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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罗马化：Enghelābe Eslāmi）又称1979年革命或霍梅尼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۱۳۵۷，罗马化：Enghelābe 1357[a] ）[参 1][参 2]，是1970年代后期在伊朗王国发生的政变，末代沙阿（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制政体被推翻，白色革命结束，宗教及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并建立了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伊朗伊斯兰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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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一部分 | |||
 德黑兰的大规模游行 | |||
| 日期 | 1978年1月7日－1979年2月11日 （1年1个月又4天） | ||
| 地点 | |||
| 起因 | |||
| 目标 | 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 ||
| 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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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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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满沙阿的施政和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伊朗民众自1978年1月发起反对伊朗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参 3]；同年8月至12月，罢工及示威活动瘫痪了整个国家。1979年1月中旬，沙阿被迫流亡海外，在两星期后，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伊朗人的欢迎[1]。在不久后的2月11日，政府军陷入瘫痪并宣布保持政治中立，导致巴列维政权倒台[2][3]。经过了全国公投后，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4]，并通过了新宪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也在1979年12月成为全国的最高领袖[5]。
由于沙阿政权凭着石油出口赚取的巨额利润和庞大军事力量已平稳统治了伊朗数十年，并深得强国的支持，这次突如其来的革命令外界始料不及。美国在事先预期沙阿能承受这场政治风波，国防情报局甚至展望沙阿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继续执政[6]。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体制，把一个亲西方、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对其后的伊朗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亦间接引发了两伊战争、人质危机等事件[7][8]。
此外，现代国家纷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国家在管理国民生活和出售经济资源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促使各种政治运动向国家及外力提出不同的诉求，当中包括民族主义运动[11]。现代的伊朗在二十世纪初波斯立宪革命后成形，但其源头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与西方的接触，特别是接连两次被俄国击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土库曼恰伊条约》，接着卡扎尔王朝的多番改革失败及经济上让利予外国使民族主义萌芽[12]。
烟草在当时的波斯是一种甚受不同阶级的民众欢迎的商品，而且生产烟草带来的经济效益惠及商人、地主等不同的经济圈子，但波斯在1890年把烟草生产和销售的特许权批给一位英国人。由于商人忧虑失去经济利益，他们发起示威，宗教领袖及不满政治现状的人们也加入，事件被称为“烟草抗议”，作为伊斯兰教士的阿訇在当中发挥了影响力，他们颁布伊斯兰教令，抵制烟草产品，最终迫使政府中止了出让特许权[13][14][15]。烟草抗议被形容为波斯“第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促使“民族觉醒”[16]。自此，什叶派宗教领袖开始在波斯各种社会运动崭露头角，开创波斯伊斯兰教参与国家事务的历史先河，为日后干预政治提供了正当理由[17]。
列强在随后加紧了对波斯的殖民掠夺，英国、俄国、法国等国家在波斯获得租让权，政府在波斯民众的眼中成为殖民势力的代理人。随着米尔扎·马尔库姆汗（英语：Mirza Malkam Khan）及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等西化及宗教知识分子的宣传，波斯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众在1905年发动示威，要求实行改革，是为“波斯立宪革命”，国王穆扎法尔丁沙阿在1906年通过了国家的首部宪法，建立了议会制度。不过，继位波斯国王的穆罕默德·阿里沙阿在英俄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议会遭到解散。立宪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透过控诉卡扎尔王朝勾结外国势力，波斯民族主义找到了新的定位[18]。
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1941年继承王位，并延续父亲的政策，锐意把伊朗打造成现代化的地域强国，他为此而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24]。穆罕默德·礼萨统治初期的政治氛围较开明，伊朗人开始关注英国透过英伊石油公司把持伊朗的石油产业[25]。
在公众的施压下，穆罕默德·礼萨任命改革派民族阵线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担任总理，并启动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英美政府为保证在伊利益，劝说穆罕默德·礼萨罢免摩萨台，但此事败露，礼萨被迫短暂流亡，但英美最终成功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26][27][28]。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指这场政变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所在，摩萨台的倒台及穆罕默德·礼萨的复位都是依靠外力，削弱了政权的正当性[29]。
在回国重新掌权后，穆罕默德·礼萨为了挽回民意而推行白色革命，聚焦土地改革、建立分红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扩大蓝领工人在选举制度里的持份，又致力提高农民的识字率[30]。白色革命大幅改变了伊朗的社会结构，封建土地制度下持有特权的地主日渐式微，相反随着城巿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体日渐壮大[31]。另外，伊朗的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每年石油收入激增至1973年的超过200亿，跃居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32]。
可是，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并没有结合与之相配的政治改革。新总理法兹卢拉·扎赫迪清剿摩萨台的余党，又镇压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逮捕和处死了许多人[33]。穆罕默德·礼萨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及以色列摩萨德的协助下设立情报机关萨瓦克，萨瓦克渗透到政治机关、大学等各个角落，以严刑拷打及暴力的手段镇压异己[34]。白色革命亦不受什叶派教士的欢迎，许多什叶派教士本身是地主，而且他们又认为它的土地改革会侵害他们的宗教资产，他们又反对妇女获得投票权，其中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抨击最受触目[35][36]。
在1902年出生于霍梅恩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自小熟习什叶派的学问，后来转到圣城库姆深造，至1927年成为穆智台哈德（伊斯兰教法学家）[37]。他在1942年的著作《秘示》（Kashf ul Asrar）里主张伊斯兰法学家应有权监督议会立法和君王，把法学家的裁决权力扩展至政治层面上的管治权，又批判世俗主义及礼萨汗，称他为“目不识丁的军人”[38][39]。受到他的导师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埃里·亚兹迪（英语：Abdul-Karim Haeri Yazdi）及大阿亚图拉胡申·布鲁杰迪（英语：Hossein Borujerdi）的影响，霍梅尼在这段时期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40][41]。
在布鲁杰迪于1961逝世后，霍梅尼开始发声。他抨击政府腐败、选举舞弊及打压传媒和政党，又指责政权忽视工商农民的经济诉求、破坏国家的伊斯兰信仰及出卖国家利益予外国[42]。他称“如果伊朗政府不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教士会反抗”，又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分子，指“西方的科技发展和共产主义者的宣传败坏年轻人，伊朗人别无选择，惟有加强人民的信仰”[43]。在白色革命期间作为唯一一位公开批评沙阿的教士，霍梅尼成为反对派领袖[44]。
在申诉和调解不果的情况下，霍梅尼呼吁抵制白色革命的公投，引起沙阿的指责[45]。沙阿与教士之间的分歧越演越烈，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公投的三天前发动示威，接下来的数天都持续动荡[46]。随着德黑兰、库姆等城巿的局势越来越不稳，沙阿政府逮捕了许多教士[47]。霍梅尼随后因再次批评沙阿而被捕及驱逐出境，他辗转到过土耳其、伊拉克及巴黎，期间反思了自己的传统观点，吸纳谢赫·法兹卢拉·努里（英语：Sheikh Fazlollah Noori）在立宪革命时提出的“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的监护）思想，构思其伊斯兰政策的“乌托邦”愿景，从要求教士监督施政改为寻求教士直接管治[48][49]。霍梅尼把他的理念都写在《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英语：Islamic Government）》一书里，通过他的学生在伊朗国内传播这些思想[50]。
随着霍梅尼的宣传与越来越多人不满沙阿，反对派的势力渐趋庞大。霍梅尼把伊斯兰革命塑造成解决社会不公的手段，争取工人和贫民的支持，突显出与沙阿注重“奢华排场”罔顾民生的做法不同[51]。传统商贾支持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巿场。尽管因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巿场私人化和经济增长而得益，他们痛恨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特别是严格的物价调控措施会影响他们的利润[52]。在霍梅尼的帮助下，传统商贾建立了联盟，它很快便成为全国地下政治组织，宣扬霍梅尼的政治理念和为他筹集资金[53]。
伊朗国内外的学生在二战后的各个社会运动扮演着重要角色。大批在外国留学的伊朗学生十分关心政治，他们成立了伊朗学生联合会（英语：Confederation of Iranian Students）等组织，这些组织是国外主要的反沙阿阵营宣传机器，定期组织反沙阿的示威，霍梅尼的盟友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易卜拉欣·亚兹迪（英语：Ebrahim Yazdi）及萨迪克·戈特布扎德（英语：Sadegh Ghotbzadeh）都曾经参与过这些学生政治活动[54][55]。国内的学生运动也孕育了许多革命领袖，伊朗的大学经常是举办反政府示威和罢工的场所，激进的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及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都是由学生成立[55][56]。
其他反对派还包括左翼、民族主义及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伊朗人民党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对霍梅尼等“开明教士”表示赞赏[57]。民族阵线在1953年被取缔后经历了数次改组和分裂，部分继续寻求建立世俗、民主的伊朗，部分则试图与霍梅尼等教士建立合作关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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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沙阿致力把国家现代化，但他在君权上却走了老路，试图把他的统治与古波斯连上关系[63]。他决定要在1971年于古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举行盛大的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改写历史，把自己的统治塑造成是继承古波斯国王，贬低伊斯兰教的角色[64]。
他广邀外国贵宾出席，并在当地兴建豪华的临时住所，提供高级的法国餐点，估计耗资高达200至300万美元，广招国内外的批评[65][66]。普遍伊朗人都认为庆典浮夸，甚至是腐败之举[67]。文学家贾拉勒·艾哈迈德（英语：Jalal Al-e-Ahmad）炮轰伊朗伪善，漠视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国家过度依赖外资，反而赞颂其君主政体的传统[68]。霍梅尼等批评者更声言“任何组织和参加庆典的人都背叛了伊斯兰教和伊朗民族”[69]。
皇后法拉赫·巴列维在她的回忆录里指出，穆罕默德·礼萨对这些反对声音不以为然，并提到事件是如何导向伊斯兰革命：
| “ | 纵使一些人（教士和大量地主）的反对与另一些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躁动分别来自光谱的两极，但他们一同加剧了社会在1976年至1977年的不满情绪，导致我们的离开和伊斯兰共和国的诞生。不过在1971年，国王不在意这些反响：他认为在一个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他对解放我们的社会、满足人们的期望和调解矛盾取得的成果充满信心。[70] | ” |
由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里支持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国家对这些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油价急升四倍，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71]。未有跟随实施禁运的伊朗获得庞大的收入，以便沙阿实施现代化的改革。沙阿的石油和经济政策除了招致宗教领袖及民族主义者批评襄助帝国主义，亦造成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72]。伊朗作家萨塔雷·法尔曼法玛扬（英语：Sattareh Farmanfarmaian）提到石油危机对民众的影响，她称“没有人能追上通膨……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却想要任何东西。他们愠怒而且烦恼，羡妒不安，觉得他们得不到应有的东西。”[73]
此外，沙阿的家族成为石油出口的最大获益者，而且国家收入与沙阿家族收入的界线变得模糊，使许多伊朗人都感到愤怒。至1976年，沙阿通过石油所得的收入累计达10亿美元，其家族基金控制约30亿美元及超过200家公司，遭指控贪腐及私相授受[74]。
沙阿在1957年仿效美国的两党制，授权成立两个政党，它们分别是代表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党（英语：Nationalists' Party）及代表自由主义的民众党。实际上，两个政党都忠于沙阿，被嘲讽是“点头派”和“哈腰派”，并非协助政权发展民主政府的第一步，而是掩人耳目，令许多政治敏感的伊朗人不满[75]。尽管如此，那时的民众可以自由加入两党及其他少数党派，这些政党有时会就经济、社会等民生问题展开有重要意义的讨论[76]。
可是，沙阿在1975年宣布成立复兴党（英语：Rastakhiz Party），解散其他政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成立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和所有思想”的一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地，激发改革所需的公民意识”[77]。沙阿又称所有爱国的伊朗人都必须加入这个新政党，拒绝加入者必然是心系人民党及反对政权，这些“叛国者”都必须入狱或立即离国[78]。史学家阿巴斯·米拉尼（英语：Abbas Milani）指出，复兴党的主要拥护者是碌碌无能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即使是表面上对沙阿唯唯诺诺的复兴党秘书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在私下都对这个主意予以嘲讽[79]。
复兴党的成立引发了严重的后果，意味着国家开始进场干预传统的中产阶层和教士。复兴党解散了一直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商会，逼迫市集商人参加他们取而代之的商会。沙阿认为市集“不雅暴露”、“过时”及“狂热”，他透过复兴党采取高压政策，取缔“蚤虫横行的市集”，又为了对抗通胀而控制商品的物价，组建巡察队“无情地打击市场牟利者、骗徒、囤积居奇者及失德资本家”[80]。复兴党崇称沙阿为“精神领袖”，大肆抨击宗教领袖，在伊斯兰教里被尊称为穆拉的知识分子被指是“中世纪的黑暗反动分子”[81]。这些举动都使原本立场温和的伊斯兰教学者转而公开反对沙阿政权，他在后来亦承认“成立这个政党是错误”[82][83]。
外界开始关注伊朗政府打压社会活动和反对派的情况，特别是萨瓦克对政敌的严刑拷打及处决。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1975年详细报导伊朗政治犯的处境，并称“世界上没有人权纪录比伊朗更差的国家”。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则在翌年指政府实施“系统性的严刑逼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国际人权联盟发公开信呼吁沙阿“改善伊朗恶劣的人权状况”[88]。
身在海外的伊朗人亦通过组织各种活动，表达他们对沙阿专制统治的不满。伊朗学生联合会及伊斯兰学生协会（英语：Islamic Association of Students）在外国的大学派发宣传物品、组织抗议静坐、占领伊朗领事馆等活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声音[89]。欧美报章报导萨瓦克对付海外的异见人士，并指批评政府的左翼人士、穆斯林及中产阶级都成为他们的目标[90][91]。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亦关注到伊朗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美国要与沙阿保持距离[92]。
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批评伊朗的人权状况，并承诺当选后会着手处理，这促使一直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沙阿进行政治改革[93]。他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监狱，并改革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放宽对传媒的审查，但这些措施未能平息反对派，反而被他们认为象征沙阿软弱[94]。卡特对人权政策的强调亦鼓舞了反对派采取行动，伊朗自由运动（英语：Freedom Movement of Iran）的领导人迈赫迪·巴扎尔甘称“我们不相信沙阿的开明政策，但卡特的人权宣扬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大激发了革命热情。”[95]
到1977年5月，反对派的声音变得更高亢和尖锐。有54位律师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修例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而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英语：Karim Sanjabi）、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及达里乌什·福鲁哈尔（英语：Dariush Forouhar）则呼吁结束沙阿统治及重归1906年宪法[96]。受到政权放宽打压的刺激，许多本已沉寂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重新活跃起来。除了民族阵线，一批文人重组已遭取缔的作家协会，他们举行公开的诗书会，让诗人和作家朗读他们的著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表达反对政府的声音[97]。巴扎尔甘亦重建了伊朗自由运动，而转为地下活动的人民党也激活了他们在德黑兰、阿巴丹和拉什特的秘密行动小组，印发党刊[98][99]。受到严打的左翼武装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改变策略，加强渗透校园，而另一个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游击队组织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组织（英语：Organization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则深化工人运动，伺机起事[100]。
同年6月及10月，把社会理论与伊斯兰教结合的革命家阿里·沙里亚蒂及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英语：Mostafa Khomeini）因不明原因逝世，许多人都归咎是萨瓦克所为[101][102]。后来据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所说，事件激发霍梅尼阵营发动反沙阿示威，世俗反对派有机会展示他们与教士的团结。这是反对派的一个转捩点，促使什叶派穆斯林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导[103]。
11月，警方驱散作家协会在阿里梅尔大学举办的诗书会，超过10,000名学生和参加者冲到街上，高呼反政府口号。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一名学生死亡及数十人受伤，约100人被捕，引发学生的大规模罢课，导致伊朗的主要大学停课[104]。
美国总统卡特在1977年12月访问伊朗，称赞沙阿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深受人民喜爱”，又称伊朗“在全球动乱频仍的一个地区里是一座稳定的孤岛”[105]。霍梅尼等反对派批评，卡特只关注某些国家的人权，而这些国家对美国没有任何军事和战略利益。反之，沙阿则确信他得到美国的坚定支持，他认为需要对反对派采取较强硬的态度，特别是霍梅尼[106]。
在一星期后的1978年1月7日，德黑兰日报《消息报（英语：Ettela'at）》发表了一篇中伤霍梅尼和伊斯兰教士的社论文章，标志着伊斯兰革命的开端[107]。文章是在伊朗信息和通信技术部的指示下发表，谴责反对沙阿的伊斯兰教士，指他们是反动分子，又指控霍梅尼是英国间谍，而且生活挥霍无度[108]。
伊斯兰宗教领袖认为发表这篇文章是政府策划针对他们的动作，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称这篇文章“玷污了我们的信仰”，震惊伊朗所有穆斯林[109]。库姆有大量的穆斯林学生到处走访，催促宗教领袖表达抗议。他们在街上与警方爆发冲突，要求当局道歉及容许霍梅尼回国，大骂政权是“耶齐德政府”，因为在什叶派穆斯林眼中，第六代哈里发耶齐德一世代表了罪大恶极[110]。
据记者阿米尔·塔赫里（英语：Amir Taheri）报导，示威者在两天后的1月9日袭击及纵火焚烧银行、女校、书店、政府官员寓所及两家男女可以一起用餐的餐厅，并与警方爆发流血冲突：
| “ | 到午后，群众增至20,000人，当中以情绪激昂的神学生为首，他们信心十足地高喊“穆斯林，武装起来，伊斯兰教正面临危难”的口号前往警局。面对迫近的愤怒民众，警方大为紧张，他们在警局天台开枪……直至军人在日落前赶到，恢复了秩序。[108] | ” |
警方的数字是六死九伤，但反对派则指有20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1]。沙里亚特马达里谴责政府，并呼吁民众在死难者逝世的四十天后罢工，到清真寺参加四十日节（英语：Arbaʽeen）的纪念活动[111][112]。库姆事件耗尽了异见分子的耐性，引发更多的示威和流血事件，霍梅尼的支持者以捍卫伊斯兰教为名统合了全国城乡的伊斯兰教士，革命自此后便染上了伊斯兰色彩[113][108]。
在传统上，死者逝世后的第四十天会举办悼念仪式。2月18日正是库姆事件死难者的四十日节，伊朗各地民众响应号召发起大规模的悼念游行[114]。在大不里士，到清真寺参加仪式的人们发现他们被警察包围，一名学生被射杀。他们抬着他的遗体上街，高呼“沙阿去死吧”、“霍梅尼万岁”等口号，袭击及焚烧银行、酒馆、奢侈品商店、戏院及复兴党的办公室[115]。这些示威者具有清晰的政治目标，他们攻击的银行有皇室背景，又认为这些银行违背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的教条及歧视小商户，目击者称这些银行失去了所有账目，但“不失一分一毫”[116]。政府调遣坦克和步兵应对，至少有9人死亡，125至300人受伤，700人被捕[117]。这是伊朗自1963年以来最大的示威，沙阿解除了当地总督及警长的职务[118][119]。
四十天后的3月29日，伊朗55个城市爆发示威，悼念大不里士的死难者，大部分都和平有序，但德黑兰、伊斯法罕及亚兹德都演变成暴乱[120]。在亚兹德，一位支持霍梅尼的激进教士在他的布道裡强调忘我的牺牲精神，挑动群众生事，造成三人死亡[121]。反对派声称单是亚兹德便有超过100人被杀，霍梅尼、沙里亚特马达里等宗教领袖再次呼吁群众参加随后的四十日节[116]。
全国各地在5月10日爆发新一轮的四十日节示威，军队封锁了德黑兰的市集，又发射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沙阿取消了外访行程，密切注视局势发展[122]。在库姆，警方闯进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寓所，杀死了两名学生。当局称这三轮示威造成22人死亡，反对派则称250人死亡[123]。
连场示威出现死伤，使沙阿及立场较温和的宗教领袖都有意缓和局势。沙里亚特马达里呼吁支持者不要再参加四十日节示威，并称他不在乎沙阿是否执政，只想重建立宪政府[124]。沙阿则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应对危机，一方面以威慑方式打压反对派，利用萨瓦克及复兴党属下的复仇地下委员会及抵抗纵队袭击他们，包括殴打作家协会的成员、炸毁反对派领袖的办公室等[125]。
另一方面，他撤回了触怒商人的反通胀措施，解散检查物价巡察队，释放被指收费过高而被囚的商人，又取消国营市场的计划[126]。他亦试图改善与宗教人士的关系，例如就侵入沙里亚特马达里寓所致歉、重开库姆的法兹雅神学院，并裁撤萨瓦克领导人内马图拉·纳西里（英语：Nematollah Nassiri），承诺明年举行真正公开的选举[127]。
以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英语：Jamshid Amouzegar）为首的新内阁开始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措施，旨在遏制通胀、放缓公共开支、增加房屋供应和改善物资短缺的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冻结薪金、新的税制改革、逃税查处、减少信贷、打击土地投机及收紧公共开支，一般都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128]。他的政策有立竿见影的成效，生活费用指数（英语：Cost-of-living index）的上升由1977年的35%剧降至1978年首三季的7%[129]。
这些政策似乎奏效，美国大使馆报告在5月末指动乱已由过去数个月的每天数宗降至每周三至四宗[130]。6月5日纪念1963年示威15周年的罢工、6月17日各地的示威及6月19日的四十日节都得以和平度过[129][111]。
不过，阿穆泽加尔的经济收缩政策导致低下阶层面临严重的失业，亦限制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就业机会，专业人士和基层工人对经济失去信心，加剧了他们的不满[129][131]。在1977年，建筑工人的就业人数达到90万，占劳动力的10%，但阿穆泽加尔政府削减了许多建筑项目，他们的工资由日薪超过10美元下跌至7美元，部分求变的工人遂联合中产阶级参加革命[参 4][132]。
到7月，大不里士有2,000名工人要求加薪及恢复停止发放的新年奖金，并要求改善居住环境。阿巴丹有超过600名清洁工罢工，要求加薪。贝赫沙赫尔则有1,500名纺织工人罢工，寻求自由的工会选举[133]。首次主要由工人参加的大型示威发生在7月22日的马什哈德，一位死于交通意外的教士在当天举行丧仪，有约一万名工人送行。随后演变成5月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40人丧生[134][135]。大部分主要城巿在7天后举办悼念游行，令多个城巿都爆发暴乱[136]。
8月，伊斯法罕、设拉子及大不里士等地都动荡不安。其中在伊斯法罕，阿亚图拉贾拉勒丁·塔赫里（英语：Jalaluddin Taheri）因提出反对政府的言论而被捕，他的部分激进支持者向银行、戏院及沙阿阿巴斯酒店（英语：Abbasi Hotel）投掷砖头，令局势升温。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达到一万人。政府在10日予以镇压，实施戒严和宵禁，反对派指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杀[137]。
在8月19日下午，位于阿巴丹的雷克斯戏院遭到纵火。由于出入口遭到堵塞，火灾造成约370至477人死亡，包括许多妇孺[138][139]。政府和反对派都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尽管戏院在过去的示威里往往成为穆斯林的攻击对象，但鉴于当时的气氛，许多人都认为是萨瓦克为了嫁祸宗教极端分子而为，后来的调查才发现，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负有重大责任[139]。当时正在上映的电影《鹿（英语：The Deer (film)）》被指是批判巴列维王朝，加深了人们的怀疑[140]。当时正值沙阿计划庆祝母亲的生日，因此被指在伊朗举国恸哭之际，皇室却歌舞升平[138]。
翌日爆发了大规模示威，马什哈德及库姆分别有2万及5万名示威者。在阿巴丹，超过10,000人聚集悼念死难者，他们高喊“沙阿去死”、“沙阿必须滚”的口号。尽管凶手被捕，但公众并不信服，事件令人们对沙阿及其政权的不满转变成痛恨[141]。
为了应对危机，沙阿作出更多的让步。他任命有宗教背景的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英语：Jafar Sharif-Emami）出任总理，取代阿穆泽加尔[129]。沙阿承诺伊朗很快便会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除了伊朗人民党，所有政党都不会被禁制。政府又释放了201名政治犯，进一步放宽审查，关闭赌场和夜店[142]。埃马米又裁撤了一些据指与巴哈伊信仰有联系的官员和军人，政府雇员及军人获得大幅加薪。尽管这些措施暂时延缓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但人们却认为这是进一步坐实了政权的过失[141]。
埃马米释出善意，允计民众在9月4日开斋节当天在指定地点和平地进行礼拜。可是，德黑兰的群众在活动结束后突然自发游行，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估计达到20万至50万人，他们向驻守在路边的军人喊道：“兵哥们，为何要杀害你的兄弟们？”这在当时是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显示革命运动真正受到民众欢迎，而不仅仅只是获得社会少数极端分子支持[143]。
在三天后的9月7日，民众继续上街示威，而且人数有增无减，气氛变得严肃和激进，当天有示威者提出了新的口号，呼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144]。在当晚，沙阿促使政府在德黑兰及另外11个城市宣布戒严，并实施宵禁。不过，不管是故意违反戒严令还是不知道戒严的实施，有约5,000名示威者在9月8日上街，他们在贾勒广场与军警爆发冲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负责在德黑兰实施戒严的戈拉姆·阿里·奥韦西（英语：Gholam Ali Oveissi）下令军人向人群开火，造成至少64人死亡，奥韦西称军方亦有约30人死亡。当天爆发了数次冲突，合共造成89位示威者丧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英语：Black Friday (1978)）”，含义与1905年俄国革命的血腥星期日相约[142][123]。
黑色星期五令反对派与政府彻底失去和解的机会，有旁观者称沙阿与民众的鸿沟因黑色星期五与阿巴丹的戏院火灾而变得不可逾越，支持霍梅尼推翻沙阿的呼声更高[145][146]。霍梅尼愤怒地称“约4,000名无辜平民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杀”，沙阿在内阁面前落泪，并训斥了军方[142][147]。
事件没有动摇美国对沙阿的支持，美国大使描述“群众挥动棍棒、投掷石头攻击军队”，与目击者的证言不同。美国总统卡特在戴维营致电沙阿，重申对他的支持[148]。
黑色星期五的惨剧迫使反对派的活动避免走上街头，转而以罢工的手段抗争。德黑兰炼油厂工人率先在9月9日罢工，争取加薪及撤销戒严令，伊斯法罕、设拉子、大不里士、阿巴丹的炼油工人及德黑兰的水泥匠在数天内相继响应。9月18日，中央银行的员工声称有177位政要把合共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包括总理埃马米及奥韦西将军[149][150]。
单是10月，罢工的次数达到36次，并开始影响经济[151]。石油产业工人的罢工人数增至37,000人，令经济陷入停顿，伊朗原油产量跌至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罢工又蔓延至政府部门、邮政、法院、铁路、医院、电台和电视台、学校、中央银行、巴士公司、酒店及市集，罢工的公务员达100万人[152]。除了经济诉求，他们还提出政治主张，要求释犯政治犯、解散萨瓦克及结束沙阿的专制统治[153]。
11月初，学生在德黑兰大学校园主门与保安部队爆发冲突，造成多名学生死亡。学生在翌日冲出校园，破坏及纵火焚烧建筑物，包括英国大使馆，另有17家警局遭游击队袭击[154][155]。此外，加兹温、阿莫勒、萨南达季等地的示威浪潮持续，促使沙阿要采取措施，以平定局面[156]。
在伊朗政府的施压及伊拉克政府察觉到什叶派人口受到的影响之下，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遭到驱逐。霍梅尼在前往科威特等国不果后于10月6日抵达巴黎，沙阿的此举不被认为是明智，因为霍梅尼在伊拉克的举动受到监视和限制，然而来到巴黎后，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传媒和反对派，宣传革命意识[157][158]。霍梅尼的言论通过电话，再经转录、复印传达到伊朗各地，伊朗的反对派领袖纷纷飞往巴黎与他会晤，包括巴扎尔甘、桑贾比及福鲁哈尔。正如学者沙乌尔·巴赫什（英语：Shaul Bakhash）所说：
| “ | 霍梅尼在巴黎那时，伊朗主要的政治人物承认他统领反对派的地位，奠下了推翻君主制和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础。[159] | ” |
沙阿又任命高级军官戈拉姆·礼萨·爱资哈里（英语：Gholam Reza Azhari）出任新总理，试图动用军力逼迫罢工者回到工作岗位，但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出自农村或城镇基层，他们亦无意支持沙阿，许多士兵都离开部队，回到家人身边，甚至变节加入到示威的行列里[160]。
另一方面，沙阿却向反对派抛出橄榄枝。他宣布特赦1,126名囚犯，逮捕被指贪腐的官员，并宣称会继续开放政治制度。前萨瓦克领导人纳西里被控非法囚禁及滥用酷刑，遭起诉至军事法庭[161]。沙阿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听取了“革命讯息”，承诺会“弥补过失”，打击贪腐和社会不公[162]。不过，反对派并不卖帐。沙里亚特马达里表示在戒严令及军政府仍然维持的局面下无法展开谈判，霍梅尼则在巴黎指如果沙阿听取了革命讯息，他理应立即下台，接受伊斯兰教法的审判，又动员民众继续抗议，直至“可鄙的君王”被扔进历史垃圾堆[163]。
随着霍梅尼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强，其他反对派不得不寻求与他合作。桑贾比无法说服霍梅尼接受有保皇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只好支持举行公投，建立以伊斯兰教及民主为本的政府。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亦放弃渐进主义，发表声明指大部分人民不接受沙阿，支持建立伊斯兰政府。民族阵线及自由运动的让步表明温和派已把革命的主导权拱手相让[164]。
12月2日，正值伊斯兰历里的穆哈兰姆月，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在参加宗教节庆的同时涌上街头，表达他们对沙阿的抗议。他们穿上了白色寿衣，意味着他们已准备好因违背宵禁令而殉道，并展示标语请求霍梅尼回国，另一些人则在寓所的天台大喊“真主伟大”，接连三天的示威造成700人死亡[165][166]。爱资哈里试图降温，他在12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表示，如果反对派承诺克制，他会允许他们在阿舒拉节游行，又在翌日释放早前被捕的桑贾比和福鲁哈尔[167]。
在12月10日及11日的塔苏阿节（英语：Tasu'a）和阿舒拉节，有五十万至数百万不等的民众参加了这两天的和平游行。学者查尔斯·库兹曼（英语：Charles Kurzman）指“有1%全国人口参与的革命几乎是闻所未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或许超过了1%，但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的伊朗却有超过10%的人口参加了反沙阿的示威”[168]。
12月末，罢工及流血冲突再次激化，军事基地受到更频繁的破坏，擅离职守的军人也越来越多[169]。美国的态度亦开始出现转变，卡特政府开始考虑各种应对方案，外交官乔治·鲍尔评估沙阿无法维持君主专制，他必须把权力移交给向人民负责的政府[170]。时任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提议与霍梅尼建立关系，但遭到主张全力支持沙阿镇压革命派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反对[171]。沙阿对美国的暖昧态度心生疑虑，但驻伊朗大使威廉·希利·沙利文向他表示决策权在沙阿自己的手上[172]。
沙阿开始与温和反对派协商，但民族阵线的桑贾比不想违背他与霍梅尼的协议[173]。在12月30日，民族阵线的另一位领导人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却接受沙阿的任命出任总理，条件是沙阿要把权力交给摄政委员会，并暂时离国[174][175]。巴赫蒂亚尔忧虑革命导致共产主义者或伊斯兰教士控制国家，他认为这样可能会摧毁伊朗[176]。
1月6日，巴赫蒂亚尔公布他的内阁名单。巴赫蒂亚尔上台后公布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承诺举行自由的选举、解散萨瓦克、取消戒严令，并称霍梅尼可以回国[177]。
尽管巴赫蒂亚尔得到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但霍梅尼在巴黎表示沙阿任命的任何政府都是非法，并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桑贾比及福鲁哈尔把巴赫蒂亚尔开除出民族阵线，并指不接受沙阿继续执政[178][179]。沙阿在1月16日离国前往开罗，举国欢腾[173]。虽然没有正式逊位，但他的离开实际上结束了他的37年统治，伊朗延续了2500年的君主政体告终[180]。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的波音747包机返回德黑兰[参 5]。数百万人欢迎他的回归，人群呼喊他为“伊玛目”，这个称号一般是指伊斯兰教的领拜者，但在什叶派里暗指了941年隐遁的第十二任伊玛目，增添了神秘的宗教色彩[176]。他在两天后向巴赫蒂亚尔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他不辞职，将会面临武力抗争[181]。
在巴赫蒂亚尔仍在任的情况下，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总理[182]。他警告“任何反对巴扎尔甘政府的人都违反了神圣的伊斯兰教法，将会受到严惩”，并指示所有政府雇员和军人与新政府合作，采取行动反对临时政府的人们“会被视为暴动，是亵渎伊斯兰教的罪行”[183]。
巴赫蒂亚尔政府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作。此时，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各地利用清真寺建立了许多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打破中央权威和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理想媒介”，亦鼓励和协助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当中的协作[184]。军方摆脱了沙阿的控制后，逐渐不再听命和支持政府，他们失去了与革命派作对的意志，减少出现在街头。越来越多的军人叛逃，加入革命派[185]。
霍梅尼指示巴扎尔甘成立临时伊斯兰政府，又委托革命委员会与伊朗军方的参谋长谈判[186]。他赞扬已投身革命的军人，承诺会保护叛军[185]。
2月9日晚上，德黑兰附近杜森塔佩空军基地（英语：Doshan Tappeh Air Base）的空军技师转投霍梅尼阵营，他们与帝国卫队（英语：Imperial Guard (Iran)）爆发冲突，大量左翼游击队、革命分子及其他叛军赶至增援。他们击败了帝国卫队，并占领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群众。其他军械库、兵工厂及警局在翌日遇袭，估计有300,000件枪支被革命派夺走并分发出去[187]。一份德黑兰报章报导称“从10岁儿童到70岁长者，数以千计的人们获发枪支”，《纽约时报》亦指“自一年多前的政治危机开始后，首次有数以千计的平民在街头拿着机枪和其他武器”[188]。
2月11日，数千名武装人员、游击队、人民党党员及叛军袭击警局军械库、帝国卫队军营、萨瓦克的羁留中心埃温监狱、军校及驻地。总参谋长在下午宣布军方不会在巴赫蒂亚尔与革命委员会之间选边。电台在六点广播道：“这是德黑兰之音、真正伊朗之音及革命之音。”[189]巴赫蒂亚尔辞去总理一职，与他的数名亲信逃离伊朗[190]。
霍梅尼在很久以前便有意以“法基赫的监护”的概念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权。可是，在沙阿倒台后，革命派当中的世俗主义者、马克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及温和穆斯林都不认同由教士管治国家，更不要说是伊斯兰教法学家。此时的霍梅尼还未完全掌控局势，而且他和他的支持者没有有效的手段管治国家，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业、金融、军事及其他机构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他需要其他革命分子的支持[191]。
他选择巴扎尔甘出任革命政府的总理，切合了革命派大部分人的期望。巴扎尔甘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同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在过去30年一直坚定不移反对沙阿的政权，代表了一直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及认同伊斯兰价值和原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基础的温和穆斯林[192]。巴扎尔甘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具伊斯兰教色彩的民主国家，把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但霍梅尼却意图把什叶派置于绝对领导权[193]。巴扎尔甘曾经暗示自己不像霍梅尼一样犹如一台摧枯拉朽的推土机，而是一辆“精致的客车”，必须要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行驶。可是，霍梅尼对左翼更有戒心，也担忧巴列维王朝可能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卷土重来，他需要巴扎尔甘及他的民主派协助确保革命成果[194]。
巴扎尔甘上任后需要恢复社会秩序，霍梅尼呼吁革命分子停止攻击政府机关，遵从巴扎尔甘政府的命令上缴武器[195]。不过，巴扎尔甘政府谋求建立民主政治，经济上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这与反帝国主义及寻求社会、经济公义的左派相左。左派希望把大型产业国有化、还地于民，并输出革命。左派游击队拒绝交出武器，因为他们声称要做好打破帝国主义阴谋的准备[196]。按照其路线的不同，这些游击队和其他左翼党派与伊斯兰临时政府及随后的神权政府亲疏有别，但最终都一律遭到打压。
在革命后初期，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英语：Mojahedi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rganization）及人民党表态效忠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但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却指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里应包括参加罢工的工人，并警告“骑劫革命”会造成后果[197]。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把临时政府里的激进伊斯兰教士及民族主义者视为资产阶级，他们既不信任那些伊斯兰教士，也认为后者是背叛革命的改革派[198]。以反帝国主义为宗旨的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并未因巴列维王朝的倒台而罢手，他们担忧美国会协助沙阿夺回统治权，并且有谣传沙阿藏身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于是他们在2月14日攻占大使馆，但政府在事隔两小时后便把他们赶出去，革命委员会谴责了他们的行为[199][200]。
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指出，霍梅尼对伊斯兰教法的理解及伊斯兰运动需要持续与反帝国主义和反独裁统治挂钩，他们才会继续支持他。他们又在2月20日呼吁支持者游行到霍梅尼的寓所，霍梅尼则劝告公众不要配合他们，批评他们的行为犹如“邪魔”和“土匪”，这些事件都反映“在沙阿离国后，伊朗的宗教势力与马克思主义者渐行渐远”[201][195]。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在随后分裂成多数派（英语：Organization of Iranian People's Fedaian (Majority)）及少数派，前者移除了其游击队的定性，采取支持伊斯兰政府的立场，但在1983年与人民党一起遭到神权政府取缔，后者则成为反对派[202]。
与世俗的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相比，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却利用伊斯兰教来传达左翼意识形态。虽然据领导人穆萨德·拉贾维（英语：Massoud Rajavi）所说，他们在初期获霍梅尼及其盟友邀请加入伊斯兰政府，但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隐含反对伊斯兰教士统治国家的讯息令霍梅尼抱有疑心，霍梅尼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及反对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双方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对立。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指责掌权的伊斯兰教士背弃了人民的民主盼望，卸下了早期的伪装，并认定他们是反动分子。伊斯兰教士则斥责伊斯兰革命圣战者是“伪信者”，并非真正的穆斯林，认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沾污了伊斯兰教。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在1981年与神权政府摊牌，他们连同时任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鼓吹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民主共和国，但遭到镇压，随后逐渐式微[203]。
在这些左翼党派当中，人民党最坚定支持霍梅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努尔丁·卡亚诺里（英语：Noureddin Kianouri）夸赞称“人民的警醒与霍梅尼坚实的领导能力是捍卫革命成果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前，他们得到霍梅尼的宽容。在1982年，苏联恢复对伊拉克供应武器，当时正值两伊战争，这使得到苏联支持的人民党成为政权严打的对象，卡亚诺里等人民党的骨干要在电视镜头面前承认叛国和一直为苏联刺探情报，导致人民党解散[204]。
在沙阿倒台后，霍梅尼旋即成立革命法院（英语：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rt），监管全国各地的临时法庭[205]。这些临时法庭随着各地的革命委员会而成立，用以审判巴列维王朝的多位主要官员。法庭的判决相当严苛，包括处决那些“令人没齿难忘，对伊斯兰教和伊朗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们”。这些地方法院对“反革命罪行”、叛国、失德等罪行均有审判权，由霍梅尼任命的革命检察总长及革命委员会控制[206][207]。法官都是霍梅尼亲自挑选的教士，他们的判决不接受上诉。法庭的审讯过程只有数个小时，甚至数分钟，可基于被告的声誉予以判决，亦没有辩护律师在场[208]。
首批遭到处决的军官有实施戒严令的军事指挥官迈赫迪·拉希米（英语：Mehdi Rahimi）、前萨瓦克领导人纳西里、空军总司令马努切赫尔·霍斯罗达德（英语：Manouchehr Khosrodad）及伊斯法罕的军事长官，许多参与落实戒严令和打压革命活动的军官亦陆续遭到处决、监禁或被迫退役[209]。遭处死的政府官员则包括前总理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外交部长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英语：Abbas Ali Khalatbari）及教育部长和伊朗的第一位女部长法罗赫鲁·帕尔萨（英语：Farrokhroo Parsa）[210]。到1979年11月初，有超过500人遭革命法院处死[208]。
通过清除巴列维政权的余党，霍梅尼掀起的恐惧压制了内部的反对声音，对巩固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211]。
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把伊斯兰革命引致的局势不稳视为契机，寻求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支持伊斯兰革命及霍梅尼，以换取霍梅尼承诺库尔德人可享有自治及可在制定新宪法的时候占有一席之位，但这个协议一直没有实现[212]。马哈巴德的一位逊尼派教士埃扎丁·侯赛尼（英语：Ezaddin Husseini）号召各个库尔德族部落的酋长和领导人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谋求库尔德人的完全自治。他们提交了一个方案给德黑兰政府，方案只把外交、国防和经济策划的权力交给中央政府，挑战霍梅尼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神权政府的愿景[213][214]。
霍梅尼曾经提议赋权予逊尼派少数民族，他们可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设立宗教法院，但侯赛尼等库尔德族领导人认为这未足以符合他们的自治诉求。库尔德人与革命卫队在马哈巴德、萨南达季爆发流血冲突，期间左翼游击队与库尔德人并肩作战，更令霍梅尼担忧共产势力图谋渗透和支解伊朗，像1946年的马哈巴德共和国一样扶植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族共和国，他认为这对革命政府构成威胁，使双方更难和解[215][216]。政权对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科马拉党（英语：Komala Party of Iranian Kurdistan）控制的库尔德人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占领多个城市，抵抗的库尔德武装分子退至乡郊开展游击战，战事逐渐平息[217]。
霍梅尼亦意识到，如果要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他需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压制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左翼人士的反对[218]。他忧虑常规军队会发动政变推翻伊斯兰政府，事实上，卡特政府曾经试图游说伊朗军方推翻革命政府，因此他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它是一支独立于常规军队的军事力量[219]。创立革命卫队的穆赫辛·拉菲多斯特（英语：Mohsen Rafighdoost）透露，革命派在革命初期探讨是否要成立革命卫队，大部分人都同意革命需要一支能保护自身的力量，因此革命卫队是作为“他（霍梅尼）的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捍卫者及牵制军方的可靠力量”，其主要目的是反革命，亦负责内部和边境保安、执法及管辖导弹。革命卫队用于不对称战争及非常规的军事任务，如防范走私、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及针对反政府势力展开军事行动[220]。
尽管革命卫队的成立是霍梅尼委任的革命委员会及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共同决定，但它终究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石，甚至会协助霍梅尼制衡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言人阿巴斯·阿米尔-恩特扎姆（英语：Abbas Amir-Entezam）率先在1979年2月宣布革命卫队建立的消息[221]。到5月，霍梅尼颁布成立革命卫队的法令，帮助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恢复社会秩序和实施伊斯兰教法，又吸收其他的革命武装分子，以防他们威胁政权。革命卫队取录了6,000位曾经与沙阿政府作战的战士和曾经接受过游击训练的人，下辖作为民兵及预备军的巴斯基。他们在随后得到新宪法的赋权，并在镇压库尔德人及扳倒巴尼萨德尔的事件当中扮演重要角色[222]。
在霍梅尼回国不久后，他的支持者穆罕默德·贝赫什提（英语：Mohammad Beheshti）、阿卜杜勒-卡里姆·穆萨维·阿德比利（英语：Abdul-Karim Mousavi Ardebili）、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里·哈梅内伊等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党，以宣扬“法基赫的监护”神权政府概念[223][224]。除此之外，伊斯兰共和党还打击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世俗主义者等政敌，在巩固霍梅尼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225]。
伊斯兰共和党聚拢了分散在各地、政府体制及民兵组织里的霍梅尼支持者，透过宣称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压迫争取大众的支持[226]。它的角色是为了填补沙阿政权倒台后各种恒常组织的真空、延续革命和政治动员、维系霍梅尼在革命后的领导角色及深化人民的伊斯兰思想等。哈梅内伊认为，伊斯兰共和党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底盘，又指这个组织可以捍卫政治制度、解决内部危机及推动政权前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27]。
真主党（英语：Hezbollah (Iran)）是它的分支执行机关，成员来自德黑兰南部的贫民，他们是霍梅尼的狂热崇拜者，献身于伊斯兰教，伊斯兰共和党标榜他们具备激进穆斯林的美德。他们在伊斯兰共和党的指示下阻挠世俗派系的游行示威，又洗劫反对派的书店和总部，破坏他们的政治活动，支配了政府、传媒和革命卫队[226]。
一个叫建设圣战运动（英语：Jihad of Construction）的革命组织亦配合伊斯兰共和党及霍梅尼在乡郊争取支持及打击政敌。它拥有数千名活跃分子，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建设圣战运动在乡郊开展宏大的开发计划，改善鄕村的基建，提供农业支援、财政资助、教育及医疗服务，发动政治宣传及传教，又会组织集会，指责异见人士，试图影响选举结果[228]。
革命后的伊朗应采用什么国名成为了一个具争议性的话题，民主派及温和派倾向于“民主共和国”，而左派则想采用“人民民主共和国”，但霍梅尼指伊斯兰教本身已具民主概念，加上民主的前缀变成暗示伊斯兰教是不民主的。霍梅尼亦借此警告那些对伊斯兰革命构成威胁的“西化知识分子”，表示民主是西方的概念，新的国名不会是“伊朗共和国”或“伊朗民主伊斯兰共和国”，只会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字不少，只字不多”[229]。
早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拉夫桑贾尼已提到这个政府的职责包括“举行公投以批示政权更迭”，因此霍梅尼在不足三个月后的3月30日及31日举行公投，正式成立伊斯兰共和国[230]。所有16岁以上的伊朗人都可决定这个议题：“把旧政权（巴列维王朝）变更为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将交由公众决定：是或否”其他党派要求公投的选择应更加公开，但霍梅尼予以拒绝，并指民众在反对沙阿的时候已经选择了“伊斯兰共和国”作为未来的政治体制。为了表达不满，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等左翼党派抵制了选举，而人民圣战者组织、人民党、自由运动、民族阵线及共和党及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都反对霍梅尼强迫民众接受公投的选择，但都呼吁支持者投赞成票[231][232]。
民众担忧国内的局势不稳及外国可能策动政变，再加上霍梅尼在当时极受欢迎，使公投议题得到压倒性的98.2%赞成[232]。超过90%合资格选民参加了公投，约有2,000万人[233][234]。霍梅尼宣布4月1日为“真主政府的第一天”[235]。
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起草早在1978年已经开始，当时仍然身处巴黎的霍梅尼指派律师哈桑·哈比比（英语：Hassan Habibi）及法学家布鲁杰迪负责起草[236]。深受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影响，哈比比草拟的宪法参照了这部1958年的法国宪法，赋予伊朗总统绝对的行政权力，并设立宪法监护委员会，审视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除此之外，草案未有给伊斯兰教士指定任何具体的角色[237]。在民主派的亚多拉·萨哈比（英语：Yadollah Sahabi）的督导下，革命委员会进一步修改草稿，加入保障妇女权利的条文，包括容许她们出任公职，又平衡总统与总理的权力[238]。
霍梅尼倡议的“法基赫的监护”未有体现在这份草稿里，但他在这时似乎愿意与民主派合作。霍梅尼只修改了两项与妇女有关的条文，不允许妇女出任法官和总统。除此之外，宪法草案只需得到公投通过便可生效[239]。这份宪法草案在6月18日公布，但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表明反对宪法草案条文过于保守，其他世俗和革命党派亦盼望制宪议会最终可以通过一部达致真正民主的宪法[240]。霍梅尼意识到他并未掌控大局，革命有产生民主政制的可能性，令宗教难以影响政治，因此他迅速作出调整[241]。
他及支持者以国家处于“紧急、不稳、失序”状态为由，认为不适合对宪法草案作出冗长的讨论，并指这种局面需要迅速改变以保障“国家利益”，决定不设300名代表组成的制宪议会，转而设立约75人组成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在8月开始审议宪法草案，霍梅尼向专家会议表示“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法律必须完全体现伊斯兰教特色”[242]。
专家会议在11月15日通过草案，交付12月2日至3日举行全国公投。根据新宪法，霍梅尼会成为最高领袖，又增设12位教士组成宪法监督委员会，如认为议会通过的法案违背伊斯兰教法，该委员会可否决法案[243]。学者卡斯拉·阿拉比（Kasra Aarabi）分析称，“‘法基赫的监护’的概念把政治及宗教交托给什叶派教士，国家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接受最高宗教领袖的批核，这位最高领袖是监护国家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对国家拥有监管权，确保了国家自上而下实现伊斯兰化”[244]。
12月的宪法公投遭到温和派的沙里亚特马达里及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的抵制，他们认为宪法引入的“法基赫的监护”制度抵触国家主权[245]。不过，公决仍获超过98%的支持得以通过[246]。
奉行民族主义的伊朗总理摩萨台在1953年遭英美的情报部门联手推翻，时至1979年，在伊朗激进分子的眼中，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不是美国官员正当执行外交工作的场所，而是“间谍巢穴”。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10月23日批准被迫流亡的沙阿礼萨·巴列维到美国寻求庇护，那些激进分子认为美国“准许沙阿入境美国意味着美国针对革命策划了新的阴谋”，并指出如果不迅速作出行动，那就等于示弱，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将可以干预任何国家的内政。他们认为占领大使馆并胁持人质的行动是捍卫革命不受美国干涉的反应，阻止敌对情报人员策动妨碍伊朗民族自决的政变[248]。
于是在11月4日，约400位自称“伊玛目的门徒（英语：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的大学生攀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围墙占领大使馆，开始为期444天的人质危机，胁持者称为“第二次伊斯兰革命”。为了抗议霍梅尼不下令那些激进分子释放人质，巴扎尔甘携内阁辞职，支持霍梅尼的派系承认他们借机赶走巴扎尔甘及民主派，因为“他们偏离了伊玛目（霍梅尼）的路线”[249]。霍梅尼亦承认他利用人质危机来获取政治利益，他向当时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巴尼萨德尔谈及支持胁迫人质的好处：
| “ | 我们把人质攥在手里，留待我们整顿好内政后才释放他们。事件已经令人们团结一致，敌人不敢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宪法交给人民投票通过，并实行总统及议会选举。当我们做好这些事情后，我们便可以释放人质。[250] | ” |
在人质危机期间，胁持者选择性地公开大使馆的文件，以便忠于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派系清洗和恫吓政敌，他们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可对伊朗政府施加重大的影响力”，拉夫桑贾尼随即附和称“大使馆的文件揭露临时政府对伊玛目及革命派图谋不轨”。霍梅尼亦趁机为接下来的选举定调，他表示“如今面临一个想摧毁我国的撒旦国家，不要让伊斯兰教的敌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动摇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在抵御外敌的大旗下，伊朗成功透过公投通过了新宪法，又选出了伊斯兰共和党占多数的议会[251]。
正如霍梅尼所说，人质危机在伊斯兰教士除去了政敌后才得以结束，当时身为议员及伊玛目的门徒精神领袖的穆罕默德·穆萨维·霍伊尼哈（英语：Mohammad Mousavi Khoeiniha）表示：
| “ | 我们的努力大获成功，自由主义者试图把持国家机器，但被我们打败。我们迫使巴扎尔甘政府辞任，革命之树茁壮成长。[252] | ” |
巴尼萨德尔在1980年1月当选首任伊朗总统，他是霍梅尼的亲密盟友，但他发现当选总统并没有让他得到相应的权力，一些经精心挑选的原教旨主义教士、革命委员会及伊斯兰共和国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觉得霍梅尼成为了独裁者，抛弃了革命的信念。巴尼萨德尔相信宗教学者应在政府里扮演间接的角色，让专家官员领导政府。他与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贝赫什提等教士的冲突持续不停，又未能取得霍梅尼的支持[253]。1981年6月21日，巴尼萨德尔受到议会弹劾而遭到罢免，他在其后逃到巴黎成立伊朗反抗力量全国议会，在海外发声反对伊朗政府[254]。
在革命后，霍梅尼背弃开放政治的承诺，并攻击传媒。他表示传媒应该宣扬伊斯兰教的理想，避免不一、不和、不满的内容，扬言要打断涉及叛国和协助外国人的笔杆。霍梅尼在1979年呼吁抵制全国最大的日报《未来人民报（英语：Ayandegan）》，指责该报的立场偏颇，激使一些立场强硬的宗教分子袭击《未来人民报》的分社，政府最终在8月初关闭了《未来人民报》。《世界报》的22位编辑在数天后遭到禁制，引发报章的大多数编辑罢工抗议，政府随即肃清《世界报》编辑，记者胡桑·阿萨迪（英语：Housang Asadi）指“《世界报》的传媒从业员在三个月内几乎全数被辞退，其中包括伊朗最出色的一些传媒人”[255]。
临时政府又在1979年8月7日公布新闻法，所有刊物都要事先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才可发行，两周内共有超过20个出版刊物被临时政府禁刊，许多报章和全部讽刺时弊的刊物都在1981年前后关闭，其中一些转到国外发行，如《小哥》（Asghar Agha）、《哈吉巴巴》（Haji Baba）及《暴君》（Taghut）[256][257]。巴尼萨德尔营办的《伊斯兰革命报》（Enqelabah Eslami）及亲自由运动和巴扎尔甘的《平衡报（英语：Mizan (newspaper)）》亦相继关闭[258]。
一轮对新闻自由的压制触发民族民主阵线在8月12日发起支持新闻自由的大型示威，但真主党袭击示威者，造成多人受伤，民族民主阵线在翌日遭到取缔[259][260]。
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是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大不里士成立的政党，立场较伊斯兰共和党温和[261]。该党批评革命委员会无法无天，要求政府与世俗党派合作，支持新闻自由[262]。在宪法公投前，沙里亚特马达里指出新宪法所指的宪法权力归于人民与“法基赫的监护”形成冲突，足以使他的许多支持者却步。电视台为了避免他的言论带来影响，在播出的电视片段上动了手脚，只播放沙里亚特马达里认为新宪法合乎伊斯兰教法的部分，隐去了他的批评。此举误导造成了沙里亚特马达里的一些支持者在公投里投赞成票的错举，他们要求收回选票[263]。
沙里亚特马达里深受阿疆拜疆人的支持，大量阿疆拜疆人抵制宪法公投，导致在库姆的霍梅尼支持者袭击沙里亚特马达里。大感震怒的大不里士人在1979年12月攻占当地电台、电视台、政府办公室及空军基地，支持霍梅尼的军人与叛军爆发冲突。霍梅尼指责叛乱是“叛国贼”、“傀儡”及“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受外国指使的谋犯”所为[参 6]。战事在1980年平息，政府承诺给予阿塞拜疆人更大的自治权，但同时又重拳镇压，处死了一些叛军，软禁沙里亚特马达里，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最终遭到取缔[264]。
革命后的新政权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教为主导的社会，开始向教育系统和大学施压。礼萨汗在20世纪初引入的新式教育体制一改过往由宗教学校把持的旧制，现代的大学成为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威胁，新政权的掌权者不信任大学，认为它们是服务帝国主义者，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伊斯兰议会发言人吴拉姆-阿里·哈达德-阿德尔斥责西方人在伊朗建立大学的目的是“鼓吹政教分离，宣扬世俗主义”。此外，巴列维王朝的大学成为政治启蒙之地，使大学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还成为引发政治讨论的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革命后，伊斯兰共和国于是发动文化革命（英语：Iranian Cultural Revolution），确立政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265]。
霍梅尼在1980年3月21日的纳吾肉孜节发动文化革命，他强调有必要“在伊朗的所有大学发起伊斯兰革命”，以“清洗受东方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教师”，“在大学创造健康的环境，以供学生学习伊斯兰知识”。在霍梅尼的指令下，伊朗的大学在1980年春季开始关闭，又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英语：Supreme Counc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委员会负责训练和挑选在大学授课的教师、学生的取录及伊斯兰化大学的环境[266]。教职员和管理层须同意承担伊斯兰化的任务，否则面临解雇。教育机构里的伊斯兰学生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教职员和学生施压[267]。
4月18日，革命委员会向左派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他们撤出大学，但除了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其他党派都没有如期撤出。巴尼萨德尔在数天后带领一些伊斯兰学生进驻德黑兰大学，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霍梅尼的支持者与大学里的左派学生爆发冲突，造成多人死伤[268]。大学在三年后重开，受到严密的监控。在革命后的五年内，全国有超过一半的教授失去了工作。学校要采用新的教科书，并采取性别隔离措施授课[269]。
霍梅尼的激进宗教思想不仅排斥中东政治秩序，还认为穆斯林受到国际大国的“压迫”。他的理想是建立以伊斯兰教为本的世界秩序，届时的穆斯林社群将会超越国界限制。伊朗是唯一建立了“真主政府”的国家，因此它作为穆斯林社群的核心自带神圣的使命，在全球宣扬伊斯兰教。霍梅尼提到他们会输出革命，直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呼声传遍世界[270]。
伊拉克的萨达姆·胡申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既是威胁又是契机。作为伊朗的邻国，伊拉克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但统治者却以逊尼派为主。萨达姆担忧伊朗什叶派的革命余热不仅动摇他的统治，还会影响伊拉克作为逊尼派世俗国家的定位。与此同时，他又看到德黑兰的局势混乱，认为这是推翻伊朗神权政府和重夺旧领土的机会，特别是他早已有吞并胡齐斯坦省的打算[271][272]。此外，伊朗军方刚刚经历了清洗和剧变，加上人质危机令西方停止对伊朗军售，都加强了萨达姆的决心[273]。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在1980年9月22日爆发，伊拉克挥军入侵伊朗[274]。萨达姆本以为可以轻易结束战事，但他发现自己掉进了战争泥沼，伊朗人似乎把他们的革命热情转移至战场前线[275]。德黑兰的伊斯兰教士利用两伊战争巩固政权，打压政敌[276]。霍梅尼认为这场战争巩固了革命的根基，向世界展示了革命的力量和伊朗“与西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277]。
学者埃夫拉伊姆·卡什（英语：Efraim Karsh）认为两伊战争是伊斯兰革命最直观的结果。他指出，尽管伊拉克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但战争的爆发和血腥的战事持续了八年都是伊朗革命政权一手造成。他又表示，这样的发展与法国和俄国革命相似，它们的意识形态都以颠覆原有的政府体制为宗旨，同时由于精锐的军事组织瓦解，装备落后、训练不足的民兵取而代之，令一些实力相近的势力看到机会的出现，诉诸武力解决外来的威胁，1792年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及1918年至1920年的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都是如此[278]。
革命的伤亡人数有争议性，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声称有“超过60,000名殉道者”、“100,000人受伤”，但学者斯宾塞·C·塔克（英语：Spencer C. Tucker）认为这是霍梅尼政权为了宣传作用而大幅夸大的数字[279][280]。殉道者和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英语：Foundation of Martyrs and Veterans Affairs）委托记者埃马迪丁·巴吉（英语：Emadeddin Baghi）调查革命真正造成的人命伤亡，根据他的估算，有2781名示威者在1978至1979年被杀，约75%的伤亡都发生在德黑兰[281]。验尸官办公室及德黑兰主要的墓地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英语：Behesht-e Zahra）分别识别到895位及768位殉道者，查尔斯·库兹曼指出这个估算可能偏低，但即使加大数倍，仍难以切合大量人群面对机枪火力所造成的死伤。据目击者所说，革命后期在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的日常示威已欠缺真正的殉道者以作抗争，示威者只好利用死于意外或疾病的遗体。相对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库兹曼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死伤人数显著较低[282]。
伊朗史学家阿巴斯·阿马纳特（英语：Abbas Amanat）同样表示伊斯兰革命的暴力程度非常低，特别是在革命初期。他指出当时的革命派和目前的伊斯兰共和国大幅提高了数字，但他个人估计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原因是巴列维政权在使用武力时保持克制。不过，他同时认为革命政府在1983至1989年间在狱中秘密处决了数千名左翼人士及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如果计算在内，截至1989年为止的总死亡人数接近10,000人。鉴于什叶派对殉道和复仇圣战的强调，阿马纳特表示“暴力并没有广泛蔓延在革命法院、革命卫队及据复仇法例订罪以外的地方令人意外”[283]。
伊朗在1979年的政权更迭和伊斯兰宪法的采用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建立了神权国家，显著改变了伊朗的面貌[284]。革命的成功催生出一种政治思想，它认为未来世界将会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则来整治。伊斯兰分子展示出他们有能力推翻强而有力的现行秩序，建立以伊斯兰教为本的“真主政府”，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冲击[285]。塞缪尔·P·亨廷顿等学者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上的冲突会加剧，形成“文明冲突”[286]。
伊朗伊斯兰革命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国际局势的平衡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冷战白热化之际，战略位置重要的伊朗成为外国角力的要地，但伊斯兰革命响亮地向这些专横的外国势力提出异议，以“既不靠西，亦不倚东”的立场不向东方共产主义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屈服，改变了伊朗原本消极的外交政策[287]。
革命后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结合了神权统治与共和制度，是伊朗和什叶派历史上的创新政体。霍梅尼以教法学家的身份成为了监护者和国家最高领袖，是第一位拥有伊玛目头衔的政治人物，他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尊崇地位在伊朗和什叶派史上也是史无前例[288]。作为最终的决策者，最高领袖有权宣战、调动军队及罢免高级官员，包括司法部门、国家电台及电视台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首长。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及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具宗教色彩的国家监管机构，它们都是最高领袖的权柄。共和性质则主要体现在伊斯兰议会身上，它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享有紧急状态、贷款及年度预算的审批权，可以弹劾政府高官[289]。
在1989年，霍梅尼在逝世前下令修改1979年宪法，以解决最高领袖与其他教法学家、总统与总理、宪法监护委员会与伊斯兰议会的权力冲突和紧张关系，大幅增加最高领袖的宪政权力。这次修宪把总统解决权力纠纷的职能移交给最高领袖，又增加了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阿努西拉万·埃特沙米（英语：Anoushiravan Ehteshami）等学者形容这些改动“在宪法及实质上把最高领袖置于共和国的权力核心，其他国家机构都以其为核心运转”[290]。
在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下，革命后的政治秩序仍未稳固，各方争相竞逐政制第二梯队的权力。继温和派在1979年遭驱逐后，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在霍梅尼逝世后取代了激进派，后者在1990年代被当时冒起的强硬派赶走[291]。议会的情况亦相若，在1992年的第四届议会选举中，老革命派不是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资格，便是未能当选，迈赫迪·卡鲁比、阿里·阿克巴尔·穆哈沙米普尔（英语：Ali Akbar Mohtashamipur）等影响力较大的议员都失去了议席[292]。
什叶派政权执政后把歧视宗教少数族群合法化，迫害穆斯林以外的其他宗教信徒[293]。伊朗国内有大量巴哈伊信徒，尽管他们一直都受到迫害，但革命后大规模和全面的迫害却有详尽的文献纪录，他们屡遭骚扰、不公平的逮捕和监禁，公民权利受到限制[294]。曼达安教承办的学校不获教育部认受，学生难以升学[295]。
尽管革命的主因是政治诉求，但经济诉求和谋求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亦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人们的这些诉求主要体现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及伊朗在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当中。宪法的第三章提到教育和社会福利等个人权利，第29条提及卫生、失业和退休等社会保障措施应透过公帑或私人和公众集资来落实，而第30条则明确提到国家应提供免费至中等及高等程度的教育[296]。政府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预算拨款来实现宪法希望达致的社会公义，实现社会公义成为革命后各个政治党派的热议话题，以争取公众支持。在《伊斯兰共和国的2025年愿景》里，“妥善的收入分配”、“平等的机会”和“扶贫”依然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点[297]。
宗教领袖认为成家立业是伊斯兰教颂扬的德行，因此政府推行鼓励人们尽早结婚的措施，并把男女的适婚年龄分别调低至15岁及13岁[298]。伊斯兰政权致力改善农村基建，兴建了大量的桥梁、学校、清真寺、医院及公共浴场，取悦在革命当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低下阶层，许多农村获得洁净的水源和电力供应[299]。医疗及教育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初生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下跌，中学入学率由革命前的40%升至两伊战争后的74%[300][301]。
不过，政府同时又改变前朝的西式现代化政策，使伊朗转变成“社会各方面的裁决准则由伊斯兰教定断”的国家[302]。除了革命歌曲和宗教音乐以外的流行音乐和舞蹈遭到全面的禁制，新的文化审查制度禁止色情暴力和浪漫爱情电影播映[303][304]。可是，随着年轻一代的伊朗人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接触世界，他们倾向反抗政府的文化管制政策，采纳与之相违的服饰、发型，爱慕纹身、穿孔、地下派对及涂鸦。学者贾里德·科汉（Jared Cohan）形容派对不仅是伊朗年轻人的消遣娱乐活动，还是表达意见和反抗意志的场所，“他们喝的每滴酒、脱下的每件头巾、听的每个西方流行音乐节拍、沉醉其中的每分钟都是对政权的反对和社会抗争，这是他们消极的革命”[305]。
石油产业工人参与罢工瘫痪了伊朗经济，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306]。伊朗的石油出口在1979年12月停滞，令全球石油市场陷入恐慌，恐慌性的购买把现货价格推高150%至每桶34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3%[307]。尽管新政府试图摆脱对石油的倚赖，但伊朗经济在革命后的十数年内依然与石油收入紧密相连[308]。因通胀导致政府的石油收入减少，革命后的伊朗陷入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在750万非农业劳工当中，估计有200至300万人失业。根据伊朗工业和矿业部（英语：Ministry of Industries and Mines (Iran)）的数字，与革命前比较，1980年春季只有59%的工业机器仍然运作，而且只保持80%的产能[309]。
根据新宪法，以“不符合伊斯兰教法”取得的财产都是非法，国家充公了数千家企业和大量的财产。基于革命引发的不稳局势，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流动资金外逃。那些充公得来的资产拨归政府和慈善信托（英语：Bonyad）管理，国有化蚕食了原本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310]。这些国营企业及慈善信托为了履行革命使命，向社会上有需要的群众和贫民提供低息贷款、养老金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革命卫队的一些分支亦以“捍卫共和国革命价值”为由参与经济活动[311]。在两伊战争后，尽管总统拉夫桑贾尼及继任的穆罕默德·哈塔米致力于去国有化，时至今天仍然有86％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政府控制的企业产出，其余14％在名义上是私有经济活动，但实际上许多都受到慈善信托控制[312]。
在1980年代末，伊朗的经济政策转趋务实。1989年至1999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都以长远的经济增长和削减财政赤字为目标，不再大谈打击物质主义、倡导节约消费的经济模型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重心转向对抗通胀、提振就业、鼓励与外资成立合资公司、加大电力供应、废止配给制和补贴措施等[313][314]。
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史上首个吸引到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妇女大规模参与的社会运动，证明了她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她们在示威活动里穿戴头巾和传统的黑袍，象征了什叶派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团结对抗沙阿政府，但这种刻板的形象无助于提升妇女地位[315]。
伊朗社会在革命后重归男性主导的秩序，伊斯兰教法采纳传统的法学观点解读女权和家庭法，导致性别不等制度化。赋予妇女权利的1967年家庭保护法被废止，妇女在公务和私人领域上的权利倒退。妇女须遵照伊斯兰教的着装要求，必须佩戴头巾，她们在离婚和子女监护权上受到限制，亦不得从事与司法相关的职业[316]。民众必须遵守性别隔离措施，教科书须反映性别的传统观点，又引导女学生修读适合其性别的专业[317]。对世俗妇女而言，霍梅尼激进的伊斯兰化政策背叛了她们的贡献，她们在参与革命的时候受到赞誉，但在随后却要求她们留待家中，一些妇女团体寻求捍卫女性权益而发起了抗议[318]。
虽然如此，新宪法在某程度上保障妇女和母亲的权利，为她们开辟了要求获得更大权利的途径。妇女有参选和投票权，参选伊斯兰议会的女性候选人比例由初期的不足4%上升至2004年选举的接近10%，前一届的议会选举有65%的女性投票[319]。妇女获得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入学率在男女性别上的差距收窄，2015年获取录入读公立及私立大学的女学生占总数的42%[320]。大量在两伊战争期间义务劳动的女人在战后投入劳工市场，与革命前相比，1990年代初就业的伊朗妇女比例明显大增[321]。
革命后的伊朗试图输出革命，并把它写进新宪法，明确表明“在国内外继续革命的必要根据”。宪法的序言提到“与其他伊斯兰和社会运动一起抗争，准备建立单一的世界共同体”，誓言会继续斗争，解放世上所有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民[322]。不过，研究伊朗外交政策的拉马扎尼却指出“输出革命的适当手段不明确”，学者大卫·曼纳希利（英语：David Menashri）亦在他的著作里提到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并没有统合穆斯林社群的蓝图。霍梅尼、哈梅内伊、米尔-胡申·穆萨维及拉夫桑贾尼主张动用软实力输出其革命政策和理念，胡申-阿里·蒙塔泽里则提倡强硬手段，包括动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派[323]。
黎巴嫩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它与伊朗一样在国内有大量什叶派穆斯林[324]。许多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加入革命卫队设于贝卡谷地的训练基地，革命卫队在当地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黎巴嫩人发起圣战，驱逐占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并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国家[325]。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在1979年劫持麦加大清真寺，南非的穆斯林亦投身参与反种族隔离运动[326][327]。与伊朗政权有联系的科威特什叶派宗教领袖在当地宏扬伊朗革命的缘由，呼吁科威特进行改革[328]。此外，伊朗亦被指在1981年支持巴林国内的伊斯兰派系策动政变推翻阿勒哈利法家族的统治[329]。
伊朗把真主党在黎巴嫩站稳阵脚并以之作为对抗以色列的前线视为是输出革命的重大成果[330]。受到影响的海湾国家扩阔了政治参与的门路，他们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向伊斯兰教靠拢以抵抗西方的影响，司法系统亦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学者穆尔西丁·梅斯巴希（Mohiaddin Mesbahi）认为这些都是伊斯兰革命的创举[331]。不过，输出革命政策也严重损害了伊朗，不仅导致伊拉克在1980年入侵伊朗，还使地区和国际势力支持发动战争的伊拉克，进一步破坏伊朗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332]。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最高领袖根据“法基赫的监护”享有全面的国家监督权，除了内政，最高领袖还监督外交政策的所有进程和决策。即使国际社会只与总统打交道，而没有接触最高领袖，后者依然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在第二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领导下更加明显，学者吉纳维·阿卜杜（英语：Geneive Abdo）指出“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长年处心积累削弱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333]。
霍梅尼的外交政策具浓厚的伊斯兰革命色彩，他支持激进分子占领美国大使馆，又试图把革命输出到其他海湾国家，支持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制造不稳，这种政策在区内受到反制，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及美国奉行“双重围堵（英语：Dual containment）”的外交策略。伊斯兰革命和国际对两伊战争的反应意味着“危机管理和边缘政策长期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元素”[334]。在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外交政策转趋务实，停止了输出革命，并试图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335]。
由于不满流亡的沙阿到美国就医，一些激进的穆斯林闯入美国大使馆引发人质危机。美国拒绝引渡沙阿回伊朗，霍梅尼认为美国收容压迫伊朗人的沙阿是暴行，忽视伊朗人的感受，因此支持胁持人质，事件导致双方的外交关系中断[336]。原本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代理人，但事后却变成美国在区内的主要敌人，作为对人质危机的回应，美国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并实施禁运等措施[337]。自1971年英国撤出后，美国总统理查·尼逊在中东奉行双柱政策，即倚仗伊朗及沙地阿拉伯维护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但人质危机丧送了这个政策，华盛顿转而提出名为卡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必要时不惜用兵悍卫美国在波斯湾的核心利益[338]。
美国在随后的两伊战争支持萨达姆，提供外交、情报和物资上的支援，伊朗报复美国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敌对措施，包括在黎巴嫩绑架美国人[339]。乔治·布什在总统就职演说上称“好意可报以善行”，令人对美伊关系改善抱有希望，伊朗亦释出善意，伸出援手协助解救在黎巴嫩被绑架的人质，又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保持中立，但这些举措没有换来布什政府的正面回应，反而遭受美国的打压，令伊朗对改善双边关系更消极和冷淡[340]。这种误解和不信任成为随后许多次双边交往的典型特征，包括伊朗核问题谈判[341]。
伊朗在历史上是俄国向南扩张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缓冲地带，其领土完整在很大程度上倚赖大国把它定位为缓冲区的共识。伊朗对苏联的扩张和威胁一直保持警惕，因此即使伊斯兰革命采取反美的立场，它亦没有与苏联走得太近。随着美国巩固它在波斯湾的权力及它与伊朗的关系在1980年代恶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寄望它正常发挥制衡美国的作用，同时表现出较低的侵略性[342]。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它原本并不希望巴列维政权倒台，因为沙阿稳定的长期统治有利于苏联与伊朗保持有利的经贸关系，但当苏联发现沙阿无法维持他的统治后，它试图利用伊朗革命的不稳局势从中牟利，透过与其关系紧密的人民党重塑伊朗的政治格局，就像阿富汗的人民派和旗帜派一样[343]。
两伊战争大大影响了苏伊关系，苏联在初期支持伊朗，停止对伊拉克售武。不过，当伊朗在1982年春季反攻伊拉克后，不希望伊拉克遭逢重大军事失利的苏联恢复对伊拉克售武。在渐转敌对的环境下，伊朗下令削减苏联大使馆外交人员的数量，后来更指责苏联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人民党成为众矢之的，最终遭到取缔。莫斯科在1983年公开谴责伊朗未能与伊拉克和谈。直至停火后，两伊战争及其余波继续成为苏联与伊朗争论的焦点[344]。
伊朗人认为英国分别协助礼萨汗及美国中情局在1921年及1953年发动政变，因而声誉扫地，霍梅尼曾经把英国称为一头“帝国主义的老狼”[345]。由于英国大使馆遇袭，伦敦在1980年撤回了大部分驻伊朗的外交人员，并在人质危机后支持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但对美国倡导的对伊朗禁运则没有积极参与。双方的关系在随后一度缓和，英国在两伊战争里保持中立，又容许伊朗在英国的私人武器市场交易[346]。198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小说《撒旦诗篇》被指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霍梅尼下达了追杀鲁西迪的教令，英国拒绝伊朗要求撤回支持该书的要求，导致双方的外交关系中断，双方在1997年后才逐渐重建关系[347]。
至于西德、意大利、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由于他们对伊朗政治和军事上的干涉不如英国密切，加上他们不以冷战思维看待伊斯兰革命，不认为革命成功意味着西方失去了伊朗，伊朗也意识到它不能同时对抗美国和欧洲，因此他们仍能与伊朗保持经济合作关系[348]。
亚洲及非洲方面，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欢迎流亡的沙阿入境埃及，加上他决定与以色列签订《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及指责伊朗支持和训练非法的伊斯兰组织，导致伊朗与埃及交恶[349]。伊朗试图输出革命及影响海湾国家的内政，亦使它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恶化[350]。在美国的强压下，日本减少了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但仍竭力保持着与伊朗的经贸关系。1978年华国锋访问给伊朗给伊朗民众留下了中国支持巴列维王朝的印象，因此伊斯兰革命后中伊关系冷淡。[参 7]但之后，由于同样顾忌苏联的威胁，伊朗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难以从西方获取军备的情况下，促使伊朗与中国和朝鲜达成军售协议[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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