾东部外海红头屿（今兰屿）触礁沉没，其船长杭特夫妇及生还者在潭仔湾登陆，被斯卡罗酋邦龟仔甪社的排湾族原住民杀害，是为“罗发号事件”，引发美国政府与满清政府交涉。李仙得前往福州，劝说闽浙总督施压大清当局解决台湾原住民屠杀问题。闽浙总督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李仙得本人前往台湾，要求台湾知府合作。
李仙得先委托美国轮船阿舒罗特号勘察罗发号沉船现场，并试图使台湾知府采取行动。清廷官员认定“以番治番、以夷治夷”的观念消极处理，在地图标出官权所不及的“土牛线”，以枋寮至鹅銮鼻为斯卡罗领地，不在大清行政管辖之内为由拒不受理，美国于是决定自行处理。1867年6月13日，美国海军派军舰二艘、水兵181名远征，在英国商人毕麒麟引路下成功登陆，惟仍遭原住民伏击得手，远征军指挥官麦肯齐战死，美军战败撤退，美国政府态度转趋强硬。
见到美国政府态度强硬，清廷认为事态严重，唯恐开罪美方，便命令台湾总兵刘明灯率兵士500员进发，至柴城一带（今屏东车城乡）受阻于斯卡罗原住民的武装抵抗。刘明灯乃与首领卓杞笃见面，企图说服解散聚集的原住民[4]，但仍不得要领。
李仙得不满于大清当局拖延，同年9月4日再度来台察看，进入斯卡罗，台湾总兵刘明灯亦带兵随行，于1867年10月10日与斯卡罗大股头卓杞笃谈判并达成口头共识，李仙得承诺西方船只如非逼不得已生命危险下不会随便登陆斯卡罗领域，若有发生海难人员必悬红旗识别，而斯卡罗亦保证将不再伤害悬红旗的海难漂流人员并照顾其安全，亦同意交还罗发号遇难者的遗体及财物，后人称为南岬之盟[5]；但美方要在龟鼻山设立炮台及灯塔的要求，为出席的清廷官员否决，以及清廷对于原住民的态度，导致日后美方绕过清廷与原住民协议[6]。
1868年5月，美国驻华署理公使卫廉士(S. Wells Williams)特向清廷提案，将琅峤一带纳入清帝国的直接管理，设官并驻兵防守，却总得到“从缓斟酌为词云云”的回复，态度极为消极。卫廉士特向恭亲王奕䜣表达此事，将李仙得所绘的台湾岛南边地图及求援红旗款式送致亲王备览。[7]
此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却介入中英之间的樟脑战争 [8] ，向福建官员交涉，指出樟脑专卖违反天津条约，并搭乘炮舰“阿鲁斯图号”到打狗，邀驻安平的英国领事齐普逊（John Gibson）、海关税务司白麒麟向台湾兵备道道尹梁元桂提出强硬抗议，清方答允将上述六千元的樟脑交还英国领事保管。[8][9]
1869年2月，李仙得再度来台确认原住民是否遵守口头协议，2月28日再度与卓杞笃会面[5]，双方同意立下非正式的书面备忘录，罗发号事件始告落幕。
李仙得在“番界”建炮台、驻守军之议，屡受清廷之否决，最终福建通商总局向李仙得与总理衙门照会，无须建炮台与设官。[10]
1872年，李仙得辞去厦门领事职务，改至日本外务省担任二等官聘任顾问。前年9月6日，该地又发生八瑶湾事件，数十名琉球人海难登陆后遭出草屠杀；李仙得根据过往其于罗发号事件所得之的经验，向日本政府主张番地无主论并建议其出兵讨伐，结果日本政府接纳其建议，是为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前，李仙得曾于1872年2月29日再度前往台湾介入此事，试图将南岬之盟内容扩大到包括日本。其诉求没有得到当地原住民的同意，却反引起李仙得和美国驻华署理公使之间的争执。在海难事件频传及国际压力下，清廷最终在恒春设立灯塔（今鹅銮鼻灯塔），减低台湾海峡东南部与巴士海峡之航运风险。
李仙得因为处理的经验清晰掌握台湾政略与地形，并且通晓在地的台湾话，因此被视为“台湾番界通”，成为他日后为日本提供外交、军事专业顾问的根底。[11]李透过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力崛起，曾实际影响日本经略中国与朝鲜。
1872年10月12日，李仙得搭船返美期间[3]过境日本横滨，经美国公使介绍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会面，发现两人对于日本外交策略发展意见相当一致并惺惺相惜，最终更因此决定于12月19日[1]辞去美国驻厦门领事之职位赴日。
当时日本甫结束幕府时代开始明治维新，国力日盛有向海外扩张的意图，亦因统一全境导致大量旧武士失业造成巨大社会问题，更积极谋求以对外战争转移内政问题。适1871年爆发八瑶湾事件，有琉球海难人员54人于琅峤八瑶湾惨遭出草屠杀；此事原与日本无直接相关，但日本于1871年“废藩置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日本政府于1872年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打算以保护“国民”、质问生番为借口出兵台湾。
李仙得以处理罗发号事件的经验指出，中国政教不及“番地”，日本可用“番地无主论”作为出兵台湾的理由。[12]李仙得提供台湾的地图与照片，并告知只需2千兵力便可轻易占领台湾。副岛闻言大感兴奋，外务省遂在当年11月以准二等官聘任李仙得为外交及军事顾问。李仙得并为日本规划详细的出兵、殖民计划。[13]
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副岛以日本外相兼特使身份前往中国北京处理两年前的八瑶湾事件，李仙得也一同前往中国参与其事。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政府成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西乡从道为事务局都督、李仙得为准二等官[11]，率兵3,600名攻打台湾琅峤以牡丹社为主的原住民部落，史称“牡丹社事件”（日本称之为“台湾出兵”）。李仙得了解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国力未丰，因此在台湾出兵时为日本拟订外交策略，并帮日本雇用外籍军人、承租外国船舰、对外购买军火，协助准备出兵台湾。
在出兵台湾议题上，李仙得得到美国驻日公使查尔斯•德龙的支持，同意李仙得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日本出兵的相关考察[14] ，此外李仙得还雇佣2名美国军事人员。然而，接替德龙的美国新任公使约翰•宾厄姆并不支持李仙得的计划。1874年4月19日，日本对台出兵延迟，李仙得在长崎继续做相关协助的准备。当时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特意前往长崎，与李仙得一同返回东京，最终远征军于5月18日离开长崎向台湾出发，李仙得未随远征军成行。
中国方面得知李仙得在此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李鸿章上总理衙门〈论日本图攻台湾〉一函中便指出，日本出兵台湾系依赖美国人的支持，应促美国撤回人员及船只，迫使日本罢兵。于是清廷向美国提出抗议。9月12日，李仙得前往厦门与清廷谈判时，遭到美国水兵逮捕。同年11月，日军撤离台湾，美方遂以李仙得未带兵为由予以释放。
在日本逗留期间，李仙得与松平春岳的庶子艺伎池田丝结婚，育有一子二女。池田丝的母亲是松平家的侍婢，在生完孩子后自杀身亡，所以池田丝被托付给松平的家臣池田兵卫。但池田兵卫因为家贫穷困，自家女儿成为艺伎，池田丝也成为一名艺伎。
据说李仙得这门婚姻是得到大隈重信及伊藤博文等人的同意：让池田丝为了日本利益，而成为李仙得的妻子。[15]当时，李仙得43岁，池田丝年仅16岁 [16]。
孩子在出生后被送往他人收养（第一个女儿夭折），长子录太郎在四岁时为第14代歌舞伎市村羽左卫门（坂东家橘）收养，后来成为第15代歌舞伎市村羽左卫门，在日本殖民台湾时代，曾经到台湾巡回演出。[15]李仙得的女儿爱子与商人関屋祐之介结婚，日本女高音声乐家関屋敏子是他们的孩子[16]。
1875年，李仙得获日本政府颁授勋二等旭日重光章、金星和银星勋章，是首位获勋的外国人。[17]1875年末，他辞任外务省顾问，但直到1890年都一直住在日本，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顾问。
1890年3月，在朝鲜王朝大臣金嘉镇（김가진）的协助下，李仙得来到朝鲜，成为高宗国王的顾问及内政委员会委员，对于朝鲜国策影响深远。1899年9月1日，李仙得在汉城中风（一说为肾炎[1]）病逝。
著作
李仙得大部分私人文件现在都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他著有四卷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1874-1875），附有照片和绘画等情报资料报告，初稿于1874年9月完成后，曾呈给李仙得在日本政府的上司大隈重信，并经其下令译为日文，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题名《李氏台湾纪行》，1998年照相影印出版。中译本于2012年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为《台湾纪行》。[18] 另著有Progressive Jap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mpire(《进步的日本：帝国政治和社会需求研究》)（1878年）。
- 李仙得着，《Progressive Jap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mpire》，1878年出版；Nabu Press 2010年3月16日重印，ISBN 978-1147454116。
- 李仙得着，《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台湾番区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吗？）（“番地无主论”）[19]
- 李仙得原著，Robert Eskildsen英编、黄怡汉译、陈秋坤校注，《南台湾踏查手记：李仙得台湾纪行》，台北：前卫出版社，2012年11月初版，ISBN 9789578016941。
- 李仙得原著，《台湾纪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译者：罗效德（Charlotte Lo）、费德廉（Douglas L. Fix）、编者：费德廉（Douglas L. Fix）、苏约翰（John Shufelt），台南市：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2013，ISBN 9789860380699。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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