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希伯来语：דניאל ברנבוים，英语：Daniel Barenboim，1942年11月15日—），犹太裔钢琴家、指挥家。他是阿根廷、以色列[2]、巴勒斯坦[3]和西班牙[4]的公民，现居柏林。[5][6]
在其职业生涯中，巴伦博伊姆与古典音乐领域的数个主要团体有密切的合作，这包括了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巴黎管弦乐团（首席指挥）、斯卡拉大剧院（音乐总监），以及柏林国立歌剧院和柏林国家管弦乐团（音乐总监，现任）。
生平
1942年11月15日，巴伦博伊姆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其父恩里克·巴伦博伊姆（Enrique Barenboim）为第三代俄裔犹太移民[a]，其母艾达（Aida Schuster）则是阿根廷本地人；父母都是职业钢琴家[7]。自五岁起，他开始同母亲学习钢琴，而后则向父亲学习[b]。1950年8月19日，七岁时在家乡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6]
1952年，巴伦博伊姆随父母移居建国不久的以色列之港市特拉维夫。两年后的夏季，巴伦博伊姆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在那里他参与了马克维奇的指挥课程，并有机会为柏林爱乐的指挥富特文格勒演奏，富特文格勒亦成为巴伦博伊姆的理型，对其音乐理念有重大的启发[8]。富特文格勒相当惊讶于年轻巴伦博伊姆的才能，并邀请巴伦博伊姆与柏林爱乐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但出于对战争阴影的顾虑，这一邀请由其父代为拒绝[c][9]。
- 钢琴
1952年，巴伦博伊姆以十岁之龄在维也纳、罗马等地以钢琴家的身份首次亮相国际舞台。1955年，巴伦博伊姆于法国巴黎演奏，同时从娜迪亚·布朗热学习和声学、作曲。1957年，巴伦博伊姆于美国纽约同指挥斯托科夫斯基合作，并开始了频繁来往欧、美、澳大利亚的钢琴演奏家生涯。1967年，巴伦博伊姆与未婚妻杰奎琳·杜普蕾、指挥祖宾·梅塔以及小提琴家帕尔曼、祖克曼在1969年一次募款音乐会上齐聚一堂，演奏的曲目是舒伯特的五重奏作品《鳟鱼》。
相较于早期较为专注于古典主义时期（参录音作品一节），自1990年代开始，巴伦博伊姆在现场钢琴演奏的曲目有着显著的成长，除了巴哈《平均律键盘曲集》[d]以及《哥德堡变奏曲》之外，他亦演奏廿世纪的作品，如：德彪西的《前奏曲》，以及阿尔班尼士的《伊贝利亚》。此外，他对爵士乐以及南美民谣也投以关注。
- 指挥
1966年，巴伦博伊姆在伦敦的阿比路录音室指挥英国室内乐团演奏，完成指挥生涯的初登场，继而开始在欧洲、美国的乐团获得登台机会。1973年，他在爱丁堡音乐节指挥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1975年，巴伦博伊姆接替乔治·索尔蒂，成为巴黎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开始大量接触现代音乐作品，直到1989年离任为止。
1981年，巴伦博伊姆在拜鲁特登台，此一决定对于他的犹太身份有着指标性的意义，直到1999年为止他都在此指挥，曲目则有《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帕西法尔》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等。1991年再次担任索尔蒂的接班人，成为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在芝加哥的生涯则一直延续到2006年（6月17日）止[10]。对于美国职业乐团（以及其音乐总监）所必须承担的募款重任，巴伦博伊姆曾公开表达不满[11]。
1992年起，巴伦博伊姆担任柏林国立歌剧院和柏林国家管弦乐团的艺术指导以及音乐总监职，2000年当选柏林国家管弦乐团终身首席指挥，对于这座剧院的音乐水平及地位做出了显著的贡献[12]。
2006年，里卡多·穆蒂自米兰斯卡拉大剧院辞去，巴伦博伊姆成为该院首席客席指挥[13]，继而于2011年成为该院音乐总监[14]。
1999年，巴伦博伊姆与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创立西东合集管弦乐团。2012年7月联同该乐团在英国伦敦逍遥音乐节演出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15]
2006年，巴伦博伊姆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约翰·赖特的访问，制作了五期名为《起初只有声音》（英语：In the Beginning was Sound）的教育性节目。这档节目在不同的地方录制，包括伦敦、芝加哥、柏林和耶路撒冷等地，是一次规模可观的工程[16][17][18][19]（可参考资讯栏之录音档）。
2006年11月，在纽约爱乐音乐总监继任的选拔中，洛林·马泽尔提名了巴伦博伊姆担任自己的继任者[20]，但由于早前在美国工作的不快经验，巴伦博伊姆婉谢了这份邀请，并表示“现时并不考虑在美国的永久职位[21]”。不过，2008年他转而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在此的初登场），指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庆祝该院第四百五十场歌剧制作。
2009年，巴伦博伊姆首次指挥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22]，在新年贺词中，他表达了对中东和平的许愿[23]。2014年，巴伦博伊姆第二次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登台。2022年，时隔八年，巴伦博伊姆第三度登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作品
生涯早期的巴伦博伊姆首先专注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值得关注的作品有莫扎特、贝多芬与舒伯特等人的全本钢琴奏鸣曲，莫扎特的全本钢琴协奏曲（指挥英国室内乐团，并亲任独奏），贝多芬的全本钢琴协奏曲（与奥托·克伦佩勒、新爱乐管弦乐团合作）等录音。浪漫主义时期则是小有涉猎，包括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与约翰·巴比罗利合作）、门德尔松的无言歌，以及萧邦的夜曲等。室内乐作品方面，巴伦博伊姆与杜普蕾、帕尔曼、祖克曼等人留有可观的录音，包括了莫扎特的全本奏鸣曲（与帕尔曼），勃拉姆斯的全本奏鸣曲（小提琴两套，分别与帕尔曼、祖克曼合作；大提琴一套，与杜普蕾合作），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以及著名的《鳟鱼》五重奏。
管弦乐录音方面，巴伦博伊姆录有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舒伯特与舒曼等人的全本交响曲，莫扎特的“洛伦佐三部曲[e]”，瓦格纳的部分作品（包括巨制《指环》四部曲），以及许多协奏曲作品（例如：维拉-罗伯斯的吉他协奏曲）。巴伦博伊姆似乎对马勒作品的接受程度较低，不过这点后来亦有所改观[24]，他并灌录了马勒的第五、第七与第九交响曲，以及《大地之歌》。
巴伦博伊姆是少数同时以钢琴演奏与指挥者的身份活跃于国际乐坛者，他亦经常与合作乐团的演奏者合作室内乐作品。在巴黎管弦乐团任内，他与团员[谁？]合作梅西安的《时间终结四重奏》；在芝加哥，他与团员[谁？]合演理查‧施特劳斯[哪个／哪些？]；在柏林，他与国家剧院乐团的乐手[谁？]合作莫扎特的竖笛三重奏作品。这些演奏也有部分[哪个／哪些？]被录制下来，做为录音传世。
2017年，为了庆祝巴伦博伊姆的七十五岁生日，德国留声机公司特别集结了卅九片的套装唱片出版[25]。索尼音乐亦有类似的规划[需要解释]，但规模更大[26]。
- 《音乐人生》（A Life in Music），1992年
获奖与荣誉
- 2002年：德国大十字勋章
- 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96年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荷语），2003年
- 音乐博士，牛津大学，2007年
- 音乐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08年
- 音乐博士，皇家音乐学院，2010年
- 哲学博士，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2013年
- 佛罗伦萨大学，2020年
- 最佳独奏者与乐团，1977年
- 最佳独奏者与乐团，1983年
- 最佳室内乐演奏，1991年
- 最佳管弦乐演奏，1992年
- 最佳室内乐演奏，1995年
- 最佳独奏者与乐团，2002年
- 最佳歌剧录音作品，2003年
- 格莱美奖名人堂，2012年
评价
巴伦博伊姆对于根植于音乐学考证而来的研究成果（例如：风行一时的复古风格演奏）兴趣不大，聆听他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可以发现他的诠释较为折衷，也较偏向廿世纪早期的风格，而较少采用音乐学者（例如：英国的戴尔玛）在重新校订的乐谱中所做出的改变[27]。同样地，他也反对根据史料去设定演奏演奏速度，即使是出自作曲家本意的拍节器标示。巴伦博伊姆对演奏速度的主张是：在考量和声与和声节奏的前提下，从音乐中找出最为合适的速度选择。在这样的主张下，他的贝多芬交响曲与古乐指挥如津曼、诺灵顿等人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钢琴演奏方面，巴伦博伊姆在演奏巴哈《合宜调律键琴曲集》时，不吝于使用延音踏板──巴哈时代的键盘乐器无此装置──的诠释方式，也与上文的诠释路线相切合。巴伦博伊姆指下的巴哈，与“将钢琴视为键琴使用”的顾尔德所演奏的几无残响的声音相比，自然显出其音乐中浪漫、人性化的一面。在演奏赋格时，巴伦博伊姆经常将特定的声部以较大的力度弹奏，而根据特定学者[谁？]的主张，这样的作法在贝多芬的年代就已存在。巴伦博伊姆对此则是表示，与其“遵守”巴哈或贝多芬所属时代的演奏方式，他更愿意拥抱已经存在超过250年的演奏传统[28]。
政治立场
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之后，犹太音乐家便拒绝在以色列地区演奏瓦格纳作品；即使演奏之，也将遭受公众的抵制[29]。由于纳粹当局对瓦格纳形象的看法，甚至是瓦格纳本人的反犹思想[30]，导致了这样非正式的“禁演”，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948年）之后仍未解除。1981年，祖宾‧梅塔尝试在以色列爱乐的节目中安排瓦格纳作品，但几乎引发了观众席的斗殴[31]。1988年，拜鲁特方面指定巴伦博伊姆担任制作[32]，与瓦格纳相关的讨论也变得不可回避。巴伦博伊姆表示，瓦格纳的为人“邪恶且为人所鄙，难以想像他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其作品所带来的感受是截然相反的⋯⋯。”他甚且认为，反犹的瓦格纳固然必须被声讨，但“瓦格纳并未屠杀犹太人”。不过，在1990年率柏林爱乐访问以色列的节目安排上，巴伦博伊姆避开了瓦格纳作品，淡化了可能升高的争议[f]。
2001年7月，巴伦博伊姆计划在以色列音乐节安排《女武神》第一幕的演出，参与的歌者包括普拉西多·多明哥在内。原先经过讨论而得到许可[33]的节目安排，由于大屠杀遗众（以及来自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使得音乐节主办方被迫在5月做出决议[34]，以舒曼、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做为替代。不过，7月7日的演出当晚，巴伦博伊姆在正式曲目终了后宣布，他将演奏一首瓦格纳的序曲，希望能获得在场听众的许可。“我尊重在场的人士们对瓦格纳其人的看法，然而能够为愿意聆听其作品的人演奏，这样的做法反而是民主的。关于是否能演奏这一首返场曲，我希望能征求你们的同意。”观众席的讨论持续了30分钟之久，有部分的声音斥责巴伦博伊姆是种族主义者。最终，仅有一小部分的观众离开，绝大部分的观众则在场聆听了接下来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35][36][37]。巴伦博伊姆本人将这次的事件视为一次政治性的表态，他表示，在自己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当中，曾有被手机响铃干扰的经验，而这段响铃正是瓦格纳的《女武神飞行》。“我想，如果在铃声或电话上能够使用，为什么不能够在音乐厅当中被演奏呢？”巴伦博伊姆表达了如是的看法[38][39]。
争议持续不断，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长期会员对自家音乐总监的行动有所不解[40]，以色列国会的部分议员更主张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正式的道歉[41][g]。在2004年的沃尔夫奖颁奖典礼之前，巴伦博伊姆出面回应：“若我的行动造成了伤害，我当然感到后悔，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显然地，瓦格纳形象在以色列已经是高度争议的政治议题，而非单纯的音乐讨论。“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方面怎么看待（瓦格纳），而是纳粹与希特勒看待瓦格纳的方式，造成许多人对瓦格纳根深蒂固的偏见。终有一天，我们会需要重新看待这一切[42]。”“在我看来（偏见就有如疾病般）⋯⋯我的发言可能会有些尖锐，但我谨慎地使用以下的用字：现今以色列对大屠杀的看法已经被过度政治化地看待了，而这非常不好。”相关的讨论到今天仍争执不止[43]。
巴伦博伊姆是人权主义者，对以色列政府的保守政策，以及其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行动皆多所批评。他甚且认为，以色列的举动“将会影响以色列自身的安定[44]”。对于巴勒斯坦政治地位的讨论，巴伦博伊姆在2014年投书英国《卫报》，主张以、巴两方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以色列的长治久安⋯⋯唯有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以及其主权地位受到保障，才能实现（双方面的安定），否则历史将一再重演[45]。”
2007年12月，巴伦博伊姆率领乐团前往加沙地带进行演出，这支乐团的组成则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与德国的演奏者们，以及──一位巴勒斯坦人，计划中的曲目则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在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坚持之下，这位巴勒斯坦籍乐手无法通过加萨的管制边线，乐团全体也以取消演出表示对此举的抗议[46]。对此，巴伦博伊姆则是表示，“在加萨地区的天主教教堂里演奏巴洛克音乐，根本就不需要出动安检手段。（反之，）我想我们的演奏多少能带给居于水深火热的当地居民一些慰藉。”
2008年1月，在前往拉马拉（阿拉伯语：رام الله，罗马化：Ramallah，此地亦是阿拉法特的安葬地）进行演出之后，巴伦博伊姆获得巴勒斯坦的荣誉公民权，是史上首位获得此一荣誉的以裔犹太公民。对此，他表示这应该是和平的橄榄枝[47]。当然，此事在以色列免不了遭到批评，部分的国会议员认为应该取消巴伦博伊姆的以色列公民权，但此一主张遭到内政部长的果断拒绝[h][48]。
2011年5月，巴伦博伊姆组织了“加萨乐团”（Orchestra for Gaza），乐团的组成是来自柏林爱乐、柏林国家剧院、米兰史卡拉剧院、维也纳爱乐以及巴黎管弦乐团的职业演奏者们，演出在加萨的考古学博物馆进行。在秘密安排下，乐团与巴伦博伊姆取道拉法边界关卡，在联合国部队的护送之下进入加萨地区[49]。这是加萨地区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国际水平的演奏团体来访，音乐会的观众为特定的受邀者，无政府组织的工作者，以及数百名学龄孩童[50]。这晚演出的曲目则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德语：Eine kleine Nachtmusik）[i]，以及其第40号交响曲。巴伦博伊姆并补充道：
所有人都应该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运动是正当的；以非暴力的手段达成诉求，才是真正的正义。暴力行为只会弱化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与主张。
个人生活
1967年6月15日，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在耶路撒冷成婚[j]，祖宾·梅塔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有趣的是，由于梅塔并非犹太人身份，亦非犹太教徒，他必须暂时“改名”才能参与仪式[51]。婚后，巴伦博伊姆伉俪频繁地联袂演出；六日战争期间，他们曾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及贝尔谢巴等战争前线的城市演奏[52]。1973年，杜普蕾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必须自舞台生涯退休，她于1987年辞世。翌年，巴伦博伊姆与俄裔钢琴家艾琳娜‧巴斯奇诺瓦成婚[k]，这段婚姻关系育有二子：大卫‧阿瑟（David Arthur，1983年生）、迈可（Michael，1985年生），两人皆是音乐工作者。
巴伦博伊姆现持有四国公民身份：阿根廷、以色列[53]、巴勒斯坦[47]以及西班牙[54]，并能熟练使用七种语言[l]。巴伦博伊姆现居柏林。
1990年代初，巴伦博伊姆于伦敦与巴裔美籍学者萨义德邂逅。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和对文化的诸多相似看法，使他们就此结为挚友。1999年，取意于歌德的《西东集》（West-östlicher Divan）成立，在魏玛举行“西东集工作坊”，以纪念歌德诞辰250周年[55][56]。在巴伦博伊姆与马友友的指导下，这次的工作坊使以、阿两方的青年音乐家有机会跨越种族藩篱，相互切磋，共同演奏，而萨义德则在工作坊期间主持晚间的音乐、文化与政治讨论[57][58][59]。之后，这一工作坊以及其管弦乐团在德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成为中东地区年轻音乐家们一期一会的重要演出活动之一。2009年1月，西东集管弦乐团取消了在卡达与开罗的演出，巴伦博伊姆对此表示是出于安全考量[60]。2012年的伦敦逍遥音乐节，巴伦博伊姆率西东集管弦乐团演奏全本贝多芬交响曲，当年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成为奥运开幕式的一环[m]。
萨义德曾为巴伦博伊姆的演出与录音写作，他们近十年来的对话[n][61]则于2002年结集成《平行与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的探索》（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一书。同年，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共同获得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获奖理由为“增进两国相互理解”。2006年，柏林的“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学院”（德语：Barenboim-Said-Akademie）展开兴建工程，预计在完工后成为向以、阿学子传授音乐、人类知识的学府[62]。该校于2016年12月8日开幕[63]。
轶事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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