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又称传疑时代[1]，是指依靠口耳相传所描述的远古历史时代，是中国地区古代传说和神话的一部分，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历史靠世世代代的口述而流传，这些内容到后来才被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从中可看出中国原始时代大概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变化。
传说历史
战国时期的人对于中国原始时代的社会情况有许多思考，屈原《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后面又问，有位名叫女歧的神女，没有匹配，为什么能有9个儿子？相传人是由女娲用黄土和泥捏出来的，那么女娲之身又是谁做的呢？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关于人类起源的思考，已经包括进了相当分量的古史传说内容。
关于古代社会情况，《吕氏春秋·恃君》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些记载对于说明传说时代的情况十分宝贵。
关于远古汉族先民的生活情况，古史传说中有一些正确的揣测，《韩非子·五蠹》篇提到的有巢氏、燧人氏的情况和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情况是符合的。
传说时代的社会发展，古代汉族人曾用“大同”、“小康”加以比较说明。
传说时代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是传说中的没有阶级和剥削的时代。其后便进入“小康”之世，这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服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2]。
在汉族传说时代，原始农业已经出现。关于农作的起源要追溯到神农氏（炎帝）和烈山氏。神农氏创造了耒耜，教民耕作，种植各种谷物。烈山氏有一位很能干的子弟，名叫桂，“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考古材料表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普遍兴起农作，神农氏和烈山氏可能是那个时代以善于农耕而著称的氏族。此外还有一位伏羲氏，据说能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易经·系辞》），大概是以渔猎著称的氏族。
人物传说
汉族传说时代里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黄帝轩辕氏、炎帝、帝喾、尧、舜、禹等，他们常处于半神半人状态，应是当时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中国古代传说里尽管有后人不断加工的成分和神话内容，也有后人的臆想和迷信，但在反映原始社会的某些特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而著名的禅让制度正是兴起于这个时期。
历史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何处及其发展过程，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课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有中国文化西来说，法国学者拉克伯里于1894年发表一篇论文《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提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说。该文未得到西方主流汉学界的反响，并遭到理雅各、施古德，以及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质疑[3]。20世纪初，该说一度得到日本学者白河次郎、英国学者鲍尔的支持[4]。
而在蒋智由将此说介绍至中国后[3]，巴比伦起源说获中国学者丁谦，以及亲近革命党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但遭到柳诒徵、缪凤林、夏曾佑等人的反驳。然而，章太炎等亲近革命党人的知识分子，没多久即转而反对西来说，究其原因，其起初支持和转而反对皆带有当时亟欲推翻满清政府的时代氛围[3][5]。
至1920年代，随中国考古学门的建立，一系列考古挖掘使得中国史前文化渐渐为人们所知晓，也让拉克伯里的观点难以立足[5]。五四运动后，除饭岛忠夫、郭沫若等继续支持外，中国文化来自巴比伦说已基本不为学界认可。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倡导仰韶文化西来说。1931年，梁思永证明仰韶、龙山和商朝文化一脉相承，1945年，夏鼐确认齐家文化并不早于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假说遂失去实证支持，安特生本人也放弃了这一假说[4]。
中国学界批驳“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后，本土起源说渐居上风。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明确提出“推翻非信史”的“诸项标准”，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接下来有[4][6]：
- 蒙文通上古文化三分说（《古学甄微》，1927年）：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海岱区：宗孟子，上合六经）；晋人宿祟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河洛区：宗韩非，上合竹书纪年）；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江汉区：宗庄子、屈原，上合山海经）。主张三方史说不同，原于其思想之异。
-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7]（〈夷夏东西说〉，1934年）：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期，大体有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斗争，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 徐旭生三集团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古代中国部族的分野，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地处黄河中游两岸中原地区；东夷集团地处山东、安徽境内及其东部沿海地区；苗蛮集团地处长江中游两岸的两湖及江西地区。三大集团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较高的部族文化──华夏文化，证之于考古学的仰韶、大汶口与屈家岭文化。
- 苏秉琦六大区系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1981年）[8]：中国古文明非以古中原、汉族为中心，而是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三、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四川地区可能自成体系。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
- 李学勤、费孝通等人的多元一体说[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主张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
- 张光直相互作用圈说（〈中国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与文明的形成〉，1989年）[10]：仰韶（甘、陕、晋、豫西）、大溪（汉水流域）、山背（鄱阳湖平原）、马家浜（长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东半岛）、土珠（辽东半岛）和红山（辽西、内蒙东部）在内的多个文化区域，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
参考文献
外部参考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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