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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返台包机事件是中国大陆湖北武汉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暴发后,于2020年1月23日“封城”,各地陆续专机离侨后,关于中国大陆湖北省境内的台湾籍居民和陆籍配偶撤离回台湾的事宜,及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由于台湾籍居民身份触及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陷入两岸政府间的政治攻防困境,迟迟未能成行。中国国民党七人小组介入后[1],由湖北省台办[a]确定乘客名单[2],以“春节加班包机”名义[b](台湾称为“武汉撤侨包机”[4])在2月3日完成第一班中国大陆返台包机。飞机抵台后,一位不在台湾陆委会优先乘客名单上的乘客成为台湾第11例确诊病例。台湾方面认为造成台湾防疫破口[5],所以原安排于2月5日、6日的后续包机班次,两地无法达成共识[c]。其后台方提出自行派飞机到武汉接回滞留居民、派遣检疫人员在登机前检疫等要求均遭大陆方面拒绝。中国大陆之后提出的方案一周内将数千人全数送回台湾、遭到台湾因防疫为由而拒绝。导致2月6日之后的后续返台包机事宜陷入停滞。
3月10日,第二批包机确认成行[6],然而有部分乘客未报到登机,另外2人未通过,无法抵台,其余361名台湾人分别由华航与东航载运回台隔离[7]。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赢得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两岸政府随即在外交领域开展攻防(参见:选后台湾海外政治观察)。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暴发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试图以主权国家身份取得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参见:参与国际组织遭阻挠)。此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激烈反对。2月6月,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发表谈话,称台湾“利用疫情趁火打劫”,“以疫谋独”[8]。大陆媒体《新民晚报》在2月中旬的报道中,将本次事件归为蔡英文政府的“以疫谋独”[9]。抑或将本次事件描述为,蔡英文政府“以疫谋独”三部曲的第二部[10]。
中国大陆的日常行政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台湾籍居民(中华民国国民)为外国公民,视为中国公民、境外居民。台湾籍居民进出中国大陆持台胞证,不使用中华民国护照。在中国大陆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台湾籍居民即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获得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申办一次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政府将港澳之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视为“大陆地区”而非“外国”。在中国大陆居民进入台湾地区的过程中,是持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签发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出入台湾,期间,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是需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往来台湾通行证》出入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在实务上,将包括陆籍配偶和港澳籍配偶在内的“大陆人民”归于有别于一般外国人的“特别或特殊身份之外籍人士”,此外,对于持有中华民国居留证者,可依法享有本地籍的部分权利。
2020年初因中国大陆武汉发生2019冠状病毒疾病,1月6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邀请卫生福利部官员讨论,并规划派专家赴中国大陆武汉地区实地了解疫情并进行交流[11]。1月11日晚疾管署接获陆方同意,12日晚防疫医师庄银清及洪敏南抵达武汉[12],于13日和14日实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13]。16日两名医疗专家在疾管署召开说明会,介绍疫情、病房、诊治流程及感控措施,疾管署即日提升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至第二级警示[14]。由于回报各地疫情突然大暴发,1月23日,武汉市紧急宣布“封城”,于当日关闭所有通道。其后,各国开展撤侨行动,将身在武汉的本国居民由飞机撤离出中国大陆。
最初媒体报道,约有两千多名台湾籍居民受困于中国大陆武汉地区。媒体指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以下简称陆委会)、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派出台湾专机接回台湾籍居民的意图被中国大陆方面拒绝。1月27日下午,中国大陆的海协会接到海基会的来函。1月28日,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武汉台胞已获妥善照顾,无需台湾包机接回。并表示“近几天,台湾媒体有关报导以及台湾方面有人声称已就各种管道与对岸协调,包括与海协会沟通协商,与实际情况不符。”陆委会法政处处长蔡志儒回应,受困台湾民众主要是出差、旅游、探亲等短期停留者,非长期居留湖北人士[15]。
2月1日,台商、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徐正文召开记者会,声称有500多名台籍“滞留者”等著回家。同时媒体报道了武汉台商K先生高烧七天缺乏医疗照顾的事情,台湾媒体认为这两次事件是促成中国大陆官方态度改变的因素[16]。
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在2月3日包机前的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已成立代理党主席林荣德为成员的“七人小组”[d],进行居中协调,促成包机于2月3日第一次返台,后续仍有包机返台计划[1]。湖北省台办[a]副主任邢军志在2月7日的采访中则表示,2月3日包机事宜是“在有关方面的指导支持下,由湖北省和武汉市台办负责,武汉市台商协会协助……综合考虑请求协助的台胞人数、地域分布和组织有序等因素,决定首批安排武汉地区人员共250人,随后在2月5日运送省内其他16个市州的台胞[2]。”为避免与其它国家撤侨程序雷同,陷入政治问题,采用台胞春节包机方式执行,飞行任务由中国大陆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执飞[1]。日后,中共中央台办定调为“在鄂台胞搭乘东航春节加班机返乡”[3]。台湾则定调为“武汉撤侨包机”[4]。
2月2日,武汉台湾籍居民接获次日包机回台的通知[16]。2月3日,国民党七人小组成员、台企联副会长、武汉市台商协会会长萧永瑞对外证实,接台办通知[e]当日晚间6时执行第一批次返台包机。基于当地台湾籍居民人数,后续可能会有第二、第三班包机[18]。湖北台湾同胞返台救援会会长徐正文亦自称是包机成功的协调者[16]。
2月3日包机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执飞,共有247名乘客。日后,湖北省台办指原定乘客为250人,3人因登机前筛查被排除[2]。徐正文指原定乘客为244人,湖北省台办临时加塞3人[19]。晚间9点28分,包机由武汉天河机场起飞,11时40分抵达台北桃园机场,随即折返回陆。包机抵达前,台湾方面由海关、机场地勤、移民署、疾管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包机抵达后,即在台湾飞机维修公司厂棚对247名乘客进行检疫[20]。
2月4日凌晨,专案小组完成检疫程序。发现1人发烧、2人喉咙不适[21](或形容为咳嗽症状[22])。3位疑似病患,与一名腹痛幼童及其陪同家长,共计5人,送入负压病房隔离。其余乘客分送乌来、林口、中部三个检疫所进行隔离。当日6时许,台湾方面完成乘客安置工作[23]。三个隔离场所分属新北市新店区、桃园市龟山区和台中市。三个隔离场所被公开后,曾引发当地民众担忧[24]。至2月18日,除确诊者外的246人解除隔离[25]。
2月4日晚间,疾管署最高指挥官陈时中宣布,送入隔离病房的3位乘客中的一人确诊为武汉肺炎患者,是为台湾第11例病例[21]。除确诊病例外,由于247人中的七成不在陆委会预先提供给武汉市台办的优先名单内、含有数十名未入籍台湾(中华民国)的陆配等一系列问题,引发台湾舆论争议[16][26],让两岸失去互信。
湖北台湾同胞返台救援会会长徐正文在2月5日两度召开记者会。5日上午,徐正文指2月3日包机、救援会名单为244人[19]。不在名单上的3人为“当地台办”临时加塞[27],其中一人即是确诊患者[28] 。对于外界质疑,中国大陆故意安排确诊病患登机,徐正文则不认同这一观点[22]。徐正文指确诊患者为“加塞”上飞机后,再度引发台湾舆论的批判,舆论认为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大陆官方合作,将疫情引入台湾,是为“木马屠城”[29]。
对于2月4日宣布的确诊病例,新华社和中共中央台办对其真实性有过质疑[f]。在5日当日,台湾方面向大陆通报了确诊病例情况后。经大陆方面提醒,台湾方面于晚间8时许更正了此前误报的确诊病例所持台胞证证号。武汉市台办与该病例联系后,发现其并未收到确诊通知[30]。而陈时中(7日)回应,“如果只用症状评断个案是否确诊,‘最后我们就会跟武汉一样’”,他强调,要有科学证据才会确诊,而台湾就是遵循科学证据并精准分析才守住防线[32][33]。
由于徐正文发言引发巨大争议,中国国民党随即进行处理。2月6日,中国国民党考纪会主委魏平政向媒体表示,徐正文的言行如果影响防疫,破坏党的形象,就应该处理,因此已经通知徐正文所属党部(即黄复兴党部)进行相关资料搜集,未来也会约询徐正文,尽速完成调查[34]。中国国民党考纪会在当日做出决议,依据相关规定对徐正文作出“先行停止党权”处分[35]。此外,台湾政治团体——“台湾国办公室”就此事件,依《反渗透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向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告发徐正文[36]。
2月6日,陆委会法政处处长蔡志儒指“第一波名单确实有陆配,都是跟着先生带着小孩一起回来,她们也都有居留证,而这些名单本来就有登记要返台。”作为“国人的家人,当时都是可以回来,但回来后还是要接受居家检疫14天”,后续返台名单正在与中国大陆沟通中[37]。在陈凤馨主持的电视节目《国民大会》中,民进党籍人士李俊毅强调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必须以“国人”为优先对象,他亦认为“陆配是台湾人的一分子,我觉得这时候不要失去人性”,陈凤馨认为单身陆配不应在优先名单中,但不应排除与(台籍)子女同行的陆配,拆散家庭[26]。
2月6日,中国国民党七人小组成员、武汉市台商协会会长萧永瑞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她指湖北省、武汉市台办是推动和执行者,返台人员“不是向武汉台协、而是向(湖北省、武汉市)台办申请,名单完全不由她掌控。”飞机执飞当晚,萧永瑞不在现场,处居家隔离状态。对于徐正文,她指“他跟武汉台协没有关系,台企联也未委托他协助国人返台相关事宜”、“徐正文跟民进党政府没有关系,民进党也以为是国民党的人,大陆方面还想国民党怎么会这样做事,说到底他跟谁都没有关系。”对于徐正文掌握返台细节的提问,萧永瑞表示“我们透过微信群发布消息,想回台湾的民众就可以进来填表,他也不知怎么进来这个群组,就把群里的人结成他自己的小群。”[38]其它报道中,则指除他人所建武汉滞留者的微信群外,“徐正文也出面成立一个微信群,一个拉一个找出滞留者。[16]”
2月8日,中共中央台办在官方网站发布新华社在2月7日对湖北省台办副主任邢军志的采访。邢军志表示,3日包机名单是由台商提出需求,最后由台办确定,原定250人,经登机前筛查排除3人。247人中,没有固定住所的临时来武汉人员168人,指出老弱群体也有上机,例如未满18岁少年儿童61人,60岁以上老人24人,已知慢性病患者13人等等。同时邢军志以“徐姓台商”指代,否认与徐正文有过接触。他亦肯定萧永瑞和武汉市台商协会工作人员对省市两级台办的协助工作,指“台湾一些人无视他们的辛劳和奉献,反而说三道四、抹黑攻击,这种恶劣行径令人不齿。[2]”
2月4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出第二批包机返台运送计划,即5日、6日晚间各由中国东方航空执行2班、共运送890名台胞及其家属。2月4日晚,中华民国政府(具体部门不详[c])回绝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板的方案[3]。2月4日,陆委会法政处长蔡志儒表示,约有数百名在大陆台商表达想回台湾,将持续跟陆方沟通协调;至于陆媒宣称5日还有包机,并非事实。当日,徐正文召开记者会表示,第二批台商仍依照原定计划于5日返台,没收到有要变化的消息;可能中间有些还要再沟通的部分,所以陆委会才说返台时间还不确定[39]。同日,陆委会在新闻稿中表明台湾方面处理后续包机三原则:将与大陆方面协调如何强化防检疫作业的执行方式、启航前一日获得入境人员名册并审查入境资格、充足准备隔离收容场所确保返台人员都能够得到妥适的照顾[40]。
2月5日,中国国民党七人小组成员王育敏称,此前包机事宜因“陆委会跟中共中央台办各自有坚持”而造成僵局,七人小组居中协调,最终“促成双方放下政治成见”,完成3日包机事宜。她表示,在第一批包机成功之后,陆委会跟对岸已经建立沟通管道,未来的包机协调与沟通回归陆委会与中共中央台办。国民党愿意协助后续包机事宜[41]。
2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台办表示,大陆方面要求台方尽快提供其所称确诊病例有关信息,以便湖北方面和东航及时进行防疫调查并采取相应防疫措施,并表示将继续对全体返台乘客做好疫情排查和科学防护[3]。中共中央台办表示,台方既没有提出“优先乘客名单”,也不回复确认东航运送安排,导致东航当天未能执飞,在武汉已作好登机准备的台胞被迫解散回家[3]。台湾媒体在报道描述,“5日上午当被通知搭机的滞留者坐进前往机场的接驳车,台办人员突然告知包机不飞了,‘是台湾不让你们走’。”而在当日,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记者会强调,后续事宜必须满足陆委会在4日提出的三原则,确认5日和6日两天不会有第二班武汉返台包机。他指此前关于2月5日第二班包机的消息仅是媒体报导,陆委会与大陆方面的“相关沟通在实务并未出现过”[40]。
2月5日晚,中华民国政府[c]要求提供东航拟载运全部乘客名单。湖北省整理出979名台胞及其家属的名单和相关资料,并于6日上午9点前交给台方[3]。
2月6日,行政院发言人谷辣斯·尤达卡转述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当日上午行政院会的表态。苏贞昌表示,2月3日的包机“完全走样,下不为例”。针对后续可能的包机事宜,他提出四点要求:一、弱势优先,临时出差到大陆、长期用药、年长年幼者必须优先;二、检疫优先,必须落实人员上机前检验;三,大陆方面应事先提供名单供台湾方面确认;四、包机要政府对政府磋商,至少海基会对海协会,不容许任何中间人居间处理,招摇邀功[42]。
湖北省台办副主任邢军志在2月7日的采访,指“台湾当局阻止了(湖北省台办安排的5日)东航的运送工作”,“台湾当局口口声声说要安排弱势群体,实际上完全是置台胞的切身利益于不顾,根本就是口是心非。[2]”
2月8日上午,台湾应对此次疫情的主管官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用政治口水来讲专业防疫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回归专业才是最重要。他说:“我们是在对抗武汉肺炎的病毒”,是针对病毒而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表示,陆方有说提了一批名单,但不是送到陆委会,而是一个中间的沟通管道[31]。
另外,因认为包机名单不透明与考量台湾医疗量能,网络上有医师发起公民连署,称“拒绝特权式包机”[43]。
2月13日下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上,指挥官、卫福部部长陈时中说明2月3日包机过程,他指中国大陆官方“不断拖延,最后给予百般承诺,却没有做到”,确诊案例出现,“显示中方根本没有达成承诺。”陈时中表示,已向中国大陆官方提供121位急需返台国人名单,只派华航执飞。中国大陆官方“拒绝合作,坚持要东航执行任务,由于首班包机的流程问题重重,若是循第一班包机模式进行,将会有防疫漏洞。”因中国大陆官方坚持,他表示遗憾[44]。
2月15日,中共中央台办转发新华社的报道,指中华民国政府[c]在2月9日再度拒绝中国东方航空执行运送任务,指“拟由华航班机执行下一航次任务”,乘客以200人为限。当天并提交一份121人的“优先返回名单”。中共中央台办则表示,经湖北方面核定比对,台方的121人“优先运送名单”中排除了大量慢性病患者、60岁以上老人和不满18岁少年儿童,名单内真正需要优先的不足20人。台方2月11日至13日皆拒绝由中国东方航空执行运送任务,台方并称初步决定由华航在12日或13日执行载运任务。中国大陆方面表示拒绝由中华航空执行运送任务[3]。
2月21日,钻石公主号上的中华民国籍乘客搭乘华航包机返回台湾,蔡英文定调为“横滨模式”(中华民国政府自行派机并行使检疫权力)[45],武汉地区人员撤离亦照此办理。24日,桃园市长郑文灿指横滨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也是国际通用标准。他认为只要中国大陆政府“作调整,依照日本横滨模式没有什么困难。[46]”中国国民党人士罗智强则指出,这反而是抛出政治问题,罗智强认为“蔡英文政府坚持要做‘登机前检疫’,虽然立意良善,但也等于是要在大陆,行使台湾的公权力,难度极高”,蔡政府的主张亦与中国大陆政府反对的“一边一国”相类[47]。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以信指出,或以厦门、上海为第三地中转,搭配华航班机的“横滨模式”进行,或两岸政府各退一步,以东航班机空载至台湾,运载检疫人员至大陆,再折返,完成包机[48]。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质疑蔡英文坚持的“横滨模式”,“若此模式无法接回国人,再好也是徒然。”[49]
湖北省台办在2月27日晚间表示,2月3日东航运送首批247名台胞返乡后,在后续运送安排上,中国大陆方面已通过两岸民航联系渠道建议,愿由东航和华航共同执飞武汉至台湾。其提案内容为:由东航和华航各安排6个临时航班的班次(根据目前申请数约1100人次)尽快完成滞留湖北台商运送。但台湾方面已拒绝这一共同执飞运送方案 [50]。
起初,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一批台湾居民返台后,因称发现感染病例而中断后续原定计划,并提出了“台湾派员赴中进行检疫”等模式。此后由于政治敏感细节问题,双方提出的方案均无法达成一致,致使计划一度中断。此后经过两岸当局协商谈判,最终谈出共同执飞方案。台湾消息指出,两岸可以说是沟通许久,甚至到10日都还持续不断就细节沟通,像是隔离衣穿戴规则等。最后,在以健康为主要考量因素下,第2批武汉包机才最终得以放行[51]。
湖北台办称,台方是在3月7日松口同意大陆方面的安排共同运送,并于8日连夜汇整出一份407人运送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这四百名台胞涉及湖北15个市州,需返台就医、用药者超过四成,随家长同行的少儿约占34%,急需返台复工者占23%,还有临时来湖北、滞留一个多月且在湖北没有固定住所人员近40人,有许多是滞留在十堰、宜昌及神农架等较远地区的人员。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0日下午运送人数一直在动态变化,最终实际运送会较原计划有所减少,主要有三类情况:一是部分台胞在9日做最后统计确认时改变想法,其中一些人不希望回台湾后接受14天强制隔离;二是有台胞在向武汉集结过程中经体温检测有发热症状,也有台胞不愿做核酸检测,他们最后都没有登机;三是有大陆配偶未成年子女因未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不能入境。另外,上述一些台胞因各种原因未参加运送、飞机舱位出现空缺的情况下,大陆台办方面希望于本梯次核定名单之外,额外递补候补的30多位台湾人参加10日运送,台湾因入境疫情管控措施安排以及第一次包机大陆方面管控不佳等考量而拒绝。[52]。
3月11日凌晨,由东航和华航执飞的包机航班抵达台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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