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援助，即美援，在广义说法是指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对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提供的贷款和军事物资等援助。
而狭义说法是指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台湾后，在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s）从1951年10月10日开始到1965年6月30日为止，台湾岛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的第一岛链一环，同西欧、日本、韩国等形成国际中的反共阵营，而在经济上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1]。
历史背景
在大萧条时代中华民国牵连遭受银价风波，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改革以稳定金融物价，时中方多番寻求美国限制银价及以附加条件之合约形式控制白银交易，1935年时孔祥熙时便要求施肇基施压美方购买80,000,000盎司（2,300公吨）白银[2]。美国财长摩根韬和罗斯福后紧急磋商，决定同意购买50,000,000盎司（1,400公吨）的白银，同时摩根韬决定再转变改变美国的白银政策。1935年12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改变在伦敦市场购银的方式，纽约白银价格也在40日内从0.65美元/盎司跌至0.45美元/盎司。然而由于此时法币发行准备金仍主要为白银，白银跌价贬值连带再次动摇到法币信用，中国从而再度寻求美国协助稳定银价：摩根韬回复表示，需要派孔祥熙或宋子文来美国商谈，但二人推辞财政困难无法脱身，最终由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率领的财政部代表团出访，于1936年4月初抵达华府——美国出于援助中国抗日的利益考虑，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十分积极，顺利达成《中美白银协定》，允诺从中国购买75,000,000盎司（2,100公吨）白银，而大大加强法币信用，为日后美援树立先声[2]。
迈入二战时期国民革命军与日军作战时，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中美两国并肩对日作战”[3]，透过《租借法案》开始对中华民国进行援助[4]。
1937年－194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总金额为35.23亿美元，其中，15.15亿美元为中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援助，占比为40%；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3]。开始时在对日作战时所得的美援物资，在同盟国当中属于最少的：1941年先获得援助金有2,600万美元，仅达年度美国对外租借总额的1.7%；1942年的援助比例为1.5%；1943年与1944年都保持在0.4%；到1945年大战结束前，才提升到11.07亿美元，比例为8%[4]。 1948年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则在上海市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台湾办事处成立。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5]，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在1951年继续。美援计划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V.S. De Beausset）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6][7]。 从1951年到1965年，中华民国大约每年自华府得到大约1亿美元的贷款；1951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在这背景下，第一批的美援物资运往台湾。1954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定《中美共同防御条约》[7]，并且成立了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USTDC）以及驻台美军顾问团（MAAG），驻台美军开始协防台湾。美援的内容除包括民生物资与军事战略物资之外，也包括基础建设所需的物资，例如建筑道路、桥梁、堤坝、电厂及天然资源的开发等[7]，德基水库便是美援贷款之下的产品。另外，美方除实质上的物资援助中华民国之外，各种技术合作与开发亦广泛的进行；同时，华府亦鼓励台湾的大学与美国境内的大学进行学术合作与人才交流，更以实际资金来协助中华民国的大学兴建校舍。另外，战后美国对中华民国倾注的大量贷款，解决了当时中华民国外汇资金不足的发展问题。 1957年，美援由原本的赠与性质改为赠与及贷款并行；赠与性质的援助款由主持援外事项的国际合作总署主管，而生产性的经济开发计划则由美国设立的开发贷款基金贷款[7]。195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的金援逐渐减少。1962年后，美国认为台湾的经济开发程度已高、不再适用防卫资助，美援方式大部分改为贷款；以贷款后的第11年起，分30年无息偿还[7]。
1965年7月，华府停止对中华民国的援助贷款。中华民国自从1951年到1965年总计15年间接受美国的经济支援达14.8亿美元[8]，还有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约42.2亿美元（大多是二战裁减下的船舰及新开发待验证的喷射机）。
支援内容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仅仅一个星期后美国就向中华民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当时中方是以每盎司0.45美元的价格把存于美国准备为贷款担保的6,200万盎司白银出售给美国，再用这笔资金购入黄金，将黄金存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来作为担保。而6,200万盎司白银在当时最多不过价值2,800万美元，所以美国所出贷款明显高于担保价而带有援助性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的四年多时间，美国还有继续大量收购中华民国持有的白银，仅在1937年到1938年间就收购了3.12亿盎司，总价值1.572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放弃了在《中美白银协定》中要求中方必须保持货币准备金的25%是白银的规定，以放宽对中华民国出售白银的限制。另美国甚至把旧金山造币厂已为中方所铸造好的300万盎司银元也一并收购。时报章评论此举是“既能帮助中国，又不刺激日本，还能避免国会与最高法院麻烦的少数好办法之一”[10]。
除此之外，美国还分别有过多次“贷款”援助：包括1937年的黄金抵押贷款，再到1938年的桐油借款，1940年的华锡借款、钨砂借款，最后的则是1941年的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贷款，而借款的条件是随时间而越来越优惠。累计上述贷款本金总共2.4亿美元，中华民国是仅还款半数，剩余资金相当于变相赠款。而美国在正式参战后的1942年还向中方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用以稳定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10]。
到1941年4月中旬左右苏日中立条约签署后苏联正式结束援助中华民国对抗日本入侵，美国罗斯福总统即在5月初宣告中华民国被纳入《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适用范围之内，从而取代苏联、成为中华民国对日作战的主要援助国，从美国手中获得包括技工、卡车、燃料以及道路修筑设备等重要的人员与物资支援，也开启之后更长而广泛的合作关系[11]。。
同时美国国防部移交70架C-47运输机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飞机给中华民国政府[12]。
马歇尔调停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军援包含两种，一是赠与及信贷，另一种是军事顾问团的设立，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报告，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提供给国民政府的军需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12]。大约包含：小型武器的军火，炸弹、飞机、坦克、汽车、军舰、运输舰、医药、衣服等，全部的军需品赠与及信贷至1949年3月21日为止，总共约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为赠与，其余20,100,000美元为信用贷款[12]。事实上，这些援助的军需品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所列出的数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余军需的一笔价值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另外尚有670万美元的物品、5600吨的弹药等等[12]。此外，在马歇尔调停时期，另还有一些赠与及信贷，根据《中美合作组织协定》（Sino- Americ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greement），美国提供国军价值约17,700,000美元的军需品，其运送于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间[12]。虽然这些物资早在马氏使华之前即已完成移转，但这笔赠与不在前面所述的赠与项内[12]。除此之外，美军向中国西南撤出之时，将其远征缅甸之军需供给（包含战斗用之军火）出售与中华民国，价格约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在该协定上载明是信贷。另外500万美元为分期付款。此军援本纳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军）出售财产剩余的账目之中，其后则免予偿还，做为对华的恩惠[12]。
海军军事顾问团方面，1946年7月16日，美国海军部向国民政府派遣海军顾问团，并移交271艘舰艇，包括护航驱逐舰、两栖作战、运输船以及海岸巡逻艇。公共法案亦授权总统设立驻华海军任务处，以不超过100名的军官及200名的士兵为限。1947年12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签署协定，美国以140艘船舰交予国府，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建立舰队、组织、军港、基地与学校等等。由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培养训练海军干部，由中华民国供给美国海军情报[12]。陆军军事顾问团方面，美国陆军部于1945年10月要求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准备成立顾问团，魏德迈于次年2月时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总部，包括陆军空军和后勤部队人员。1946年10月28日中国战区总部改称为美国陆军顾问团[12]。
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下，马歇尔下令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13][14]。
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则在上海市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15]。
1947年秋，美国国务院正式取消美国顾问不得参加国军训练中心的限制，至1947年12月已经在中华民国建立了二十几个新兵训练中心[12]。到1948年底1949年初美国为国民政府在台湾训练了四个师，在广州训练了一个师。该顾问团还协助国军陆军总部进行组织建设，建立陆军学校制度，与训练中心制度，并对成都、汉口、台湾、南京和广州的学校和训练班做了大幅改进[12]。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台湾办事处成立。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15]。美援计划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V.S. De Beausset）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16][7]。
战争结束后，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作证，杜鲁门政府1947年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培训国民政府军队，并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指责和批评中国国民党，这成为国军士气低落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17]。
1951-1964年，美国共援助台湾15亿美元，占台湾资本形成40%左右[18]:608。1953年，由于社会安定、美国援助、黄金储备及关税增加，预算赤字只占生产总值6%，1952－1958年通胀率只有6%到7%，薪酬大幅增长[18]:610。
美援的项目非常庞杂，包括军事、电力、交通、肥料、水泥、制糖、造纸等，政府机关及公营事业皆是受援单位，其中交通运输被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包括铁道、公路、港口、民航的修筑与改善，以及电讯的扩等等[7]。此外美援亦提供民营工业的小型贷款，教育计划及师资训练、人员进修计划等[7]。在美援时期，基础建设工程中平均有74%的总投资额来自于美援，为美援投资项目中所占比例最高者[7]。
台湾电力公司是美援重点资助的机关，位于大甲溪的天轮发电厂是台电第一座获得美援的大手笔资助之工程，获得美援支援工程费用、运输设备及钢管，于1952年9月21日竣工；第二座美援发电厂是位于台湾东部立雾溪畔的立雾发电厂，获得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拨款资助，于1951年修复原来的发电厂，1954年6月21日第二部机组完工。
其他美援的建设项目包括：雾社水库、龙涧发电厂、南部火力发电厂、西螺大桥、中横公路、麦帅公路、石门水库、民生社区、中兴新村、光复新村等[7]。美援更以实际资金来协助台湾的大学兴建校舍，包括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第一教学大楼、东海大学、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馆[19]、台湾师范大学（乐群堂、工教大楼、英语教学中心、教育资料馆及旧图书馆扩建等）[20]、台湾大学图书馆、国立台湾大学农业陈列馆等[21]。
因为美国的小麦产量很大，美援面粉自1948年援华法案签署后即对台湾开始出口。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为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美国对台湾援助了大量面粉[22]。台湾各地教会透过天主教与基督教两福利会收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救济物资，使得天主教、基督教在当时被戏称为面粉教。[23]。自1951年起，美国透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给台湾带来了先进农业技术，促进了家畜和农作物的品种改良，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1953年以后，政府决定不再直接进口面粉转而是进口小麦，以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由于国际米价攀升，政府随之推行“以面代米”运动，鼓励农民以少量白米换取更多量的面粉，经济提振也收效显著[24]。政府同时主导成立了台湾区面麦食品推广执行委员会，对台湾以稻米为主的饮食习惯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委员会给予营养学家管道，以便于传播北方人高大的原因即是常吃面食，小麦相比稻米的营养更高；同时委员会安排师傅巡回讲授展示各类面食制作方法与技巧，中国北方的面饼、馒头和包子等，以及西餐的面包、饼干等就是那时起在台湾流行开来[25][26]。贫苦百姓还会将面粉袋改作为内衣内裤，因上面的“中美合作”握手标识，还戏称为“中美牌”内裤，成为了台湾的时代缩影[27]。
1950年代的台湾相当贫穷，美援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8]。美援直接增加当时的物资供给，平抑物价上涨的潜在压力，促进了台湾的整体经济成长，控制了台湾二战后的通货膨胀，减缓了外汇短缺的困境，并且促进中华民国政府的稳定与再一次的资本形成[8]；另外，依照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财力，很难迅速重建或扩张有关电力、通讯、道路、港口、水利灌溉等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而美援在整个50年代电力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中占了一半，在交通运输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中也占了4成，对基础工程建设贡献很大[8]。
总体而言，由于美援的支持，得以推动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促进产业转型，随着美援使台湾对美国的依赖加重。同时对美国而言也像是投资手段，利用美援培养台湾作为美国的支持者，且台湾在日后经济起飞富裕，美国便停止国防武器上的援助，改以军购形式提供。
 | 此章节偏重在某些见解、事件或争议上。 |
以美国金援成立的“美援运用委员会”成员秘书长王蓬等因不公平运用资金及私下牟利遭监察院惩戒，[28][29][30][31]《自由中国》亦于1957年的社论〈美援运用问题〉针对政府运用美援之效果不彰提出建议[32][33][34]。
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国民党政府擅自挪用美援资金，导致美援的资金运作遭到严重亏空，且中国国民党大老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洗钱行为遭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发现，甚至据说美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然而，宋子文的实际财产与美国政坛跟媒体所指控的数亿美金相差太大，且没有贪污证据[35][36][37][38]；孔祥熙移民美国后，杜鲁门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秘密监视孔祥熙，期间并没有得到关于此的贪污证据。[39]贪污传言多引用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Merle Miller）《直言不讳》（Plain Speaking）一书[40]。历史学者罗伯特·休·费雷尔(Robert Hugh Ferrell)在考证米勒临终前捐赠给杜鲁门图书馆的原始录音和资料之后，认为《直言不讳》中有太多杜撰和捏造。[来源请求]杜鲁门传记作者大卫·麦卡洛也批评米勒的作品，认为其笔下的杜鲁门比起当下记录往往更为严厉、苛刻。[来源请求]此外，根据哈里·S·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的记录，1963年杜鲁门在看过《直言不讳》的最初草稿后，透过律师发表的声明其记载有误，并不同意该口述记录的出版。《直言不讳》直到杜鲁门去世的两年后（1974）才出版。[来源请求]历史学家黎东方所著《细说抗战》，则描述中华民国只收到8.6亿美元，且其内容主要是军械物资和运输服务，战后需偿还。[来源请求]
近年来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关于美援挪用的指控至今没有或无法提出实质证据，比如宋子文去世时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20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不过百万美金级别，跟美国政坛跟媒体所指控的数亿美金存款和所谓世界首富相差太大，也有美国学者表示找不到宋子文的贪污证据[41][36][42][38][43]，而孔祥熙移民美国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但最后结果也不了了之。
文化影响
由于受到国民政府默许， [44] 美式文化成为彼时台湾知识分子吸收外来思潮最安全、合法、甚至唯一的途径。 [45] 英语自此被台湾人视为具有优势的世界语言， 现代主义思潮随着美国的文化宣传被引入，对台湾文学、艺术、美学观念的影响延续至今。[44][45] 然而，垄断、经过挑选的资讯来源也使台湾人只能借由受过曲解的、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途径理解世界。[45]
冷战时期，为了避免“自由世界”国家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美国尝试向盟国人民推销美国文化，若干机构以此为目的设立，如在台湾就设立了6个美国新闻处（USIS）。[44] 与国民党“刚性”的国家文艺政策不同，美新处的方式更加“软性”，如发行刊物、举办学术交流计划（傅尔布莱特计划）、资助文学杂志，一方面标榜美国的“自由、开放”，一方面宣传反共思想。[44][45]
台湾的美新处可以被视为以国家力量统筹运作的跨国结构的一环，与其他地区的美新处多有互相连动。香港美新处成立之“今日世界出版社”吸引著名的港台学者如张爱玲、梁实秋加入其翻译计划“今日世界译丛”，其出版的刊物如《今日世界》（World Today）可见于大学的图书馆，其中大量刊登台湾作家作品。除此之外，张爱玲也曾在《今日世界》连载小说〈秧歌〉，进而被台湾读者认识。[44]
| 刊物名 | 出版地点 | 年代 | 发行总卷数 | 型态 | 最高发行量 |
|---|---|---|---|---|---|
| 《今日世界》（World Today，原译《今日美国》[45]） | 香港（今日世界） | 1952~1980年 | 598期 | 半月刊 | 17万5千 |
| 《中国学生周报》（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 香港（友联） | 1952年7月~1974年7月 | - | 周报 | 3万 |
| 《学生英文杂志》（Student Review） | 台湾 | 1953~1970年5月 | 18卷，共150期 | 一年一卷 | - |
| 《亚洲画报》（The Asia Pictorial） | 香港（亚洲） | 1953年5月~? | - | - | - |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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