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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英语：public intellectual），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1]，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在中国大陆，这个称谓兴起自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栏目。[2]
“知识分子”概念的兴起，源于法国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著名长文“我控诉”，对制造冤案的法国军方进行指控，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无论是作为作家的左拉，还是巴黎高师图书馆馆长埃尔（lucien Herr），这些中流砥柱的抗议者自身都不是法律专家，仅仅出于社会道义感和积累的职业声望而参与到公共事件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从诞生开始就具有不言自明的公共性。[3]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一般用来描述那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分子，尤其指那些具有一定学术学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以必要的言论空间为前提。[4]公共知识分子被认为需要定位和回应社会问题，并有望成为真正的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唤起大众对真理、审判和品味的评判”。[5][6]在《知识分子的代表》演说中，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并一直做一个社会外部的人，过自我放逐的生活并保持位于社会边缘。”[7]
事实上，知识分子常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例如英国工党安东尼·纪登斯的第三条道路[8]。捷克知识分子瓦茨拉夫·哈维尔认为：“政治与知识分子是连结的，而且那些由政治家拥护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思想事实上还是属于知识分子。另外最好应该避开那些乌托邦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普遍见解’以免伤害到公民社会。”
王丹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了三代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代包括胡适、陈独秀、殷海光、李大钊、鲁迅、陈寅恪、傅斯年、梁漱溟、胡风、丁玲、罗隆基等，第二代包括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郭罗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许良英、戈扬、王军涛、陈子明、苏晓康、李慎之、刘军宁等，第三代包括刘晓波、许志永、艾未未、李锐、韩寒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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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3日，贺卫方、孙立平、马立诚等学者和一些媒体工作者曾围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讨论。[10]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刊登“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包括[2]：
-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沈志华、易中天
-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 政治学家：刘军宁
-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周孝正
-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 科学家：邹承鲁
-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 传媒人：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 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文章一出，方舟子快速发文表示“辞去网络意见领袖”一职，其认为调查发现整篇文章非常可笑，属于一种现代“捐官派”作品，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到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却有了捐学者文人现在还能捐公知领袖，方舟子还抓到王怡在网上说漏嘴，这次名单是王怡朋友们弄出来的，目的主轴为了帮他抬身价，推出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神话。[11]
文章发出后，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指控“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随后，《光明日报》也刊发文章称，“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3]
2011年，博讯评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12]包括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龙应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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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7日，搜狐专题《是谁搞臭了“公知”》认为，部分说法为公知群体针砭时弊，对社会净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积极作用。[14]但在中国大陆部分公知主张对政府和体制反抗，对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加辨别的盲从，其中更有甚者故意捏造虚假信息攻击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见者的行为，也受到批判。[14]
新疆异议漫画家变态辣椒于2014年8月遭遇全网封锁。变态辣椒的漫画作品，以对领导人的针砭时事为主。对于官方形塑他为叛国“精日”，他在2016年2月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采访时感到遗憾，并分享在习近平于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前公知蓬勃发展的情况[15]。
香港异议人士陈冠中指出：“‘公知’作为一个缩略的名词，是不会被污名化的行为所玷污的。一个要污名化知识分子的社会，正是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也肯定会让很多人不快。”[16]
2006年3月4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王绍光在《南风窗》的专访中说：“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17]
2011年10月30日，被认为是“公知大本营”的《南方都市报》也发文抨击，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自我感觉良好地转向，自我升华、乃至自我真理化了，俨然一副‘青年导师’的面貌自居，以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在指点江山、点拨众生”；特别是在社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时，特别是自焚、暴力行动等，更是他（她）们最佳的语言演练时刻，“他们或是应用逆向思维，或是使用学术理论，或是生僻与惊悚名词（如‘改良’与‘革命’等）。总之，在说话的时候，他们像极了不食人间烟火、不谙人间疾苦的理性帝，永远理性、永远真理在握，永远觉得他们会有更好的指导办法、可惜都没听他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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