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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善允，CBE，LLD，JP（英语：Ts'o Seen-wan，1868年11月10日—1953年1月20日），香港律师、政治家和绅商，1929年至1937年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另曾任洁净局议员、团防局绅、香港大学校董、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等公职。
早年先后在上海和英国受教的曹善允，对香港20世纪初的教育和医疗发展起重要贡献，他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校人及筹款人之一，也曾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此外，他又参与创办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以及在1922年与欧海伦医生合作创办赞育医院。曹善允在1915年和1916年间在华人社区推动种痘运动，后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设法维持社会秩序，深获港府肯定，屡获殊勋。
在1912年，何启爵士与区德合组启德营业有限公司，锐意在九龙湾填海，计划兴建称之为启德滨的“花园城市”。但何启淡出后，填海计划由本身是公司董事之一的曹善允继续主持，并成功争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计划。共分三期的启德填海计划在1916年正式展开，虽然启德公司完成了首两期填海，然而，第三期填海却无疾而终。为免填海计划泡汤，港府在1927年宣布接手第三期填海，并收回已填海但尚未发展的土地，整个地段日后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启德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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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善允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1]1868年11月10日生于澳门，是家中长子。[2]父亲曹有、又名曹渭泉、曹应贤和曹益昌，是澳门富商，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密切。[2]曹有一家皆拥有葡国国籍，他在1880年获葡皇钦赐维索萨庄园圣母无原罪勋章（Ordem d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 de Vila Viçosa），[3]成为首位获葡国册封为骑士的华人；[2]另又获清廷钦赐二品荣衔及赏赐顶戴花翎。[2]
曹善允有一胞弟名曹善业，[2]又名曹子基，曹有在1896年逝世后，澳门的业务由曹善业接手打理。[3]曹善业与父亲一样，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友好，官至四品，但后来经营不善，官司不断，绝大部分产业遭到政府没收，曹家自此淡出澳门，[3]其后人则迁往香港继续发展，其中曹善业四子、也即是曹善允的侄儿曹思晃，曾任香港圣约翰座堂法政牧师，以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之圣公会思晃学校则以其为名。[4]
曹善允幼承庭训，1882年14岁时获家人送往上海习国学。[2]在1886年，获父亲同乡友好兼香港殷富韦宝珊赞助下，[5]曹善允得以游历英国，且在同年秋天考入英格兰的切尔滕纳姆书院，修读法律。[2]曹善允在1890年毕业后，最初在伦敦一所律师楼实习，1896年复以优异成绩，获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事务律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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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曹善允幼时长于澳门，但不少亲友居于香港，因此自少与香港保持密切关系。[6]曹善允在1897年选择返港发展，同年7月3日获香港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事务律师，[7]并旋即自设“曹善允律师楼”，独力经营律师楼业务。[5]曹善允是香港开埠早年少有的华人执业律师，他于1927年邀得曾任政府律师的英国律师学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师楼遂易名为“曹善允学洵律师楼”（Messrs. Ts'o & Hodgson），是当时香港一所著名的律师楼。[6][8][9]
除了律师楼的工作外，曹善允也有从商，也是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9]在1912年，本港富商何启爵士与区德锐意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填海建造类似英式“花园城市”的高尚住宅区，两人遂以自己的名字创立启德营业有限公司（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与何启份属友好的曹善允也应邀加入董事局。[2][10][11]该公司董事局全由华人组成，除他以外，其他董事还包括周寿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等本地绅商。[10]
关于在九龙填海造地建屋一事，早于1910年代已由何启的姐夫伍廷芳提倡。[10]但启德公司成立后，填海计划却遇上重重困难，首先，何启因投资不善陷入财困，需要区德和曹善允等人接济，[11]在1912年起，曹善允除了代何启缴交其办公室租金外，又义务出资为他雇请一名文员。[11]当何启在1914年病逝后，曹善允和区德等又各自出资750港元，作为殓葬何启和接济其家人的费用。[11]
虽然何启淡出，但称之为“启德滨”的填海计划未有因此告吹，并由具备法律知识的曹善允担当向港府商讨填海计划的主要交涉人。[12][13]在交涉过程当中，启德公司确保发展地段落入1860年《北京条约》所划定界限街以南割让予英国的土地，[14]而填海计划在1915年获英政府批准后，填海工程即于1916年展开。[10]整个填海计划共分为三期，最终希望造地1,200万平方呎，[15]号称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以及少有专门发展作住宅用途的填海计划。[10]
在曹善允主持下，启德滨的首期填海计划在1920年完成，填海区域内建有多幢花园洋房，具一定规模。[10][12]第一期落成后，启德公司多名董事均迁入启德滨作招徕，当中，曹善允全家迁入启德路11号交界大宅，后花园位于启仁路，而另一位董事伍朝枢等也相继迁入。[10][16]同年，区德因病逝世，但第二期填海工程依计划展开，不过，第一期洋房落成后，市面反应不甚理想，加上位处偏僻，居民出入颇不方便。[10]为解决交通问题，曹善允等在1923年成立启德客车公司（Kai Tack Motor Bus Company），[12]开办来往启德滨和尖沙咀天星码头等地的巴士路线，但对改善交通，作用不大。[2][10]
另一方面，由于用作填海的物料出现短缺，再加上受1922年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省港大罢工影响，曹善允等看淡启德滨的前景。[15]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第二期填海工程更一度中断，虽然工程在工潮过后恢复，但第二期填海在1926年年中竣工后，启德公司便终止了余下包括第三期填海在内的发展计划。[12][15]为免启德填海计划泡汤，港府与启德公司展开磋商，并在取得英政府同意后，于1927年宣布接手余下400万平方呎的第三期填海计划，以及出资约100万港元收购启德公司已填海但未建屋的土地，以便土地日后用作公共用途，至于已建屋的地段，则继续属启德公司所有。[15]
在政府接管启德滨土地以前，启德公司其实早于1924年将部分土地租借予美国人哈利·阿博特（Harry Abbott）以开办飞行学校，是为启德机场建立之肇始。[10]飞行学校倒闭和政府接管土地后，该地逐渐发展成为日后的香港启德国际机场。至于启德公司退出发展计划后，启德客车公司在1926年改组为启德客车有限公司，但公司控制权在1928年落入香港电车有限公司手上，[17]到1933年，九龙汽车有限公司取得九龙和新界地区的巴士服务专营权，启德客车自此停办。[17]1936年，启德公司解散，而曹善允主持建立的启德滨花园城市，最终在二次大战香港沦陷期间，被日军以扩建机场为理由，将之夷为平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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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善允的父亲在澳门以热心公益著称，再加上受到同样信奉基督教的韦宝珊爵士和何启爵士之影响，他在香港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中尤其关注香港的教育和医疗发展。本身曾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曹善允，深明华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9]又认为出国留学，不单长途跋涉，学费高昂，且易与华人社会脱节，因此他大力提倡在香港兴办西式教育。[18]
在1901年，以何启爵士为首的八位华商，联署上书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学的学校，专门招揽本地华人子弟，以便他们毕业后可衔接升读英国的大学，曹善允便是上书联署的其中一人。[6]建校之事除得港督支持外，更获得由英国来港的圣公会班纳牧师（The Rev. E.J. Barnett）热心协助。[5]在曹善允等呼吁下，本地华民一共捐出60,000港元，作为创校经费，最终促成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在1903年于西营盘创校。[6]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且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2]至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拨地在赤柱兴建新校舍，曹善允作为校董兼创校人之一，[9]获邀在当年4月27日的新校动土仪式上致以谢辞。[19]
圣士提反男校创立后，曹善允与何启进一步提出构思兴办一所兼收男女学童的小学暨幼稚园，获得各界响应。[6]该校在1904年草创于卑利士道（Breezy Path），未几于1905年迁到坚道，[6]并交由圣公会营办，于1906年正名为圣士提反女校（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来又开设中学部。[5]在1918年，坚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坏，学校被迫暂迁往巴丙顿道（Babington Path），复于1922年迁往列堤顿道新校舍。[6]列堤顿道新校舍主楼奠基礼在1922年4月7日举行，由适值访港的皇储威尔士太子爱德华主礼，并由曹善允及已升为圣公会副主教的班纳致以谢辞。[2][6]在1926年，圣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会，曹善允即当选为校董之一。
透过与好友何启的关系，曹善允在1914年又获委任为圣保罗男校（今圣保罗书院）校董，同年因校舍扩建，校方委任他为筹款委员会秘书。[20]后来在1918年，校方再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曹善允也第二度获邀出任筹款委员会委员。[2][20]在1925年，曹善允又伙同周寿臣、罗旭龢、李右泉及冯平山等绅商倡建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西式中学，遂促成官立汉文学校于1926年成立。[21]官立汉文学校是香港首间官立中文学校，复于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学。[21]
除上述四所位于港岛的学校外，曹善允在1916年着手发展启德滨时，有感九龙城地区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学的机会，于是积极筹款兴学。[14]在1920年，启德公司创办人区德病逝后，特意在遗嘱馈赠10,000港元，以支持曹善允在九龙办学。不久以后，曹善允又成功游说太古洋行买办莫干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够资金筹办学校。[14]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Rev. Arthur Dudley Stewart）协助下，学校在1926年于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为纪念区德（又名区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学校遂取名为民生书院，而曹善允则获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2][10][20]在1939年，民生书院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10]
曹善允除了兴办学校以外，在教育方面另一重要贡献，是参与创立香港大学。在1907年，圣士提反男校首届学生毕业，时任港督卢嘉爵士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时，提出在港兴办大学的构想。[2][6]事后印度裔殷商么地爵士透过报章得悉港督有意兴办大学，于是率先响应承诺捐出15万港元钜款，作为建造大学校舍之用，另又捐出30,000港元作为大学的营运资金，为兴办大学的计划注入重要动力。[22][23]
为进一步筹得足够的营运资金，卢嘉在1908年3月18日邀请香港绅商代表与政府官员到港督府开会，即席成立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并以遮打爵士为委员会主席，委员包括何启、普乐爵士、爱建臣、漆咸、胡礼及谭臣等人。[22]可是，由于初期外界对筹款反应冷淡，委员会一度提出放弃兴办大学的建议，[22]其后经何启提出以大学加设教授中文作招徕、集中向各地华人筹款的建议后，卢嘉在1909年再成立大学经费筹募附属委员会，[22]由何启出任主席，委员包括曹善允、陈少白和伍汉墀等，另由陈席儒出任司库，以及由曹善允兼任名誉秘书。[2][20]在何启和曹善允等委员四出游说下，各方响应者众，[20]纷纷向大学捐款，筹得款项高达147.7万港元。[22]当中，何启及曹善允更率委员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两广总督张人骏，获对方答应捐款20万港元，[5][22]么地不甘被张人骏超越，后来再将捐款总额增至28万港元，才保住捐款最多的地位。[22]至于以团体名义捐出最多款项的，是太古洋行，合共捐出40,000英镑；[22]而本身财力不算丰厚的曹善允，也捐出500港元。[5]
在筹得足够经费后，香港大学终于在1910年3月16日由卢嘉于般咸道校址主持立石奠基仪式，大学随后于1911年正式成立，并在1912年3月11日举行开幕大典，[22][23]同年，港大举行筹款卖物会，再由曹善允担任卖物会名誉秘书。[5]港大在1911年草创时，曾邀请参与创校的曹善允加入校董会，但被他多番婉拒，一直到1914年，他才答应出任港大校董，并任马礼逊堂及圣约翰学院两所舍堂之院务委员会委员。[5]曹善允此后继续关注港大校务，他在1929年至1937年进一步出任港大校务委员会委员，[5]以及在1920年和1929年先后担任沙普委员会（Sharp Commission）和歌伦委员会（Gollan Committee）委员，就港大财务拨款事宜提供意见。[5]为答谢其贡献，港大特别在1924年向曹善允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
在1920年4月，港督司徒拔爵士设立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作为港府在教育事务上的咨询机构，而深具办学经验的曹善允，即获奉委为委员之一。[20][24]曹善允此后多番获得续任，一直到1940年4月方才卸任，担任委员一职前后共20年之久。[25]曹善允其他担任过的教育公职，还包括出任英国圣公会差会旗下学校理事会理事、[9]和在1928年5月与何东爵士、尢列和李景康等出任孔圣讲堂筹备委员，促成讲堂在1935年建于港岛加路连山道，以宣扬儒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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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埠早年只有极少医院，华人缺乏接受西式医疗的机会，曹善允因此大力倡办医院。[2]在1903年，曹善允获委任为雅丽氏纪念医院财务董事，[2]该院由何启于1887年成立，归伦敦传道会管理，是香港首间为基层华人家庭提供西式医疗服务的医院，与当时同属伦敦传道会的那打素医院也是“姊妹医院”。[26]曹善允在财务董事任内，除协力促成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于1904年成立外，又为雅丽氏纪念医院筹款增建新的护士学校。[2][20]复至1906年，得到曹善允穿针引线下，伍廷芳夫人何妙龄（即何启爵士之胞姊）出资兴建一所全新的产科医院，是为何妙龄医院，[20]该院作为雅丽氏纪念医院之附属医院，也是由伦敦传道会管理。[26]在1930年，曹善允复出任雅丽氏纪念医院主席兼执行委员会非执行主席，后来于1935年，他又为那打素医院迁址一事参与筹款工作。[20]一直到1954年，港府立例将雅丽氏纪念医院、那打素医院、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和何妙龄医院，合并成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26]
在1910年，曹善允获推举为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委员，1911年起出任西环公立医局董事会主席，嗣后又兼任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9][20]在西环公立医局董事会主席任内，曹善允对港岛西区的医疗服务作出重要贡献。在1915年，西区爆发天花疫潮，为免疫潮蔓延，曹善允即推动种痘运动，敦促港府尽早为华人接种牛痘。[9]期间，他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协助政府全力呼吁民众种痘，又挨家挨户向民众解释种痘的重要性，[9]一时之间，接种人数高达36万人。[2]为防患未然，曹善允在1916年第二度参与主持种痘工作，疫潮方暂告熄灭。[9]香港此后二十年，天花患者数量持续下降，与曹善允推动的种痘运动不无关系。[9]
继种痘运动以后，曹善允另一对西区的医疗贡献，是促成赞育医院于1922年落成启用。赞育医院之兴建构思，源于来自伦敦传道会的产科医生欧海伦（Dr. Alice D. Hickling）。[2][26][27]欧海伦医生在雅丽氏纪念医院行医时，有感床位不足，加上希望可以培训足够的助产士，于是提出兴建一所独立的产科医院。[27][28]曹善允正好认为西区基层民众众多，对产科需求殷切，因此对计划予以支持。[20]尽管医院的兴建费用高达90,000港元，[28]但在曹善允等号召下，获得各界响应，当中波斯裔船运富商H·M·H·内马西（H. M. H. Nemazee）和有份捐建民生书院的莫干生，分别捐出10,000港元和3,000港元；[27]另外，东华医院又把在1920年庆祝金禧期间，筹得其中接近50,000港元的善款，投资到房地产市场，作为医院的营运基金。[29]除以上人士和机构外，西营盘街坊会、鱼贩商会和蔬果贩商协会等，也有捐出善款或医院所需的家具。[27]
赞育医院当年设于西营盘西边街，楼高四层的医院大楼由李杜露建筑师楼（Messers. Little, Adams and Wood）兴建，土地则由港府免费拨出。[28]赞育医院的落成启钥仪式于1922年10月17日举行，仪式由曹善允将医院正门的银匙交予华民政务司夫人开启，[27]复由华民政务司兼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当然主席夏理德致辞。[28]当日场面盛大，出席者还包括辅政司符烈槎伉俪、律政司金培源、教育司伊荣、以及华人代表周寿臣伉俪、伍汉墀、何甘棠和罗旭龢等人。[28]
赞育医院成立之初，由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管理，院内设有两个产科病房，每个病房可容纳五名产妇，另设两间单人病房和一间双人病房。[27]这些病房分别设于医院其中两层，而这两层则分别设有手术室、产房、消毒房和值勤室，[28]院内30张病床均由东华医院捐赠。[27]医院除了提供产科服务外，也在同年率先开办华人助产士培训课程，在首年合共招收六名华人女学员。[27]曹善允自医院运作以来，一直担任医院监督，[9]而医院启用首年，合共收容产妇416名，落成五年后，即突破每年1,000名的纪录。至1926年，该院复与香港大学合作，成为港大的教学医院之一。复至1934年，由于经费不继，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惟有将赞育医院赠予港府管理，使之成为一所公立医院，[20]但曹善允仍留任医院监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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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贡献外，曹善允还参与各方面的社会工作，也着力支持圣约翰救伤队和童军的活动。[30]在1912年，以曹善允为首的一班华人绅商上书港府，陈情香港华人坟地不足，希望港府拨出土地，以永久作华人坟场之用。[2]在1913年6月16日，港府批准在香港仔拨地一幅，用以兴建华人永远坟场，但要华人自行营办。[31]在这种背景下，华人绅商在同年自行成立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以便监督坟场的兴建，而曹善允是委员之一。[2][30]在1915年10月17日，坟场正式落成启用，是为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坟场落成后，委员会旋即邀请华民政务司出任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使委员会直接受到华民政务司署监管。[31]为肯定曹善允对永远坟场兴建的贡献，他在1919年当选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之名誉司理。[30]
在1918年，曹善允因其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经验，获港府奉委为洁净局（市政局前身）议员，同年获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12][30]及至1925年，香港爆发省港大罢工，港府以曹善允深具声望，遂委任他为东华医院顾问、保良局非常到绅士及团防局绅，设法调停罢工。[12][30]在大罢工期间，全港罢工人数高达20万人，更有10万人离港返回广东，[2]有见及此，港府又特别临时委任曹善允为劳工署长（Controller of Labour），[5][9]组织工业维持会，[30]每日负责驻守香港大会堂招揽义工。[9]此外，曹善允早于1914年出任后备警队（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前身）指挥官，并自1920年起升任后备警队历来首位华人荣誉总监，[32]因此在大罢工期间，他还负责组织临时巡街更练和特别华人后备警队，设法维持治安和秩序。[9]
省港大罢工后，港府进一步重用曹善允，在1929年，他退出服务共11年的洁净局，[12]同年5月3日与布力架一起获锐意改革的港督金文泰爵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30][33]两人的委任分别意味立法局首次有代表九龙和葡裔社区的议席，其加入也使立法局的华人议席由两席增至三席。[13]同年，他当选为保良局永远总理和出任新成立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副主席。[2]
在立法局，身兼局内常务法律委员会委员的曹善允不单就妹仔问题对港府提供法律意见，[7]还争取港府兴建更多游乐场地。事实上，尚在洁净局供职时，曹善允已和布力架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麦花臣等人大力向政府争取于尖沙咀兴建儿童游乐场。就在他出任立法局议员后不久，港府便在1929年5月成立游乐场地委员会（Playing Fields Committee），研究香港未来在儿童游乐场地方面的发展，且委任曹善允和布力架等人为委员。[34]这个委员会最终于1930年1月发表报告，启引儿童游乐场协会（香港游乐场协会前身）在1933年成立。[34]儿童游乐场协会在1933年成立后，由曹善允出任协会副主席，同年，他还当选为香港扶轮社社长。[2][30]
在1936年，曹善允接替罗旭龢爵士成为立法局内的华人代表之首。但未几，他与局内另一华人议员罗文锦却就港府应否废除华文报章的审查制度展开激辩，引起轰动。[35]提出废除华文报章审查制度的动议，本由罗文锦于1936年8月26日在立法局内提出，理据在于审查制度浪费政府公帑；[36]而审查制度源于港府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透过紧急立法形式设立，意在控制一时乱局，不过后来社会动荡平息，但审查制度却施行11年之久，所以政府有违宪之嫌；[36]再者，大英帝国各地早已视审查制度有违新闻自由，只对华文报章审查，也有偏袒英文报章之嫌。罗文锦表示，他一直收到华文报界反映不满，要求港府早日正视问题。[36]
罗文锦的动议在局内仅得布力架一人支持，其他出席议员均表反对，当中有份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曹善允，更以严辞对动议加以驳斥。[36]曹善允表示他虽然支持新闻自由，可是中国大陆局势仍然不稳，地方势力盘踞，如有任何不当言论经报章传开，不单可能加剧内地动荡，也有机会损害香港与内地往来，随时置香港于险境。[36]此外，他认为香港百分之97人口属华人，一旦华文报章刊出激进内容，华人社区易受煽动，继而可能爆发社会动荡。[36]一时之间，罗文锦与曹善允在局内争持不下，言辞针锋相对，两人经由主持会议的护督调停下方才作罢，而罗文锦的动议最后以两票赞成、14票反对，被大比数否决。[35][36]
曹善允与罗文锦等人对审查制度的辩论引起很大反响，曹善允在辩论中声称未闻报界投诉审查制度，不单遭受华文报界猛烈声讨，而华报刊出他认为华人智力低于洋人云云的言论，更使公众哗然。[37][38]曹善允后来致函各大报章，澄清自己从没说华人智力低于洋人，而是指部分华人受教水平不高，易受煽动。得出如此曲解，是因为华报记者误译其英语演辞。[39]不过，他始终坚持保留华报审查制度的看法。
无论如何，曹善允对公共服务的多年贡献深获港府肯定，屡获殊勋，先于1928年获英廷奖授OBE勋衔，1935年英皇寿辰时再获CBE勋衔。[30]在1936年，英皇乔治六世登基，曾在1902年和1911年分别担任英皇爱德华七世与乔治五世的各界庆祝加冕委员会委员的曹善允，[13]作为华人代表，也于1937年5月12日出席伦敦西敏寺的乔治六世加冕大典。[2]曹善允在1937年1月17日任期届满，卸任立法局议员，[30]复于1939年卸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而荣誉总监一职则由次子曹峻安荣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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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随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挥军香港，在香港保卫战期间，曹善允全家均为港府服务。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沦陷后，曹善允任职的港大校董会和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等组织一概停办，他的大宅更为日军征用，损失不菲。[2]与此同时，日方多次有意招揽曹善允，但他不甘奉事日方，[1][30]多番以身体欠佳、卧病在床为理由推却。[2]不久以后，曹善允携家眷全体避居澳门，并派儿子前往自由中国参与抗日，以示坚决不向日方屈服。[1][30]
1945年香港重光以后，曹善允即返回香港，除将曹善允学洵律师楼重新复业外，[1]又参与复办香港大学和圣保罗男校等重要的重建工作，且荣任香港华商总会名誉顾问。[2]曹善允晚年得病、加上年老失明，[1][30]终在1951年注销长达51年（不包括沦陷时期）的执业律师身份，[30]律师楼自此改名刘陈高律师事务所；[40]同年，他又从港大校董会退休，但即获委任为港大终身校董。[30]
曹善允虽然晚年身体欠佳，但仍不忘香港之公益事务，获得港府敬重。[1]在1952年2月6日，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登基，香港臣民上呈《效忠女皇诏告书》，曹善允即为署名人之一；[30]此外，根德公爵太夫人于1952年10月28日访问香港期间，为赞育医院于医院道的新址主持奠基仪式，[41]曹善允虽然行动不便，但作为创院人之一，仍坚持应邀出席。[27]
在1953年1月20日正午12时30分，曹善允病逝于养和医院，终年84岁。[1]曹善允的遗体即日移送万国殡仪馆，并由家人以曹存善堂名义在各大报章发表讣闻，[42]复于1月22日举殡。[1]举殡当日，各界前往致悼者众，需要警察到场维持秩序。[43]由于曹善允生前曾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所以在出殡时获警方派出仪仗队开路往圣约翰座堂作安息礼拜。[1][43]安息礼拜由何明华会督、施玉麒牧师和曹思晃牧师等主持，[43]仪式过后，其遗体落葬于他有份创立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1]曹善允家人将其丧礼收到的8,200港元赙仪分赠慈善机关，[44]而他身后遗下约值90,000港元的遗产，则由家族后人继承。[45]
法律界全体代表也在1月22日齐集最高法院悼念曹善允，主持悼念仪式的包括首席按察司侯志律爵士（Sir Gerard Howe）、律政司赖德遐（Arthur Ridehalgh）、大律师公会主席廖亚利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和律师会主席布禄斯（E. S. C. Brooks）等。[7][43]同年7月11日，港督葛量洪爵士于圣士提反书院为一块纪念何启爵士及曹善允两人的纪念碑揭幕，葛量洪在仪式上评价两人具备“严正品德”，且“性行耿介、先人后己”，他还特别赞扬曹善允为人极富善心，因此获得华洋各界敬重。[30][46]
曹善允夫人为陈桂卿，因热心公益而获港府在1947年12月11日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2]两人共育有四子三女如下：[2]
- 曹智安、
- 曹峻安太平绅士：1939年至1957年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1933年至1947年间曾任港督荣誉副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效力英军情报部门、[4]
- 曹克安：曾任港督荣誉副官、
- 曹明安、
- 曹慧姬、
- 曹丽姬：联合书院校长蒋法贤医生夫人、及
- 曹妙姬：马惠弼夫人。
曹善允早年热衷体操和体育运动，就读切尔滕纳姆书院时，曾代表校方参与足球比赛。[9]晚年的曹善允则热爱麻将耍乐、也爱好阅读，尤好中国文学。[9]另一方面，曹善允家族与后备警队有深厚渊源，曹善允与其子曹峻安曾先后由1920年至1939年、以及由1939年至1957年担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32]曹善允也是前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曹乃麟（L. Nylon Ts'o，1983年至1987年在任）之叔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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