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洲，地名，又名夷州，早见于《后汉书‧东夷列传》，后于陈寿所著之《西游记·吴志·吴主传》中亦题及提及，确切地点不明，有说法指为台湾，但也有琉球群岛，甚至其他岛屿等地之猜想。
现存史料中的相关记载
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中，有以下这样的一段叙述：
黄龙二年[1]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年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神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2]
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有一段叙述：
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复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3]
在《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中也有一段叙述：
初，权将图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2]
单凭这几段文字的描述，并无法确定所指的“夷洲”和“亶洲”的位置。不过，沈莹（三国时代吴国丹阳太守）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约完成于公元268年至280年之间），对于“夷州”（并非“夷洲”），[4]提供了以下的线索：
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惟用鹿觡为矛以战斗尔。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余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床作器如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许饮之。歌似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著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齿。[5]
上述记载见于《太平御览》，而于《后汉书》之李贤注中，可见另一较短，但内容略有差异之版本：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两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靣是山豁，人皆充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格为矛以战斗，摩砺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所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也。[6]
沈莹《临海水土志》一书，先已亡佚，当今辑佚功夫较深，且相对完整者，为张崇根著之《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7]
夷洲与台湾的关系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唐代前的福建及台湾》（唐以前の福建及び台湾に就いて）一文中，认为根据《沈志》的记载，表示“认为夷州只可能是台湾”。并在文中列举出四点，包括“方向与距离”、“气候”、“地形特产”和“风俗”等证据，推定夷州即台湾； 其后伊能嘉矩也在《台湾文化志》 一书中承市村氏之说，以巴宰语男性通称 Mamarin（复数为Mamarumarun）音近“弥麟”（上古汉语：mje r(h)jǝn）为例，论证夷州为台湾之古称。[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1954），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碧笙的《台湾人民历史》（1993）[9]中，也都引用沈莹的该段叙述，指出夷州便是台湾。
中国统战宣传工具方面在199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提出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采用“台湾古称夷洲”的说法，并有以下这样的说明：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由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人民早期渡海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三国时期孙吴武将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公元三世纪和七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10]
然而，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以目前所知而言，只能推断“夷洲‘有可能’就是台湾”，但是并无法确实肯定这个陈述。对这个陈述质疑的相关理由，有以下几点：
- 柏杨在《柏杨版资治通鉴》18，《三国鼎立》(1985)中认为夷洲是琉球，亶洲是日本。
- 台湾历史学者梁嘉彬在1958年发表〈吴志孙权传夷洲亶洲考证〉，以东洋针路（航道）、季风、洋流等质疑三国时代吴国发现的“夷洲”就是台湾的说法，并提出隋代的流求应是指今天的琉球群岛。
许文雄(1980, 5)的看法来讲，“夷洲”(I-chou)这个名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台湾”。类似的看法，还可以见之于戴天昭(1996，3)；以及梁嘉彬(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冯钺在2013年发表的〈夷洲问题再辨析〉从航路、方向等因素，指出夷洲应是琉球而不是台湾，认为当时航海技术既然能抵达东南亚，必然有能力达到比台湾更远之琉球，惟并未考虑到元代以前过洋牵星术尚未引进中国，帆船难以远离海岸航行。[11]。
嘉义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谢予腾在2021年3月，于《成大中文学报》发表〈夷州是否为台湾古地名再论－－关于犬尾与犬毛〉一文，以台湾犬只的生物特征为主论辩，辅以出土犬只遗骸、文物、原住民馘首之记载等文献，认为《临海水土志》中对夷洲犬只短尾之描述与台湾有差异，进而推判夷洲并非台湾。
然而，中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委员杨龢之曾于2009年指出，17世纪荷兰传教士干治士与清代《诸罗县志》、《台海使槎录》均曾记载台湾原住民族喜好以已消失之台湾原生犬种“白狮犬”毛发制作纺织品。杨龢之认为该犬种绝无可能是由荷兰人引进台湾，因为在荷兰人抵达台湾之初，就已经对西拉雅族原住民的狗毛纺织品印象深刻。[12]主要证据在于1627 年荷兰传教士甘治士写下之有关纪录：
（某些西拉雅族人）每个指头都戴一个戒指，为了使戒指不掉下来，就用狗毛做的红线绑着。……礼物还包括四、五条粗麻做的腰带，十一、二件狗毛衣（称做ethatao），……一大欉狗毛（称做 ayam mamiang），很珍惜。稻草和狗毛的头饰，像精制的主教冠。[12]
甘治士作出此记述时，距离荷兰人进入台湾发展仅仅3年，难以想像大规模犬种引进与原住民族织品习俗养成可在短短3年之内完成。此正意味台湾亦有可能曾经存在有别于台湾犬（俗称台湾土狗）且断尾亦不妨碍其主要功能（产毛）之非狩猎用犬种。
以上论点有关清代文献的部分，谢予腾曾于〈夷州是否为台湾古地名再论－－关于犬尾与犬毛〉一文中有所讨论，认为清代记载之“白狮犬”不排除可能为近500年内由荷兰人或其它航海者带来之外来犬种，惟尚未就甘治士于1627年荷人入台之初对犬毛织物之见闻进行解释。对于史前南岛语族携带“白狮犬”越洋迁徙之可能性，目前学界也较少讨论。需注意，即使是台湾犬本身也是由史前南岛语族越洋引进之外来种，台湾实际上并无任何原生种犬科动物。[13]因此，目前仍无直接证据能证明可能遭到断尾之所谓白狮犬必然为大航海时代以后才引进台湾之外来品种犬只。
此外，《临海水土志》“有犬，尾短如麕尾状”一语，只见于《后汉书》之李贤注中，却未见于《太平御览》等收录较为完整的版本，此句不排除为后人径自增补、讹传。沈莹所著之原版《临海水土志》是否真有涉及短尾犬之描述，本身亦颇具争议，有关短尾犬之记述或为公元3世纪至5世纪中国沿海居民观察失准或以讹传讹所致，而非东吴最初出兵夷洲时之见闻。
若排除人为断尾之可能，则《后汉书》版《临海水土志》所谓短尾犬不只未见于台湾史前遗址，于东亚、东南亚诸岛屿（日本、琉球、菲律宾、大洋洲岛屿等）之同时期考古遗址亦极其罕见。若仅以短尾犬的存在与否判定夷洲并非台湾，则夷洲为日本、琉球、菲律宾或其它东南亚、大洋洲岛屿的可能性只会更低。因此对于有关问题，学界迄今仍难有定论。
注释
参考书目
相关条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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