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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意大利语发音：[nikkoˈlɔ mmakjaˈvɛ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在政治哲学领域具代表性，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著作《论李维》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兵法》一书，则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让他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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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有两姊一弟。后人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幼年时期所知不多，但他显然受过了相当完整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教育。
马基雅维利生时正值乱世，教宗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富有的意大利城邦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时各大强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变化不断，佣兵军团经常在一夕之间便转换阵营，地方政府也常在数周之间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罗马市还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这是12世纪以来罗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军队入侵。繁荣的罗马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运，虽然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遭到洗劫时便去世了。不过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马基雅维利培养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六十年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着由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由于萨佛纳罗拉施政严厉，苛待百姓，后遭推翻，还被以火刑烧死。之后由索德利尼继续统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拜见过众多掌权的政治领袖，因而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雅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1]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在1509年迫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间，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也是在这段时期马基雅维利认识了另一位意大利的政治家和军人切萨雷·博吉亚，领略到他在扩展领土上采用的各种策略和统治手段之后，对他相当钦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马基雅维利前往比萨时，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战役和外交角力后，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军队支援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乔凡尼·麦地奇（后当选教宗，为李奥十世）成为佛罗伦萨大公，身为共和国高官的马基雅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并在1513年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终被释放。此时他已然一贫如洗，于是在距佛罗伦萨城7哩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隐居[1]，开始进行写作，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
《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钜著，洛伦佐死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雅维利意见。1523年朱理当选教宗，为克莱芒七世，重新重用马基雅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利后将新书献给教宗，获得120金币的赏赐，并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书记，加入教宗的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
“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1527年，佛罗伦萨恢复共和，马基雅维利想继续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任用，最终郁悒成疾，58岁即离世。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最知名的著作，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雅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1]:123
在此书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1]:123马基雅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主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
然而此书中马基雅维利更加创举的部分在与其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雅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雅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萨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雅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雅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雅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雅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雅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主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雅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
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家如此评论：他背信弃义，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歪曲事实，以维持正义的表象，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永远是他矢言争取的目标。
马基雅维利之前以及之后许多思想家其实都对于国家有相同的认知：国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范围之外的！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雅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而《论李维》则是他用以为共和国政体辩护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华，《论李维》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君主论》的姊妹篇。
《论李维》是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研析，马基雅维利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制衡、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维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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