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之战（另称明荷澎湖战役、风柜围城战）是明朝和荷兰发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澎湖的一场战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天启二年（1622年）从巴达维亚派遣舰队与英国联军共8艘船舰，于7月前往澎湖，此时明海军季节性汛防澎湖的游兵回航，荷英联军便未战即拿下澎湖，并在风柜尾的蛇头山筑城（风柜尾荷兰城）。天启四年（1624年），时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对私占澎湖的荷兰发动战争，明军历时半年多仍久攻不下风柜城，最终是靠留日汉人海商李旦居中斡旋，荷兰方才同意撤军、归还澎湖，并拆毁风柜城，转往福尔摩沙发展，开启台湾荷兰统治时期。[2][3][4]
背景
东亚海域自十世纪后，福建海商与非洲东岸、波斯湾、印度和南洋诸国等海上贸易已十分普遍，并皆有留存下文献纪录。但因应日本倭寇海盗活动日益猖獗，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后，诸事繁忙，便采取消极应付的政策，于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海禁”、朝廷后又为垄断对外贸易，在洪武七年（1374年）废除唐代便设置的“市舶司”制度。[5][6][4]:22-25
欧洲诸国与东亚之间，陆上交易路线的起源渊远流长[7]，但自公元1453年起，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奥斯曼帝国顺势接管君士坦丁堡（后易名为伊斯坦布尔），由于该城堡地理位置可箝制欧洲、亚洲交界，导致固有陆上贸易路线中断，西方诸国为延续自身商业利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等各国相继组织舰队，转往海路发展、探索通往世界各处的航线，此为十五世纪期间欧洲迈入大航海时代的契机，亦为日后欧洲诸国竞相在中国东南沿海设立贸易据点的背景。[4]:44-47
十五世纪时值明代中叶，明代朝廷仍施行海禁政策，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开放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月港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才稍有转变。不过综观明初种种禁令，其实对东南沿海如浙江、福建、广东等百姓的生计严重不利，被迫移居外乡，不少商贾突破海禁，开拓非法贸易、海外走私等事业，也渐渐发展成三种势力：一为赴往南洋，延续西洋的贸易路线、二为侨居日本九州，当时长崎为日本和明朝少数合法通商的港口，故吸引不少闽籍商人集结、三为在台湾海域出没的武装集团；这三股势力既独立发展，亦相互交错，俨然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非官方势力，甚至足以与十五世纪的西洋人在东亚海域以武力抗衡。[5][8][4]:25-27
荷兰东来
荷兰所在的尼德兰地区原属西班牙统治（西属尼德兰，荷兰语：Spaanse Nederlanden），在十六世纪时不仅已是欧洲商贸高度发达的地区，其造船技术和造船业亦十分蓬勃。约莫于1560年代，荷兰地区不满西班牙腓力二世高压统治与宗教迫害，自行筹组联合省共和国（荷兰语：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Provinciën），并在1648年（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正式独立。[4]:94-95
荷兰在与西班牙进行独立战争的期间，并未停下海外商贸的脚步，在相对于葡萄牙在1526年（嘉靖五年）开始经略澳门，西班牙在1565年占领菲律宾、1571年控制马尼拉，荷兰人直到1595年才第一次派遣舰队前往亚洲。荷兰鉴于商船造价高昂、成本昂贵，且航行风险高，民间独立船队如远方贸易公司（荷兰语：Compagine van Verre）、老牌公司（荷兰语：de Oude Compagine）等行动，无力对抗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南洋势力，荷兰国家议会（荷兰语：Staten-Generaal）遂决议联合各家公司船队，在1602年3月20日正式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4][9]:42
公司成立进入东亚后，除了袭击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据点之外，也积极寻找可以设立商馆的据点[9]:46。1602年6月，韦麻郎率领船队到印尼万丹，该年6月进攻澳门却失败[9]:46。之后在1604年，韦麻郎买通福建税监高采和后，于8月7日占领澎湖[9]:46[1]:9。之后韦麻郎派员到福建请求互市，但福建官员无意跟荷兰进行贸易，且在得知澎湖被占领后，派都司沈有容带兵船50艘（约2千人）前往澎湖[9]:46。沈有容在万历卅二年闰九月廿七日（1604年11月18日）抵达今澎湖马公市一带，于娘妈宫（澎湖天后宫）与韦麻郎会面谈判，要求退出澎湖，可改前往东南东方的岛屿[9]:46[1]:9。韦麻郎前往台湾探查。由于无法达成通商目标且兵力悬殊，韦麻郎在该年十月廿五日（1604年12月15日）离开澎湖，事后乃立“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以表彰沈有容的功绩[9]:46[1]:9。而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未能成功在中国设立据点，但在安汶、雅加达、平户等地设立了商馆[9]:46。
1622年，雷尔生（雷理生）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特别委员，同时担任舰队司令[9]:47，于1622年4月10日，率同与英国联军共8艘船[注 1]，共计1024人[注 2])从巴达维亚出发前往中国沿海，企图建立与明国的自由贸易关系，并封锁与敌国澳门、马尼拉的航运贸易[9]:47[10]。他受命先攻打澳门，而如果可能在中国沿海（如澎湖）等地设立据点，筑堡驻扎[9]:47。 6月下旬攻打澳门失败后，他率船于7月11日抵达澎湖[9]:47。7月27日他又聘请澎湖渔夫为向导亲自率领两艘船去福尔摩沙岛（台湾岛）探勘港口，发现中日两国人为避开海禁，多年来会在大员地区进行贸易[9]:47。7月31日，雷尔生返回澎湖，召开会议讨论，尽管雷尔生较属意台湾，议会决议认为比起福尔摩沙岛，澎湖是更合适的据点，遂决议在澎湖筑城[9]:47。8月2日起，在风柜尾（荷兰人称为“教堂湾”）建立城堡，四个棱堡都架有大炮[9]:47。在筑城期间，荷兰人再次占领澎湖的消息为明朝当局所知，有官员王守备（Ongsoepie）与商人黄明佐（Wangsan）[注 3]前来交涉，荷方要求与明方自由贸易，并要求明方停止与马尼拉的贸易；明方则要求荷方退出澎湖，并表示如果为了贸易而开战，将遭到大军封锁[11]:107。
厦门前哨战
1622年8月2日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建造澎湖堡垒，期间仍持续查获明方中国东南沿海船只出海前往敌国马尼拉贸易予以私掠、寻求补给之外，亦不断寻求和中国之贸易机会。根据首席商务员梅尔德特（Johan van Melderd）回忆，他甫至澎湖，便被派去厦门交涉通商事宜，然似因未送礼而被当地官员刁难，要求他行下跪叩首之礼才肯与之会谈，后又被打发回澎湖等候通知，自是半分音讯也无。[4]:111、115
1623年1月中旬，雷尔生亲自偕梅尔德特赴往厦门和当地官员交涉，由于厦门官员不敢擅作主张，遂将雷尔生引荐至福州，拜访时任福建巡抚商周祚。1月23日，雷尔生与商周祚在福州商议，并做出“停火一年”、“荷方撤出澎湖”、“明方同意荷方在台湾本岛进行贸易”等初步协议。 1623年3月，雷尔生派遣商务官前往大员一带调查当地情势、进行贸易活动、驻扎当地，10月，派遣军士与工人前往大员海湾出口的南侧沙洲上兴建简易城砦。 1623年（天启三年）夏季，商周祚遭撤换，南居益接替成为福建巡抚，对荷政策丕变，立即召集兵勇于金门、厦门海域操练。[4]:111-112
1623年9月底，南居益下令福建沿海戒严。对此，澎湖堡垒指挥官雷尔生寄信予以福建当局，要求明朝商船不得前往马尼拉（西班牙人根据地）交易，并允许荷兰和明朝自由贸易之权利，如若明朝政府拒绝两项条件，当即对明朝政府宣战。10月25日，雷尔生下令高级商务员福朗克（Christiaan Francx、Christian Franszoon，又译法兰西斯尊，法兰斯尊[12]）率五艘船舰进发福建，前往九龙江西溪支流-漳州河，先悬挂白旗进入漳州河，发送信函请求谈判，若无法达成协议即与明国开战，并封锁前往马尼拉或任何交战敌国贸易的船只出海。此时明朝政府向荷兰方发出协商邀约，延请福朗克等在鼓浪屿上岸签署协议，佛朗克依约于11月14日率领两艘船舰驶入厦门。然在11月17日签署协议后，福浙总兵官谢弘仪拘捕了上岸的福朗克等三十余人。[13]:226[14][15]中方送毒酒上船，但被荷方发现而未饮用[14]。是夜，守备王梦熊率五十艘载满火药的帆船冲撞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其中木登号（Muyden）被烧毁，伊拉斯穆斯号（Erasmus）顺利逃脱。总计荷方8人被杀，52人被擒。福朗克与参与谈判的商务员等人被押送北京，明熹宗‘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将之悉数处死。[4]:112[16]:110-112
明朝政府出兵
明朝政府令福建巡抚南居益进军澎湖。此时海商郑芝龙因荷兰人以澎湖为基地时，抢夺了悬有郑芝龙令旗的二艘商船，接受明朝福建巡抚南居益的招安，攻击荷兰人。[来源请求]
战况
根据利邦回忆录所述，明军于1624年1月12日之前，便已有3000人从吉贝屿进入澎湖海域，于澎湖“北面岛”筑城[16]:132（筑城地点为顶山屿镇海港，即今白沙乡镇海村）；1624年2月8日（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明军于筑造石城同时发动攻击，守备王梦熊率军进攻澎湖风柜尾城，逼荷兰军退守城内，此为明军第一次攻击；间隔未久，明军对风柜尾城发动第二次攻击，但日期不详，总计明军两次攻击行动皆未打下风柜尾城。[4]
1624年3月下旬，风柜尾城指挥官雷尔生，考虑兵力严重不足遭明军围攻，资源无法分散于澎湖、大员两地，下令召回前一年1623年10月派守大员的军士，拆毁城砦，26名成员在3月28日返回澎湖，包括佣兵利邦在内；利邦曾在3月30日率两艘快艇、三艘帆船进攻明军的镇海堡垒，在仅剩一炮距离时却遇退潮，快艇搁浅沙洲达六小时，涨潮后才脱困，安然返回风柜尾城。[16]:133
李旦（天主教名：Andrea Dittis（拉丁语），？－1625年）为泉州海商暨海盗，久居日本平户，以“中国甲必丹”之名广为人知。李旦原本是旅居马尼拉的中国甲必丹，西班牙在1565年占据菲律宾，1571年占领拥有华人社区的马尼拉，利用马尼拉华人牵线、囤积货物，并传扬天主教福音，集中管理不信奉天主教的华人甚至加以屠杀，李旦在马尼拉的财产也因此被西班牙人侵占，只得逃往日本，另起炉灶。[17][4]:28-29
李旦因自身和西班牙之恩怨，外加福建巡抚南居益押扣李旦心腹许心素的儿子，故李旦接受许心素请托，也为兼顾自身贸易利益，藉荷兰和西班牙长期夙怨发挥，在1624年（天启四年）出面调解明朝和荷兰之间的纠纷，引荐郑芝龙出任荷方通译，力劝荷兰方退出澎湖、前往大员（台湾本岛）。[4]:114
1624年5月10日，李旦来到澎湖风柜尾，并带两名使者与荷兰方和谈，双方展开谈判和起草合约，往来约花了一个月，期间荷兰方对李旦怀有戒心，并未让李旦等进入风柜尾城内。1624年6月6日，李旦赴往大员，荷兰方也随之派船舰去大员交易生丝，期间虽与明军对峙，也仍持续和明朝的商船进行贸易。[16]:132-134
1624年6月22日（天启四年五月初七），时任福建南路副总兵官俞咨皋、福建水师提标游击刘应宠带来第三梯军队抵达澎湖。[13]:2276月24日（五月初九），明军在娘妈宫（澎湖天后宫）布置火炮，跨海对准风柜尾城，又准备火舟四散莳上澳（清领时期嵵里澳），包围风柜尾城，一时之间，风柜尾城遭到三侧（北、西、南）包围，连汲水和取薪材的途径都被阻断，指挥官雷尔生只得向巴达维亚总部发送求援信函。[4]:114
1624年8月1日，明军在镇海堡聚集人数已达4000人，船150艘。明军为增加武备，又于红木埕处筑城，搭建炮台，即文澳天启城。[注 4][18]同一时期，宋克（荷兰语：Maarten Sonck，？－1625年）来到澎湖，接替雷尔生出任澎湖风柜尾城的指挥官，在8月4日正式完成交接，雷尔生随即离开澎湖。[16]:135
8月中旬，新任指挥官宋克眼见明军人数来到1万人，船200艘，业已做好三路进攻风柜尾城的布置，便派人求见俞咨皋，请求谈判。[4]:114
战后
天启四年（1624年）9月，经过双方的协议，荷方同意拆毁并撤出风柜城，明朝政府则指引荷方转往当时为中国版图之外的大员（今台湾南部），并且允诺派中国商船前往贸易，终于收复澎湖。身为荷方通译的郑芝龙亦借此随同前往大员，荷方与颜思齐、郑芝龙等海盗合作，委任其悬挂亲王旗执行私掠来往交战敌国港口马尼拉的商船，与其平分私掠所得，后来也与其合作招募运送汉人来台开垦。
此战明军共计动用兵船二百只，兵力一万人，交战七月，耗军费达十七万七千余两，原本就民生凋蔽、贪官污吏横行、早已拮据的财政更加陷入困境。战争过后，明朝在战后重新筑城，并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建立起炮台以作守备[19]。而荷兰则在明朝政府的指引下，转往大员发展，并在当地建立热兰遮城，开启了台湾史上近四十年的荷兰统治时期。
参见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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