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洲里垃圾掩埋场，俗称内湖垃圾场、内湖垃圾山，是曾位于台湾台北市内湖区芦洲里、基隆河畔的垃圾掩埋场，1970年到1985年使用期间造成严重的环保问题，垃圾堆曾达60米高、占地16.5公顷。今已铲除部分而减至为40米高并绿化，分作为基隆河行水区、内湖复育园区、潭美毛宝贝快乐公园、与台北市动物之家。
历史
内湖垃圾场设立前，原作为南港砖瓦厂的原料地，日久成洼地而被倾倒垃圾[1]。邻旁则是内湖第十公墓，今作内湖焚化炉[2]。
战后时期初，台北市政府原先是把垃圾掩埋在新生北路、台北南机场洼地，后来转送滨江街，又再转送山猪窟垃圾场[3]。1968年12月2日，台北市政府环境清洁处公告，因原先的垃圾堆积场已满，希望市民协助该处寻觅新的垃圾堆积场，经该处勘查后认为适合者，每处发给新台币1万元[4]。时任内湖区区长的林金子，在市府承诺只用两年下答应设立葫洲里垃圾场[5]。为此市府收购该处5700余坪土地、租用私人土地3万2千余坪[6]。市府并在内湖安康路262巷进出口设立地磅站，以对垃圾车秤重[7]。原先市府承诺内湖垃圾场堆积高度不会超过6台尺[8]。
当时负责设立内湖垃圾场的专门委员黄昌介回忆，1970年8月市府和土地业主签订合约时，只有少数种植果蔬，大多数土地是会淹水的洼地，故地主愿意无偿借地供公益使用，寄望停用后能够提高该地段的利用价值[6]。对此，地主们则说由当时处于戒严时期，是他们不敢收租金[9]。佃农更以租田不能耕作为由，向法院提出告诉，要求内湖垃圾场地主补偿损失，并获胜诉，导致地主每公顷要赔偿佃农新台币数百万元[10]。
1970年9月10日，山猪窟垃圾场停用，改使用内湖垃圾场[11]。内湖垃圾场自1970年承担台北市垃圾，起初每日垃圾量为980公吨[12]。原先政府计划以填土方式作好消毒、消臭等措施，但因频繁运送垃圾，缺少填平时间[13]。设立后短短数年，葫洲里民纷纷迁出、农田废弃，户数锐减三分之一[8]。附近吸引拾荒者前来搭盖草棚、木寮[14]，1970年代中期约每人约可日收入2、300元[15]，“垃圾即财富”之说风行[16]。
早于1973年5月中旬，面对市议员林穆灿要求内湖垃圾场迁移，市府清洁处长潘敦义认为该地消毒良好、没有蚊蝇、并均以泥土覆盖为由作拒绝[19]。5月22日，议员陈健治再请市府从速迁移内湖垃圾场、及加装堤防[20]。
1976年6月，政府再请地主提供出与内湖垃圾场毗邻的1万坪土地扩充[3]。当年清洁处长潘敦义考量台北市只有内湖垃圾场，2年后台北市垃圾就无出路，计划尽速兴建焚化炉[21]。该年7月8日，台北市长林洋港同意环境清洁处筹建4座垃圾焚化炉[22]。
1979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唐富藏，指出台北市垃圾量目前每年约60万公吨，评估以约每年增加5万公吨成长，但内湖垃圾场早达饱和，势必成为严重的都市问题[23]。李登辉任市长时，曾以三芝乡人身份想说服父老，同意台北市把垃圾改倒在三芝，但仍然没结果[24]。至1980年为止，历经两任市长、两任清洁处长、预算变动三次，计划依然在填海、焚化炉、掩埋之间摆荡[25]。为减缓内湖垃圾场饱和，原本有业者欲在台北设立堆肥厂，但藉于高雄、台中堆肥厂都亏本，因此作罢[26]。
1980年4月11日，市议员陈俊雄质询时，就以“垃圾山”形容内湖垃圾场[27]。该年，对于内湖垃圾山已超过高速公路高度，清洁处辩解垃圾会沉积，会随时间降到高速公路一样[28]。1981年，台北市每年垃圾量已从10年前的42公吨爆增75万公吨，垃圾山隆起20米[1]。经常往返南港的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就看着内湖垃圾山逐渐变大[29]。至1981年末时，每日垃圾量已达1700公吨[30]。1982年11月17日，针对台北市每日垃圾量已涨至2400公吨，议员陈怡荣等以在指南宫得到诗签内容“有勇无谋张翼德，孔明借箭祭东风，长袖善舞刘玄德，蔡夫人议献荆州”，主张神明指示要向外县市借地[31]。在市府迟无寻到新的垃圾场用地下，内湖垃圾场朝西边延伸扩大[27]。因朝向南港的西南面较陡，日久出现悬空处，对基隆河与河岸对面的三重、东兴、南港等里的住宅造成危害[32]。
过去内湖垃圾场被视为机密，禁止外人拍摄景象[33]。记者蔡明德在1983年在《人间杂志》的第一份差事，就是来内湖垃圾场拍摄拾荒者[34]。摄影师廖耀川将似小山高的内湖垃圾场拍照，取名“垃圾！垃圾！”，获得摄影奖，从此“内湖垃圾山”之名才引起社会大众的瞩目[35]。当时臭名远播，导致盖过原先的本名[1]。1980年代，还有歌谣“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垃圾山”[36]。
内湖垃圾场因无不透水布等防渗出水处理，雨天时日平均渗漏水量可达800立方米，其中450立方米经由排水明渠流入基隆河，其余约350立方米渗入底部再沿岩盘倾斜面流入基隆河[37]。这些以内湖垃圾场进场道路下边坡、西侧及东北侧等处渗出水渗流最为显著[38]。其地下水的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电导度、总氮及氮氨等有机污染指标皆呈现高浓度值，尤其重金属汞可达3ppb，较垃圾处理场放流水标准的0.005ppb高出许多[39]。
内湖垃圾场又因位于基隆河道大转弯处，上下游两端堤防刚好筑到垃圾山止，中间这300米河段并无堤防，垃圾便会随大水漂冲到河中[40]。1980年代，政府废除基隆河旧河道以兴建国宅，造成河道流量增加，内湖垃圾山基座逐渐遭河水浸蚀[41]。1983年时，内湖垃圾场在基隆河岸边缘已长达73米[42]。当年新闻，内湖垃圾场的苍蝇群甚至会飞越基隆河，至对岸南港区三重、北港、东新等里[43]。
由于另寻垃圾场困难，环保局长许整备在1983年3月28日还遭议员林正杰要局长向受害市民公开发表道歉、议员陈水扁要局长从阳明山搬到垃圾山旁[44]。虽台北县新店镇已设立焚化炉，但因故障率高、无防治公害设备、处理量仅每日250公吨，遭台北市议员认为毫无价值[45]。该年6月13日，市议会大会对建立内湖垃圾焚化厂进行预算审查，议员谢长廷、陈水扁、林正杰、郑贵夏、陈振芳以造成空污与每年需近20亿元维护费为由，删除预算[46]。该月举行端午节龙舟比赛时，因内湖垃圾场等因素，河水漂满垃圾、水质恶臭，被批评影响国际形象[47]。
1984年6月3日，已接近35米高的内湖垃圾山，因豪雨大量垃圾冲入基隆河，造成严重污染[48]。该年，《联合报》第九届小说奖附设散文奖第一名作品〈幽幽基隆河〉就比喻内湖垃圾山的垃圾车“如腐尸上突突窜窜的蛆虫”、垃圾山则是“魔窟鬼域”与“一切污秽肮脏之大成”、河川是“活脱是无言的呜咽”[49]。
与1970年代比较，1980年代的台北市可燃性垃圾几乎增加两倍，再加上家庭厨余与各地市场有机物大增，内湖垃圾场沼气自然大量增加[50]。到1984年，内湖垃圾场依然尚无妥善的沼气排除设施，在有机物产不断累积沼气下便会发生火灾[51]。当沼气浓度达5%到15%时，就随时可能发生自燃[38]。
1984年7月，内湖因雨多，使内湖垃圾山内的含水量达60%以上，易引起发酵，继而产生沼气与氢气[52]。13日，台北市最高温达摄氏37.2度[53]。当天下午2点半，内湖垃圾山南侧山腰首先起火，北侧山腰半小时后也开始燃烧[53]。内湖垃圾山当时已高达53.68米[54]。连日的大火造成台北浓烟蔽天，使得媒体以“活火山爆发”作标题[55]。15日凌晨1点，清洁队员夏青育在垃圾山顶操作堆土机掩理火苗时，连人带堆土机一起翻覆，经两个多小时才救出，最后右脚截肢[56]。由于台北市风向多以东北风及东风为主，而内湖位于东端上风地带，其污染空气容易流通到不易扩散的市区[57]。南港、内湖地区民众责怪市府环保局长许整备不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对是否应危及市民健康也模糊回答[58]。在南港的吴大猷还投稿讽刺可继续加高垃圾山，以作观光招徕奇景[29]。16日，备受困恼的南港区三重、北港、南港、东新、新富、中南等地里长代表受害里民前往内湖垃圾山现场向市政府抗议[59]。18日，市议员谢长廷、林正杰、陈胜宏、康水木、王昆和在休会期间的市议会举行记者会，要求连署召开临时大会[60]。19日近中午，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郑褔田在内湖垃圾场的基隆河对岸量测氯化氢，20分钟测值为3.6ppm，远超出“台北市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表”工厂周界5到15米范围内的1.5ppm[61]。
1984年5月到8月，台湾陆续爆发时代大饭店大火、海山煤矿灾变、煤山煤矿矿灾、内湖垃圾山大火等灾难，使得总统蒋经国指示有关单位建立全面的安全责任制度[62]。 此次内湖垃圾山大火延烧10天，重新唤起政府注意，因此市长杨金欉决定加快兴建福德坑掩埋场、筹建内湖焚化炉以代之[1]。7月23日，杨市长表示本周内市府将开会，协调福德坑垃圾卫生掩埋场征收问题[63]。大火灾后，《联合报》对邻近内湖、南港、松山地区居随机抽样154位住户，有52.3%认为设置焚化炉是较理想的处理方式[64]。
1984年7月大火后，内湖垃圾山因闷烧而内部出现空洞，加上为免产生更多的沼气而在上面覆土，导致新旧垃圾间松垮[32]。其毗邻基隆河右岸的地层构造下约20米深度内，皆是疏松的沈泥质砂或、泥质粘土，导致边坡有朝基隆河方向持续位移的倾向[38]。
1984年8月17日凌晨2点40分，内湖垃圾山近西北侧山顶发生崩坍[32]。原高15层楼的垃圾覆盖了安康路262巷东面的小山头，距最近262巷18号楼房仅约100米远[7]。19日，议员谢长廷要求环保局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内湖垃圾山再度崩塌，并对崩塌造成的排水污染等速谋补救[65]。次月，为防沼气累积，改以南北西侧以每距离50米处凿1口深30米、直径45公分的排气井，内填清碎石导引沼气扩散[66]。
1984年末，内湖垃圾山已达60米[54]。内湖垃圾山也吸引电影导演来此取景作为现代台北的象征与讽刺，如虞戡平《台北神话》、万仁《超级市民》[67]。
政府为收拾问题，找来高雄市环保局局长胡养才替换台北市环保局局长许整备，1985年3月28日由行政院核定[68]。环保局顾虑若内湖垃圾场停用，私人土地归还地主难以收拾垃圾山问题，于是拟以每公顷2千万的价格、总价3亿2千万元收购[69]。8月3日，台北市长许水德到内湖垃圾场慰问垃圾处理工人时指示，垃圾场定要在年底关闭[70]。11月22日，市府市政会议通过内湖垃圾场善后处理评估草案，将购买土地扩及内湖五十号计划道路以南、基隆河以北同属农业区的邻地，送请市议会审议[71]。12月9日，议会警政卫生审查会通过收购内湖垃圾场计划案，收购范围总面积16万3千109平方米[72]。
1985年12月26日，福德坑垃圾场启用之日，内湖垃圾场以超过预定年限12年为由关闭[73]。当时内湖垃圾山已达54米、每日垃圾量为3200公吨[12]。使用15年来，内湖圾圾场长成占地16.5公顷、长1060米、宽350米、体积313万立方米的小山[1]。
台北市政府委托台湾大学环工所教授游以德负责绿化规划，分为接驳服务区、河滨绿地区、森林区、人工湖休憩区，以及运动游戏区[74]。处理工程上分为排气井、整地覆土、围篱、污水处理、绿化、排水、边坡稳定7大项工程，所需经费预计1亿1千3百余万元[37]。如排气井几以280万元发包兴建30口排气井[75]。在污水处理上以3千万元，在垃圾山表面铺设不透水布，以污水截留管沟收集坡面及侧面的污水加以处理[37]。1986年12月22日，议会通过善后规划费233万4千余元[76]。
1987年时，因环保局局部绿化加上垃圾层肥沃，内湖垃圾山已一片苍翠[38]。原先1984年淡水河系无溶氧河段为64公里，到1987年受内湖垃圾场停用等因素已稍减为43公里[77]。1990年12月9日，内湖垃圾山开放给民众休闲，吸引包含游以德等上千位民众前来[78]。1993年，内湖垃圾山沼气排放比率已降至5%以下[79]。葫洲里也在数年间人口急速膨胀，至1994年6月时住户已有9342人[80]。数年后，葫洲里在高速公路南侧部分就分出芦洲里[81]。
依市府与内湖垃圾场地主原先签订协议书内容，市府于1987年期满终止合约后应呈交市长建议变更都市计划用地为工业区，但被市府以该地为基隆河自然堤岸而需待使其地质沈压稳定后制定土地使用范围，以致长久未变更[10]。直到2006年，法院判决台北市环保局需赔偿1.05亿元给地主，结束多年的纠纷[82]。
2001年11月10日，议员陈秀惠对市长马英九说，内湖垃圾山侵夺基隆河床已达45米，会阻碍行水[83]。2002年8月28日，议会通过环保局提出的垃圾山清除规划[84]。工程后因员山子分洪道竣工，区域内水患解决、防洪因素消灭，加上预算庞大而拖延[85]。
2006年10月23日，以13.8亿元开始清除内湖垃圾山在行水区5公顷部分[86]。30多万立方米土石方送至台北港作填海造陆，历时7年3个月完工[87]。移除过程中挖到的历史文物，交由庄永明、阮昌锐鉴定后，市府决定保存46件[88]。2014年11月5日，市长郝龙斌、珍古德等人在保留40米高的内湖垃圾山上，举行装置艺术“愿景相框”揭幕[89]。随着内湖垃圾山清除，附近土地也吸引房地产商投资[90]。
2015年6月5日，市长柯文哲等，将内湖垃圾场改名“内湖复育园区”举行揭幕[91]。之后，内湖复育园区分出0.2公顷作狗运动公园，2017年4月28日完工[92]。2017年9月24日，以“潭美毛宝贝快乐公园”启用[93]。另1万2724平方米土地，也分由台北市动物之家兴建办公区[94]。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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