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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纪古典音乐是自2000年以来，在当代古典音乐的传统下的艺术音乐。
有部分音乐元素从上世纪保留下来，包括后现代主义、多元风格主义和折衷主义，它们试图融合所有音乐风格的元素，不管这些元素是否“古典”——这些努力代表着各种音乐类型之间松散的区分。重要的影响包括摇滚乐、流行音乐、爵士乐和与之相关的舞蹈传统。21世纪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古典音乐与多媒体的结合；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是这方面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对女性作曲家的观点亦续渐改变。
就如二十世纪古典音乐一样，“廿一世纪古典音乐”完全是由历法来定义的，它并非指音乐史上的历史风格时期（巴洛克和浪漫主义音乐就是这样定义的），而是指自2000年以来写成的所有艺术音乐。音乐学家普遍认为现时正处于当代音乐时期，涵盖了1945年[1]（另有1975年一说[2]，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观点）之后的作品。
在20世纪时，作曲家们开始寻找更广泛的灵感来源，并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技巧。德彪西迷上了一个越南戏剧团和一个爪哇甘美兰乐团的音乐，作曲家受到其他文化音乐的影响亦越来越多。荀白克和第二维也纳乐派发明了十二音技法和序列音乐。华夏斯、施托克豪森和泽纳基斯帮助开创了电子音乐。爵士乐和西方流行音乐不论对艺术音乐的影响，还是在各自的流派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拉蒙特·扬对行为艺术进行了尝试；约翰·凯吉将《易经》应用到他的音乐中；而斯蒂夫·莱奇和菲利普·格拉斯则发展出极简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的风格亦变得越来越多样化[3]。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2009年，BBC音乐杂志采访了10位作曲家，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朱利安·安德森、亨利·杜替耶、布莱恩·芬尼豪赫、乔纳森·哈维、詹姆斯·麦克米兰、迈克尔·尼曼、罗克珊娜·帕努夫尼克、埃诺约哈尼·劳塔瓦拉和约翰·塔文纳）。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的最新趋势[4]，大家共识上皆认为不应偏向任何一个特定的风格，反而应鼓励发展自我的独特音乐风格。这些作曲家的作品代表了这个世纪音乐的不同方面，但是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结论：音乐太过多样化以至于无法分类或限制。杜替耶在接受杂志采访时，他认为“音乐只有好与坏之分，不管是严肃的还是流行的”。21世纪的音乐大多是后现代主义的，吸收了许多不同的风格，且对折衷主义开放[4]。然而，鼓励公众聆听当代音乐仍然是一项艰钜的任务[5]；事实上，印度古典音乐亦面对着同样情况[6]。
后现代主义继续影响着21世纪的作曲家[7]。20世纪发展起来的风格包括：极简主义（菲利普·格拉斯、迈克尔·尼曼和斯蒂夫·莱奇） 、后极简主义（路易斯·安德里森、加文·布莱尔斯、约翰·麦圭尔、宝琳·奥利维洛、朱莉娅·沃尔夫）、新复杂主义（詹姆斯· 狄龙、布莱恩·芬尼豪赫）和新简单主义（沃尔夫冈·里姆）。
多元风格主义和音乐折衷主义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4]。它们结合了不同音乐体裁的元素和作曲技巧，通常与作曲家自身的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一个统一和连贯的作品体系。作曲家通常是从一个流派开始他们的音乐生涯，后来慢慢接纳或转变至其他流派，同时亦保留先前流派中的重要元素。在某些情况下，现时被称为“古典”的作曲家可能是从另一个流派开始的。举个例子，约翰·佐恩的音乐很难被介定为一个特定的音乐流派：他从一个行为艺术家出发，经历了各种流派，包括爵士、硬核庞克、电影音乐和古典音乐，且经常带有犹太音乐的元素。这些不同的风格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8]。朱利安·安德森的作品融合了多种不同音乐流派的元素和手法。现代主义元素、光谱音乐和电子音乐与东欧民间音乐元素相结合，产生的作品亦往往受到印度拉格斯形态的影响[9]。他的大型作品《时时刻刻》（Book of Hours）于2005年首次上映，该作品收录了20名演奏家和现场电子音乐的首演。坦西·戴维斯的音乐也融合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元素，王子和伊阿尼斯对其音乐有着重要影响[10]。卡蒂·艾格于2015年为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创作的作品《德布勒森的激情》围绕着Szilárd Borbély的诗歌背景[11]，充满了中世纪拉丁语、匈牙利语和格鲁吉亚语的神秘文本，以及一段卡巴拉祈祷文[12]。
作曲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2002年，拉蒙特·扬、玛丽安·扎泽拉与其弟子Jung Hee Choi一同创立了Just Alap Raga乐团，演奏印度的基拉那古典音乐，并融合了西方和印度古典音乐的传统，拉蒙特将自己的创作方法运用到传统的Raga表演、形式和技巧中[13]。
其他作曲家亦汲取了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如约翰·塔文纳从东方神秘主义和东正教音乐中汲取灵感[14]，而詹姆斯·麦克米兰亦受到苏格兰音乐和他自己的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双重影响[15]。至于更为抽象的形式来说，作为虔诚东正教信徒的古拜杜丽娜，其作品中亦表现了一些宗教和神秘的联想，电子音乐、命理学、不常见的乐器和即兴技巧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16]。而在康拉德·博默的许多作品中，马克思主义歌曲是其作品的基本素材[17]。罗马·图洛夫斯基-萨夫丘克深受其乌克兰传统和巴洛克音乐的影响。他为鲁特琴、奥玛里昂和托邦作曲，是音乐历史主义的倡导者，也曾与汉斯·科克曼斯和由朱利安·基蒂斯蒂特所领导的纽约班杜拉乐团合作[18]。谭盾则知名于其在电影《卧虎藏龙》和《英雄》中的配乐，他试图在他的作品中将佛教、基督教和其他文化联系起来。他的作品亦经常包含视听元素[19]。
作曲家亦从其他来源获得灵感。约翰·路德·亚当斯（阿拉斯加环保人士，与本文其他的约翰· 亚当斯没有任何关系）的音乐灵感来自大自然，尤其是他家乡阿拉斯加的大自然。他获得普利策奖的交响曲《成为海洋》灵感来自于气候变化[20]。安德鲁·诺曼的《法兰克的房子》试图唤起人们对法兰克·盖瑞在圣塔莫尼卡房子建筑风格的联想[21]。
厄特沃什·彼得在他的音乐中使用了各种音色和声音世界。诸如过压弓弦的延伸技巧与抒情民歌和合成声音共存[22]。
作曲家甚至创造了混搭音乐，这在流行音乐中更常见。杰里米·萨姆斯的《魔法岛》就是一个例子: 他借鉴了亨德尔、维瓦尔第、拉莫和其他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拼贴与音乐拼贴相结合的风格，也在舞台和服装几方面融合了巴洛克和现代的元素。根据《西方音乐史》，“它质疑作者和原创思想，使它成为一个彻底的后现代作品”[23]。
歌利亚夫的音乐经常将古典、现代和流行的传统融合在一件作品中，同时兼有对比鲜明的风格—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音乐的一个重要趋势[23]。
约翰·亚当斯、乔治·本杰明、奥斯瓦尔多·歌利亚夫、克里斯特巴尔·哈尔夫特、詹姆斯·麦克米兰、埃诺约哈尼·劳塔瓦拉（卒于2016年）、凯娅·萨里阿霍、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威尔（卒于2007年），以及朱迪斯·威尔都在这个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
- 《光》，为斯托克豪森的歌剧系列，共七部，始于1977年，2003年以歌剧《星期日之光》结束整个系列。
- 威尔的歌剧《阿米达》在电视上首演，而并非在舞台上。英国第四台于2005年代理播放。这部同样由威尔编写的剧本更新了托尔夸托·塔索于1581年的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并将背景设置于现代中东冲突之中，这暗示了但未实际提及伊拉克战争[24]。威尔更要求使用一些实际上不可能用于歌剧院的道具，例如是直升机。
- 亚当斯的《原子博士》（涵盖了罗伯特·欧本海默、曼哈顿计划以及第一颗原子弹的建造）。奥本海默的咏叹调“我的心”融合了后极简主义的技巧和19世纪歌剧中富有表现力的台词[23]。在2008年10月首映之前，亚当斯告诉BBC第三台，他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服务列入黑名单，这可能是基于其1991年歌剧《克林霍弗的死亡》的争议，内容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在1985年劫持阿喀琉斯劳罗邮轮、和69岁的轮椅使用者、美国犹太裔乘客莱昂克林霍弗的劫机被谋杀案有关[25]。
- 萨里阿霍的《远方之爱》用她受光谱音乐影响的管弦乐风格，讲述12世纪的游吟诗人乔弗雷·鲁德尔的故事。在第四幕的最后一个场景中，旋律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元件”（Cell）技术，以纯五度之内的半音和增四度为基础排列，而游吟诗人的歌曲则透过重复短语的模式和围绕一定音高的短句的旋律风格来唤起。因此，12世纪和20世纪的音乐观念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合在一起[23]。
- 西班牙作曲家哈尔夫特为基尔歌剧院创作了他的第二、第三部歌剧：《拉撒路》（2008年）和《沙克诺维勒》（2013年）。
- 歌利亚夫的格莱美奖作品《Ainadamar》（2005年）讲述1936年的西班牙诗人佛多里柯·贾西亚·罗卡被法西斯杀害的故事。乐谱结合了电脑音乐、具体音乐、现代派不和谐音、弗拉明戈、拉丁美洲流行音乐和古巴节奏的元素[23]。
- 本杰明的《写在皮肤上》，麦克米兰的《牺牲》和劳塔瓦拉的《拉斯普京》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室内歌剧是二十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歌剧形式。相比起传统歌剧使用较小的声音。21世纪的例子包括托宾·斯托克斯的《宝琳》（剧本由玛格丽特·爱特伍所著）、哈里森·伯特威斯尔的《走廊》、汤姆斯·马可的《极地之旅》和菲利普·格拉斯的《声音》。
亚当斯的《灵魂的轮回》（2002年）是纪念2001年九一一袭击事件[23]受害者的合唱作品（他因此在2003年赢得了普立兹音乐奖）[26]。罗克珊娜·帕努夫尼克最近的作品包括《名字之歌》和《一切都会好起来》。
歌利亚夫的《圣马可受难曲》、古拜杜丽娜的《圣约翰受难曲》、谭盾的《水之受难曲》和沃尔夫冈·里姆的《神之受难曲》都是为史特加国际巴哈学院的“受难2000”项目而创作的，以纪念巴哈逝世250周年。作为犹太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歌利亚夫对受难有另类的见解：他所创作的作品借鉴了颇受非洲影响的古巴和巴西传统、弗拉明戈舞和巴洛克音乐，通过声音、舞蹈和动作将故事演绎成一种仪式。[23]
阿福·佩尔特第四交响曲《洛杉矶》是他第一部1976年后写成的交响曲，也是他第一部专注于大规模乐器钟鸣作曲法的作品[27]。
奥利佛·克努森为平夏斯·祖克曼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Op.30于2003年首演[28]。
詹妮弗·希格登的《蓝色大教堂》于2000年首演，是一首单乐章管弦乐交响诗，现为其中一首演奏次数最多的21世纪初作品。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她的弟弟而写的，长笛（她的乐器）和单簧管（弟弟的乐器）在高音区中对话。这部作品唤起了比德彪西更接近现代主义形式的作品：弦乐器和铜管乐器的平行三和弦；音高集的变化划分出如乐句般等音乐单元，并提供和谐进行的感觉；配搭著德彪西独特的管弦乐色彩[23]。
塞缪尔·阿德勒在本世纪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包括：《通往理解之桥》（2008年）、《大自然合奏》（2009年）、《漂流在风与洋流》（2010年）和《在巴哈的精神中》（2014年）[29] 。
乔纳森·哈维的《全身曼陀罗》（2006年）和《说话》（2008年）[30]、安娜·克莱恩的《夜渡》、艾略特·卡特的《管弦乐三幻影》，克里斯托弗·蒂奥法尼迪斯的《虹光身》、彼德·麦士维·戴维斯的第八交响曲（2001年），第九交响曲（2012年）和第十交响曲（2013年）、以及珀尔·纳尔戈尔的第七交响曲（2006年）和第八交响曲（2011年）也是这个世纪中其他一些重要的管弦乐作品。
艾略特·卡特（卒于2012年）自2000年以来为室内乐团和独奏家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为《钟鸣打击乐六重奏》、为小号、长号、打击乐、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写的弦乐三重奏：《双重三重奏》、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肥沃》，以及几首为独奏者而写的《追溯》、《虚构》系列和钢琴独奏：《两个想法》。他的钢琴独奏作品《悬链线》（2006年）唤起了萧邦的降B小调奏鸣曲和20世纪序列主义的质感[23]。
施托克豪森的最后一个大型作品《声》，是由当时未完成的声乐套曲，一共二十四个作品组合而成，主要亦是由室内音乐作品组成。
自2000年以来，较为值得一题的弦乐四重奏包括：
- 汉斯比特·凯布尔兹的四重奏
- 克里斯特巴尔·哈尔夫特的第六（2002年）、第七（《沉默空间》，2007年）、第八（《缺席》，2013年）和第九四重奏（《纪念米格尔·德·塞万提斯》，2016年）
- 布莱恩·弗内霍夫两首已编号的四重奏——第五（2006年）和第六（2009年）——以及《当安息日过后》I-IV（2007年）、《前言》（2008年）、以及《沉默》（2014年）
- 彼得·马克斯韦尔·戴维斯的十首《纳克索斯四重奏》系列（2001-07年）。
戴维斯生前留有一份未完成的弦乐四重奏Op.338，其中只有第一乐章已经完成。
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亦不断创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弦乐四重奏，首先是第12号四重奏（2001年）、《名存实亡2》（2002年）、《四重奏研究》（2003-04年），又订正第11号四重奏（2010年）和创作出第13号四重奏（2011年），以及另一个小型作品《束缚之中》（2014年）。奥地利的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克·哈斯创作了自己第三（《三个星期。点头》，2003年）和第四弦乐四重奏（2003年），匈牙利作曲家库塔格·捷尔吉也扩展了他的四重奏系列（但未有为其编号），包括《六个瞬间音乐会》（1999-2005年），《向雅各布・奥布里奇致敬》（2004-2005年），又和小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克·哈斯合作推出《对话》电子音乐弦乐四重奏（1999-2006年）。
电子音乐、电声音乐和计算机音乐是20世纪音乐的先驱，且在21世纪中继续发展。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是早期电子音乐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2005至2007年期间创作了自己最后一部电子音乐作品—《宇宙脉冲》和由此衍生出来的8个作品—并以之作为其声乐套曲《声》的第13至21个作品。
马里奥·大卫朵夫斯基扩展了他《同步》系列，并在现场表演中融合了声学乐器和用磁带播放的电声音乐。其他作曲家包括梅森·贝茨、尚‧克劳德‧艾洛瓦、鲁尔夫·吉哈尔、乔恩·哈塞尔、约克·霍勒、汉斯比特·凯布尔兹、梅西亚斯·迈瓜斯卡、菲利普·马诺里和杰拉德·佩普都活跃于这个领域。贝茨的《B面》由五个乐章组成，并以Electronica和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曲，而哈塞尔的音乐亦利用了不同寻常的电子小号声音。
古典音乐作曲家亦继续创作电影音乐，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菲利普·格拉斯（此时·此刻、战争生活、以及丑闻笔记）、米高·尼曼（Everyday）、约翰·威廉士（哈利波特电影系列、夺宝奇兵之水晶骷髅国，以及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除了电影作曲家和上面提到的朱迪斯·威尔之外，其他作曲家已经拥抱了21世纪日益增长的技术进步。
托马斯·阿德斯的作品《七天》（2008年）是为钢琴、管弦乐队和六块显示屏而作。影片片段由阿德斯的民事伴侣合伙人塔尔•罗斯纳制作[31]。2011年，为管弦乐团和五个萤幕而创作的《北极星》发布[32]。
2008年，谭盾（知名于《卧虎藏龙》的配乐）受Google委托创作第1号互联网交响曲——《英雄》 ，由Youtube交响乐团协作演出。这部作品利用互联网招募乐团成员，最终被编制成混搭视频，在YouTube上全球首演[19]。
另一位21世纪音乐的著名作曲家鲁多维科·伊诺第融合了古典音乐、民谣音乐、流行音乐、摇滚音乐和世界音乐。多元风格主义和音乐折衷主义是其作品的核心。1996年，他凭借钢琴专辑《远大前程》一举成名，至今在英国和意大利仍广受欢迎。他的最新作品是为钢琴、电子学和管弦乐队创作的《元素》（2014年） ，他还为《这就是英格兰》（2006年）及其续集（2010年、2011年和2015年）创作电影音乐，为《黑天鹅》（2010年）创作预告片音乐，并为古典专辑《乌娜·玛蒂娜》（2004年）创作专辑。他的专辑《时光流逝》于2013年1月21日发行，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33]。
重要作曲家包括尼科·穆利、埃里克·惠塔克、迈克尔·芬尼西、保罗·科斯塔·利马、马格努斯·林德伯格和米歇尔·范德亚。
罗克珊娜·帕努夫尼克在前面提及的 BBC 采访中表示:
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社会对女作曲家的态度开始转变。 即使女性开始从事职业生涯之后，她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作曲家的工作，但最终我们达到那里，这得益于朱迪思·威尔、尼古拉·雷法劳（原文如此）和西娅·马斯格雷夫等人作榜样。 像彼德·戴维斯和艾米莉霍尔这样的年轻人将在未来十年对新音乐界产生巨大影响。[34]
其他本文未曾提及的重要21世纪女性作曲家包括：查雅・策诺文、陈银淑、加布里埃拉・莱娜・弗兰克、丽莎・林、梅瑞狄斯・蒙克、奥努特・纳布泰特、奥尔加・纽沃思、丽贝卡・桑德斯、琳达・卡特林・史密斯、琼・陶尔及阿嘎塔・祖贝尔。
几位活跃于20世纪的重要作曲家在21世纪初去世。已经提及过的包括：杜替耶、麦士维·戴维斯、劳塔瓦拉、施托克豪森和塔弗纳。此外，还有玛丽扬安娜·阿马彻，一位装置艺术家和实验作曲家；米尔顿·巴比特，其最终作品是在2004年一个为管弦乐团写的歌曲、室内乐和协奏曲；汉斯·维尔纳·亨策的歌剧《戴胜和孝顺爱的胜利》于2003年首演，随后于2003年为大型管弦乐队写了《塞巴斯蒂安的梦想》和2007年的歌剧菲德拉；彼得·利伯森为打击乐器和管弦乐队而写的Shing Kham（2010-11年）在他去世后由奥利佛·克努森和德扬·巴登贾尔完成；约翰·麦凯布的最终作品包括第七交响曲《迷宫》和室内乐；伊曼纽尔·努涅斯的中提琴作品《黑手》（2006-07年）取材自自己的歌剧《童话故事》；而彼得·斯克尔索普的钢琴曲《家中想法》原是打算在澳纽集团军日（2015年）演出的加里波利交响曲的一部分。
有些活跃但未曾提及的作曲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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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通常新音乐只会为小圈子的音乐家而写和演奏：荀白克创立了的私人音乐表演学会只限会员参与，排除了一些只为“寻求感觉”的大众，或是其他组织的成员参与，例如是瓦雷泽所创办、卡尔·拉格尔斯所倡导的国际作曲家协会的，同样地被视为精英[35]。在20世纪下半叶，随著作曲家们再次开始接受更广泛的公众，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在21世纪，有许多希望促进新音乐的音乐家和团体出现：
- 皮埃尔-洛朗·艾马尔，法国钢琴家
- 警钟即响，一个20人的室内乐团
- 阿尔迪蒂四重奏，由英国小提琴家伊尔文·阿尔迪蒂带领
- 阿斯科/荀白克，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室内乐团
- Bang on a Can，一个由美国作曲家朱莉娅·沃尔夫、 大卫·郎和迈克尔戈登创立的组织
- 马可·布劳乌，荷兰小号演奏家
- 音乐工厂合奏，来自科隆的合奏音乐
- 现代合奏，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乐团
- 搜索合奏，位于弗赖堡
- 神秘乐队，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个声乐合唱团
- 贾德·加特林斯坦，美国作曲家，纽约新音乐的倡导者
- 迈克尔·吉伦，奥地利指挥家
- 彼得·汉南，加拿大录音机播放器
- 奥利佛·克努森，英国指挥家
- 克罗诺斯四重奏，一个已创作了超过750首新作品的弦乐四重奏
- 国际当代乐团(ICE)，有超过五百首新作首演
- 克莱尔·蔡斯，美国长笛演奏家，ICE（国际当代乐团）创始人
- 尼古拉斯·伊舍伍德，美国低音歌手
- 雷恩伯特·狄·利物，荷兰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
- 克里斯蒂安·林德伯格，瑞典长号手
- 伦敦小交响乐团，室内乐团
- 保罗·法诺，法国指挥家、作曲家
- 斯特拉斯堡打击乐团，法国打击乐团
- 史蒂文·希克，美国打击乐演奏家
- 彼得·塞尔金，美国钢琴家
- 格雷格·安德森和伊丽莎白·罗伊，定期表演双钢琴二重奏的钢琴家
- 阿伦·基尔伯特与纽约爱乐
- 米歇尔·马雷利，意大利单簧管演奏家
- 卢多维奇·莫洛，法国指挥家
- 埃萨-佩卡·萨洛宁，芬兰指挥家
- 罗伯特·斯帕诺，美国指挥家
- 哈里·斯帕纳，荷兰低音单簧管演奏家
- 谭毕哥打击乐团，墨西哥打击乐合奏团
- 声音剧场，位于哥本哈根的国际声乐剧团
- 弗朗西斯-马里·维蒂，美国出生的荷兰大提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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