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细菌战指控指在1950年代开始的朝鲜战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控联合国军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行动。美国方面则主张可以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与朝鲜实地勘察证明清白，提案被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次否决[1][2][3]。美国改为向联合国大会提案，联合国大会各国投票支持公开调查方案设计，是为706号决议[1]；但中朝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为联合国的下属，属战争中敌对当事方，国际红十字会因美国影响力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而拒绝这些机构介入调查，国际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最终未能调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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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朝自行邀请来自六国的七位科学家，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调查，发表了报告书，认为美军在朝鲜有可能也具备能力拿病菌作为武器，对此美国有着文称，有苏联方面宣传的指示，以及中朝方面没有进一步提出科学溯源证据支持其主张等[5][4][6][7]。生物战是否事实，之后成为韩战期间的宣传战，并引发学术界的争论至今。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首次使用细菌武器。大战结束后，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一些国家仍持续研究和使用[8]。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先后在中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专门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机构，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此类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8][9]。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军731部队免予起诉，以换取其研究内容[10][11][12]。《抗美援朝战争史》认为美国雇佣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北野政次等一批日本细菌战犯，继续秘密研究与制造细菌武器[11]。
1943年3月9日，美国政府政府购买了154英亩（62公顷），包括原来的92英亩（37公顷），并重新命名“ 迪特里克营地”。同一年里建立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USBWL）。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声明，美国的细菌武器政策是“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13]。
指控
1951年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发表书面声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14][15]。4月11日，杜鲁门以“未能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为由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由马修·李奇微接任。5月8日，朝鲜外交部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散播天花。[16]:6-25月19日、24日和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使用细菌战，并且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毒气，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检查。9月22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上述指责。9月，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决定派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各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在一年之前(1950年)就被美国众议院指为共产主义外围组织[17]，一些学者的研究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也如此认为。[18][19][20][21][22]
1952年1月27日夜，美军飞机在驻扎于朝鲜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投弹。次日早晨，第375团在雪地上发现了大批昆虫，第42军初步判断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报告美军使用细菌武器。[23]随后中朝方少数部队和居民发生散在性的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毛泽东提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面展开“反细菌战”的防疫卫生运动。全面进行防疫教育与卫生宣传，对军队普遍注射防疫，为驻地朝鲜平民注射疫苗132万人次。清洁卫生、捕鼠、杀虫、灭蝇，在4、5月捕鼠510多万只，扑灭了大量的蝇、蚊、蚤及其他昆虫。很快控制住传染病，年内军、民的一般传染病的发病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为减少[8]。
1952年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和司令部收到42军电报称：美机于1952年1月28日飞过平康郡该军驻地，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有内蚤、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志愿军司令部随后在一项报告中说：美国的飞机掌握朝鲜制空权，并且偶尔飞越中国领空散播天花病菌。报告认为这是导致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以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旋即命令取证调查，同时又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鲜。2月2日42军给司令部的进一步报告中称，第375团战士李广福称28日当天在驻地金谷里附近发现大量昆虫。但因42军卫生科技术设备及水平受限，尚无法确认昆虫是否带有细菌，遂报告上级[24]。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电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取证调查事宜，并要求苏联细菌专家及设备的帮助。聂荣臻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门开始相应的准备工作。该日发布了《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在朝鲜投撒带菌昆虫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6]:6-4
2月19日，毛泽东将聂荣臻的来电转批周恩来注意这个问题，并为此做出必要的准备。[16]:6-42月19日晚，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就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研究确定：将国内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三天内全部空运安东然后转送朝鲜前线，并立即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到朝鲜[25][11][26]。
2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告之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27]
2月22日，朝鲜外相朴宪永再度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11]:205[28]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29日，2月11、13、15、16日在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导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同日，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后，苏联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使用细菌战。[16]:6-3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11]:206
2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外务相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16]:6-3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组织公布：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弹的消息立即通过官方控制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朝鲜已经大面积流行过瘟疫。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条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也开始大面积流行。由于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众多的中国军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流行病。[29]
2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给志愿军的指示》，强调部队首先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30]。
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东北军区派遣戴正华代表军委会卫生部前往调查。[31]
2月28日，聂荣臻再度发电给毛、周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38度线一带和50集团军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前线。
1952年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他不久前才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议各国批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结果没有通过[8]。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11]:206-207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进入朝鲜，进行调查。[16]:6-5
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声明说：“美军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对和平人民朝中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于中国东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舋。”声明接着说，“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6]:6-3
周恩来还指责美国使用蛤蚧、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作为容器，以蜘蛛等节肢类动物和小型啮齿类动物等18种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32]。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中国政协、中共和十二个民主党派、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
3月11号，在发表否认声明，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要求，希望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反应：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这一请求，并立即向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调查行动得到中国和朝鲜的合作。并告知，印度政府将对调查行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国际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
3月15日，中国政府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开始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由一些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场调查，调查的人员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19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结束在朝鲜的调查。[16]:6-5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把世界卫生组织将就美国在朝鲜散布细菌的指控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征询意见。
3月26日以后，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再度公开正式否认对美国的这项指控。
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师委员会在北京进行调查。
3月28日，国际红十字会就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国、朝鲜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再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在朝鲜散播细菌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政府，征询回答。
3月中旬至4月中旬，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三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将对在朝鲜战场散播传染病一事提供调查的议案发往平壤。
3月31日，国际红十字会第三度向中国、朝鲜发出请求合作调查的呼吁。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表，指责美国在1951年5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间，使用化学武器。[16]:6-5
4月2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第二份报告。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6]:6-5这个委员会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及其结论。报告结论说：“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
4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第四次向朝鲜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允许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入朝鲜有关地区进行调查。朝鲜对此事继续置之不理。
4月7号，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野蛮的和卑劣侵略行经。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向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准许红十字会调查团进入朝鲜和中国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应，红十字会将视为对这一请求的否决。
4月30日，由于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都没有回答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决定停止有关这项调查的努力。
5月开始，中朝方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3名上校军衔的战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8]。36个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也供述他们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鸡毛[10]。战后，费席尔回忆到为了细菌战的供词他被人反复拷打。[33]
1952年5月22日，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1952年6月20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细菌战的指控，将结果向安理会报告。安理会6月23日讨论美国提案，苏联则提案邀请中朝代表列席安理会。安理会7月1日会议对苏联提案进行表决，以1票赞成（苏联），10票反对，没有通过。安理会7月3日对美国提案进行表决，以10票赞成，1票反对（苏联），提案被苏联否决。美国再度提案：“指出中朝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却一再指控细菌战，而苏联重复中朝的指控，却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调查，安理会因此认为指控不实，并谴责伪造与散布不实的细菌战指控”。安理会7月9日对美国新提案进行表决，以9票赞成，1票弃权(巴基斯坦)，1票反对（苏联），提案被苏联否决[2]。
1952年6月23日至8月31日，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巴西、苏联六国七位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由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率领进入中国和朝鲜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该委员会的专家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完成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又称“李约瑟报告”），该报告称美国从日本生化部队学习细菌武器的使用和研发方法，并将之用于朝鲜战争[4][34]。该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组成缘由同年3月29日郭沫若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扩大会议上，建议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调查细菌战；美国方面称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35]。
8月2日，《五个月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中说，敌人使用细菌的省份为“辽东……湖北，河南，云南，四川等十九个省区”。”[36]。
1952年10月20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案，指出苏联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调查，要求联合国大会调查细菌战的指控。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在1953年3月27日到4月8日间讨论美国提案，苏联则提案邀请中朝代表列席第一委员会，其他国家则指出：中朝只需要协助调查，列席第一委员会没有必要；苏联提案以15票赞成，40票反对，没有通过。16国在4月8日对美国提案提出修正案，由五国（巴西、埃及、巴基斯坦、瑞典、乌拉圭）组成委员会调查，提案以52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3]。联合国大会在1953年4月23日以51票赞成，5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第一委员会提案，成为706号决议，由五国组成委员会调查细菌战的指控[1]。联合国大会主席在1953年7月28日报告，706号决议已经通知了中朝美日韩，美日韩表示配合调查，联合国没有收到中朝方面的答复[3]，事后中方的解释是联合国属战争中敌对当事方，美国提议组成的委员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而拒绝其介入调查[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第四国际认为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美军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作军事目的用途[37][11]。早在1951年，中国的报道就声称美军在战俘身上做细菌实验。[38]
美方反驳
根据谢尔登·哈里斯的说法，尽管后来有确凿证据表明美国赦免731部队以换取他们的研究，但美国当局始终否认将研究结果用于实战中。美国及其盟国虽支持联合国的调查，但否认了全部关于其进行细菌战的指控。
1958年，美国政府宣布，“民主律师国际协会”为掩盖的共产党组织，并指控公布该组织“美国犯罪在韩国报告”的记者约翰·鲍威尔为煽动叛乱分子。[39][40]在1959年的一次颇受关注的审判中，鲍威尔被指犯有13条煽动罪，而他的两名助手被指犯有1条煽动罪。美国政府最终撤销了所有指控。但鲍威尔余生没有再从事记者工作，鲍威尔之子表示其父被列入黑名单中[41]。据审判期间的新闻报道，负责此案的美国检察官詹姆斯·B·施纳克 (James B. Schnake) 提交了一份宣誓书，其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规定“在1949年1月1日至1953年7月27日期间，美国陆军有能力在攻势和防御上发动化学战和生物战……国防部负责官员已确定，泄露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记录将对国家安全极为不利。”[42]
战后研究
一些历史学家对1952年春季在朝鲜爆发的疾病提供了其他解释。例如，有人指出，春季通常是中国和朝鲜的流行病高发时期，多年的战争也导致了朝鲜得医疗保健系统的崩溃。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疾病很容易在朝鲜境内的全体军人和平民中传播。[43]
- 历史学家张曙光教授，利用中国方面的可用资料，指出目前中国方面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解释当时中国科学家如何推出1952年的疾病爆发是美国发起生物战的结论，据此，张曙光进一步推论，此指控来源为毫无根据的谣言，而中国方面是刻意忽略相关指控的科学调查以利其国内和国际宣传[44]。
- 1986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加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认为，美国使用生物战的说法“远非天生不可信”，并指出供认不讳的战俘之一沃克·马胡林实际上与德特里克堡有关联。[45]他还指出，在考虑部署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时，没有理由相信道德会否决生物战。[46]他还表示，1951年爆发的病毒性出血热与生物战有关。然而，到2004年，麦科马克改变了主意。在一本关于朝鲜的书中，他写道，凯瑟琳·韦瑟斯比和米尔顿·莱滕贝格出版的苏联档案“对细菌战提供了零碎但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他称“对这些文件的分析几乎可以肯定，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人进行了一场激烈、复杂、人为和欺诈的国际运动——一场巨大的欺诈……”[47]
- 历史学家Jon Halliday和Bruce Cumings在1988年出版的《朝鲜：未知的战争》一书中也表示，这项指控可能是真实的。[48][49]他们质疑朝鲜和中国是否可以“上演一场壮观的骗局，动员数千人”，让数十名中国医生、科学家和高级官员“伪造证据、撒谎和发明医疗欺诈”，将他们本已紧张的大部分后勤资源用于防御生物战，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场针对美国的宣传运动。[49]
- 著名的亲共记者贝却敌在战时曾经报导细菌战，研究冷战史的历史学家现在对这些报导多数不予采信。[50]
-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认为细菌战是中共编造的谎言，[57]并以酷刑迫使美军被俘飞行员配合说谎。[58]
-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因报导朝鲜战争美军细菌战1956年被美国政府以煽动叛乱罪起诉；虽然他翻查美国国防部档案多年没找到任何档案证据，但并未放弃，他的解释是挖得越深越多证据就越会被销毁掩盖[59][60]。
- 1989年，英国对731部队的一项研究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和日本在韩国的生物战罪责理论。[61]
- 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发表论文，声称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朝鲜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志愿军之南进[62][12]。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朝鲜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南北朝鲜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细菌战的对象为下列五种：
- 军队炊事房
- 警察餐厅
- 军队、政府、共产党的宴会场
- 城市的水池河川
- 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任宅
- 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1000余名。北野政次与美军C.B. Philip 上校之联系也被公开[12]。 （注：流行性出血热可能就是后来鉴定的由汉他病毒引起的汉他出血热。此外，藤井的说法存在基本错误，1952年乙级、丙级战犯的全体释放是由于旧金山和约第11条，及杜鲁门总统10393令允许日本政府减免战犯刑罚，之后在日本国内4000万人签字的戦犯赦免运动[63]背景下，1952年12月9日众议院所决定。“52年的东京大审判”更是匪夷所思，因为东京审判在1948年就结束了。且声称731部队军官如石井四郎参与战争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64]
- 美国军医在1997年出版的《Medical Aspect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中，引用了1952年8月细菌战指控达到高潮时，朝鲜政府给波兰的信，信中要求资金用来买衣服，而不是如以前用来买血清与疫苗。令人怀疑朝鲜政府是否相信真有细菌战[65]。
-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中引用了苏联外交官拉祖耶夫在1953年4月写给贝利亚的信，提到“经我检查中国人的说法是虚假的……疫区和坟墓是被人为造出来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在接到这些羽毛后，仅做了细菌学的培养，发现在形态上有与炭疽杆菌相近的细菌，据说可能是枯草菌。[66]。
- 中国纪录片说1993年历史学家在美国解密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份有关细菌战的美军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陆军司令部曾制定了使用毒气和生化武器的作战计划。[67]历史学家同时指出，它仅仅是一份计划。[68]
- 据中方报导，2001年7月26日至8月5日，日本静冈大学历史教授 Mori Masataka [69]带领一个日本“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团”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调查在战争期间美国是否有使用细菌弹。在访谈中，他说通过这次调查，再次确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国的确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弹。Mori Masataka说一些美国媒体和日本隐瞒了细菌战的事实。他们的组织将收集美方证人，同时敦促美国释放的信息给公众[70]
- 2001年在日本出版的《陆军登户研究所的真相》一书指出，日本731部队的成员在朝鲜战争期间为隐藏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内的美国秘密部队的“化学部门”工作，从1955年至1959年也为美国境内的项目工作。[71]
- 2002年，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 Conrad Crane 发表论文，认为美国在朝鲜战期间没有能力或意愿进行细菌战。[72]
-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 Ruth Gogaski 教授发表论文，对细菌战提出新的解读角度，认为中国的反细菌战运动与接下来的爱国卫生运动，都是毛泽东动员群众的政治运动，是向大自然与帝国主义宣战的开始。从大跃进到修建三峡大坝，都可以看到这种挑战大自然的精神。[73][74]
-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家杨念群发表文章，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解读1952年的反细菌战事件和爱国卫生运动，认为是中国利用公众对细菌战的恐惧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抵抗意识，来培养民众普遍的集体抵抗意识，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式的群体行为构筑心理基础。[75]
- 李约瑟博士当年率领“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指控为实的报告，因而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直到1970年代才从名单中移出[76]。2008年出版李约瑟传记的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评价道：“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却无情地欺骗了他。”[77]:199–200:212
- 剑桥大学的Bowett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联合国军法律研究》指出，美国1952年提议由国际红十字会调查，与联合国大会1953年706号决议由五个中立国组成委员会调查，中朝都置之不理，因此细菌战属实的可能性极小[78]。
- 美国科学家联盟表示，没有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朝鲜当时有流行病，细菌战的指控也没有证实[79]，美国科学家联盟列举的实验，地点都在美国国内[79]。
- 昆虫学家杰弗里·A·洛克伍德（Jeffrey A.Lockwood）在2009年写道，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战项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研究昆虫作为疾病媒介的用途，并在战后聘请了德国和日本科学家，他们在战俘和集中营囚犯中进行了人体实验。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生物战计划中使用或试图使用多种昆虫，包括跳蚤、蜱虫、蚂蚁、虱子和蚊子，尤其是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他们还在美国进行了测试。洛克伍德认为，美国很可能确实使用了朝鲜战争期间从飞机上扔下的昆虫来传播疾病，而中国和朝鲜在提出这些指控时并不仅仅是在进行宣传活动，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在1950年秋“最早可行的时间”批准了这些昆虫的使用。当时，它有五种生物战剂可供使用，其中三种是通过昆虫媒介传播的。[80]
- 2010年3月，半岛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人民与权力》（People & Power）对这一指控进行了调查。 在该节目中，森正孝教授调查了美国生物武器弹壳等历史文物、当代文献证据和目击者证词。该计划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其中显示 1951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开始 "大规模实地试验......以确定特定生物武器（细菌战）制剂在作战条件下的有效性。" 森正孝总结道： "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我认为这就是美国人拒绝承认指控的原因。但我毫不怀疑。我绝对相信这是真的。" 该节目最后指出，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美国无罪或有罪。
1998年，加拿大历史学家文忠志和约克大学的爱德华·哈格曼在他们的著作《美国与生物战：冷战初期和朝鲜的秘密》中称对美国进行生物战的指控是真实的。出生于上海的文忠志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同时是加拿大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文幼章的儿子[86]，他是苏联附属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重要成员。
对这本书的评价呈现两级，一位美国军事学院教授称这本书是“糟糕历史”的一个例子，[87]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称该书缺乏直接证据“令人震惊”并且“烂透了”。[88]而其他评论则称赞了这本书，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主任说：“文忠志和哈格曼是该主题最权威的著作“《韩国季刊》的一篇评论称其为“一部引人入胜的严肃学术著作......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美国实际上在朝鲜战争期间确实秘密进行了生物战“，而美国杂志《国家》的一篇评论称其为”最令人印象深刻、最专业的研究，而且在官方文件允许的范围内，这是迄今为止起诉的最佳案例”。[87]中国日报的一位特约撰稿人指出，他们的书是唯一一本将美国、日本、加拿大、欧洲和中国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书，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获准访问中央档案馆机密文件的外国人”。[87]
作为对文忠志和哈格曼研究的反驳，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的凯瑟琳·韦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和米尔顿·莱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在1998年公布了一批苏联和中国的文件，他们说这些文件揭示了这些指控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虚假宣传活动。[89]这些手抄文件来自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由俄罗斯研究人员提供给日本记者内藤康夫，并以日文发表在《产经新闻》上。其中提到：“参与假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90]。韦瑟斯比承认，由于文件的收集方式，使得其缺少印章或签名，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由于它们的复杂性和交织的内容，使得这些文件“极难伪造”，因此来源可信。他们说，朝鲜卫生部长于1952年前往沈阳，在那里他购买了一种鼠疫杆菌培养物，并用于感染被定罪的罪犯，然后用组织样本来欺骗国际调查人员。这些文件包括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电报和报告。例如，苏联情报部门负责人贝利亚的一份报告指出：“建立了假瘟疫区，组织葬礼……并采取措施迎接瘟疫和霍乱杆菌。朝鲜内务部的顾问提议用霍乱和瘟疫杆菌感染被判处死刑的人……”这些文件显示，在第二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才停止了虚假宣传活动。
这些披露出来的文件引起了争议。凯瑟琳·韦瑟斯比和米尔顿·莱滕伯格认为他们的证据是确凿的，足以证明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是虚假的。2001年，美国作家赫伯特·罗默斯坦支持韦瑟斯比和莱滕伯格，同时批评文忠志和哈格曼的研究，理由是他们的研究是基于中国政府提供的文件。[91]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员Milton Leitenberg出版了《朝鲜战争细菌战指控已解决》(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Resolved)一书，就引用了这批苏联文献，称斯大林早已知道细菌战是朝中方的虚假宣传[92][93][94]。《CNN》、《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报导了他们的研究[95][48]。美联社也报道了韦瑟斯比的研究结果，但是对文忠志的报导要求置之不理[96]。除此以外，很多中国学者也认可这项研究。作家北明认为这些档案是真的，并将档案翻成中文发表于《北京之春》[97]。中国研究冷战历史的著名学者沈志华也相信这些档案是真的，不大可能假造，但是他认为事关重大，要到俄罗斯去把原件找出来才行[98]。这些文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文忠志和哈格曼指出这些文件实际上是手写副本，“原始资料没有披露，收藏的名称不确定，也没有卷号可以让其他学者找到和检查文件”。[99]他们声称，即使这些文件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美国没有使用生物武器，并指出韦瑟斯比和莱滕贝格的分析存在的错误和不一致之处。[96][100]同时，俄罗斯政府从1990年开始解密部分前苏联档案，但没有学者见过这些档案的原件，因此这些档案的真伪还有争议。[101][102][103][104]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齐德学认为：在俄罗斯没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档案文献之前，在中国档案文献能够证明这些档案抄件的内容之前，任何对这些档案真实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种推测，而不能形成确切的结论。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专门指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26]。澳大利亚作家迈克尔·彭布罗克称，韦瑟斯比和莱滕伯格研究文件中与贝利亚有关的文件大多是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时期创建的，因此值得怀疑。[105]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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