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争议是指在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传播媒界的报道手法，在进行采访时缺乏专业而引发的香港社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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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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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6年就“本地传媒公信力”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在市民或新闻从业员的角度出发，比较以往数据，香港的新闻公信力跌至新低。
右示图表是香港新闻从业员及市民对本地传媒公信力的评分，从新闻从业员的调查可见，在2006年的调查中，24间传媒机构里只有3家属“良好”评级，获评7分以上。而2001年前则有7家。而24间传媒机构中，除了《苹果日报》，其余评分全部下跌。电子传媒分数跌得最多的是亚洲电视，下跌了1.03 分；报纸方面则是《星岛日报》，下跌0.85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指出，在1990年、1996年、2001年及2006年的4次记者调查中，以今次评分最低，他认为这与传媒机构予人的政治立场，以及传媒报道时有否渲染暴力、色情及煽情的因素有关。陈韬文说，在政治立场方面，“（传媒）机构是否有独立性、予人敢言风格，还是对权力中心自我审查”会影响评分。他说，自我审查可以源于对北京政府、港府甚至财团；评分大跌或可能是因为予人印象“立场不够中立，立场靠边站”有关。至于市民评分与记者不同，陈韬文解释说，市民对新闻传媒的印象及评价往往不及前线记者敏感，因而有“滞后”的情况。”
在香港市民对本地传媒公信力的评分里，可见记者及市民的评价不同。例如是对于《苹果日报》的评价，记者评分为17份报纸的第七名，市民则评分为第14名。另外对于中共官方刊物《大公报》及《文汇报》的评价亦有大分别。负责调查的苏钥机及陈韬文在2006年12月29日于《明报》撰文指出，这是因为“新闻工作者身处业内，对新闻机构的了解较深，能代表专业的意见。他们对行内“自我审查”等问题和传媒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所采取的角度和普罗市民未必相同，因此公信力调查所得的结果也有分别。例如他们可能较看重《苹果日报》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敢言的风格，因而在近年提高了它的公信力评分；但市民或许多着眼于《苹果》的煽情内容，印象分仍然偏低。新闻工作者对《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公信力评价有不同的理解，可能认为它们的内容在政策消息上具官方权威，因而相对市民来说对此两报有较高的评分，但由于其中共官方背景，其排名仍然在十名开外，而在市民对本地传媒公信力排名中，《大公报》及《文汇报》更是垫底。
苏、陈亦指出，影响公信力的因素有三，分别为：
- 传媒类别（电子传媒比报纸有优势）；
- 传媒内容（客观持平、较少煽色腥报道的传媒更可信）；
- 传媒的政治立场（以港人角度为依归者有较高公信力）。
无论如何，是次论查的结论是“香港新闻界的整体公信力在今年创出新低”。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07年10月公布的调查结果[1]显示，虽然市民对新闻自由满意程度上升，可是仍有近半数受访者认为，香港传媒有自我审查，逾六成受访者认为，传媒批评中央政府时有顾忌，负责调查的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认为，近半年市民对传媒整体满意度有改善，相信与传媒未有再出现负面新闻有关。
以下将从传媒公信力的问题争议点及一系列事件探究问题所在。
根据2012年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大幅度地回落至2005年8月的水平，有接受访问的市民认为香港传媒有误用或者滥用新闻自由；对于香港新闻传媒整体公信力的评分就变化不大，评分为6.16，比起6个月前下跌了0.06；对于新闻自由的满意率为54%，下跌了15%[2]。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定期追踪香港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有关调查自1997年起2016年已进行了7次。2016年8月15至25日进行，中心利用电话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访问了907名18岁或以上的市民，请他们分别对29个新闻传媒机构作出评分，另有一条问题询问整体新闻界的公信力。这次调查和历次的方法及所采用的问题都一样，结果可作纵向比较。最主要的发现是，在7次调查中这次的传媒公信力的分数最低，录得最高的评分是在2009年，及后在2010、2013及2016年均下降。
六间电子媒体之中，无线电视的分数和排名持续下跌，最新评分为5.88分，排包尾。香港电台依然稳守第一位，但评分下跌，而now新闻台及有线电视的评分就有所上升。
收费报纸的公信力评分亦创历次新低，公信力最高为《南华早报》，其次是《香港经济日报》及《明报》，但分数都下跌，惟《苹果日报》的分数及排名逆流而上。
是次调查亦加入七间网上媒体，发现公信力评分均较其他各种传媒中低，其中以《立场新闻》和《香港独立媒体》评分最高。社交媒体的公信力评分比网上媒体更低，但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钥机指出“市民对社交媒体的熟悉程度很高，甚至比电子传媒的平均熟悉比例更高”。
苏表示，近年公信力偏低与新闻自由、自我审查、报业营运困难有关。他指，竞争激烈、社交媒体及新的新闻平台涌现，“斗快斗新，又要开源节流，困难之大可以想像”。他认为，收费报纸面对挑战较多，网媒前景亦不明朗，“关键是其财政营运的可持续性”。[3][4]
六间电子媒体之中，无线电视的分数再下跌，跌幅达到1分多，排包尾。now TV及有线电视的评分就有所上升。
收费报纸、免费报纸的公信力评分亦创新低，公信力最高的收费报纸为《南华早报》，其次是《明报》及《苹果日报》 [5]。《苹果日报》亦是唯一公信力有所提升的收费报纸。《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三份由香港中联办直接控制的收费报纸则排名倒数。
网上媒体方面，排名依次为《立场新闻》、《香港独立媒体》和《Hong Kong Free Press》，亲共媒体《港人讲地》则排行最尾。值得留意的是，《立场新闻》的分数标准差数值较大，反映受访者对该传媒机构的评分分歧较大。
此次调查是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一次传媒公信力民调，整体公信力跌至5.44，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
六间电子媒体之中，无线电视的分数上升，但仍然排包尾。其余电子媒体均下跌。香港电台跌幅最大，跌幅达到1分多，排尾二。
收费报纸的公信力评分有轻微回升，公信力最高的收费报纸为《南华早报》，其次是《明报》及《香港经济日报》。免费报纸的公信力评分轻微下跌。
网上媒体方面，排名依次为《香港独立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和《端传媒》，亲共媒体《巴士的报》则排行最尾。
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称“因机构数目颇多”，所以只列出部分机构的数字及略去已停运的机构。[6]
争议
在1960年代，电子媒体尚未于香港流行、仍以报纸为主流媒体时，香港传媒的政治立场大多数皆已堡垒分明。196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核裤论”，声称“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明报》于是发表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社评，于文中反驳陈毅提出之观点，并指出目前人民生活依旧困顿，中国政府执意实行两弹一星计划并无用处，即使制造了原子弹亦不会跻身大国之列，与其发展军备，倒不如先改善人民生活。此论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立场亲共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天天日报》等左派报章猛烈围攻《明报》。《明报》发表《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社评，甚至不惜以全部版面阐述对“核裤论”自始至终坚持的立场。1964年10月末，《明报》刊登影片《血手印》宣传广告中，有一些较为血腥的惊吓性词句，而《明报》则漏印“广告”二字，因而被误为新闻报道。《大公报》借此指责《明报》发表“妖言和妖术”言论，更重提“核裤论”指责《明报》“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后来其他左派报章（《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正午报》、《香港夜报》、《新生晚报》等）加入论战。由此可见，在1960年代时，香港不少的报纸传媒已是政治立场鲜明。
2003年7月1日，香港有500,000人参加七一游行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当时亚洲时报以7份香港每日出版的中文报章，就版面篇幅、标题内容和社论来分析他们如何报导这次游行，该文章指出香港商报、文汇报和大公报为大众所熟知的亲中共报章，所以不计算在内。其他7份报章的社评都与游行有关，东方日报与太阳报的社评是相同的，所以只有6则社评。当中新报、东方日报、成报和星岛日报的社评都指游行是市民不满特区政府回归后的表现，并不是反对23条立法，只有苹果日报和明报的社评是围绕游行主题—反对23条立法，并要求政府正视50万人的诉求。东方日报和成报都在社评中表示，23条立法并不会损害香港自由和人权，并指立法条款宽松。文章列出香港报纸亲共程度排名顺序；亲中共报纸：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星岛日报、新报、成报、太阳报、东方日报、明报。[7]
壹传媒属于香港少数亲泛民主派的主流传媒，在香港和台湾深受年青人欢迎。每逢香港的大型游行，如七一大游行、一二·四民主游行等，旗下《苹果日报》会附有大型示威海报供游行人士使用，有论者质疑此举违反传媒中立原则。该报亦报道过不少政府官员和亲建制派人士的丑闻，而每当报道亲建制派人士新闻时，均会使用贬抑的文笔报道。在2007年香港立法会港岛选区补选中，苹果日报在补选当日的“号外”支持其中一名候选人──后来当选、民主派的陈方安生。
在2006年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评估中，在对新闻工作者的意见调查中，《苹果日报》于17份报章中的公信力排名位列第7；在对市民的意见调查中，《苹果日报》则为第14名。
因创办人黎智英信奉天主教，《苹果日报》亦较常报导天主教的消息，甚少报道有攻击天主教性丑闻的信息，这与西方自由派传媒做法有所不同。
2013年，壹传媒被指支持不获发免费电视牌照的HKTV，而对反对发牌的TVB进行偏颇报导以及鼓励市民参与针对无线的攻击，故最后被无线列为“不受欢迎媒体”，禁止旗下艺人接受访问。主席黎智英也表明不会惧怕TVB的封杀行动。
该集团报章自称“爱国爱港”[8]，其立场颇为极端，表现在东方日报藐视法庭案、《架势堂》事件中的报导手法上，旗下报章亦时常抨击特区政府施政不当。该集团与壹传媒集团和泛民主派（尤其针对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对立。该集团对壹传媒采敌视态度，《东方日报》及《太阳报》经常对其作出针对性行为，如对《壹本便利》偷拍事件、《爽报》创刊后一连串针对性报道皆可见得（但其报章亦有类似报导）。另两份报章的专栏中，署名文章亦常以批评壹传媒及民主派为主题。
2006年8月6日的《太阳报》社论“二十多个小人 两百多项垃圾”里，公开称民主派议员是“二十多个小人”，被指人身攻击及侮辱。林辉在独立媒体发表回应太阳报的社论。旗下《太阳报》的专栏“纪晓岚铁笔”更曾在2006年8月9日发表“对奸党不必论理只须暴打”一文，公开声言要对香港的“反对派、奸人党”人士“除了痛打还应暴打”。
在2006年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评估中，在对新闻工作者的意见调查中，《东方日报》于17份报章中的公信力排名是第15名，《太阳报》则是第17名；在对市民的意见调查中，《东方日报》是第9名，《太阳报》是第15名。
《香港商报》、《大公报》及《文汇报》是属于传统的亲共媒体，具有中共官方背景，一般市民皆认为这两份报章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消息“报喜不报忧”，在2006年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评估中，在对新闻工作者的意见调查中，《大公报》于17份报章中的公信力排名是第14名，《文汇报》则是第11名；在对市民的意见调查中，《大公报》是第16名，《文汇报》是第17名。
2006年年初，《东方新地》于大潭郊野公园安装小型天文望远镜，24小时录影黎明在黄竹坑的住所，守候一个多月后，终拍得乐基儿替黎明口交的画面，并把相片刊登在封面，及附以露骨字眼作为标题，并在内页刊登他们30天“欲海奋战”的偷拍照。[9]
2006年6月初，商业电台第二台《架势堂》节目举办了一个“我最想非礼的香港女艺人”选举，引起轩然大波，过千人投诉，多个妇女团体甚至教育局皆向广管局投诉，指节目侵犯女性尊严及侮辱女性，而且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广管局裁定节目“品味低劣”，商台违反《电台业务守则—节目标准》，结果判商台罚款14万元，并要高层管理人员公开道歉，并且要提交内部监管的报告。但另一边厢，网上支持森美小仪的呼声亦高涨，累积有逾万个签名人次表示支持他们，反映社会大众与年轻人价值观的分歧。
2006年6月底，《壹本便利》由于刊登少女组合Cream的14岁成员李蕴的湿身性感照片，惹来社会人士广泛关注，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收到138宗投诉。指其渲染色情，毒害年轻人，呼吁政府加强有关儿童权利的教育。警方重案组亦接手调查此事，研究杂志刊出6张性感照片，是否已触犯《防止儿童色情物品条例》和《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但其后法庭判处《壹本便利》罪名不成立。
2008初，香港艺人不雅照片事件轰动全城，《苹果日报》当时高调报道该事件，更连续三星期以头版作大篇幅报道，该时期其他重要的新闻皆受到忽略，被人批评是为了刺激销量而夸大报道这次事件。另外《壹周刊》在事件期间更把网上发布的不雅照片集合为一本特辑，记述事件发生经过，被人批评为渲染色情及不雅。
另外，部分报章如《东方日报》、《太阳报》的风月版和分类小广告容许刊登大量一楼一凤的广告，也引起争议，而《成报》及《新报》最终袛有将风月版完全取消以保障儿童健康。
2011年9月19日，《爽报》正式发行，《爽报》于副刊，采用了不少具争议性的隐含“性”内容，引起教育界及相关团体强烈抗议。例如陶杰专栏《眼儿媚》写情色小说、牛佬用漫画报导新闻故事，以及一些性感女模特儿的图片等，就被教育界及家长界齐斥该报内容色情，不适合学生阅读。多间教育团体发出联署声明，强烈谴责可在街上任意索取的《爽报》肆意渲染色情及荼毒香港下一代，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充满色情成分的《爽报》。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于首日，共收到13宗有关《爽报》内容不雅的投诉。《爽报》其后取消有关部分，以专栏评论取代。
六七暴动期间，《大公报》及《文汇报》等左派媒体被指大肆宣扬暴力，如在社论恐吓林彬及金庸等人，要“杀死戴麟趾”，辱骂“白皮猪”及“黄皮狗”，褒扬炸弹袭击等恐怖活动[10]。
东方报业集团旗下《太阳报》的专栏“纪晓岚铁笔”更曾在2006年8月9日发表“对奸党不必论理只须暴打”一文，公开声言要对香港的“反对派、奸人党”人士“除了痛打还应暴打”。谁知，到了8月底，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在参加反商品及服务税游行后，在麦当劳餐厅内遇袭，被凶徒以木棍打至重伤。部分人认为该专栏之言论与此事件有关。
2006年香港女同盟发表“联署谴责《东周刊》偷拍同志活动”，指责在2006年9月13日出版的第159期的《东周刊》，以“直击男女同志夏日派对”为题，大造文章。该篇报导中有关女同志活动照片，为偷拍香港女同盟会月前举办的同类活动所得；该篇报导没有征求女同盟任何干事的同意，女同盟亦从来没有接受该杂志的任何访问。
2006年8月，壹传媒的《壹本便利》第761期刊登了偷拍明星锺欣桐在马来西亚的后台更衣照，并将其以封面登在该期杂志。引起香港各界声讨，最后黎智英唯有把《壹本便利》转为《Face》周刊。
在2006年10月1日，一名印尼籍女佣混入正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的香港著名艺人沈殿霞的病房，进行偷拍。引起轩然大波，沈殿霞则因受到惊吓搬离加护病房，事后隶属星岛新闻集团的《东周刊》在10月6日发表声明，承认一名编辑的家佣涉及偷拍沈殿霞一案，并就此事道歉。[11]
陈宝莲跳楼自杀身亡后，部分香港传媒在台湾带同锁匠，破门进入陈宝莲的住所，盗取其生活照片和证件。当邻居发现时则讹称是陈宝莲的友人。
部分传媒如《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太阳报》报导跳楼自杀事件时，会把满身是血的尸体照片登在头版，甚至刊登“跳楼连环图”，即把自杀者由高处堕下的过程以多张照片展示出来。香港女星陈宝莲跳楼自杀身亡后，《壹周刊》派人潜入停尸间拍摄尸照，结果被评为二级。
陈健康事件发生于1998年的香港，事件男主角陈健康怀疑前往中国大陆另结新欢、并与妻子不和，妻子于10月19日将儿子从上水天平邨住所抛下，然后跳楼自杀身亡。香港传媒争相报导事件，追访陈健康的下落及其外遇的细节，其中《苹果日报》记者向陈健康提供5,000港元召妓，拍下独家照片，事件引起公众哗然，该案件亦成为谈讨香港传媒专业操守的案例及教材。
2006年5月，巴士阿叔事件在香港引起哄动，引起传媒广泛报道。
2006年5月底，《壹周刊》揭露巴士阿叔为陈乙东，翌日，香港多份报纸指陈乙东向传媒索取8000至10万元不等的“采访费”，随后有报章怀疑《壹周刊》曾向陈乙东提供利益，换取访问，但有关指控并未有证据支持。
2006年6月4日，《东方新地》发表文章，标题为《淫乱实况，直击巴士阿叔召妓》，声称直击巴士阿叔事件的主角陈乙东召妓情况，并于网页上提供当日现场影片供读者下载。4日后，该杂志指，该访问原在该刊会客室进行，但陈要求提供消遣，记者“本着披露其真性情的精神”要求随行采访并不作评论。于深圳沙嘴召妓之行程以至在场片段之猥亵行为均为陈自发。记者出发前无向公司预支亦无提及会为陈付账，但陈无意亦无钱结账，鉴于场所品流复杂，故此记者“迫于无奈”地“暂代垫支”。
2009年为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南华传媒集团旗下的君子杂志一篇有关六四事件的专题报导被杂志社高层临时抽起[12]，而有关记者事后被解雇。[13]
美国国务院发表2009年人权报告，指出香港传媒出现自我审查，更点名批评南华传媒旗下的《君子》杂志临时抽起十六页六四专题报道。人权报告评估香港形势时指出，部分传媒出现自我审查情况，当中大量传媒机构老板在中国有生意往来，令人怀疑传媒在报道时，会顾及老板的生意利益。[14]
2010年4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最新调查，48%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自我审查，59%的人认为传媒在批评北京中央政府时有所顾忌。[15]
2000年出版的壹周刊曾有一篇题为《状元考试考上瘾》文章，其中第一位受访者表示“返工日日如是好闷，唔考试就周身痕”受访者向私隐专员公署及香港记者协会投诉内容为伪造。[16]
2019年8月20日在港警记者会中，广东广播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站长陈晓前，以手机拍摄发问记者照片，并通过微信传送至编辑部，被本地记者质疑和围攻，要求她出示记者证。她反问记者会难道不应该记录记者的提问和被提问者的回答，“大家都是同行，客观真实地呈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报道，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专业精神吗？”，广东广播电视台发声明指，昨日在香港警方记者会后受到不礼貌对待，被部分香港记者围堵，质疑她记者身份以及她采访的工作方法，电视台对此表示强烈谴责。[17]
参看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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