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犹豫（英语：vaccine hesitancy）是指人民尽管可以接种疫苗，但仍延迟或拒绝施打。疫苗犹豫的成因复杂，可随时间、地点、疫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受到自满、便利性、风险感知能力、患者长寿于接种者等因素的影响[2]。疫苗犹豫包括完全拒绝接种疫苗、推迟接种疫苗、接种了疫苗但不信任而要强制他人、或仅使用某些疫苗但不使用其他疫苗[2][3]。若是完全反对疫苗，会被称为反疫苗人士（anti-vaxxer；这种思想叫做anti-vaccinationism或anti-vax belief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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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广泛认为疫苗安全并且有效[5][6][7][8]。疫苗犹豫往往导致疾病爆发并造成疫苗原可避免的死亡[9][10][11][12][13][14]。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疫苗犹豫列为2019年十大全球卫生威胁之一[15][16][1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疫苗”为多种不同种类疫苗的统称，仅管多数疫苗能带来的利益远大于接种风险，但这并不保障任何种类的疫苗或某种疫苗中的所有批号皆为安全无虑。
疫苗犹豫主要起因于疫苗相关的医学、伦理、法律议题的争议，涉及多个关键因素，包括对疫苗或医疗卫生提供者没有信心、自满（未能发觉疫苗的需求性或疫苗的价值）和便利性问题（不易取得疫苗施打）[3]。有关疫苗的争议自发明疫苗接种以来就存在，比“疫苗”（vaccine）和“疫苗接种”（vaccination）这两个术语早将近八十年出现。有报告显示反疫苗人士提出的假说也会随着时间改变[18] 。
拟议要求接种疫苗的法案，例如加州参议院第277号法案和澳大利亚的No Jab No Pay政策，遭反疫苗组织的反对[19][20][21]。反对疫苗接种政策的观点可包括担心会侵犯公民自由或怀疑制药业借此牟取暴利[11][22][23][24][25]。
疫苗的效用
大量科学证据显示，大规模的疫苗注射活动是有效的[26]。疫苗接种计划曾帮助消灭天花[27]，疫苗接种计划几乎根除脊髓灰质炎[28]。此外，自1988年美国开始注射流感嗜血杆菌的疫苗后，因流感嗜血杆菌导致的疾病（如细菌性脑膜炎及其他儿童重症）的感染人数下降超过99%[29]。若某一年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从出生到成年过程都接受完整的疫苗注射，估计可以减少三万三千人死亡，也可以避免一千四百万个感染病例[30]。
某些疫苗反对者认为，感染人数下降与疫苗无关，而是因为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得到改善，或者是在导入疫苗前，病症的罹患人数就已经在下降。此说法没有科学数据支持。在疫苗出现前，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生率多半会随时间而起伏，并总在疫苗出现后几乎降到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网站一篇针对对疫苗的误解的文章提到“我们要相信每个疾病都在相关疫苗导入时，恰好因为卫生改善而造成感染人数快速下降吗？”[31]。
反疫苗运动另外呼吁的一件事是用随机临床试验来证明疫苗性有效性，其中实验组的儿童接受疫苗注射，而受控组的儿童则不进行注射。此一实验会刻意的让一些儿童拒绝标准的医疗，违反研究伦理学，因此实验不可能通过。目前有一些针对有注射疫苗和未注射疫苗的比较研究，但不是随机性的研究。而且，已有文献证实疫苗的安全性较其他实验中的方式要好[32]。
有些批评者认为因为疫苗而产生的免疫是暂时的，需要追加疫苗接种，而罹患疾病后仍存活的人会有永久的免疫力，因而自然免疫优于疫苗免疫[11]。如以下讨论的，替代医学的理念和疫苗有效的概念是无法并容的[33]
不完整的疫苗接种会增加整个群体的风险，也包括那些已接种疫苗的人，因为不完整的疫苗接种会降低群体免疫的效果。例如麻疹疫苗是在九个月及十二个月时接种，在两次接种之间没有母体抗体的期间以及有自然感染的可能，表示这段时间的婴儿仍非常脆弱，容易受到感染。若所有的儿童都在规定时间接种疫苗，可以通过群体免疫减轻感染的可能性。在传染病爆发或是即将爆发时，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是最易接受的增加群体免疫力的方式。当研发了新的疫苗，大规模接种也可以让有免疫力的人数量迅速增加，因此提升群体免疫力[35]。
增加群体免疫力也有助于一些免疫能力较弱的人。一些儿童因免疫能力较弱，特定疫苗对他们没有作用，因此要靠其他人接种疫苗来让不容易感染对应的疾病。若免疫能力较弱的儿童周围都是没有接种疫苗且有对应疾病的人，这个儿童很可能会被感染，而且症状显然会比免疫能力正常的儿童严重。提升群体免疫力及（对有正常免疫系统的人）强制疫苗接种可以减少这类的风险[36]。
比起急性及慢性疾病的治疗，常用的疫苗是促进健康的方法中，经济有效而且是预防性的方法。美国2001年针对七种疾病的定期疫苗定期接种，估计在每个生育年度节省了四百亿美元的医疗开支，其中包括一百亿美元的直接健康成本、而疫苗注射为社会的效益约为成本的16.5倍[37]。
当疫苗接种计划成功降低了疾病的威胁时，也会减轻大众对该疾病的顾虑。这时家长可能会觉得儿女不接种疫苗也不会有什么影响[38]。疫苗接种有群体免疫效果，若有够多的人接种疫苗，极少数无法接种疫苗的人也会因为周围的人有施打疫苗而受益。但是若太多的人不愿施打疫苗，希望搭便车，让施打疫苗的比例降低到一定程度，也就没有了群体免疫带来的保护[39]。依照美国社会学家Jennifer Reich的论点，那些认为疫苗有效，但不愿意让儿女施打疫苗的父母，只要适当的接触他们，提供正确的资讯，他们最容易改变心意，让儿女施打疫苗[40]。
安全性
有些反疫苗人士公开反对疫苗的快速发展对公共卫生的助益，或是存有阴谋论[11]，不过较常见的是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41]。如同其他医学治疗，疫苗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例如严重的过敏反应[42]，不过不同于其他医学治疗的是，疫苗是给健康的人施打，因此也会期待有比较高的安全标准[43]。有些疫苗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并发症，但其比例其实相当少，而且其并发症风险比未施打疫苗时，可能罹患疾病的风险要小很多[31]。随着疫苗注射计划的进展以及疾病发生率的下降，公众的注意力开始从疾病本身的风险转移到疫苗的风险[44]，这也变成卫生主管机关要让大众继续支持疫苗计划的一大挑战[45]。
一些疫苗计划非常成功，让疾病变的非常罕见，对于疫苗犹豫的人而言，在评估疫苗风险和助益时，反而造成了不正确的启发式思考[46]。当某种疾病（例如流感嗜血杆菌）的盛行率降低时，人们因为不熟悉此种疾病，不再意识到该疾病的严重性，因此变的自满[46]。个人缺乏有关这些疾病的经验，也让人降低所认知到该疾病的风险，也降低所认知到免疫的助益[47]。相反的，也有些疾病（例如流行性感冒）非常普遍，就算有清楚的科学证据证实此疾病对人类健康有很大的威胁，但疫苗犹豫者会误以为疾病的威胁性不大[46]。不作为偏误和确认偏误也都会造成疫苗犹豫[46][48]。
有许多不同有关疫苗的疑虑，目前这些疑虑都没有循证上的支持[47]。有关疫苗安全性的疑虑有固定的模式。一开始是一些研究者认为某种未知原因医学状况的发生率增加是因为疫苗的副作用所造成，同一群研究者的初始研究及后续研究在方法论上都有问题，多半是数量不足的受控或非受控病例系列。有关疫苗的副作用过早公布，在受到疫苗副作用影响的人身上产生共鸣，而且低估了放弃疫苗接种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其他研究团体设法要复制初始的实验结果，但就无法成功复制。最后需要再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能让大家对疫苗重新恢复信心[44]。归因于疫苗的不良反应一般都是来源未知、发病率上升、有一些生物合理性、发生时间接近疫苗接种的时间，而且有可怕的后果[49]。几乎所有的例子中，疫苗对公共卫生的影响都受到不同文化的限制，因此各国担心的疫苗及副作用可能也有不同：可能英语系国家担心疫苗造成自闭症，法语地区担心另一种疫苗造成多发性硬化，而尼日利亚人担心其他疫苗会导致不孕[50]。
硫柳汞作为抗真菌药，在多剂量的疫苗（一个疫苗小瓶中的剂量是多人份的剂量，需为几个人注射后才会用完）中可以避免疫苗受到污染[51]。不过硫柳汞虽功效良好，但因为其中含汞，在人体代谢后会分解为乙基汞 C2H5Hg+和硫代水杨酸，在使用上曾造成相关争议[52][53]。1999年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及美国小儿科学会（AAP）基于减少可能风险的预防原则，要求疫苗制造商尽快在疫苗中停用硫柳汞。现在在所有美国及欧洲的常见疫苗中都没有硫柳汞，只有在一些季节性流感疫苗中才可能出现[54]（因为制造过程关系，仍然会有痕量的残留，最高残留量约1μg，约美国成人每日平均汞摄取量的15%，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每日容许摄取量的2.5%[53][55]）。此一举动反而开始让大众关注硫柳汞是否是造成自闭症的原因[54]。目前认为硫柳汞不是造成自闭症的原因，因为自从儿童疫苗中停用硫柳汞后，自闭症发生率仍然继续的增加[56]。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可以证实接触硫柳汞是导致自闭症的因素之一[57]。2000年起，有些美国家长认为是疫苗中的硫柳汞造成他们小孩的自闭症，希望从联邦基金中取得法定的赔偿[58]。医学研究组织（IOM）委员会在2004年认为含硫柳汞的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59]。疫苗中使用的硫柳汞浓度从0.001%到0.01%不等[60]。0.5 mL的疫苗，若其中含有0.01%的硫柳汞，其汞剂量为25μg，大约和三盎司鲔鱼罐头中的含汞量相当[60]，有强而有力的同行评审科学证据支持含硫柳汞疫苗的安全性。[60]。另外，汞元素导致的汞中毒亦不是诱发自闭症的原因。
1998年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及多名共同作者在《柳叶刀》期刊发表论文（此论文后来被期刊撤回），其中提到12名儿童在注射麻腮风三联疫苗后，就出现自闭症光谱中的一些症状，从此麻腮风三联疫苗就成为英国相关争议的焦点之一[61]。在1998年的研讨会中，韦克菲尔德认为若三种疫苗分开注射，而不是一起注射，可能会比较安全。不过论文中没有有关此一论点的支持，而随后许多同行评审的研究也没有发现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关系[62]。之后发现韦克菲尔德有获得资金援助，资金来源是向疫苗制造商提出诉讼的诉讼当事人，而韦克菲尔德并未将此利益冲突的情形告知同事或医学主管机关[63][64]。若《柳叶刀》期刊编辑知道有此情形，韦克菲尔德的论文也就不会在杂志上发表[65]。韦克菲尔德因为其科学证据的问题饱受批评，而且普遍认为他的论文造成疫苗注射率的下降[66]。（在此研究发表后，英国的疫苗注射率降到原来的80%）[67][68]，而其研究也有利益冲突的道德问题[69]。疫苗和自闭症相关性论文的共同作者有12人，有10名在2004年宣布撤消在该篇论文中的署名[70]。2010年时，《柳叶刀》期刊编辑正式的撤回此一论文[71]。韦克菲尔德因为在该篇论文中有意的伪造研究资讯，被英国医学总会取消英国注册医师资格[72]，并且禁止在英国从事医疗行为[73]。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74]、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医学研究组织[59]、以及英国国民保健署[75]都认为无法证实麻腮风三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Cochrane图书馆进行的系统研究也认为麻腮风三联疫苗及自闭症之间没有可信的关连，而麻腮风三联疫苗可以预防会造成许多伤亡及并发症的疾病，因此大众对三联疫苗缺乏信任一事已经伤害了公共卫生，而大部分有关麻腮风三联疫苗设计以及安全性结果的研究是不充份的[76]。其他的文献探讨也同意此一论点，有研究发现就算是在高风险的自闭症手足身上，也没有发现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关系[77]。
2009年时《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韦克菲尔德在其1998年的论文中修改病患数据并且误报其结果，制造和自闭症之间的关联性[78]。2011年英国医学期刊说明韦克菲尔德如何伪伪造数据，以达到预期的结论[79]。此期刊的评论认为韦克菲尔德的研究是“复杂的诈骗”，降低了疫苗接种率，造成上百万的儿童置身危险之中，而且让许多的精力及资金转向，没有去研究真正造成自闭症的原因[80]。
美国的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在2009年2月12日的特别法庭审查裁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认为疫苗造成子女自闭症的论点不成立，无权获得赔偿[81]。
“疫苗过载”（Vaccine overload）指同时给予儿童多种疫苗将减弱其免疫系统，引致不良反应甚至死亡[82]。此论点与科学证据不符[56]，不过有些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仍认为疫苗过载会引发自闭症[83]，使他们延后甚至不为儿童接种疫苗[82][84]。
疫苗过载此误解有多种错误[56]。须接种的疫苗虽然在近数十年有所增量，但疫苗设计亦同时进步，减低了疫苗的免疫负荷，例如：美国2009年给两岁儿童接种的疫苗有14种，1980年给两岁儿童接种7种疫苗，但前者的免疫成分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56]。2013年的研究在两岁儿童接种的疫苗中找不到抗原数量与自闭症的关联。研究针对1,008名儿童，其中有四分之一诊断有自闭症，队列研究是在1994年至1999年做的，当时的疫苗接种计划中会包括超过3,000种抗原（一剂百白破疫苗的分量）。2012年的疫苗接种计划中的疫苗种类更多，但二岁儿童所会接触到的抗原只有315种[85][86]。对于儿童而言，平常一年内会接触到的抗原数量比疫苗中的要多[56]。儿童常见的疾病（例如发热和中耳炎）对免疫系统的挑战比疫苗还要大[87]，而且研究指出就算是同时注射多种疾苗，也不会减弱免疫系统[56]或是破坏免疫力[88]。疫苗过载的假说缺乏循证的支持，而且研究所得的结果和此假说矛盾，因此所得的结论是目前建议的疫苗接种计划不会有“过载”情形，也不会减弱免疫系统[44][89][90][91]。
以不让儿童接种疫苗为基础的实验，有实验道德的问题[92]，观察性研究也可能会因为疫苗接种不足的儿童寻求医疗的行为而造成研究的干扰。因此，没有研究直接比较有接种疫苗儿童和未接种疫苗儿童的自闭症比例。不过，疫苗过载的概念在生物学上是不合信的，不论是否接种疫苗，儿童对和疫苗无关疾病的免疫反应是相同的，而且自闭症不是免疫介导的疾病，因此，自闭症会因为免疫系统过载而引发的论点，和目前所知自闭症的发病机制冲突。目前证据的效力，已足以驳斥疫苗会造成自闭症的想法[56]。
有证据表示精神分裂症和胎儿在母体时暴露在风疹、流行性感冒和弓虫症感染的条件有关。例如，有研究指出若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有流行性感冒，其精神分裂症风险会增加七倍。这对公共卫生会产生影响，例如预防感染的策略，包括接种疫苗、保持卫生，若针对弓虫症的话，还包括抗细菌药[93]。依照动物模型的研究，精神分裂症和母体因为抗原产生的免疫反应有可能的相关性，而2009年的回顾研究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建议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施行季节性流感疫苗，但在三个月后仍建议施打，若在已有疾情，或是孕妇在特殊条件下，仍建议施打[94]。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美国妇产科医学会以及美国家庭医师学会基于以下理由，仍建议孕妇施打流感疫苗[95]：
- 后面六个月有流感相关严重并发症的高风险。
- 相较于未怀孕的女性，孕妇因为流感住院的比率会比较高
- 施打疫苗有可能将母体的流感抗体转移给胎儿，也可以保护胎儿
- 许多研究指出疫苗对孕妇和胎儿都无害。
虽然如此，2005年美国孕妇中只有15%有施打流感疫苗[95]。
许多疫苗会用铝化合物为疫苗佐剂，以增强疫苗的效果。铝似乎可以模拟少量的组织损伤，甚至造成少量的组织损伤，让身体免疫系统认为是严重的感染，会有比较显著的反应，也让免疫应答的效果可以加长[96][97]。有些这类化合物和红肿、发痒以及轻微的发热有关联性[96]，不过目前还没看到在疫苗中用的铝化合物造成严重副作用的例子[98]。有些案例中，含铝疫苗与巨噬细胞肌筋膜炎（MMF）有关，这是局部的显微病变，在组织中会含有铝盐，可能会持续八年的时间，不过最近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在检体中有巨噬细胞肌筋膜炎的病例中，没有出现特殊的临床症状，也没有证据显示含铝疫苗对健康有重大威胁，或是会造成免疫实务上的变化[98]。在婴儿出生的前六个月中，在日常饮食（如母乳及婴儿奶粉）中摄取的铝多于疫苗中含的铝[99][100]。一般而言，人们经由食物和饮食中就会摄取到很低剂量的铝[101]，疫苗中含的铝很少，小于1mg，一般认为这么低的剂量不会对人体有害[101]。
疫苗犹豫人士也有提到对于疫苗中的甲醛有高度的疑虑。疫苗中的甲醛浓度很低，目的是使疫苗中的病毒和细菌毒素失去活性[102]。疫苗中会残留非常少量的甲醛，其剂量还不会对人体有害[103][104]。人体中自身就会生成甲醛，疫苗中的甲醛相较于人体原有的甲醛，其剂量微不足道，没有明显的毒性风险[102]。人体自然产生的甲醛，约是疫苗中最大量甲醛的50至70倍[102]。而且，人体可以分解自然产生的甲醛，也可以分解剂量更少，疫苗中的甲醛[102]。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实疫苗少量甲醛和癌症之间的关系[102]。
婴儿猝死症（SIDS）是婴儿在接种疫苗的年龄时，很常见的死因[105]。因为目前还无法完全确定婴儿猝死症的病因，也有人提出可能是疫苗造成婴儿猝死症的疑虑，他们认为尤其是白喉-破伤风类毒素疫苗，是可能的致病因素[105]。目前有几个研究是以此为主题，目前还找不到证据可以支持疫苗和婴儿猝死症有因果关系[105][106]。2003年时美国国家医学院审视了已有的证据后，反对将百白破疫苗和SIDS之间加上因果关系[107]。另外有关VAERS资料的分析也找不到疫苗和SIDS之间的因果关系[105]，研究者发现SID比例和疫苗注射比例上有负相关。有接种疫苗的儿童比较不会有SIDS的症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比较不会罹患SIDS的儿童中，多半已注射过流感疫苗[105][106][108]。
1990年代中期有疫苗相关的媒体提到海湾战争综合症，这是参加过海湾战争的美国军人所罹患的多症状疾病。在线上杂志《Slate》最早出现的报导中，有一篇由是阿图·葛文德所写，其中提到军人要求接种的疫苗，包括炭疽疫苗，是让军人得到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可能原因之一。《Slate》在1990年代末期发表了军队“酝酿叛乱”的文章，军队反对接种炭疽疫苗，原因是“士兵很容易接收到网络上有关疫苗的错误资讯。”。《Slate》杂志后来也有报导美国军人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后强制接种炭疽疫苗和天花疫苗的疑虑，这些文章也有出现在Salon.com网站中[109]。2001年美国炭疽攻击事件加强了对生物恐怖主义的疑虑，美国联邦政府加紧努力为美国公民生产并且保持更多的疫苗[109]。《琼斯母亲》杂志在2002年发表了文章，其中强烈怀疑美军强制接种的炭疽疫苗和天花疫苗[109]。在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时，因于强制美军接种炭疽疫苗，在媒体上引发更大一波的争议[109]。在2003年至2008年之间，有许多的诉讼案都是为了反对美军强制接种疫苗[109]。
因应1976年猪流感爆发，美国推出了猪流感疫苗计划，美国总统福特担心猪流感爆发会造成大流行，但后来没有发生，反而是因为匆忙推出的疫苗，在接种后二周造成许多人罹患格林－巴利综合症。大众对疫苗接种的恐惧反而病毒本身更大，疫苗接种政策也因此受到挑战[110]。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时，法国及其他国家质疑2009年H1N1流感疫苗的安全性，许多法国团体批评流感疫苗，认为有潜在的危险性[111]。由于2009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和1976年流感A/NJ病毒很相似，许多国家建置了有关疫苗相关不良反应对人体影响的监控系统。欧洲和美国也在研究2009 H1N1流感疫苗和格林－巴利综合症之间是否有相关性[112]。
其他有关疫苗安全问题的论点也也常在网络、非正式会议、书籍报章或是研讨会上提出。这些假说包括疫苗会造成婴儿猝死症、癫痫发作、过敏、多发性硬化症以及像1型糖尿病之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疾病，也有假牛海绵状脑病、丙型肝炎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研究者已针对这些假说进行确认，结论是目前使用的疫苗符合很高的安全标准，大众媒体对疫苗安全性的批评并不合理[91]。已针对这些假说进行大型且经过良好控制的流行病学研究，结论无法支持疫苗会造成慢性疫病的假说，而且有些疫苗对自身免疫疾病有预防效果的可能性，高于疫苗会造成自身免疫疾病的可能性[113]。
历史
早期预防天花的方法包括刻意接种人痘的病毒，希望透过较温和的结果，达致免疫。此方法后来称为人痘接种术，避免和后来爱德华·詹纳发明，接种牛痘（疫苗接种）的方式混淆。人痘接种术在中国及印度的历史长久，北美及英国在1721年才开始在使用该技术。1721年，科顿·马瑟牧师在天花大流行时，在波士顿开始使用人痘接种术[114]。当时，许多人以宗教的理由反对，但马瑟牧师相信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医师，继续尝试。博伊尔斯顿一开始在他六岁的孩子、奴隶及奴隶的儿子试验，三人都发病数天，然后病症就消失了，之后就“不再重病缠身”[114]。博伊尔斯顿后来为上千个马萨诸塞州的居民接种人痘，许多地方都因为感激他，以他作为地方的名称。玛丽·蒙塔古·沃特利夫人将人痘接种术引进英国。她自己已经在土耳其看过，而且1718年在查尔斯·梅特兰医生的监督下，她让她的儿子成功的在君士坦丁堡接种了人痘。她在1721年回到了英国，她让梅特兰医师为她的女儿接种人痘。这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力，汉斯·斯隆爵士在纽盖特监狱为一些犯人接种人痘。这几次都很成功，而在1722年的另一次试验后，威尔士公主卡罗琳的二个女儿也接种了人痘，没有发生意外。在王室批准后，当天花疫情加剧时，接种人痘也就更加常见了[115]。
很快就出现了宗教上反对接种疫苗的意见。例如在1772年英文神学家牧师埃德蒙·梅西（Edmund Massey）在一篇名为“接种疫苗是危险及有罪的行为”的讲道中，他提到疾病是神用来惩罚罪人的工具，因此任何想要借由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方法是“恶魔的作为”[116]。当时著名的牧师常会发表其讲章，有许多的受众。像梅西的讲章就影响了北美，北美也是早期反对接种疫苗的地方，而当时的约翰·威廉姆斯牧师也反对。另一个反对疫苗的意见是来自住在波士顿的威廉·道格拉斯医生，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毕业生，也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115]:114–22。
爱德华·詹纳在1798年发明牛痘接种术来预防天花之后，人痘接种术开始绝迹，在一些国家更被禁止采用[117][118]。
和人痘接种术的情形类似，基督教人士中有反对使用牛痘接种术的意见，但有牧师（如罗伯特·费里曼牧师和罗兰·希尔）在讲道中支持牛痘接种术，也亲自去接种牛痘[115]:221。也有人痘接种者因庞大利益无法独占而反对牛痘接种。威廉·罗利发表声称是因为接种疫苗而导致畸形的插图，在同一页有詹姆斯·吉尔雷著名的嘲讽漫画。本杰明·莫斯利将牛痘连结到梅毒，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115]:203–5。
疫苗支持者由于疫苗安全有效，希望议院加以重视，但是当议院开始要强制注射疫苗时，却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谴责。其原因是因为疫苗导入时，当时还没有对应的实验方法可以控管其制造过程，也无法找到疫苗失效的原因[119]。疫苗最早是透过手臂和手臂接触的方式转换，后来是利用动物的皮肤制造，不可能作到无菌的消毒。而且一直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有识别潜在病源体的方法。之后发现有些病症是因为疫苗受到病源体污染而造成，造成的病症有丹毒、结核、破伤风及梅毒。后者的几率很很低，约一亿个人中才有750个病例[120]，但格外的受到重视。很多以后，医界反对接种疫苗的领导人物查尔斯·克赖顿医生，认为疫苗本身就是造成梅毒的原因，而且为了此议题写了一本书[121]。后来有些已接种过牛痘疫苗的人再度出现牛痘症状，疫苗支持者指出这些人的症状相当轻微，而且是在接种疫苗后几年才出现症状。但反对者就认为这和詹纳认为接种疫苗就完全免疫的说法矛盾[119]:17–21。疫苗反对者认为疫苗既危险又无效，因此当英国议院开始要强制接种疫苗时，英国各地发起了反疫苗活动[122]。
对天花疫苗的反对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且在开始使用白喉抗毒素后，白喉抗毒素也被列为反对使用的疫苗之一。白喉抗毒素是将马的血清注射到人体中作为抗毒素，但会引起超敏反应，一般会称为血清病。而且之后天花疫苗是透过动物制造，而抗毒素是透过马制造，因此也让动物权利人士反对疫苗接种。
白喉抗毒素是已对白喉免疫马的血清，接种到人体以产生被动免疫。1901年时，从一只名叫吉姆的马身上取得的抗毒素被破伤风梭菌污染，在美国圣路易斯造成13名儿童死亡。而且新泽西州肯顿的天花疫苗也因为受破伤风梭菌污染导致九人死亡，因此在1902年提出且快速通过了《生物制品管制法》[123]。
罗伯特·科赫在1890年研发了结核菌素，若接种到曾感染结核病的人身上，会引发超敏反应，至今仍用此方法来确认是否感染过结核病。不过科赫用结核菌素作为疫苗，因此对一些潜伏结核病的患者，其结核菌因为结核菌素而再次被活化，造成一些严重的反应，甚至有人死亡[124]。这是对新疫苗支持者的一大挫折[119]:30–31，这些事件以及疫苗注射后的不良反应受到持续宣传，而且在有新的疫苗之后，类似的不良反应也开始增加。
1955年发生了卡特事件（Cutter incident），卡特实验室制造了12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其中是已无活性的病毒，但无意的混入了一些活的脊髓灰质炎的病毒。这批疫苗造成四万人罹患脊髓灰质炎，53人麻痹，5人死亡。而且脊髓灰质炎也在接种疫苗者的家中散播，造成另一批脊髓灰质炎的疫情，后来又造成113名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的病例，以及另外5人死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药品灾害之一[125]。
20世纪之后的相关事件包括1982年的广播“DPT疫苗：疫苗轮盘”（DPT: Vaccine Roulette），引发了对百白破疫苗的争议[126]，以及在1998年由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发表的欺诈性学术文章[127]，内容是有关麻腮风三联疫苗争议。最近人类乳突病毒疫苗（HPV疫苗）也出现争议，一方面认为对11岁到12岁的少女施打疫苗是否会有鼓励滥交的问题[128][129]，另一方面日本有数十名女性在接种疫苗后出现身体疼痛、运动障碍等副作用[130]。
21世纪反对疫苗的论点有些类似19世纪的反对疫苗者论点[11]。
政治原因
有些人反对强制性疫苗接种的原因是认为政府不能侵犯个人选择医疗方式的自由，即使这种选择自由可能增加本人及其他人的风险时也不例外[11][131]。有些人的想法认为若疫苗接种计划成功的减少了某种疫病的威胁，就会减少感染此一疾病的机会，若整个社会都已不会得到这种疾病，那拒绝接种疾苗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132]。不过若太多人搭便车不接种疫苗，想要因为群体免疫而让自身不感染疾病，当接种疫苗的人比例低到一定程度时，就不会有群体免疫的效果了[133]。
在美国的强制疫苗接种会受到反政府人士或是自由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在意的是公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他们指出因为疫苗研究的资金（可能来自私营企业）及错误资讯，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Wolfe, Sharpe）。也有些人认为，为了让强制疫苗接种可以广泛的预防疾病，不但要有足够的疫苗，让愿意接种疫苗的人可以有免疫力，其群体免疫的效果也要强到让因为个人信仰而不接种疫苗的人也不会患病[134]。
小孩是否接种疫苗多半是由父母所决定的。但小孩是否要接种疫苗的道德议题比一般父母对子女医疗所做的决定要复杂很多，因为未接种疫苗，患病却无症状（或是症状轻微）的人会传播疾病给免疫系统较弱（多半是儿童及年长者），不一定适合接种疫苗的人。因此虽然还没有法律规定，但有些学校及手术室已禁止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进入[135][136]。在急症室及紧急护理设施也出现另一种并发症，有些未接受疫苗的人会在感染疾病，有相关症状后进来接受治疗，而其他免疫系统较弱的儿童就暴露在病原体的威胁下[137]。
宗教上的原因
在疫苗问世时，就有人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反对疫苗。当时有些基督徒认为若上帝要一个人因为天花而死亡，那人们用疫苗让他免于死亡，违反神的心意，这就是犯罪[116]。现在教会中几乎没有这样的论点，不过仍然有其他因为各种宗教因素反对疫苗接种的人，当未接受疫苗接种的儿童多到足以使群体免疫失效，影响到其他人时，就出现了伦理学上的困境[138]。许多政府允许儿童的父母因为宗教因素而不让儿童接种疫苗，也有些家长因为其他因素不愿让小孩接种疫苗，但为了让政府同意，谎称是因为宗教因素而不接种疫苗[139]。
以色列的Haredi burqa教派反对医疗治疗及疫苗注射，因此至少造成一个婴儿因为流感未接受治疗而死亡[140]。
截止2019年6月，美国有45个州允许因为宗教因素不注射疫苗，原本只有三个州（密西西比州、西维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例外，后来由于宗教信仰以及疫苗怀疑论者拒绝接种疫苗导致美国出现2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2019年6月13日，纽约州也禁止家长以宗教信仰为由不让孩子完成入学所必需的疫苗接种[141]。
1960年代时，有些疫苗（例如风疹）的培养组织，是由疗病性堕胎的胚胎组织而来，因此这对反对堕胎的宗教就有道德上的风险。而天主教教廷对于制作风疹疫苗的胚胎细胞来源振示关切，认为天主教徒“基于良心需反对使用有道德问题的疫苗，并且有责任使用其他替代的疫苗。”。教廷的结论是在替代疫苗尚未出现时，可以接受天主教徒使用现有的疫苗，但是“现有可选择的疫苗是非正义的，需尽快找到替代的疫苗。”[142]
替代医学
有些替代医学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对疫苗的反对，其实行者也表示反对疫苗的立场，这包括部分的西方脊骨神经医学、及部分顺势疗法及自然医学。其反对疫苗的理由很复杂，其中有些也反映了一开始这个群体形成的原因[33]。
西方的脊骨神经医学认为所有的病症都可以追溯到脊椎，疫苗无法改善病症，因此强烈的反对疫苗。创立脊骨神经医学的丹尼尔·帕尔默（1845-1913）曾提到：“为了"保护"任何人免于得到天花或其他疾病，因此去接种肮脏的动物毒素，这是高度荒谬的事。”[143]
许多问卷调查指出一些提倡顺势疗法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医疗训练背景的人）会建议病人不要接受疫苗接种[144]。像澳大利亚有登记的顺势疗法治疗者中，认为疫苗是重要预防疾病方面的人只有28%，在悉尼接受问卷调查的顺势疗法治疗者中，有83%不建议接受疫苗接种。许多自然医学治疗者也反对疫苗接种[33]。
顺势疗法也有所谓的“疫苗”，称为病质药（nosodes），不过病质药在医学上是无效的，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活性成分，也不会激发免疫系统。若病质药取代了真正可预防疾病的疫苗，是相当危险的事[145]。有些医学机构也开始处理病质药造成的影响。在加拿大，顺势疗法的病质药标签上需加上以下文字：“此制品不是疫苗，也无法取代疫苗的作用。”[146]
财务上的动机
替代医学提倡者倡导疫苗阴谋论，借此销售无效及昂贵的药品、营养补充品以及疗法（例如螯合疗法及高压氧治疗），声称可以修复疫苗造成的“伤害”，因而从中营利[147]。顺势疗法则是推动会引发过敏，类似“自然”疫苗反应的病质剂而获利[148]。其他可能会因提倡疫苗不安全而得利的人，包括组织对疫苗提供者诉讼案件及集体诉讼的律师及法律团体。而相对的，替代医学提倡者指责疫苗产业为了产业的利益，在疫苗的安全及效果上提供错误的资讯，压抑正确资讯，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的决定[11]。
20世纪末的疫苗是种低利润的产品，生产疫苗的公司也在渐渐减少。除了低利润及其可能有的责任风险外，疫苗制造商也抱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及其他机构支付疫苗的价格过低[149]。不过在21世纪时，因着疫苗Prevnar（肺炎链球菌疫苗）的申请通过，以及少数像加卫苗（一种人类乳突病毒疫苗）及Pediarix（五合一疫苗）等畅销疫苗的贩售，疫苗产业已大幅好转，2008年的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150]。
2013年4月2日，根据一家专门分析政治动向的美国机构 — 公共政策民调基金会所做的调查显示，有20%的美国民众投票认为，儿童疫苗导致了自闭症[151]。
战争
美国在强制疫苗注射上有着复杂的历史，特别是在国内及国外的战争中用强制疫苗注射来保护上战场的军人。有数十万士兵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受伤，而是因为战时罹患的疾病而死亡。像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就有许多士兵因为疾病而死亡，估计有高达六十二万人。到后来，战争一方面是和敌人作战，另一方面也是和疾病作战。在国外作战的美军也常常传播疾病到国外，造成贫穷、饥荒、卫生系统的破坏，甚至最后摧毁整个社会[152]。
美西战争在1899年4月开始，到同年的8月结束。这段时间内美国控制了原来属于西班牙的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美国不但是当地的殖民者，在当地有军事警察力量，而且还介入其医疗管理，特别是疫苗接种。虽然美西战争当时也是细菌学革命的时代，有提出许多有关疾病的知识，但是仍有过半的士兵死亡是因为疾病而死。不知不觉的，美国士兵成为了疾病的传播者，在其营地中使病原菌得以散播。美国士兵入侵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距离较近，菲律宾和他们的地区距离很远，但因为美国士兵，让两地的病原菌得以互通，因此也产生了病症的流行[152]。美军在这些地区的移动力也加速了疾病的流动，因此迅速的让本地人受到感染。
军人以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白人的负担》来解释他们在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的帝国主义行动，以及美国有需要去协助“黑皮肤的野蛮人”达到现代化的卫生标准。美国在战前、战争中及战后的行为都强调需要建立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针对当地居民。波多黎各人若没有接种疫苗，会罚美金10元，之后一天若没有接种，会加罚美金5元，若拒绝缴纳罚款会坐牢十天以上。若整个村庄拒绝接受美军的卫生政策，为了避免士兵感染地方性天花或是黄热病等疾病，可能会烧毁整个村庄。波多黎各的军事人员提供了公共医疗的服务，后来颁发军令，规定儿童需在六个月内接种疫苗，另外也有一个针对一般人的疫苗接种令。在1899年底美军和其他受雇的当地疫苗接种者在五个月内帮86万波多黎各居民接种疫苗。这个时期美国也开始了扩大医疗实务的运动，也包括提出热带医学以保护在海外美军的生命安全[152]。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相关条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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