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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田雪中行军遇难事件（日语：八甲田雪中行軍遭難事件／はっこうだせっちゅうこうぐんそうなんじけん）是一起于1902年（明治35年）1月发生在日本青森县八甲田山的山难事件。山难造成参与本次训练的日军青森第5步兵联队210名官兵中的199人遇难（包括6名遇救后不治身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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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山难，不仅是日本冬季军事训练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事故，也是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山难事故。
由于日军考虑到在1894年（明治27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曾在高寒地带冬季陷入苦战，且假定将在更寒冷的地方（如西伯利亚）对俄作战，深感部队冬训状况吃紧；所以，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便紧急编排了一系列的冬季训练以作准备。
此次雪地行军参训部队包括：青森第5步兵连队的210名官兵、弘前第31步兵连队的37名士兵、1名民间从军记者。其中，遇难者全部为步兵第5连队的官兵。
主要验证在假定青森沿海铁路运输因俄军南下进攻被切断的前提下，部队能否用人拉雪橇代替火车运送物资。 部队预定在1月23日从青森市区出发，经田代、三本木到达八户。在这段路程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从青森到田代温泉长约20公里的路程。该部为此制定了从1月23日起，耗费两日一夜的完成这一路段的演习计划。顺带一提，第5步兵联队所选择的行进路线，即是现今的青森县道40号青森田代十和田线。
主要探讨雪地行军方法、穿着服装等相关相关知识，并通过实践验证部队过往3年时间对冬季雪地行军的研究与准备。为此该部制定了预计在1月20日从弘前出发，经十和田湖、三本木、田代、青森、浪冈后回到弘前，耗时长达12天11夜，总距离达224公里的行军训练计划。
顺带一提，这两支联队之间完全不知道包括日程在内，对方将要进行的雪地行军训练计划。不过，《东奥日报》在1月17日刊载了关于第31步兵联队将要雪地行军训练的消息。
弘前第31步兵联队在本次雪地行军训练开始约1月前的明治34年（1901年）12月20日左右即发布了行军命令。最终，该部有37名少数精锐志愿者和一名来自《东奥日报》的战地记者参训。领队的福岛泰藏大尉在进行事前准备时，以尽可能不携带过多随身物品为原则，并先行以书函请演习沿路的村庄、市政厅准备向导、寝具与粮食补给；以及向伐木工人，冬季猎人和农民请益，学习到需避免于严寒时期的山上出汗，以及全体人员一律穿着洒过辣椒粉的雪地用草靴，穿上三层袜子并用油纸包裹避免双腿冻伤等防寒知识，并确实实践。并在行军时准备一条粗麻绳系住所有人，防止人员脱队。
1902年1月18日，青森第5联队的第2大队的行军计划策划者神成大尉针对后续的行军先行进行了一次预演。参与预演的人数约为一个中队的规模（约140名成员，包括20名雪橇队）的官兵与一台雪橇，并从屯営到小峠之间（单程约9公里）来回；在良好天候状态的庇佑之下，青森第5联队第2大队顺利完成该次预演。基于这次成功的预演，第2大队大队长山口少校认为一日来回都营~田代之间是可能的。1月21日，山口少校发出了行军命令，并决定于23日出发。
正式的行军队伍由210人组成，并由14台雪橇拖动一天分的食物（白米、年糕、罐头食品、咸菜、清酒）与燃料（薪柴和木炭）和大釜、土工器具等物品，总重约1.2吨。每台雪橇重约80公斤，由四人以上拖动。每位士兵还各自额外携带了个人行李，以及预计于午餐食用的便当一餐份、糒（由蒸熟的糯米曝晒于阳光干燥而制成的饼）一天分、饼两个（1个50匁＝187.5g)，并且建议使用怀炉。
出发前一天，随行军医针对预防冻伤以及冻伤后应如何处置等重点项目，仅仅告知要多加摩擦手指及双脚踏步；换句话说，军医并没有确实指导士兵们如何完善且充分的防止冻伤；整体而言青森第5连队人员的冬季装备极度不足，且并未请当地居民担任向导工作，只依靠地图与指北针在雪地里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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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的是卫戍于青森的步兵第5联队，指挥此部队的是第2大队第5中队长，官阶为陆军歩兵大尉的神成文吉。神成出身于羽后国秋田郡鹰巢村（现为秋田县北秋田市的一部分），他并非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而是由陆军教导团晋升为陆军步兵二等军曹，并逐步晋升至陆军步兵大尉，属于平民出身。雪中行军成员以第5连队的第2大队为主，但也从第1大队和第3大队中挑选了一部分资深伍长参与。
虽然名义上的行军指挥官是神成大尉，但因为本次行军有官阶为陆军歩兵少佐的大队长－－山口鋠一同随行，且有证言指出山口在行军的途中掌握了指挥权，身为神成大尉上级长官的山口少佐，是本次事件的最终的责任者。
早上6点55分，青森第5连队从本部出发。到达田茂木野的青森队收到大规模寒流即将侵袭青森的讯息，村民向山口鋠少佐建议停止此次行军，而若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前进的话务必要聘请当地向导带路，但是山口鋠认为村民只是想赚取钱财而拒绝了此建议；并决定在严寒季节仅使用地图和罗盘针越过八甲田山。
虽然部队推进到小峠为止时都没有受到任何困难的阻碍，但雪橇队的脚程却已开始渐渐落后，因而决定让部队休息并吃中餐。此时天气状况开始快速恶化，并开始有暴风雪的前兆，永井军医认为继续行军会造成大量冻伤者，请求折返回营，等到部队补齐防寒装备后再次出发，但是山口少佐认为当天傍晚可以到达田代新汤，决定将部队继续往距离大峠6公里的马立场推进。
16点过后，连队抵达马立场，离目标的宿营地点田代新汤还有3公里。但由于降雪量急速增加，后方满载食物与燃料的雪橇队已落后前方的大队2个小时以上，大队本部下令出动88人前往援助，大队本部的设营队则派遣15人充当斥候，先行出发前往田代新汤寻找宿营地。
雪橇队在17点过后与大队会合，但此时已经日落而无法继续前进，连队因此困在马立场与田代新汤两地中间的鸣泽。同时风雪急速增强，视界被遮蔽大半。前方的大队本部，同样遇到大风雪与严重积雪，开路困难，雪橇也难以前进。
山口鋠决定在马立场往鸣沢的路段放弃雪橇，将雪橇上的物品改由雪橇队员背负前进，这个决定对于背负炊事用大釜的队员造成严重的负担。而前方探路的设营队也找不到正确路线，并在迷路时阴错阳差的与大队会合。后来山口鋠决定派遣水野中尉等三人探路，结果三人也无法找到路线。
20点15分，山口鋠决定将距离田代1.5公里的平泽森林定为第一营地，并在雪地上就地露营。每个小队开始挖掘5个宽2米、长5米、深2.5米，约6张榻榻米大的雪壕，每个壕可容纳40人进入。但因连队并没有受过雪地野营的训练，雪壕内没有覆盖物或稻草铺底，因此保温性很差，根本无法坐下休息。
雪橇组员与炊事班于21点开始进行炊事，但因为积雪相当深厚，即使向下挖掘了8尺（约2.4米）也无法看到土地表面，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在雪上直接开始进行炊事，且还需要先行用火融雪准备炊煮所需的水；但因为在雪地上木柴容易受潮难以生火；而即使生火成功，雪一旦受热融化，煤炭与木柴就会下沉，放置其上的大锅也会受影响而歪斜，种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严重阻碍了炊事的进行。[1]
23点，雪壕完成后，连队到附近砍柴作为雪壕底部的垫材与燃料，因只有准备开山刀，而且必须脱手套砍柴，导致许多人因此手指冻伤。
1月24日凌晨1点左右，终于配给了每人一人份米心仍然坚硬的生米饭。 并使用炊煮完米饭后的大锅加热了清酒并分配给大家，但是酒带有一种奇怪的异臭而无法饮用。士兵靠在壕沟的侧壁上小睡了一会，但此时气温已达到零下20°C甚至更低，部队处于若睡着有可能会被冻伤的状态，而被命令唱军歌并原地踏步以祛寒。士兵在这种状态下最长只能睡眠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原订于凌晨5点出发，但许多士兵抱怨天气寒冷，有冻伤的危险，大约凌晨2点，发现事态严重的山口鋠和其他军官进行讨论之后，认为行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决定返回营区，部队在凌晨2点30分拔营启程。但是出发后仅1小时，连队再次迷路，进入了鸣泽的溪谷地区。之后再次折回露营地，又再次迷路，因指南针也因严寒与水汽而冻结无法使用，只能等到天亮后行动。
部队的目标是返回马立场，但在凌晨3点30分左右，部队因迷途而走到鸣沢附近的一处断崖深谷无法继续前行，不得已而返回先前的露营地，但此时佐藤特务曹长向山口鋠少佐报告表示“知道前往田代新汤的道路”。山口鋠少佐听到之后，便在未经查证路线是否正确的情况下，轻率且独断的命令佐藤特务曹长带路继续前往田代新汤。但随后佐藤却也走错了方向，沿着河流向下游走到了驹込川的主流，但田代新汤实际方向应为驹込川的上游方向。至此每个人都已精疲力尽，队形开始溃散，也无法听从指挥保持队伍整齐。此时山口虽已意识到佐藤带领的路线有误，但来时路迹已被暴风雪掩盖，部队就此陷入了遇难状态。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队被迫爬上悬崖，但有些人因体力不足无法跟着爬上去，渐渐的开始有人脱队。而当部队穿越驹込川涉水而过时，第4小队的水野忠宜中尉（华族、纪伊新宫藩藩主水野忠干的长男）倒下并冻死，士兵们因此士气更为低落。
部队虽终于爬到悬崖上的高地，但却毫无遮蔽的暴露在猛烈的暴风雪中。部队虽订定于鸣泽上游山坳处避风，但却也只是让部队在高地消极地四处移动寻找安全的地方。据“遭难始末”一书的记载，当天的风速约为每秒29米（约为11级风），气温为零下20~零下25℃，山谷的降雪深度达到6~9米。导致将近四分之一的士兵在此期间冻死或脱队。 而仅剩几位负责搬运部队物资的官兵，也都弃置了行李。
连队当天虽移动了14.5小时，但离第一天扎营地的直线距离仅差700米左右，这个地方后来被称呼为鸣泽第二露营地。由于军官因为暴风雪已经无法完整掌控部队，携带挖掘雪壕器具的士兵已全员落队行踪不明，部队实际上就如露营的字面意义一般，完全毫无遮蔽的露天就地扎营；士兵们的粮食只剩下出发时各自携带于身上尚未吃完的年糕及罐头，但由于气温已极度寒冷，粮食几乎处于冰冻状态而无法食用。
在此状态下连队已经没有掘开深雪的体力，只能勉强用两脚踏开软雪，各队起立组成二重到三重的圆圈，以冻伤最重者在中心，以一边踏步一边唱歌并相互摩擦的方式勉强维持意识清醒，并以此驱走困倦及饥饿感；而暴风雪加上低温，体感温度接近零下50°C，部队从凌晨出发之后就几乎处于不眠不休且几乎没有任何进食的状态，不少人因而就此倒下，被暴风雪掩埋。而第二露营地也是最多人员伤亡之处。至当日晚上9点时点名得知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死亡，三分之一严重冻伤，只有三分之一还算健康。
而同日6点30分起床的弘前队虽同样也碰到恶劣天候，但是队伍间依靠系上麻绳避免人员脱队，完全跟随向导的足迹，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固定路线。10点，弘前队通过标高930米的犬吠山口，18点30分到达户来。
半夜3点，青森队出发，结果再次迷路，最后走上一座四周都是断崖绝壁的山丘，神成大尉在此留下了“上天看来要放弃我们了”的绝望之言。
根据事后的推测，鸣泽溪谷地带积雪大约6-9米深，温度将近零下20度，外加低气压带来的强风，风速高达每秒29米（山区风速每秒增加一米，体感温度大约下降一度，因此连队队员面对的酷寒实际上将近零下40度）。
7点后，风雪略为减弱，神成大尉与仓石大尉募集12名志愿者一同前往田茂木野寻求村民的救援，并且报告连队本部。
10点30分，志愿者回报找到路线，于是全体人员立刻行动，在15点通过马立场。当天到达新的扎营地时，仅有71人确认生存，当夜风雪再度增强，尚存者的意识几乎都非常模糊，死者继续增加。
大约在晚上11点，仓石大尉一行出发搜寻山口队，并在午夜12点左右成功会合，返回第三露营地。在露营地，队员们互相大声呼喊，通过互相拍打来防止昏睡，并烧毁冻死者的背包来抵御寒冷，但仍有许多人冻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天及随后1月26日的记录在资料和证人证词中有所不同，究竟是记忆错误还是不同的观点尚不明确。仓石大尉的证词表示，他实际上是与先行的神成大尉一行走失，而非与山口少佐失散。他们于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1点出发，试图会合，但在当天并未成功，而是到27日才与神成等人再次相遇，经协商后决定分为两路行动。
另外，根据后藤伍长的证词，山口少佐在25日去世，到当天晚上存活者有71名，但未能确定是向田代前进还是返回田茂木野，导致各自随意行动。在此期间，仓石大尉选择朝田代方向独自行动，先导的水野中尉也因雪地陷落而冻死，造成更多的冻死者出现。（山口的死亡被认为是误认，而水野的死亡通常认为是发生在24日。）
在青森方面，由于天气比前一天好转，古闲中尉带领着40名士兵在幸畑煮粥等待行军队伍返回。一部分士兵则在田茂木野村的南端点燃篝火，等待到夜晚。然而，直到半夜仍未等到行军队伍的到来，驻屯部队推测他们可能已经通过三本木一带，于是向三本木的警察发出电报，但仍未能确认行踪，最终决定翌日将派遣救援队。
1月26日，根据‘遭难始末’的记载，神成与仓石两位大尉与相对较为健康的十几名士兵商议后，推测从当前位置到田茂木野大约有8公里，决定等到天亮再出发。凌晨1点左右，召集官兵后，人数约为30人。在前一天的露营中，山口少佐再次出现意识障碍，由士兵背着行军。虽然神成和仓石确定在前方带队，但其他人无论隶属或阶级，都混乱参杂的在后跟随。神成和仓石一边带领队伍前行，一边进行前方高地的侦察。
前一晚，后藤伍长与其他4、5人在露营时，由于饥饿和寒冷而陷入昏迷，但幸运的是没有冻死，并在26日早上醒来。当时天气晴朗无雪，但周围一片空荡，只有零星的军士散布各处，试图寻找归路。后来，他登上高地，遇到了神成大尉和铃木少尉等人，从此一起行动。当天的天气是晴时偶下雪。
队伍在傍晚前抵达了中之森与赛之河原之间的某处（具体位置不明），并进行了第四次露营。平常从中之森到赛之河原步行只需两个小时，但是由于极度的饥饿和疲惫，这次却耗费了一整天。
当天，村上一等军医、三神少尉和60名下士兵组成的救援队从驻营地出发。他们在途中雇用村民作为向导，展开到大峠的搜索行动。然而，由于寻找向导耽误了时间，出发较晚，加上当日气温低至零下14℃，风雪恶劣，最终在向导和军医的建议下，决定终止搜索，返回田茂木野。
1月27日，幸存的队伍经过讨论后，决定分为两队行动。一队由神成大尉率领几名队员，向左手边的田茂木野方向前进，目标是返回青森；另一队由仓石大尉（其中包含山口少佐）率领，约20名队员沿着右手边的驹込泽向青森前进。根据“遭难始末”一书的记载，分队的日期为26日，但根据仓石的证词，实际日期应为27日。
仓石队沿着驹込川前进，但途中在青岩附近陷入了悬崖，无法继续前进也无法退回。他们试图在日落后依靠崖壁度过夜晚，此时见习士官今泉三太郎带着一名下士兵，表示要去向连队报告，随即脱下衣服，无视仓石的制止，跳入河中。仓石后来说今泉 "沿着河流下去了"，但根据其他幸存者的证词，今泉确实跳入了河里，并于3月9日发现漂流至下游他的尸体。
神成队虽然前进方向相对正确，但遭遇了猛烈的暴风雪，队伍出现大量落队者，最终只剩下4人。随后，铃木少尉表示要去高地侦查，离开了队伍，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及川笃三郎病危无法得到救治，最终不幸去世。最终，神成也倒下了。1月27日清晨，神成命令后藤：“去田茂木野，雇用当地居民，并请求他们通知连队。”后藤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为了传递紧急消息，独自前往田茂木野。
救援队重新展开了搜索行动，前往田代，希望与行军队伍接触。他们说服了不情愿的向导一起出发，大约在上午10点半左右，由三神少尉率领的小队在大滝平附近发现了站在雪中的后藤房之助伍长。后藤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无法详细知道距离等情况，只是在梦幻般的状态下前进，最后被救援队救助。”也是一直到这个时候，雪中行军队伍的遇难状况才被确认。
关于发现后藤时的情况，有多种说法。
- 根据1月29日的《东奥日报》报导，救援队远远看到类似人影的东西移动了一两步，便靠近查看，发现后藤伍长直立不动，只有眼睛瞪大地转动。直到救援队大声呼唤，后藤才意识到有人接近，并开口说话。
- 根据1月30日的《东奥日报》号外，后藤发现救援队后大声呼喊，随即因放松警惕而倒地。这一说法是否与29日的报导连续，尚不明确。
- 而根据同年7月23日出版的“遭难始末”记载，后藤站立时双眼睁开，处于濒死的僵硬状态，救援队靠近后对他进行了急救，约10分钟后他恢复了意识。这一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描述他像哨兵一样站立。后来，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当地还建立了后藤的铜像。
后藤伍长恢复意识后，提到了“神成大尉”，于是救援队开始在附近搜索，最后在约100米外发现了神成。当时，神成未戴帽子或手套，身体埋在雪中至颈部，全身已经冻结。军医试图在他的手臂上注射药剂，但因皮肤已冻僵，针头直接折断。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强行打开神成的嘴，将针刺入口腔内。神成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未能生还，当场去世。在神成遗体的附近，他们还发现了及川笃三郎的遗体。然而，由于当时无法运送两具遗体，救援队在遗体旁做了标记，准备日后再行收容。最终，他们成功救助了后藤伍长和另一名因严重冻伤倒下的救援队员，并带着两名幸存者回到了田茂木野。
下午7时40分，三神少尉匆忙赶到连队长官邸，报告了在大滝平发现后藤伍长的消息，并补充说雪中行军队伍可能“全灭”。他还报告，经过两小时的搜索，参加救援的60多名队员中，约有一半因冻伤无法行动，并且有1人因重度冻伤而倒地。原本以为行军队已经抵达田代的青森步兵第5连队长津川谦光中佐听到这一消息后，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1月28日，仓石队中的佐藤特务曹长突然发狂，带领几名下士兵跳入河中，最终被岩石卡住并冻死。仓石带领几名士兵进入悬崖上的洞穴，而山口少佐和几名士兵则停留在河岸的地方。相对来说，仓石所在的地方环境较为有利，因此他劝说山口前往崖洞避难，但山口拒绝，说道：“我就死在这里吧。”山口的饮水由相对能行动的一等兵山本德次郎负责。
同日早晨，从八甲田山另一方向行军的弘前队，离开了田代附近的露营地，经由鸣泽和大峠，目标是到达田茂木野。有人认为在这次行军中，弘前队曾经通过青森队的遇难地，并看到了遇难者。
救援队成功收容了神成大尉和及川伍长的遗体，同时各哨所也已经建设完成。
凌晨2点过后，弘前队经过前一天的日夜强行军，最终抵达田茂木野。该队伍在当地民居用餐后，于凌晨4点20分再次出发，并于上午7点20分抵达青森车站前。
一等兵后藤惣助与仓石大尉等人汇合。同日，救援队在赛之河原发现了中野中尉等36名遇难者的遗体。这个地点正是仓石大尉等人沿着驹込川溪谷下行的路线。据说“赛之河原”这个地名源自于过去也曾有许多村民在此冻死的悲剧。
早上9点左右，一名参加搜救工作的工人在鸣泽附近偶然发现了一个炭小屋。当时，这名工人正出于好奇心追赶一只突然跳出的兔子，结果意外发现了这座小屋。感觉到里面有人气，他打开门，发现了两名幸存者：三浦武雄伍长和阿部卯吉一等兵。他们还发现了另一具遗体，据说该人在早晨仍有生命迹象。三浦和阿部在军医的询问下表示，他们记得25日早上离开露营地的情况，但之后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后来突然冲进了小屋。在小屋周边，救援队还发现了16具遗体。当时田村少佐向陆军省发了一份“生还者12人”的电报，但很快更正为“生还士兵2人，遗体10具”。但是，三浦后来于3月14日在住院期间去世。
在鸣泽地区，救援队还发现了水野忠宜中尉以下33人的遗体，并在大滝平附近找到了铃木少尉的遗体。《万朝报》1902年2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军官在发现铃木少尉的遗体时表示：“这具遗体死亡未超过二十小时。如果搜救行动能早一天进行，就能挽救他的生命。”这反映了对当时救援行动缓慢的深切遗憾。
上午9点左右，仓石大尉等人开始攀登悬崖。下午3点左右，当他们攀爬了约250米后，仓石大尉、伊藤中尉等4人被救援队发现。此次共救出了9名生还者，但高桥房治伍长和绀野市次郎二等兵在救援后不久去世。同时获救的山口少佐则于2月2日在入院期间，因心脏麻痹与呼吸困难而死亡。
当日，弘前队返回了位于弘前市郊外的连队营区，完成了雪中行军的所有行程。
在赛之河原附近，救援队发现了数具遗体；而在按之木森到中之森之间的区域，则发现了十多具遗体。
搜救队在平泽附近发现的一座炭小屋中，找到了长谷川特务曹长、阿部寿松一等兵、佐佐木正教二等兵、小野寺佐平二等兵4名幸存者。然而，佐佐木和小野寺在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最初，该小屋中共有8名幸存者，其中3名较为健康的成员曾尝试前往屯营，但途中全数冻死。此外，永井军医听见附近传来求救声后出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下午3点左右，最后一名幸存者村松伍长在田代元汤附近的小屋中被发现，身边还有古馆要吉一等兵的遗体。村松因严重冻伤而四肢截肢，且一度病危，但最终成功康复。据村松回忆，25日早上遭遇事故时，他与古馆等人失散，错误的选择了青森的方向。26日下午，他们找到了这间小屋。虽然屋内堆满了茅草，但由于没有火柴，无法生火取暖，导致古馆于次日死亡。村松靠喝附近温泉的水勉强维持生命，但自1月30日后便无法行走，只能躺着靠吃雪来度日。
最终生还者包含仓石一大尉（山形）、伊藤格明中尉（山形）、长谷川贞三特务曹长（秋田）、后藤房之助伍长（宫城）、小原忠三郎伍长（岩手）、及川平助伍长（岩手）、村松文哉伍长（宫城）、阿部卯吉一等兵（岩手）、后藤惣助一等兵（岩手）、山本徳次郎一等兵（青森）、阿部寿松一等兵（岩手）共11人。
山口少佐，三浦武雄伍长、高桥房治伍长、绀野市次郎二等兵、佐佐木二等兵、小野寺二等兵等六人之后于医院过世。
除了仓石大尉、伊藤中尉、长谷川特务曹长以外、其他人都因严重冻伤而必须截肢。比较轻伤的及川切除了跟腱和三根手指，山本则截去了左脚。其余大部分人都被截去四肢（部分仅截去双腿及手指）。
生还者中状况最好的仓石大尉后续参与了日俄战争，1905年1月27日于黑沟台会战时阵亡，伊藤中尉，长谷川特务曹长则身受重伤。
2月2日死亡的山口少佐，官方公布的死因为心脏麻痹，也有山口少佐生前心脏就不好的证言。另外也有着为了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山口少佐而被军部暗杀的阴谋论，另外也有使用手枪自杀的说法。
军部暗杀说则是来自于山口临终前为他看护的山形卫戍医院的支援军医中原贞卫。中原军医在几年后离奇死亡，这也引发了有关军方暗杀的猜测。然而，弘前大学医学部麻醉科的松木明知教授的研究结果推翻了手枪自杀说，因为冻伤的手指无法操作扳机（主张的死因为氯仿剧药所造成的休克死亡）比起暗杀说，因为氯仿使用不当造成休克死亡的医疗过失论是更加合理的推测。
山口是在1月31日傍晚获救，并于2月1日晚间入院。当时的病历记载他膝盖以下、手肘以下均为重度冻伤，手指肿胀，最后在2月2日晚上8点半去世，从入院到死亡仅过了一天。当时东京到青森之间的直通列车需23小时，没有电话设施，仅能通过电报传递紧急讯息。而根据当时的电报记录，并没有任何暗示陆军高层涉及谋杀的文字。
因此，根据松木明知教授的分析，“军方高层暗杀山口少佐”的说法几乎没有可能性，时间上无法达成这样的阴谋。若死因真是氯仿，则可能是治疗失误，但也有其他救出后死于心脏麻痹的案例。
由于山区的遗体搜索困难，附近的部队全体出动，包括第5连队、31连队、炮兵第8连队与工兵人员。到了2月中甚至从北海道请来爱奴人，并且请函馆要塞司令官提供人力支援。
最后一人的遗体在5月28日被发现。
遇难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是没有定论。以下列举一些常见的说法。
许多批评指责这是带队指挥官或军官的判断失误，并质疑他们的专业素质。然而，这些批评可能未将失温症纳入考量。失温症的典型症状包括丧失判断力、思考停止和错乱。神成大尉的“上天似乎已经抛弃我们了”这句话便是失温症影响下的典型表现。
经过数日的无眠状态、无法进食，以及在猛烈暴风雪中的极寒环境下徘徊，推测全体队员无一例外的陷入了失温症的状态。根据生还者小原忠三郎伍长的证词，在行军过程中曾经出现幻觉与幻听，这是重度失温症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
行军当时，罕见的西伯利亚冷气团笼罩了整个日本列岛，各地都记录下了日本观测史上的最低气温。青森的气温比往年低了约8℃到10℃，根据青森测候所的记录，1月24日的最低气温为零下12.3℃，最高气温为零下8℃，最大风速为14.3米/秒。而山区的气象条件比这些数据还要更为严苛。行军队伍在山中遇难时的具体气温无法确定，因为负责观测天气的看护兵未能留下记录便已死亡，但推测当时的气温应该低于零下20℃。
行军时的人员装备，特务曹长（准士官）以上的装备包括：“一件毛线外套”、“毛线军帽”、“法兰绒材质的冬季军服”、“一双军用手套”、“长筒军靴”、“长筒型雪靴”。至于下士兵的装备则是：“两件重叠穿的毛线外套”、“毛毡材质的普通军帽”、“小仓布料的普通军服”、“一双军用手套”、“短筒军靴”。与现代雪地装备相比，当时的装备难以称得上能充分应对冬季登山的防寒需求，尤其是下士兵的防寒装备，仅仅是给予两件毛线外套重叠穿着，显得更加不足。
然而，当年并不存在比“法兰绒”、“小仓布料”以及毛线等羊毛或呢料更好的防寒衣料材质。所以问题并非出在装备本身，而是在运用方法上有缺失，例如未能及时更换湿透的衣物。
据说仓石大尉因拥有橡胶靴而避免了冻伤，但这双靴子是他在正月前往东京时，偶然购买作为纪念品的。在当时的日本，橡胶靴仅被视为时尚鞋款，仓石在行军时穿上这双靴子，纯属偶然。
电影《八甲田山》中，大队长山口少佐被描绘成一位鲁莽的上司，并暗示青森步兵第5连队的组织问题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新田次郎的小说《八甲田山-死之徬徨》中，提及军队高层进行寒地的人体实验。然而，这些描写都是电影和小说中的演出和创作，并没有确切的史料根据。
关于大队本部擅自跟随的说法，这也是电影《八甲田山》与新田次郎的小说《八甲田山-死之徬徨》中的虚构部分。实际上，大队本部参与行军是常规操作。
神成大尉是负责实施雪中行军演习的中队长，但实际的指挥官是大队长山口少佐。然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某些决策上的不一致。
神成大尉是在雪中行军实施的大约三周前，才被任命为部队的中队长，以取代因为要陪伴妻子分娩而被解任前中队长。因此神成是在毫无预备知识的情况下，进入了雪中行军的准备阶段。而且，至少在神成晋升为军官后，并没有参加过雪中行军的记录。行前准备时，他只安排了一次由新兵组成小队，当天来回小峠的行军预演。而后来参加正式雪中行军的人员中，没有一人参加过那次的预演。更何况，预演行军是在晴天进行的，以致未能发现在严寒中登山和雪中行动的风险。此外，传闻那次行军像是一次雪中远足，许多人将雪中行军视为与徒步旅行同等的活动。第5连队在出发前一天还举行了壮行会，宴会持续到深夜，这也显示出他们对“艰苦行军”的认识并不充分。
参加雪中行军的人员大都来自岩手县、宫城县等地区的农家，他们缺乏应付八甲田当地严冬时期的防寒知识（八甲田地区的雪被称为棉雪，介于干雪和湿雪之间，与岩手或宫城的湿雪性质不同）。生还者小原伍长证言说，没有人准备备用的手套和袜子，装备淋湿后无法更换，逐渐开始冻结，夺走了他们的体温与体力。小原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有多带一副军用手套或军用袜子，我可能不会失去脚和手指，至少一半的士兵也可能会幸免于难。”
此外，当兵士们在夜间露营地时，因为害怕冻伤，没有等到天亮就启程出发。导致部队在黑夜中迷路，并在鸣泽附近徘徊绕圈，结果耗尽了许多士兵的体力，最终造成了大量人员遇难。
| 阶级 | 参加人数 | 存活人数 | 存活率 |
|---|---|---|---|
| 军官（含军医） | 11 | 2 | 18.2% |
| 见习士官 | 2 | 0 | 0% |
| 准士官 | 4 | 1 | 25% |
| 下士（含看护长） | 45 | 4 | 8.9% |
| 士兵（含看护兵） | 148 | 4 | 2.7% |
| 合计 | 210 | 11 | 5.2% |
- 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寺内正毅，于1907年（明治40年）透过来自全国官兵的募款，由大熊氏广制作雪中行军遇难纪念像。后藤伍长被选为铜像的模特儿，是因为他执行了神成大尉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田茂木野报告情况，这一行动得到了认可。铜像建立的地点位于可俯瞰青森湾的马立场附近，位于第二露营地（1月24日）与第三露营地（1月25日）之间。据说当时的连队长告诉后藤：“好好看看”，但后藤因为害羞，几乎不敢正视铜像。值得一提的是，后藤伍长被发现的地点比铜像所在位置更靠近青森几公里。此外，后藤不太喜欢谈及这场灾难，但他与同为生还者的村松伍长关系密切。
- 当时，听闻八甲田山雪中行军遇难事件的挪威国王霍康七世，于1909年（明治42年）将两副滑雪板赠送给明治天皇以表慰问。1910年（明治43年），在陆军的请求下，奥匈帝国的雷尔希少校作为交换军官来日，开始教授滑雪技术。雷尔希少校于1912年（明治45年）前后，在新潟县高田第58连队及北海道旭川第7师团教授滑雪，同期挪威式滑雪法被引入北海道，使滑雪成为日本雪地移动的重要技能。
- 1971年（昭和46年），作家新田次郎将此事件改编为小说《八甲田山-死之徬徨》。1977年（昭和52年），改编自该小说的电影《八甲田山》上映，使这一事件广为人知。在新田次郎的小说终章里，提到事件后陆军与国家对遗属的补偿，以及国家发放的抚恤金，并误传这些遇难者被视同战死者合祀于靖国神社。这一错误说法长期流传，但后来经证实为误报。
- 在所有生还者中，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小原忠三郎伍长。他在事件中失去了双足及手指，但活到了91岁，于1970年（昭和45年）2月5日去世。1964年（昭和39年）12月，陆上自卫队的渡边一等陆尉曾造访国立箱根疗养所，进行有关遭难事件的调查。1968年（昭和43年）8月，小笠原孤酒也对小原进行了访谈，借由小原的证词，更多的事件细节得以厘清。
-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震灾后，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东京都世田谷区）史料室中的展品在震灾中损毁。2012年6月，救援人员发现了包含后藤房之助伍长在内的5名救出的队员在手术前的照片，这些照片此前并不为人所知。
- 2012年4月12日，当年弘前步兵第31连队的福岛泰蔵大尉所撰写的报告书、手记、论文和信件等共241件，捐赠给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这些资料原本由福岛的亲属保存在家中，并曾于2004年日俄战争100周年之际考虑公开 。
作家新田次郎在1971年将此故事改编为小说《八甲田山-死之徬徨》，森谷司郎在1977年改编为电影，但是小说与电影的剧情与原来相比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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