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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法语:Affaire Dreyfus,发音:[lafɛːʁ dʁɛfy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宗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事件,事件起于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重罪,在当时反犹氛围甚重的的法国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论。争论以1898年初名作家左拉投书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为开端,激起了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改造运动(1898-1914年)。[1][2][3]
此后经过多次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德雷福斯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正式成为国家英雄,而连带的社会改造运动也以1905年法国政教分离法的通过达到高峰。[4]此项社会改造运动(1898-1914年),与同期的美国进步时代(1893-1920年)、英国“新政自由主义”的社福改造运动(1906-1914年),属于20世纪初欧美“进步派”社会改造运动中,三项较受瞩目且较知名的改革浪潮。[5]
自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高层贪污收贿、腐败不法的事件频传,其中在法国金融界占有很大势力的犹太银行家,就有某些特定人士经常卷入与政客勾结的丑闻中,因而保守派的社会贤达大力抨击说,政府的贪污、腐败,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难辞其咎,加重了军界与社会上的反犹氛围。譬如反犹主义记者爱德华·德吕蒙(1844-1917)坚称“军队中的犹太人正在损害国家利益”,于是他在1889年和一群保守倾向的天主教虔诚派、向德复仇的极端民族派,组成一个“丑恶且热烈”的反犹联盟,并在1892年创立此联盟的机关报──《言论自由报》,试图把握任何机会将法国犹太人或其影响力“扫地出门”。德吕蒙与其为数众多的粉丝经常标举一个口号:“法国只属于法兰西民族”(背后意思是──“染指法国的犹太魔手必须被斩断”)[6]
1892年爆发的巴拿马运河丑闻也大大地促升了反犹主义的上升。巴拿马丑闻涉及到斐迪南·德·雷赛布建造巴拿马运河失败的巨大代价。由于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败,1889年负责这个大型项目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了,造成了近10亿法郎的损失,8.5万名中小股东的股票和债券无法兑现,一些人因破产而自杀。这被认为是19世纪最大的货币腐败丑闻。由于法国政界从部长、参众议员到报界名人共104人收受运河公司的贿赂,对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财务困难沉默及护航,不久在一片哗然、火爆究责的舆论与情绪中,反犹急先锋的德吕蒙在其《言论自由报》中揭露详细的收贿名单,以及运河公司“雇用”了部分犹太富豪(银行及公司老板)作贿赂中央权贵的中介人及白手套,这不但让《言论自由报》瞬间成为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更使得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反犹主义推升到百年未见的高峰,这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史无前例的一次反犹海啸。[7]
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透过一位名为玛丽·巴斯蒂安的女士获得情资,她的工作是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清洁工,同时身兼法国间谍。1894年9月25日,她从德国驻法武官马克希米利安·冯·斯瓦兹柯本中校在办公室的废纸篓中盗出一封被撕毁的信件。复原信件后,法国情报单位知道这封信是一封未带签名的投诚信函,这个无名氏愿意向德国提供几项法国军事情报:
从这封信件中,显而易见的是意图泄密者与法国炮兵牵连甚密,而且可能是潜伏在总参谋部的高级参谋当中。法国战争部从情报部门接管调查后,开始过滤潜伏者的背景轮廓;调查军官认为,该名泄密者能接触到120毫米以上的重炮技术资讯,必然有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巴黎军事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圣西尔军校等专业军官教育才可理解。由于缩小了搜索范围,最后调查人员锁定一名法国陆军炮兵上尉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犹太裔,出生于亚尔萨斯,因1871年普法战争战败之故举家迁居巴黎,但仍有部分兄弟保留德国国籍,以经营在德之工厂。入伍后,德雷福斯在1893年1月1日进入总参谋部工作,同时在一年前因为父亲的葬礼去米卢斯,也就是说去了德意志帝国领土。
1894年10月15日,他被召入总参谋长办公室。作为参谋部唯一的犹太人,在当时军界浓厚的排犹主义氛围中,他被命令听写了几个词和几句话后被当场逮捕,随后被指控触犯叛国罪。
10月31日,初步调查已经结束,一天后在媒体上德雷福斯就已经被称为叛徒。
11月3日,他在雷恩的军事法庭上被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因此被裁定叛国罪名成立,因而遭到公开拔阶并流放外岛。但三份专家鉴定认为德雷福斯的手迹与那张告密纸上的手迹不同。此外,尽管著名人类学家和侦探学家阿方斯·贝蒂荣在辨认手迹方面没有经验,但是贝蒂荣的鉴认却认为两份手迹相同,法官最终听取了贝蒂荣的意见。贝蒂荣的鉴认被当作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证据。
德雷福斯声明自己无罪,但是无效。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在法院由8名法官审判德雷福斯的罪状,然而军法官没有任何一人具有炮兵专业的知识,因此也无法断定该信件与德雷福斯之间的罪证因果关系。即便证据不足,但因为他的兄弟仍保有德国国籍,加重其“通德卖国”的嫌疑,法院一致判处他有罪并判处他终身流放到魔鬼岛。1895年1月5日在法国军校校园内一个刻意安排的“人格侮辱仪式”中,他被剥夺军衔,不久被送往魔鬼岛。同年4月他到达关押处并单独监禁,之后经历长期的苦役折磨。
由于德雷福斯的犹太家人,尤其是相信他无罪的长兄马修,以及其他一些对此事关注的政界和媒介人士,德雷福斯没有就这样消失了。1896年新任情报机构领导人──信仰新教的乔治·皮卡尔上校获得线索:真正的叛徒应该是另一名总参谋部成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于是皮卡尔向总参谋部报告此事,并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虽然皮卡尔本人也是反犹主义者)。但是总参谋部却认为承认错误会使军方的“荣誉”扫地,加上皮卡尔的新教信仰使他在天主教的军界形同异类,于是总参谋部下令皮卡尔缄默,年末他被调到突尼斯去了。但是皮卡尔在突尼斯向法国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而且这份备忘录落到了一名参议员手中。这名参议员打算暗中修改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但是遭到了军队将军们和政府的反对。1897年德雷福斯的兄弟──马修·德雷福斯也获悉了这份备忘录,他公开指责埃斯特哈齐为叛徒。埃斯特哈齐要求对自己进行调查,但是这个调查不了了之。1898年初对埃斯特哈齐进行的开庭审判也没有下落。在审判德雷福斯时作为证人出庭的将军们不肯修改他们的证词。而且以亨利少校为代表的高层军官还在事后,假造对德雷福斯不利的证明,甚至也捏造假证据来打击皮卡尔,连带使皮卡尔撤职被捕。[8]
1月11日埃斯特哈齐被判无罪导致许多人非常气愤。1月13日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在《极光》报中发表了写给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我控诉…!》(J'accuse)来声明德雷福斯遭受冤枉,左拉也因反对势力的攻击与法院判其毁谤罪成立──处一年徒刑而流亡英国,以躲避政府的抓捕及狂热派的刺杀。[4]
整个法国社会因为德雷福斯事件爆发非常强烈的争议,但也带起了“进步人士”如克里蒙梭、饶勒斯等对德雷福斯的强烈支持,要求彻底检讨冤狱事件的高层及保守派的军方、教会势力。[9]这一事件也间接导致了著名自行车赛事环法自行车赛的诞生。
报章阅读运动也因左拉带起的攻防争论而大规模兴起,自1898年始读报正式成为全民运动,也带动大规模的民众政治运动,譬如1898-1899年间,巴黎的新闻纸用量是之前的三倍。在1898整整一年中,正反两派都发起游行示威、互相叫嚣,相信德雷福斯清白的支持派高喊:“把那些可恶的军官通通关进监狱!”;反对派则在砸烂克里蒙梭住家的窗户之后,厉声叫嚣:“杀死左拉!”、“打死犹太人!”。[4]
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赞成支持和反对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撕破脸面、互相扭打。[8]
1898年7月和9月,德雷福斯的妻子两次向司法部长伸冤,均被拒绝或者传给了一个委员会。一开始国防部长卡芬雅克还在议会宣称:军方握有“铁打一般的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有罪,但是最后政府还是让检调行动起来,以对应高涨的舆论争议。9月末一个上诉法院开始重审1894年的案子,情报处亨利少校伪造打击德雷福斯的假文件与证据因此暴露,他被捕后坦承罪行,不久以刀片割喉自杀,而真正的叛国罪犯埃斯特哈齐则弃职逃亡到英国。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参谋总长布瓦代夫与国防部长卡芬雅克皆辞职下台。[8][10]1899年6月该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把该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军事法庭。德雷福斯被押回法国。在8月的审判中他又被判有罪,但是获得减轻,他被判十年关押。新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告诉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诉的条件的话可以立刻获得赦免。9月15日德雷福斯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使得许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如克里蒙梭就痛批德雷福斯是个不成器的“卖铅笔商人”。[4]激烈的反对派则因1898年9月亨利少校作伪证、自杀,使军方蒙羞而感到怒火中烧,在全国多处烧毁犹太教堂,并发生军方多次预谋政变的未遂事件。[8]
德雷福斯和他的家庭隐居并写了一份回忆录。1901年他发表了《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Cinq années de ma vie 1894–1899)。
1902年立场偏左的“进步派”在选举中获胜后,政治环境开始逆转,德雷福斯案件又重新被审理。1903年最高上诉法院把后来的那次审判也否定了,并展开两年多的彻底调查。1902年9月左拉过世,死因是被家里壁炉的煤烟给呛死。
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正式将德雷福斯的有罪判决撤消,德雷福斯得到平反,受牵连而一度被监禁的皮卡尔也晋升为准将,之后更成为陆军部长。[11]此后政府立即举行盛大仪式,让德雷福斯重新入队、晋升为少校,并获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而当初打压德雷福斯的高层军方,只有亨利少校自杀伏法,其他人的罪责没有被直接追究,但大量军方高层官员在1902年开始的反教权改革中被撤职,军队正式并彻底地“共和化”(清除君主派人士)、国家化(民选政府终于能直接控制、监督军队),也终结了军界原来的天主教沙文主义思想。[9]1908年德雷福斯遭刺客枪击而受轻伤,他在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35年过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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