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英语：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是投资人、企业和组织进行投资时应予考虑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公司治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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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这一简称首次在2004年一份名为《在乎者最终成赢家（Who Cares Wins）》的报告中被使用，此报告是许多金融机构应联合国邀请而联合发起的倡议。[2]ESG运动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CSR）倡议而发展成一全球现象，涉及的资产超过30兆美元。[3]根据美国金融服务业晨星公司的数据，单在2019年就有176.7亿美元的资本投入ESG相关产品，较2015年成长近525%。[4]晨星公司提起美国ESG证券共同基金于2022年所引入的资本达31亿美元，而非ESG基金则在当年股市下跌期间流出3,700亿美元。[5]
历史
投资决策主要是根据财务回报潜力而制定。[8]然而决定把钱放在何处仍有许多其他标准依循 ，例如政治考虑或是什一奉献等等。[9]
全世界在1970年代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憎恶而导致甚为著名的选择性撤资案例。为呼应日益增长的制裁呼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成员莱昂·苏利文牧师于1977年制定与南非开展业务的行为准则。[9]这项苏利文原则引起极大关注，美国政府因此委托撰写几份报告来调查有多少美国公司投资南非，却违反苏利文原则的。报告的结论造成美国投资者从许多南非公司大规模撤资。南非商界因此向其政府施加压力，大幅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动力推升。[10]
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傅利曼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对盛行的博爱精神情绪直接回应，认为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而"大政府"的监管和干预终究会损害宏观经济。[11]他认为公司或资产的估值应该几近完全根据财务下划线（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成本被认为并非必要），此一论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均颇盛行（参见傅利曼主义）。但到20世纪末，与其对立的理论开始流行。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S·科尔曼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一篇题为《创造人力资本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的文章，挑战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利"概念，并于价值衡量中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8]
而环保组织也同时施加一种新形压力：利用群体的资金杠杆力量，促使公司和资本市场将环境和社会挑战纳入日常决策中。
虽然选择投资于具社会责任的企业并非一新的概念，但资本市场的需求方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提供如此的投资机会，而到21世纪之交才开始发展出对此的回应。投资市场开始出现适合尽责投资者所需的投资商品。 商业咨询公司SustainAbility的联合创始人约翰·埃尔金顿出版《使用刀叉的食人族：21世纪商业的三重下划线(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 )》，指出新出现的一系列非财务考虑因素应纳入作为公司或股权价值的衡量因素。他所说的"三重下划线"，指的是新工具中所包含的金融、环境和社会因素。[12][13]与此同时，环境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严格划分开始瓦解。 克里斯·耶茨-史密斯(Chris Yates-Smith) 于2002年在伦敦市协助创立该市首个环境金融研究小组。这个由金融领袖、城市律师和环境管理者（非政府组织）的圈子被称为"良性循环"（The Virtuous Circle，英文谚语，用来描述一种正向的反馈回路，此回路中，一个事件的结果会导致另一个事件，而这个结果又会反过来强化第一个事件），其宗旨是研究环境和社会标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全球多家大型银行和投资公司开始透过提供卖方服务来应对世人对ESG投资市场升高的兴趣。其中最早如此做的机构包括巴西联合银行和木星资产管理公司，木星资产管理公司于2001年曾由分析师Mike Tyrell根据ESG的研究为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提供选择性投资服务。
在21世纪之初，投资市场的大部分仍抱持既有的假设，即道德导向的投资本质上可能会降低财务回报。博爱事业并不被认为是一项高利润的业务，傅利曼为以下论点提供广泛接受的学术基础：以道德尽责方式的行事成本将超过收益。但之后这些假设开始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两位记者 - 罗伯特·李维林(Robert Levering) 和米尔顿·莫斯科维茨(Milton Moskowitz) 于1998年推出文章"《财星》美国百大最佳雇主"，最初是在《财星》杂志上刊出，后来又出版一本书，汇编美国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其中财务表现最佳的公司名单。在ESG的三个关注领域中，环境和社会两项受到大多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因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升高的缘故。
莫斯科维茨将尽责投资的公司治理面向作为焦点。他的分析涉及公司的管理方式、股东关系以及员工受到的对待。他认为改善公司治理程序并不会损害财务表现，反而能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保证企业效率，并能因此引进和运用优秀人才。在2000年代初期，受莫斯科维茨点名的公司因表现优异、招募员工便利和品牌声誉，开始挑战ESG因素会影响公司财务影响的刻板假设。[14]于2011年，时任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亚历克斯·埃德曼斯在《金融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显示"100家最适合工作的公司"于1984年至2009年期间的股票回报率每年比同侪高出2-3%。其获利系统性地超出分析师的预期。[15]
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组织于2005年委托国际性富而德律师事务所撰写一份关于投资者和ESG问题的法律解释报告。 富而德报告的结论是投资公司不仅可将ESG议题纳入投资分析，且可说这样做是其信托义务的一部分。[16][17]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于2005年确认退休金受托人和其他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将ESG因素列入考虑并不存在任何障碍。[18]
傅利曼把在金融实务纳入ESG因素会降低财务绩效的论点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在21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大量报告则支持相反的论点。[19]于牛津大学任教的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于纽约大学任教的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alomon）于2006年发表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争论的双方甚至可能是互补的 - 他们提出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选择性投资实务和非选择性投资实务都可将投资组合的财务绩效最大化，而唯一可能会损害绩效的途径是既不进行选择性投资实务，又不进行非选择性投资实务。[20]除那些对ESG议题感兴趣的大型投资公司和银行之外，金融界也开始涌现一批专门从事尽责投资和根据ESG投资组合的投资公司。
许多投资界人士认为ESG因素作为投资分析的考虑因素为不可避免。[21]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考虑ESG问题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信托责任与对投资持久性的广泛认识相结合，代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22][23]ESG不再是博爱精神的问题，而是具有实用性。
关于如何称呼这种将无形的持久性和道德影响因素容纳在内的投资，一直存在不确定性和争论。所用的名称范围广泛，从早期的流行字眼如"绿色"和"生态"，到对投资类型的各种描述 - "尽责投资"、"社会尽责投资(SRI)"、"道德投资" 、"特殊金融"、"长期投资(LHI)"、"可持续发展业务"、"企业健康投资"、"非传统投资"等。但迄今ESG这一名词被已广泛接受，具主导地位。安盛集团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和印度市场调查公司AQ Research于2008年对350名全球投资专业人士进行的调查，结论是绝大多数受访者较喜欢使用ESG来描述此类活动。[24]
2016年1月，联合国尽责投资原则组织（简称UNPRI，或PRI）、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 FI） 和慈善信托The Generation Foundation启动一为期三年的项目，以终结关于在投资活动和决策中集成有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信托义务是否会构成法律障碍的争论。[25]
在此之前，PRI、UNEP FI、联合国环境调查机构（UNEP Inquiry） 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 于2015年9月发布《21世纪的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 in the 21st Century）》。[26]这份报告的结论是，"未能考虑所有长期投资价值驱动因素，包括ESG问题，是信托责任未尽其责"。报告承认虽然已有重大进展，但许多投资者尚未将ESG议题完整纳入其投资决策过程中。 迄2021年，已有多个组织致力让ESG合规性成为一个更易理解的流程，以便在评级机构之间、产业之间和跨司法管辖区之间建立标准。其中包括像Workiva（软件即服务公司）这类从技术工具角度出发的公司、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 (TCFD) 等机构在某些行业中制定共同主题、以及欧盟永续财务揭露法规 (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 等政府法规。[27][28][29][30]
贝莱德、富达投资和法国安联投资管理等资产管理公司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向其持有大量股份的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之间相互合作。[31]
美国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先锋领航集团于2023年刻意与ESG投资保持距离，因为其总执行长表示这不符合对其投资者的信托义务。该集团在任何五年期间，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活跃股票经理人的表现优于大盘，且其中无人完全遵循投资于净零排放产业的做法。[32]
具有ESG标准投资的兴起
在《巴黎协议》（2015年） 或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由2016年持续到2030年）的推动下，透过ESG进行尽责投资已在全球进入黄金时代。
ESG因素和评级已在金融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于2021年，ESG资产的投资价值已超过18.4兆美元，预计到2026年将会再成长12.9%。[33]
欧盟在永续基金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于全球的占比达到84%。此外，欧盟的ESG投资市场也是最先进、最多元化的。美国虽紧随其后，但到2023年9月，于全球永续基金市场的占比仅为11%。[34]
| 流入 | 资产 | 基金 | |||
| 区域 | 美元 十亿 | 美元 十亿 | % | # | % |
| 欧洲 | 15.3 | 2.293 | 84 | 5.608 | 73 |
| 美国 | -2.7 | 299 | 11 | 661 | 9 |
| 亚洲（不含日本） | 2.0 | 67 | 2 | 539 | 7 |
| 澳大利亚/新西兰 | 0.0 | 31 | 1 | 268 | 4 |
| 日本 | -0.9 | 23 | 1 | 236 | 3 |
| 加拿大 | -0.1 | 31 | 1 | 336 | 4 |
| 总计 | 13.7 | 2.744 | 7.648 |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漂绿指控和更严格的监管，名称中包含ESG相关用语的基金数目显著减少。越来越多的美国基金从其名称中删除与ESG的相关用语，但这种现象在欧洲并未出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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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项研究显示永续投资正在增加。剑桥大学对永续投资的定义是其涉及选择被认为永续或是能长期持续的资产来建立投资组合。但也可被视为将会不利于长期环境和社会持久性的资产排除于投资之外的决策。[35]
制定ESG标准是为满足全球对更为永续和对社会尽责投资的需求增长。这些标准自1960年制定以来已历经逐步演化，是全球体认到持久性和社会责任具重要性的结果，因此很难确定哪些国家率先制定这类标准。但某些国家或地区在推动ESG标准方面尤为积极。例如北欧五国中的丹麦、瑞典、挪威，以及荷兰等国是将ESG标准纳入投资和公司治理政策的先驱。同样的，这些北欧国家如今在许多国际ESG标准评估中往往有相对较高的评分。[36]
此外，于2007年至2016年间，将ESG标准纳入的传统基金数量从260个增加到1,000余个。[37]纳入ESG标准的投资数量据称在2019年至2022年间翻了一倍。[38]另一项研究还称具有ESG承诺的基金在此三年里翻了一倍，从3%的占比增加到5%。[39]一项研究显示在2012年至2020年间，全球永续投资资产价值从13.6兆美元增长至35.3兆美元。[40]表明ESG合规基金的成长符合投资者对永续投资日益增长的兴趣。
就利害相关者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世代和国家都受同样的影响。首先是全球不同地区的企业在投资中处置ESG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有显著差异。各种调查的结果似乎也证实有这些差异，欧洲、中东、非洲 (三者合称EMEA) 和亚太地区的趋势较北美洲更为积极。事实上，亚太地区和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的受访者中，有很高比例会考虑ESG问题（前者78%，后者74%），而北美地区的受访者中只有较少的受访者重视这些问题（59%）。于201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的ESG排名，名列前茅的完全是"北欧国家"，芬兰位居第一，瑞典位居第二，冰岛位居第三。这些区域差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化，但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例如在已开发市场和存在严格监管的国家，投资者可能会认为某些ESG问题已经由法规而得到解决，而会对这些主题具有较低的敏感性。[41]
然而比较一个区域与另一区域的ESG评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针对的是全球市场。公司评级的差异，特别是欧洲（排名最高）和北美洲（排名最差）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的是报告的质量，而非ESG措施本身的质量。.[42]不同地区对揭露的要求差异很大，欧洲的一些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例如针对员工超过500名的公司应发布的"非财务报表"部分）可能会对该地区的ESG评级产生有效的影响。同时，欧洲投资者对ESG投资具有更大兴趣，也会推动此一趋势。
新的世代，尤其是Y世代和Z世代，对ESG投资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透过喜爱具有永续做法、尊重人权、促进多样性和致力于为社会采取行动的公司，将本身的价值观与投资选择结合。事实上，根据一项于2021年所做的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Y世代经常或只考虑符合ESG标准的投资，而Z世代、X世代和婴儿潮世代的比例各为19%、16%和2%。[43]
虽然一些群体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但认识到不同世代之间观点和优先事项的多样性也很重要。过度关注最活跃的世代可能会掩盖其他地方的已有进展或不足，这也强调需对ESG投资影响进行更加平衡和细致的评估。
实施ESG的做法因行业而异。工业、资讯科技、非必要消费品和材料等产业是对ESG实务最感兴趣的产业（见图2）。[44]对于不同的产业，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会有不同。而各种权重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例如根据研究人员Nagy等人的研究报告（2020年），治理因素的权重显著增长，从2007年的19%上升到2019年的27%，再到2020年的31%。总体上，明晟公司（MSCI）的研究显示：环境支柱的平均权重为30%，社会因素占39%，治理因素占31%。[45]
ESG工具可能表现出的另一偏差是较大的公司通常会较中小型企业 (SME)具有更高的ESG分数。永续发展报告是自我声明，且未经审计，会让公司尽可能以最佳的方式呈现。此外，有些研究显示其中存在重大数据遗漏、不准确的数字和毫无根据的说法。
大企业和SME绩效之间存在的差距可有多种解释。研究显示提供更生动资讯的公司往往会获得更高的ESG评分，即使它们以往在ESG的做法较不足或具有较高的整体ESG风险。这些公司的最佳评级可能与其强化的ESG遵循度有关，或者因为他们使用更多资源来制作非财务报告。例如大型制药公司必治妥施贵宝即使在近期陷入争议，仍持有较高的ESG评级。相较之下，虽然小型制药公司Phibro Animal Health做出承诺并遵守ESG标准，但得分仍较低。[46]
维度
ESG已被整个美国金融业采用以描述和衡量公司或企业的持久性和社会影响。[47]全球ESG评级机构MSCI将ESG投资定义为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除考虑财务因素之外，也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48]同样的，标准普尔强调在评估机会与风险时加入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考虑，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和对其担忧都在升高，因此投资者可能会将持久性议题纳入投资选择中。[51]前述问题通常属于外部性，公司运作和收入不仅会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也会受到外部性影响。[52]此与ESG的所有领域相同，受到关注的范围很广（例如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废弃物管理、水资源管理）。一些主要领域如下列：[53]
提供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数据的研究机构已导致一些投资者（退休基金、保险准备金）开始根据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因素来筛选投资。依赖化石燃料的产业会有较小的吸引力。[54]在英国，投资政策尤其受到2006年《斯特恩报告》（受英国政府委托，对气候变化相关议题进行经济分析）结论的影响。结论指出有必要在所有财务计算中将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列入考虑，且尽早采取应对气候化行动，所产生的好处将超过花费的成本。[55]
在从资源枯竭到工业所依赖的原材料于未来会日渐减少的争论中，公司产品或服务的过时问题正成为公司价值的核心。投资者会普遍采纳更为长期的观点。[21]
人们更为相信人才库越开放，雇主找到最适任者的机会就越大。[56]创新和敏捷性被视为多样性所具的巨大优点，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多元的力量（The power of difference）"。[57]然而仅实施强制性多元化培训并不足以让公司为目标群体提供机会。研究发现公司越有意识去集成工作团队，对多元化的员工团队就会越开放。美国军队是种族和性别和谐共处的典型示例。[58]
直到最近，买者自负（买方自行承担风险）仍是商业和贸易的主导原则。但近年来已有日渐增多的人认为消费者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而损害赔偿诉讼的大幅增长表示消费者保护是寻求限制公司风险和审查公司风险的人，与打算作为投资标公司资格的核心考虑因素。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市场崩溃，引发越来越多反对掠夺性贷款的运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59]
动物福利问题涉及透过动物测试产品或是成分、为测试而饲养、展示动物或集约化饲养。[60]
在非营利组织As You Sow于2021年记录的435项ESG股东提案中，有22项被该组织归类属于保守派。[61]美国保守派智库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已要求7家公司准备一份关于企业圆桌会议 （BRT）公司宗旨声明的报告。通常保守派的ESG股东提案更关注企业透明度、企业宗旨、慈善捐款和董事会提名人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报告，而非传统ESG议题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62]
公司治理是指导和控制公司的结构和流程，让公司对投资者更加尽责和具透明度，并提供回应利害相关者担忧事项的工具。[63]
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ESG公司治理的视角关注首席执行官、最高管理层次结构和广大员工的企业行为，包括衡量商业道德、反竞争行为、腐败、税务以及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会计透明度。
MSCI将公司行为实务和董事会多元化、高阶主管薪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治理以及董事会必须代表利害相关者进行监督的会计放在治理方面。[64]其他该注意事项包括报告和透明度、商业道德、董事会监督、总执行长/董事会主席由不同人担任、股东提名董事会候选人的权利、股票回购以及影响选举的黑钱。[65]
构成公司管理结构的内部程序和控制系统对于决定公司的股权价值有绝大的影响力。.[22]人们在近年的注意力集中在总执行长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平衡，特别是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差异 - 研究发现80%的美国公司都是总执行长与董事会主席同为一人，而在英国和欧洲的公司中，90%的最大公司中的总执行长和董事会主席分由不同的人担任。[66]
在美国，莫斯科维茨的《财星》美国百大最佳雇主名单不仅成为求职者的重要工具，各公司也开始竞相争取入榜，因为此不仅有助于招募到最优秀的员工，它似乎也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的影响。[14]员工关系也涉及工作者在公司决策中的代表权以及参与工会的能力。
公司现在被要求列出支付奖金的水平，而名列薪酬最高的高阶主管，其待遇正受到股东和股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
除高阶主管薪酬之外，其余员工的公平薪酬也是组织治理的考虑因素。包括不同性别员工的公平薪资。各种法规可能会要求进行薪酬公平审计，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向公众提供审核结果。 研究人员Hermann J. Stern将ESG绩效纳入员工薪资的方法区分为四种：[67]
由于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日渐融入投资决策，引发一系列围绕其真正影响力和相关性的神话和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些在金融界普遍存在的误解往往将永续价值投资造成影响的现实给掩盖。
受到财务价值和道德价值引导的投资者现正将ESG考量纳入其决策中。这种转变不仅是根据价值选股的演变，也是投资典范的深刻转变。然而这一进展遇到持续存在的误解。[69]
美国和欧洲在过去十年于ESG投资大幅增加。但由于多种原因，将真正的ESG影响予以量化却很棘手。虽然各式文献给予ESG关注，但理论与现实之间确实存在差距。投资方式变化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很难量化，因为有些变量属于定性，而非属于定量。其次是ESG的评级机构并未使用相同的指针，导致产生不同的结果。然而整体而言，ESG得分高的公司的利润会高于得分低的。[70]
社会支柱涵盖企业与员工，以及当地社区/消费者的关系，聚焦于人权、隐私政策、工作条件和惠及弱势群体的倡议等方面。研究显示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质量能够促进当地永续发展和员工福祉，并为企业带来额外的财务效益。[71]COVID-19大流行等特殊情景凸显出社会支柱的重要性，弱势群体在这种情景下往往承受更大的压力。[72]
但因对社会支柱的评估尚无共识，导致监管框架内部存在差距。评级机构并未使用相同的指针，导致不同的评估间有很大差异。[73]另外就是社会责任支柱很难衡量，因为它依赖于社会面，经验上有其限度，且难以量化，例如福祉、歧视等概念，需要深入理解和详细分析。评估社会支柱的实际影响非常困难。[74]
公司领导、内部控制、审计、董事会多元化和组成架构、策略和政策都包含在治理支柱之下。[75]关于治理，人们发现企业的财务绩效受到其决策机构的影响。例如性别多元化改善企业社会责任（CSR），减少企业的缺乏责任作为，进而提高业务绩效。公司董事会规模与管理经验，与其财务表现密切相关。[76]CSR描述公司为确保其营运在符合道德规范所采的永续策略。而ESG用于评估组织的整体持久性，是种衡量工具。[77]
使用ESG标准对企业获利能力和动量指针进行的早期研究，发现治理支柱提供可观的投资组合回报。就整个样本观察时，环境和治理指针对投资组合波动性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对投资组合回报增长则产生有利影响，与一些研究结果一致。[78]根据这些国家的说法，某些指针的重要性不如其他指针，而对发展中国家，最终贡献ESG绩效的指针之一是治理。[75]值得注意的是治理分数（以及社会分数）是主观衡量标准，更有可能被操纵以提高ESG绩效。这两个支柱也更容易受到漂绿措施的影响。[75]
ESG的环境支柱透过考虑碳足迹、污染水平、资源管理、对化石燃料依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等因素来评估产业如何对环境产生影响。处理这些问题对于公司的长期财务稳定有重要的影响。[79]投资者发现环保活动可提供的机会，会带来环保商品和服务的竞争优势。这类示例包括使用再生能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减少碳足迹。[80]虽然ESG已受到关注，但在实施，以减少行业碳排放方面的研究工作仍然不足。[81]
经合组织（OECD）最近采不同的环境评分法对ESG进行评估。将如此得到的环境支柱得分与ESG总得分进行比较时，发现同时有高相关性和低相关性的部分。原因为评级机构使用不同的ESG衡量标准，并且对环境问题给予不同的权重。经合组织的研究有让人惊讶的结果。首先是透过分析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产生的废弃物总量、能源利用总量和用水总量等因素，结果显示总体环境支柱得分较高并不全然与较低的环境影响相关。而意料之外的是总体环境支柱得分与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呈正相关。其次，有两家评级机构的报告称ESG排名最高的公司，其二氧化碳排放量通常会更高。同样的，不同的评级机构会为产生更多危险和无害废物的组织给予较高的环境支柱分数。[82]此外，补偿措施也会增强监管压力，而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表示环境绩效升高是透过治理机制和监管压力的结合，导致自我监管后的结果。[83]
因此拥有高ESG分数似乎并不全然对环境产生积极且可衡量的影响，但会带来更多的财务激励：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占比。[84]
公司的财务表现代表其整体财务健康状况，即用来验证公司的可行性和增长潜力。[85] Susen和Etter在202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ESG表现水平（称为ESG Tilt）以及ESG表现的变化（ESG Momentum）与S&P 500公司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有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受到组织公正感和未来奖励期望的中介作用。[86] 这些无形因素被认为是ESG表现与公司财务结果之间的“缺失环节”。[87]
其他研究表明，将ESG标准融入产品对公司业绩有影响。根据Fried、Bush和Bassen于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在90%的案例中，ESG表现和财务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暴露来解释。ESG标准的集成有助于减轻潜在的ESG相关风险。例如，遵守环境标准可以避免可能影响财务状况的某些制裁。[88] 另一项研究也指出了同样的方向，认为发布可持续性报告可以提高财务业绩，[89] 改善公司声誉，并为公司创造显著的竞争优势。[90] 此外，这种披露与股本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91]
采用ESG标准的公司通常更有可能产生更高的利润，[91] 因为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生态友好和可持续的产品。[91] 这些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越来越重视这些准则。换句话说，集成ESG政策的目的是对财务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覆盖其带来的成本。
尽管包含ESG标准和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根据弗里德曼（1962年）的说法，“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股东的财富”。此外，ESG热潮为许多企业投资者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仍然没有普遍的标准来评估基金是否符合ESG标准。投资者依赖评级进行投资，但这些评级并不总是反映出ESG表现的完整图景，因为它们基于公司本身提供的不完整数据。良好的ESG表现吸引并保留投资者。最后，尽管许多研究显示出良好的ESG表现与财务业绩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其他研究证明，量化公司社会表现改善对财务的实际影响是困难的。[88]
为ESG问题分配精确的货币价值被证明是复杂的，甚至是艰巨的。现有的定量模型和ESG评级并不总能充分捕捉这些价值，使得它们难以融入基于短期财务数据的投资决策中。[92]
最初，研究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CSR）对财务业绩的影响上，使用了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等模型。早期的研究（如1978年Alexander和Buchholz的研究）未能发现社会责任行动与股票市场回报之间的显著关系。后续研究（如1984年Cochran和Wood的研究、1985年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的研究以及1994年Blackburn、Doran和Shrader的研究）尽管方法不同，但均证实了ESG与企业财务表现之间缺乏相关性。
即使研究试图专门衡量与CSR相关的业绩，例如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在1985年通过使用风险调整后盈利指标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CSR与公司盈利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许多研究质疑增加对ESG标准的投资是否始终有助于公司价值。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对ESG项目的过度投资或过度控制不仅可能无效，还可能对公司评估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93] 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对ESG的过度投资或投资者的过度控制可能会限制预期的收益。[94]
在此背景下，研究表明ESG成果与公司评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呈现出类似于倒U型的多项式特征。[95] 这表明存在一个ESG投资的最佳水平，在此水平上公司评估的收益达到最大化，超过该水平后可能出现递减的回报甚至负面影响。[96]
尽责投资
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这三个领域与尽责投资（RI）的概念密切相关。 RI最初是个利基投资领域，目的在满足那些希望投资，但又符合道德规范的人。这类投资近年来在投资市场中的占比已大幅提高。迄2020年6月，流入美国投资于永续基金的资金已达到209亿美元，几乎与2019年全年的214亿美元持平。[97]到2020年底，流入美国永续基金的资金超过510亿美元。[98]同年年底，全球永续基金所持有的资产有1.65兆美元。[99]
利害相关者可运用公司ESG报告来评估与这些组织相关的重大永续发展风险和机会。除评估组织的重大风险之外，投资人还可使用ESG数据评估企业价值。基本上，一些投资者正在开发工具来追踪企业在ESG方面的行为。他们相信，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识别、评估和管理) 的公司，长期而言即使将风险考虑在内，也很可能会有较好的获利能力。[100]
尽责投资（RI）透过几种方法控制其投资的配置：
现代投资市场的特色之一是公司与其股权投资者之间关系的差异。机构投资者已成为主要力量 - 美国的比例从1981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58%，[103]英国的比例从1963年的42%上升到2004年的84.7%，[104]机构投资者倾向采长期投资策略。个人投资者会较注重短期收益，具有长期支付义务的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退休基金等对其投资标的的长期持久性会更感兴趣。[21]如果退休基金受《美国受雇者退休所得安全法案（ERISA）》的规范，其投资主要应考虑经济收益，法律对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设有限制。[105]
基于处理ESG问题将可保护和提高投资组合回报的信念，尽责投资正迅速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主流关注。截至2016年底，欧洲和亚太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机构投资者（通常称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LP））表示，考虑ESG因素而在拒绝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在北美洲的机构投资者有五分之一也抱持同样的看法。[106]私募股权和其他行业交易协会为回应投资者对ESG的兴趣，已制定许多ESG最佳实践，包括供私募基金经理和其他资产经理在投资投资组合公司之前使用尽责查证问卷。[107] 转往纳入ESG考量的投资于2019年下半年明显加速。同期间"永续发展目标驱动投资"的概念在退休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中更进一步扎根，特别是世界退休金理事会（The World Pensions council）等组织于2019年8月26日在法国南部比亚希兹举行的七大工业国组织退休金圆桌会议，[108][109]以及于2019年8月19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企业圆桌会议之后。[110]
致力于遏制气候变化的机构投资者网络已经出现，这类机构投资者愿意对气候行动目标负责。[111]其中一例是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组织（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此组织希望能在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方面达到重大进展。[112]这些网络还设计投资框架以"评估"企业净零排放的进展，其中有一气候行动100+（Climate Action 100+）框架，是一系列用于评估温室气体排放大户的标准。[113]
尽责投资原则 (PRI) 倡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和联合国全球盟约于2005制定，作为改善投资过程中ESG议题分析并帮助企业行使尽责所有权的框架做法。截至2019年4月，PRI的签署者已超过2,350个。[114]
赤道原则是金融机构采用的风险管理框架，用于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尽职查证的最低标准，以支持尽责风险决策。[115]截至2019年10月已有37个国家的97家金融机构正式采用赤道原则，[116]占新兴市场和已开发市场国际项目融资债务的大部分。[117]赤道原则金融机构 (EPFI) 承诺不会对不愿或无法遵守各自社会和环境政策和程序的项目提供贷款。
赤道原则于2003年6月4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正式推出，以国际金融公司制定的既有环境和社会政策架构为基础。这些标准随后被定期更新，成为通常提起的国际金融公司关于社会和环境持久性的绩效标准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环境、健康和安全准则（World Bank Group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Guidelines）。[118]
公司的财务表现代表其整体财务健康状况，换句话说，它用于验证公司的生存能力和成长潜力。[119]
将ESG标准融入产品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根据研究人员Fried、Bush与Bassen于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ESG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已在90%的案例中得到证实。这种积极的联系可用减少风险暴露来解释。融入ESG标准可减轻潜在的ESG相关风险。例如遵守环境标准可避免某些影响财务的制裁。[120]另一项研究报告也指出同样的方向，称发布永续发展报告可提高财务绩效[121]和声誉，并为公司创造显著的竞争优势。[122]此外，此类揭露与股本报酬率呈正相关。[123]
采用ESG标准的公司通常会产生较高的利润，[123]因为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环保和永续的产品。[123]因此可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得以弥补其产生的额外成本。
对然纳入ESG标准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不表示公司的首要目标是对社会和环境负责。根据傅利曼（1962年）的说法，"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利害相关者的财富"。炒作ESG题材对许多企业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目前尚无通用标准来评估基金是否符合ESG要求。投资者依靠评级进行投资，但这些评级并不全然能反映ESG绩效，有些可能是基于公司本身提供的不完整数据。良好的ESG表现能吸引并留住投资者。最后，虽然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ESG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有其他研究证明很难将公司因社会绩效改善，对财务产生影响方面予以量化。[124]
事实证明为ESG问题给予精确的货币价值，即使不困难，也会很复杂。定量模型和既定的ESG评级并无法充分展现这些价值，更难于将其纳入短期财务的投资决策中。[125]
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采用的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等模型。早期的研究，例如研究人员Alexander和Buchholz在1978年所做的，发现社会责任行为与股市回报之间无显著关系。[126]随后的研究，例如Cochran和Wood于1984年进行的，[127]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于1985年进行的，[128]以及Blackburn、Doran和Shrader于1994年进行的，[129]虽然各项研究所采的方法论不同，但都证实ESG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缺乏相关性。
即使研究是尝试专门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例如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在1985年使用风险调整资本报酬指针进行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128]
举例
根据英国金融服务公司Finder UK所做的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超过一半 (57%) 的英国投资者持有道德投资。[130]Z世代是最有可能进行道德投资的一代，66%的受访者声称对ESG投资感兴趣。[130]研究发现婴儿潮世代最不可能考虑道德投资，其中只有11%计划进行此类投资。[130]
虽然将ESG考量纳入投资决策已获取进展，但全球各产业仍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永续金融成为金融领域的关键，ESG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实现公正、永续和包容性未来的必要条件。
卢森堡是这项转变的典范，ESG基金的资产已达到2.8兆欧元，约占全国可转让集体投资工具资产管理规模的67.3%。这些基金中的大多数（59.1%）采用排除策略（例如武器、烟叶和化石能源等行业），与尽责投资趋势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基金专注于同类最佳和永续发展目标等组群，强调它们的重要性。[131]
然而在卢森堡的机构与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 碳核算金融联盟(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PCAF）和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 （SBTi）等气候倡议的协调程度有限，因此有敦促各部门更广泛采用该等倡议以促进持久性的呼吁。卢森堡交易所在推动永续发展方面发挥有关键作用。它们为新上市者创造机会，同时也防止漂绿行为。卢森堡交易所将业务扩展到绿色债券以外的社会和永续债券领域，反映出人们对协调环境和社会目标的兴趣日益浓厚。虽然卢森堡在主权ESG评分方面表现出色，但其企业评的级却不算出色，尤其是在减排方面。这种评级差异会影响投资人的意愿。 [132]
ESG评级机构
ESG评级机构是此类投资的主要消息中介。 Sustainalytics估计，这个产业中于2018年获得ESG评级的公司数量超过600家。[133]
ESG评级公司市场正呈现集中化趋势。例如到2017年，数据集成公司晨星公司收购Sustainalytics40%的股份。随后，评级机构穆迪于2019年收购欧洲ESG评级机构的领导者Vigeo Eiris。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SS）收购德国的Oekom，而S&PGlobal收购RobecoSAM的ESG评级业务。市场结构分成一边是少数非常大的非欧盟公司，另一边是众多较小的欧盟公司。[134]
在此高度集中的生态系统中，如MSCI等少数的大型指数提供者在制定普遍接受的永续金融标准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至于按成立目的而对ESG评级机构作分类，可分为两类。首先是ESG风险评级机构（例如MSCI、Sustainalytics、标准普尔、富时罗素），它们的目的是衡量公司面临ESG风险的程度（即对公司的负面外部性影响），而非针对ESG三个方面采取具体行动。其次是ESG影响评级机构（例如路孚特、穆迪、ECPI Group、Sensefolio Ltd.、Inrate AG）衡量公司对ESG各项因素的承诺、集成和结果，即对外在社会的影响。[135]
这种分类有助于理解ESG评级在面对这三个因素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事实上是得分较高的公司并不一定表示它具有强大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影响，而只表示其面临的ESG风险会较低。[136]
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越来越依赖ESG评级机构来评估、衡量和比较公司的ESG绩效。[137]而最近，《新闻周刊》杂志等出版物使用Statista等市场研究公司提供的ESG资料来评估一个国家/地区最尽责的组织。[138][139]
MSCI等数据提供者已应用人工智慧来评估公司及其对ESG的承诺。[140]每个评级机构都使用自己的一套指针来衡量ESG合规水平，目前还没有一套行业的通用标准。[141]
揭露与监管
全球由ESG定义的投资市场于21世纪的前十年中已有成长。世界上大多数大银行不仅设有专门尽责投资的部门和部门，而且专门提供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投资建议和咨询的专业公司也在激增。根据定义，ESG资料属于定性，而非金融性，而且不容易用货币来量化。投资市场长期以来一直与无形资产打交道，其中如商誉已被广泛认为对公司价值有贡献。但ESG这种无形资产不仅高度主观，而且特别难以量化，更重要的是难以验证。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和透明的监督，人们担心ESG声明主要用于服务漂绿和公司的公共关系目的，同时将人们对改善环境和社会的更实质性行动的注意力分散掉。[142][143]
ESG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揭露。商业活动产生的环境风险对空气、土地、水资源、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有实际或潜在的负面影响。虽说公司的财务数字可经由外部核实，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财务丑闻之后，公司会计制度越来越声名狼藉。论及ESG，目前的做法是让公司自行提供数据和揭露资讯。[144]这些数据很少经过外部验证，而且检验环境和社会领域缺乏通用的标准和法规，表示此类数据大体上是主观的。
针对这种ESG数据固有的主观性被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制定普遍接受的ESG因素衡量标准。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组织为所涵盖的许多领域提供经过深入研究和广泛接受的标准。[145]
公司治理方面的监管和标准化程度较高，因为该领域的历史较长。伦敦证券交易所和财务报告委员会于1992年指示撰写吉百利报告，负责调查伦敦市发生的一系列治理丑闻，例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勃利·派克和罗伯特·麦克斯韦的影响领域公司的破产。报告的结论于2003年被编入《公司治理综合准则》，该准则已被金融界广泛接受作为良好治理实践的基准。[146]
主持财富管理公司JAR Capital的弗朗西斯·梅纳萨（Francis Menassa。JAR Capital因债务问题已被法院下令停止营运[147]）在接受雅虎！财务访问时表示"欧盟发布的2014年非财务报告指令将适用于每个国家，要求大公司披露非财务和多元化资讯。这也包括提供有关它们如何营运和管理社会和环境挑战。目的是帮助投资者、消费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评估大公司的非财务绩效。这项指令最终是鼓励欧洲公司制定尽责的商业做法。"[148]
关于ESG揭露可靠性的关键领域之一是为公司建立可信赖的ESG绩效评级。全球金融市场竞相提供ESG相关评级指数，道琼斯永续发展指数、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由伦敦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149]）、彭博ESG数据（Bloomberg ESG data）、[150]MSCI ESG指数（MSCI ESG Indices）[151]与GRESB基准（GRESB benchmarks）。[152]
欧洲监管机构已推出具体规则来应对漂绿问题。[153]其中包括欧盟执行委员会永续金融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一批立法措施。[154]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21年3月宣布与ESG揭露相关的监管合规性审查将是该机构2021年的重点领域。[155][156][157][158]同月，美国劳工部雇员福利保障管理局(EBSA) 宣布将审查，且不再执行川普政府根据《美国受雇者退休所得安全法案》(ERISA) 制定的关于代理投票受托人的最终规则所颁布的行政命令（即401(k) 投资中仅考虑金钱利益，不考虑ESG因素）。[159][160][161]SEC主席加里·根斯勒于2021年9月在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视频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SEC正在为ESG投资基金的新披露要求准备建议。[list 1]EBSA于2021年10月提议推翻川普政府关于ERISA受托人对401(k)s 的ESG投资进行代理投票的最终规则。[167][168]
SEC于2021年11月废除川普政府于2017年发布的一项规定，该规定允许公司经理在年度委托书中排除股东提出的ESG提案（参见股东会民主）。[169][170][171]SEC于2022年5月提议对ESG投资基金资格进行两项规则修改，以防止漂绿营销行为，并提高实现ESG影响的揭露要求。[list 2]SEC于2022年10月宣布将重新公开征求意见。[178][179]EBSA于2022年11月宣布一项最终规则，在考虑401(k)s的ESG投资时，取消川普政府对ERISA下代理投票中受托人仅规定金钱利益的要求。[180][181][182]美国总统乔·拜登于2023年3月在其政府的首次否决行动中将第118届美国国会通过的党派路线投票法案（试图推翻先前确定的ESG投资EBSA ERISA 401(k) 信托代理投票规则）否决。[183][184][185][186]
组织根据ESG报告要求，必须提供财务和非财务来源的数据，以表明它们符合永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全球报告倡议和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等机构的标准。这些数据也供评级机构和股东索取。[187]
ESG报告是公司分享有关其对环境、社会的影响及其治理方式的资讯。这种报告通常是由公司出于自愿而进行，以公开并与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利害相关者分享重要资讯。
然而在某些地区，有一些规定要求特定类型的公司必须制作ESG报告。例如在印度，有一项名为BRSR（Business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商业责任和永续发展报告）的监管要求，要求在证券交易所市值排名前1,000的公司必须提供，以确保其持久性和尽责实践的透明度和揭露。[188]
由在美国肯塔基州营业的150家银行组成的肯塔基州银行协会正起诉肯塔基州总检察长丹尼尔·卡麦隆，指控其调查银行的ESG措施，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189][190]肯塔基州银行协会于2022年11月在富兰克林巡回法院（Franklin Circuit Court）起诉卡麦隆。[191][192][193][194]协会表示卡麦隆逾越法律权限，展现"令人惊讶和不安的过度行为"，且无权要求银行提供详细资讯，作为对会员银行进行环境贷款行为调查的一部分，协会称这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大规模干预。将会形成"一种无止境的国家监控系统"。[192][193][194]
SEC也于2021年3月宣布成立一特别工作小组，对投资基金经理人和上市公司对ESG投资基金进行诈骗性营销采执法诉讼。[195]根据报导，由于DWS集团（德意志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前首席永续发展官向《华尔街日报》泄露内部电邮和公司演示文稿，其中显示公司夸大其ESG投资力度，SEC和美国纽约东区检察长于2021年8月开始调查。[196][197][198]美国司法部于2021年12月告知德意志银行，该银行可能已违反当年1月签订的缓起诉协议，因为该银行未能向检察官通报其前首席永续发展官对DWS集团夸大其ESG投资力度所作的内部投诉。[199][200]
德意志银行于2022年3月同意将外部合规监察员的任期从2015年与司法部的和解处置延长至2023年2月，以处理其未能披露前首席永续发展官于2021年8月提出的内部ESG投诉的问题。[201]根据报导，SEC于2022年6月正调查高盛的ESG投资基金是否有潜在的漂绿行为。[202]高盛于2022年11月同意支付400万美元，以了结SEC对该公司ESG基金漂绿的调查，但对SEC的指控未作解释。[203]SEC查核部于2023年2月宣布对ESG投资基金的监管将成为该机构在2023年的六项首要任务之一。[204]
研究成果
根据纽约大学斯特恩永续商业中心（Stern Center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于2021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该研究查看1,000多项研究报告（于2015年至2020年期间发布）。在公司营运绩效方面有58%的研究显示营运绩效与ESG有正相关，13%显示中性结果，21%显示混合结果（正负相关混杂），而只有8%呈现负相关。但仍有"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对不同公司给予不同形式的评分。"的复杂性。[205]
盖洛普（一间由舆论调查业务发展而成的全球绩效管理咨询公司）发现28%的美国员工强烈同意"我的组织对人类和地球产生正面影响"这种看法。[206]
研究显示此类无形资产在未来企业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23]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也发现，"ESG通常随着时间演进，会提高回报并降低其成本"。[207]有项为时五年的分析显示有ESG评分加权的股票基金普遍表现较佳：欧洲市场年平均报酬率成长1.59%、亚太市场成长1.02%，北美和全球市场成长0.13-0.17%。 [208]
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导于2023年报导，认为推动"多元化和环保"是企业最重要目标的美国人比例为9%。 69%的受访者表示重点应放在"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上，13%的受访者表示重点应放在"增加利润"上。[209]普华永道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3%的消费者认为公司应该积极塑造ESG最佳实践"，76%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与那些以恶劣方式对待员工、社区和环境的公司断绝关系。" [210]
对ESG的批评
将ESG标准纳入投资决策日益引起金融市场的兴趣。然而这种集成面临几个重大问题，成为采用和准确评估的重大障碍。[211]ESG标准评估固有的复杂性、许多好处是否具有长期作用以及现有资讯缺乏透明度和标准化，都是将其全面融入金融领域的重大障碍。这些挑战引发让ESG标准和揭露正常化、标准化和更透明的改革，以便为有心的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评估和更好的决策。
洗绿是种不诚实的行为，金融市场参与者伪称永续发展，而冒着声誉受损和潜在法律后果的风险。它可透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例如虽有恶劣的环境管理，却用正面的方式呈现，以博取投资者和客户对公司的信任。金融对永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但缺乏监管使得漂绿行为有机会扩大。[123]欧盟因此于2021年3月制定永续财务揭露法规2019/2088（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2019/2088,SFDR），其中列出支持永续发展目标施行者的特征和质量，以作分辨。此外，欧盟的2020/852分类法规用以处理漂绿问题，提供一标准化系统将欧盟金融产品分类。 [212]导致漂绿的根源是缺乏有关环境和法律制裁的详细规范，而让有心者能够假装投资于ESG实践，却获取其他利益。[123]
永续投资的格局随着ESG标准出现而发生重大转变。但此种快速发展引起人们对其会被广泛作为营销工具的担忧。[213]缺乏管理此类资讯沟通的监管标准，以及ESG评估未受监管，为利用ESG进行营销创造出肥沃的土壤，而存在误导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的风险，同时损害该工具的可信度和相关性。[214]
此外，符合永续发展的ESG标准的工作被视为吸引具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员工和投资者的手段。而从本质上讲，ESG实践不再符合其原有的永续发展目标，而是成为吸引投资者以增加利润的营销工具。虽然一些研究认为更严格的法规可能会过时，但必须重新考虑和规范ESG的使用，以恢复其可信度，和在促进尽责和永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215]
ESG的投资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在于金融市场的短期需求与ESG措施通常具有的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平衡给评估投资和确保正确考虑ESG问题带来重大难度。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公司管理者、投资者和分析师过度关注短期的季度业绩，往往忽略长期价值创造。[216]
财务激励和组织文化是推动这种强调短期愿景的结构性因素。然而ESG通常对中长期财务表现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很难在短期预期的背景下能理解它们。ESG投资的长期与短期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点：报酬的暂时性与投资人预期的差异。
ESG投资通常涉及公司营运的根本性变化，例如永续技术的集成或人力资源管理的重新配置。这些转变需要时间才能实现，而且并不全然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而让它们对短期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其次是传统投资者对快速回报的期望往往与ESG投资通常仅能产生长期利益和优势的现实冲突。这种分歧造成短期财务目标和长期永续发展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此现象的一个重要批评是金融市场关注季度业绩，不鼓励以长期为导向的决策。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低估与不可持续的长期实践相关的风险，而损害企业的持久性和责任。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参与者主张改革金融体系，将ESG投资的长期评估做更好的集成。这可鼓励企业采取更注重长期的策略，奖励有利于社会和环境的永续和尽责措施。
对于寻求将ESG实践纳入财务决策的投资者来说，缺乏透明度和标准化仍是一个重大挑战。相关且及时的资讯不足是正确考虑ESG问题的重大障碍。
虽然目前公司必须遵守ESG揭露要求，但此类报告并不一定与常规财务报表保持一致。这种时间上的差距使得将ESG资料集成到投资评估流程中变得复杂。[217]
欧盟是引入ESG要求的先驱，例如最初适用于大公司的欧洲非财务揭露和多元化指令（European Directive on Non-Financial Disclosures and Diversity）。最近，该指令的拟议修订将其范围扩大到所有大型上市公司。虽然监管方面获取进展，但在ESG投资仍有透明度不足的问题。与缺乏透明度相关的问题具有多面性，首先是缺乏明确的全球标准导致ESG报告间有差异。公司在选择揭露标准方面有相当大的自定义空间，导致报告存在异质性，而让不同组织间的ESG绩效难以比较。此外，其所使用的指针间的差异使得人们很难了解实际的持久性和社会责任绩效。[218]
ESG报告间的此类变异和缺乏一致性导致投资者的困惑和不信任，而引发重大批评。投资者在缺乏统一标准和标准化报告的情况下，很难准确评估公司的ESG绩效，投资决策所面临的是基于不完整或误导性资讯的风险。这可能为漂绿者打开方便之门，即企业美化其环境或社会实践，使其显得更负责任，但实际上却未付诸实施。
参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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