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特尔堡之战（英语：Battle for Castle Itt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于奥地利蒂罗尔州小镇伊特尔爆发的一场战斗。1945年5月4日，被关押在伊特尔堡的法国囚犯为抵御附近的武装党卫军，派人向美军求助。第一时间赶来救援的不仅有杰克·李上尉（John C. "Jack" Lee, Jr.）率领的美国陆军第21军第12装甲师第23装甲营侦查队、约瑟夫·甘格尔少校与其麾下的德国国防军士兵，甚至还有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库尔特·齐格弗里德·施拉德（Kurt-Siegfried Schrader）。30人及4辆坦克的他们面对约150—200人及一门88毫米高射炮和2门2厘米高射炮的武装党卫军部队，在伊特尔堡内顽强抵抗一日，直到5月5日下午美军大部队赶到，成功解除武装党卫军的包围，战斗以盟军的胜利告终。伊特尔堡之战是二战期间美军和德军唯一一次并肩战斗，同时法国囚犯下至网球明星，上至前总理全部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因此许多报道称之为“二战最奇怪的战斗”。
| 伊特尔堡之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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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会战的一部分 | |||||||
 伊特尔堡，摄于1979年。   伊特尔堡 伊特尔堡 (奥地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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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美国 第12装甲师 美国 第142步兵团.svg){kind=small} 德意志国防军 法国囚犯 奥地利抵抗组织 |
 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上尉小约翰·李 中尉哈利·巴斯 少校乔瑟夫·甘格尔 † 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 库特·西格弗里德·施拉德[1] |
党卫军上级领袖 乔治·博赫曼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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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名美军 11名德意志国防军 1名武装党卫队军官 数名法国囚犯 1辆中型坦克 （M4雪曼坦克） 援军： 来自104步兵师的1支小队 （包含2名德军与1名奥地利反抗军） 3辆中型坦克 （M4雪曼坦克） |
150—200名武装党卫队 1门88毫米高射炮 2门2公分高射炮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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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辆坦克被击毁 1名国防军军官阵亡 4名盟军负伤 |
伤亡不明 100名武装党卫队被俘[2] | ||||||
背景
现存的伊特尔堡始建于1878年，由女钢琴家索菲·门特在1884年购得，作为个人住宅。她的老师李斯特·费伦茨、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等著名音乐家都曾在此生活过。1902年，门特将伊特尔堡出售给柏林一名外科医生兼企业家尤金·迈尔，后者将其打造成一座现代化宾馆，在前来奥地利旅游的游客中口碑甚佳。1925年，蒂罗尔州副州长弗朗茨·格鲁纳从迈尔手中买下这座城堡，成为他艺术收藏的展览馆，吸引许多社会名流拜访。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在奥地利境内大肆扩张盖世太保和集中营设施。伊特尔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结构引起了纳粹党的注意。1940年初，德国政府从格鲁纳处租借了伊特尔堡的使用权，用作德国禁烟联盟奥地利支部办公地点。1942年1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中介入将伊特尔堡充公，并开始改造为一座关押高级囚犯的监狱。原本的客房变成了带有栅栏和铁锁的囚室，豪华的主卧室则由集中营司令夫妇享有。1943年4月底，伊特堡改造完成，划归达豪集中营系统管辖，由一个营的党卫军骷髅总队看守，司令为前迈丹尼克集中营司令塞巴斯蒂安·魏默尔。5月2日起，囚犯陆续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等地押送至伊特尔堡。关押在这里的都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要人士或社会名流，包括前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将军毛利斯·甘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工会领袖莱昂·儒奥、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姐姐玛丽·艾格尼丝·戴高乐、网球明星让·博罗特拉等。希特勒将这些囚犯集中于德国境内的伊特尔堡，准备在盟军进攻德国本土时作为人质。此外伊特尔堡还有一些东欧囚犯，用作维修保养的工人。
战斗经过
1945年5月3日，被囚在城堡中当杂役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员，来自克罗地亚的祖文尼米尔·库科维奇（Zvonimir Čučković）[4]:23–24，以为战俘营指挥官塞巴斯蒂安·魏默尔执行任务为借口混出了城堡。库科维奇带着一封向盟军求助的英文信，希望能遇到美国人并交到其手中。
由于距离8公里（5英里）的山下城镇沃格尔仍在德军手中，库科维奇只得沿因河河谷上山，向着距离64公里（40英里）的因斯布鲁克前进。当晚深夜，他抵达市郊并遇上美国陆军第6军第103步兵师辖下第409步兵团的先遣部队，并告知对方城堡内有战俘在囚。[4]:103–107虽然美军部队无法私自越权进行救援行动，但答应库科维奇他们会在5月4日早晨前从总部得到答复。
美军于黎明时分派遣重装甲部队前往营救战俘，却在前往伊特尔大约一半路程、越过延巴赫后因为遭遇猛烈炮轰而停止行动，并因为越界进入了东面第36步兵师的防区而被上级召回。最后只有两辆吉普车载着辅助人员继续前进。
由于库科维奇未能回到城堡，加上前达豪集中营司令官爱德华·魏特[4]:96因可疑原因在5月2日死于堡内，魏默尔害怕被杀而弃守城堡，不久骷髅总队的守卫亦撤离，战俘于是控制了城堡，并利用堡内余下的武器进行武装。[4]:107
战俘营内一众指挥无法得悉库科维奇已联系美军，于是听从捷克厨师安德烈亚斯·克罗伯特（Andreas Krobot）的建议，让他于5月4日中午骑自行车前往沃格尔求援。沃格尔当时刚被德意志国防军弃守，但旋即被在附近游荡的武装党卫队部队占据。克罗伯特成功在当地接触奥地利反抗军，被带往面见率领德国国防军小队残兵违抗撤退命令、加入当地的抵抗力量并成为首脑的甘格尔少校。[4]:95–97
甘格尔希望带领部下扼守城镇，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党卫军报复。当时忠于纳粹的部队向任向悬挂白旗或奥地利国旗的房屋窗户开火，并把男性当作逃兵就地处决。甘格尔原本寄望美军能火速进军至沃格尔，以便向美军投降；[4]:109–112但现时却必须带着白旗接近他们来求助。
几乎在同时，美国陆军第21军第12装甲师第23坦克营的四辆雪曼坦克侦察部队，在李上尉的指挥下到达奥地利北部13公里（8英里）的库夫施泰因，并在市内广场待命，等候第36步兵师的支援。在甘格尔求援下，李上尉毫不犹豫地答应对方，并立即取得指挥部同意展开救援行动。
李上尉与甘格尔少校一道坐上少校的82式水桶车在城堡内侦察，之后把手下两辆坦克留下，同时得到第36步兵师第142步兵团五辆坦克及三个步兵班支援。由于路途上的桥梁崩塌，造成3辆坦克与部分步兵无法跟上。李上尉被迫遣回无法跟上的增援部队。李决定留下其副官哈利·巴斯(Harry Basse)中尉的坦克“Boche Buster”守卫桥梁，但巴斯中尉坚持要与李上尉并肩作战并将坦克与该车伴随的步兵交由伊里亚德中士指挥，最后李上尉、巴斯中尉、甘格尔少校、14名美军、一名司机及载着十名前德军炮兵的卡车回到城堡。[4]:112–113,121–124在距离城堡6公里（4英里）处，部队打败了企图设置路障的党卫军。
与此同时，堡内的法籍战俘要求在伊特尔养伤期间认识的武装党卫队军官库特·西格弗里德·施拉德负责指挥防御。在李上尉到达城堡后，战俘热烈地欢迎营救部队，但对部队规模之小感到失望。[4]:124–128李上尉把自己辖下的兵员配置在城堡周围的防御位置，并把自己的雪曼坦克“Besotten Jenny”（迷醉的珍妮号）部署在城堡入口处。
李上尉本来下令法籍战俘躲藏起来，但他们情愿留在堡外与美、德守军并肩作战。[4]:146–152当天整晚，守军都忙于应付一支前来评估战力及探查弱点的侦察部队。5月5日清晨，一支100至150人[4]:144的武装党卫队发动进攻。[3]甘格尔在正式攻击开始前，成功透过电话联系身处沃格尔的奥地利反抗军领袖阿洛伊斯·迈尔(Alois Mayr)要求增援；迈尔把麾下仅余的两名德国士兵和一名十多岁的抵抗军成员汉斯·沃尔特（Hans Waltl）尽数派出，三人迅速驾车前往城堡。[4]:145守在城门的雪曼坦克在被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摧毁前一直提供机枪火力支援，在坦克被毁时车内只有一名企图抢修车上无线电装置的通讯员，最终他及时逃离并无受伤。[5]
到了午后，求援讯息终于在守军陷入绝境的同时传达第142步兵团，步兵团马上派遣部队驰援。[5]李上尉明白无法在通讯中断前，把敌方的完整资讯及兵力部署全数告知第142步兵团，于是听从网球明星伯勒特拉的提议，让后者越过城堡围墙，突破武装党卫队的据点及伏击前往报信。[6]伯勒特拉成功完成任务，向美军要来一套军服穿上后加入支援部队，部队亦在城堡守军弹药用尽之前赶抵战俘营。
支援部队于大约下午四时赶到并迅速击败武装党卫队。[4]:157–161据报盟军俘获大约100名武装党卫队士兵；[7]而在囚的法籍战俘则在当晚被送回法国，[8]并于5月10日抵达巴黎[9]。
战斗结果与历史意义
李上尉与巴斯中尉因为其防御伊特尔堡的表现，分别获颁杰出服役十字勋章[10]与银星勋章。在战斗过程中，甘格尔少校为了保护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被狙击手击中而阵亡，雷诺也在其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对为了他而牺牲的甘格尔少校感念再三。甘格尔少校也因为其挺身而出组织反抗军保护奥地利平民免受武装党卫队伤害与救援伊特尔堡被尊为奥地利国家英雄，在今日沃格尔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大众称呼这场战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奇怪战役”[11][4]:2这场战役发生在希特勒自杀后第五天[4]:2，仅仅两天后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次美军与德军并肩作战。[11]
战后军官们的命运
- 塞巴斯蒂安·魏默尔 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
这位前战俘营指挥官在战争结束后数周被盟军逮捕，并且因为其在战时作为武装党卫队犯下的多个战争罪被当作战犯起诉。幸运的是几个伊特尔堡的战俘们因为魏默尔在作为战俘营指挥官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与他们建立友情，这些有力人士介入了魏默尔的审判，魏默尔在1949年时被释放。魏默尔于1951年时搬回他的家乡丁戈尔芬。与此同时他深受酗酒所苦，他的太太也不久后与他离婚。魏默尔最终在1952年12月10日自杀，享年50岁。
- 库特·西格弗里德·施拉德 高级突击队领袖
这位受勋的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因为其在伊特尔堡之战的表现于1947年被释放。难得的是他在武装党卫队的生涯并无任何不道德的战争罪行为，他最终得以高兴地与妻子和女儿们团聚。他们一起搬到了明斯特，在那里他以泥水匠为业。1953年，他获得在北莱茵-西发利亚内政部的职位，一直任职到1980年。施拉德在1990年代时过世。
- 哈利·巴斯 中尉[12]
巴斯中尉是李上尉的挚友也是他的副官，他在战后回到了家乡加州务农。他与妻子在南加州的安那翰附近种植柳橙，后来将部分土地出售，那些土地日后成为迪士尼乐园的一部分。晚年时他非常热衷于打猎及钓鱼，巴斯与李也一直从战后保持着挚友关系。巴斯中尉于1991年10月4日过世，享寿81岁。
- 小约翰·李 上尉
李上尉于1946年2月2日转为预备役，就在他回到美国的几天后。李上尉离开行伍后试着成为职业美式橄榄球球员，并在美国协会美式橄榄球联盟的新泽西巨人队打过几季，美国协会于1950年解散。在无法得到职业队伍的青睐后，李上尉成为当地美式橄榄球教练与酒保。他的生活一直受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所苦，也因此酗酒。李上尉曾试着开旅馆但失败，他的妻子维吉尼亚也与其离婚并带走他们的儿子。他结过三次婚，退役后的生活一直非常不顺遂。李上尉最后在1973年1月15日时因为酒精中毒告别人世，享年54岁。
流行文化
瑞典重金属乐队“Sabaton”的歌曲《the last battle》就是伊特尔堡之战。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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