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里克堡（英語：Fort Detrick，/ˈdiːtrɪk/），又譯德特里克堡，舊譯「狄特里克營」[1]，是美國陸軍醫療司令部位於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的一處設施。
歷史
歷史上，迪特里克堡於1943年至1969年曾是美國從事生物武器研究計劃的中心。[2]此後，迪特里克堡收納了美國生物防禦計劃的大部分項目。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等位於此地。
迪特里克堡的前身是1929年在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建立的一個小型市政機場。1938年之前，該機場是俄亥俄克利夫蘭和華盛頓特區之間的許多緊急機場之一。機場的命名是為了紀念中隊飛行外科醫生弗雷德里克·迪特里克，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服役，1931年6月因心臟病發作去世。1931年8月10日，少校去世兩個月後，其部隊馬里蘭國民警衛隊第29師第104觀察中隊首次在此紮營。[3]
1939年，原先的草地變成了混凝土和瑪𤧛脂路面。這個升級後的迪特里克機場成為了軍校的飛行員培訓中心，一直到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日本對珍珠港發動偷襲之後，最後一批飛機於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離開迪特里克機場。宣戰之後，第104和學員計劃中的所有飛機和飛行員都被調到大西洋沿岸進行反潛巡邏。第二轟炸中隊、美國陸軍航空兵團於1942年3月至9月9日間在迪特里克機場進行重組，被部署到英國，成為新的第八航空隊總部的核心。此後，迪特里克機場便不再是航空中心。[4]
1943年3月9日，政府購買了154英畝（62公頃）的土地，連同原來的92英畝（37公頃），一併改名為「迪特里克營」（Camp Detrick）。[5]同一年裏，美國陸軍生物戰實驗室（USBWL）成立，負責研究生物防護、去污、氣體消毒和製劑淨化。第一任指揮官威廉·S·培根（William S.Bacon）上校及其繼任者馬丁·B·基蒂克（Martin B.Chittick）上校負責監督基地的翻新和建設，共耗費125萬美元。[6]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迪特里克營和USBWL使用各種病原體進行密集的生物戰研究。這項研究最初由製藥業高管喬治·W·默克（George W. Merck）負責監督，多年來一直由威斯康星大學細菌學教授Ira L. Baldwin負責進行。Baldwin成為實驗室的第一任科學總監。他選擇迪特里克機場進行這項研究工作是因為迪特里克營地理位置偏僻，但又離華盛頓特區和美國化學戰研究重點阿伯丁試驗場不遠。舊機場留下的建築物和其他設施（包括大型機庫）能夠提供實驗啟動所需的核心支持。92英畝（37公頃）的迪特里克機場周圍還環繞着廣闊的農田，如果生物武器的研究工作需要擴大，也可以購買這些農田。[7]
美國陸軍化學兵部隊負責監督這項工作，一名軍官稱其「掩蓋了戰時最深層的秘密，僅有……開發原子彈的曼哈頓項目能與之相提並論」。[8]施工開始三個月後，軍隊又提供了300萬美元，用於另外五個實驗室和一個試驗工廠。培根中校手下調來了85名軍官、373名士兵，以及2名女子陸軍團（WAC）軍官手下的80名人員。[9]
迪特里克營採取的安全預防措施非常周密，直到1946年1月，也就是對日戰爭勝利後的4個月，公眾才得知戰時生物武器的研究。[10]
1946年，陸軍又購買了147英畝（59公頃）的土地，以擴大原「A區」的面積；還購買了位於A區以西但不相鄰的398英畝（161公頃）的試驗區，稱為「B區」。[11]1952年，又購買了位於西7街和Oppossumtown Pike之間的502.76英畝（203.5公頃）的土地，用於擴展永久性研發設施。[12]
20世紀50年代，基地有兩名工人死於炭疽病。1964年，另有一人因病毒性腦炎死亡。[13]
基地上有座470號樓，在當地被稱為「炭疽塔」，是用於測試最佳發酵罐和細菌純化技術的試驗工廠。在470號樓中獲得的信息最終被製藥業採用，徹底了改變抗生素和其他藥物的生產。470號樓在2003年被拆除，對拆遷工人和環境沒有造成不利影響。470號樓在進行進攻性生物戰研究時獲得了「Fort Doom」（毀滅堡）的綽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座基地生產了5,000枚含有炭疽孢子的炸彈。[14]
1945年到1955年，在「迴紋針行動」及後續計劃下，美國政府在飛機設計、導彈技術和生物戰等各個領域引進了1,600多名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後來在美國工作的生物戰領域的專家包括沃爾特·施萊伯、埃里希·特勞布和柯特·布魯莫，他們曾參與對集中營囚犯進行醫學實驗測試生物戰劑。由於英國、法國和蘇聯也都在想法引進這些科學家，聯合情報目標局（JIOA）不希望他們為其他國家服務，因此篡改或隱瞞了他們身為納粹黨的過往和參與戰爭罪行的記錄。[15]
1945年日本投降後，駐日美軍司令麥克阿瑟與日本線人達成秘密的口頭協議，731部隊的研究人員以免於戰爭罪責為前提，向美國提供生化武器數據。[16]截至1947年12月，美國至少對25名731部隊成員問訊並形成了四份報告：《桑德斯報告》《湯普森報告》《費爾報告》《希爾報告》；前去問訊這些731部隊成員的美國專家來自美國迪特里克基地。[17]
美國政府問責署於1994年9月28日發表報告稱，在1940年至1974年間，國防部和其他國家安全機構對數十萬人進行危險物質實驗。報告指出，20世紀50年代，迪特里克堡進行了許多測試各種生物製劑的實驗，代號「白大衣行動」。人類實驗對象最初由自願入伍的男性組成。但在這些士兵進行靜坐罷工以獲得有關生物學試驗危險性的信息後，出於良心拒服兵役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DA）信徒被招募進來參加這項研究。[18]
傑弗里·艾倫·洛克伍德（Jeffrey Alan Lockwood）在2009年寫道，迪特里克堡研究使用昆蟲作為病媒的生物戰計劃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還聘用了德國和日本科學家，他們曾利用戰俘和集中營中的囚犯進行人體實驗。科學家在生物戰計劃中曾經使用或試圖使用各種昆蟲，包括跳蚤、蜱蟲、螞蟻、虱子和蚊子等，尤其是攜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他們還在美國進行了試驗。洛克伍德認為，美國很可能在韓戰期間從飛機上向下投放昆蟲來傳播疾病，中國和朝鮮提出這些指控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宣傳，因為參謀部和國防部長已於1950年秋季「最早可行的時間」批准使用。當時有五種生物戰劑可供使用，其中三種通過昆蟲媒介傳播。[19]
2001年，美國華盛頓特區發生炭疽郵件攻擊事件，迪特里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的科學家布魯斯·愛德華茲·艾文斯被聯邦調查局列為嫌疑人，但未被起訴，後於2008年自殺。[20][21][22]
2002年4月，該基地發生炭疽泄漏事故，調查指出執行限制措施不力是因素，並指出可能發生多次洩漏[23]。
2019年8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因水處理設施故障及標準作業流程偏差等安全相關因素關閉此實驗室，並表示因國家安全無法提供更多細節，同年11月，實驗室部分恢復運作。[20][24][25]據美媒報導，關閉該實驗室是因為迪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廠出現故障，沒有足夠完善的系統去淨化來自其最高安全等級實驗室的廢水，因而未能通過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安全檢查。另外，當時實驗室在從事有關伊波拉病毒以及妥拉血病、鼠疫及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源菌的研究，沒有病原體在實驗室外被發現[26][27]。
2020年4月，該實驗室全面重啟，投入COVID-19的防治研究。[28]
寄駐單位和組織
美國軍方、美國國土安全部、美國農業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和美國國防部都有分支機構設立在迪特里克堡，約有7,800名僱員在迪特里克堡工作。據報道，2008年當地正在建設一個佔地1,200英畝的生物技術園區，將容納民用和軍用研究中心，包括一些屬於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以及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的單位。[29]
流行文化
陰謀論及爭議
1983年起，蘇聯秘密情報機構克格勃協同其東歐衛星國情報組織如史塔西等發起了丹佛行動，編造「愛滋病是由美國製造」的謠言，該謠言宣稱美國在迪特里克堡研製出愛滋病毒作為生物武器，並在囚犯、少數民族和同性戀者身上進行了測試，然後稱其源於非洲[30][31][32]。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史塔西解密檔案證實了克格勃參與編造「愛滋病由美國製造」的謠言，並有計劃地將其散佈到全球，以讓世人覺得美國是一個「邪惡國家」。在計劃中，史塔西最早找到德裔蘇聯生物學家科學家雅各布‧西格爾（Jakob Segal）夫婦，向他們提供各種假證據，使他們信以為真並為這種陰謀論撰寫了偽科學依據，使他們成為了該謠言在科學界的代言人。一些美國人也在也相信了有關論調，例如紐約學者Lehrman宣稱，美國曾經將該病毒用於暗殺民主剛果的首相。在科學界證明愛滋病毒來自西非的猿猴前，「愛滋病由美國製造」的謠言已傳遍全球，有80多個國家的媒體給予過報導[33]。
儘管生物學家和醫學專業人士將西格爾的論斷視作謬論，但該陰謀論仍以各種形式廣泛出現。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非洲爆發了嚴重的伊波拉疫情，當時一些認為愛滋病毒由美國在實驗室研製的陰謀論者，再次指責疫情是因美軍或英軍的研究設施進行生物武器試驗而起[30]。
1992年，俄羅斯聯邦對外情報局局長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承認，蘇聯報紙上一系列宣揚愛滋病美國製造論的文章由克格勃策劃[34]。
2020年3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文中引用了賴瑞·羅曼諾夫（Larry Romanoff）發佈於加拿大全球研究機構（Global Research Canada）網站的文章，文章稱「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的美國軍人把SARS-CoV-2從迪特里克堡帶到武漢」。「數字鑑識實驗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的報告指出，「加拿大全球研究機構」有傳播陰謀論和政治宣傳的歷史。[35][27]
2021年1月，中國外交部呼籲美國開放迪特里克堡基地，請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到美國開展溯源調查。[36][35]
7月17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起網絡聯署請願，呼籲世界衛生組織調查迪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據《澎湃新聞》報道，截至7月21日晚已有超過500萬名中國網民在聯署網站上簽名。[37]。一些媒體指出，參與的網民在聯署網站上只需要點一下鼠標便可簽名[38][39]。
7月18日，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引述毛羅·撒蒙特（Mauro Gia Samonte）發表於《馬尼拉時報》的文章《迪特里克堡疑團重現》，作者稱美國政府對迪特里克堡實驗室的可疑情況沒有及早調查，讓人懷疑。[40]毛羅·撒蒙特的文章引述了他於前一天（2021年8月7日）在《馬拉尼時報》的專欄文章，這兩篇文章大量直接引用了赫爾曼·蒂烏·勞雷爾（Herman Tiu Laurel）為《環球時報》寫的文章，他在8月7日的專欄中說：「我引用了赫爾曼·蒂烏·勞雷爾為《環球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的大部分內容。」他在8月8號的文章中說：「下面仍然是我在周六的專欄中引用了赫爾曼·蒂烏·勞雷爾的一篇文章。」 [41]Polygraph.info有文章稱撒蒙特的評論文章引用了多個陰謀論（如美國電子煙事件及美軍武漢播毒論等），屬於「假新聞」。[42]
7月30日，一篇名為《實錘！新冠病毒通過美軍血液項目，由德堡進入歐洲》的文章在中國社交媒體廣泛傳播。[43]這篇文章的出處是7月7日意大利媒體《聲音的力量》（或譯《眾聲之聲》）（La voce Delle Voci）負責人安德里亞·辛克格拉尼（Andrea Cinquegrani）發表的文章，名為《不只是中國 / 獨家——大疫溯源自美國迪特里克堡》（Non Solo Cina / Esclusivo—La Pista Americana Di Fort Detrick Per L』Origine Della Pandemia），文中宣稱「不只是中國在散播病毒」及「美軍通過武裝部隊血液項目（ASBP）將迪特里克堡新冠病毒傳入歐洲」[44]。7月13日，該文被翻譯為英文後刊登在新聞收集網站《世界新聞網》（wn.com）。7月29日，《科技日報》記者張夢然以該文為資料來源，發表文章《路徑清晰！歐洲發現的新冠病毒來自迪特里克堡！》。《實錘！新冠病毒通過美軍血液專案，由德堡進入歐洲》一文大部分內容來自張夢然在《科技日報》發表的報導[45]。英國廣播公司有文章稱，《眾聲之聲》的規模小且多次發佈無根據理論[註 1]，質疑相關說法並不可靠[43]。
據中國新華報業網報道，俄羅斯「自由媒體」網站7月3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冠病毒源頭——美國迪特里克堡？》梳理美疫情暴發時間線的文章，稱「迪特里克堡關閉與『不明肺炎』擴散並不是巧合。」[46]
8月11日，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國簡報》欄目[註 2]發表由副編輯詹姆斯·帕爾默撰寫的《為什麼中國一直在編造新冠病毒陰謀論》，認為盡管武漢實驗室泄漏論同樣值得懷疑，但至少有一些事實支持武漢實驗室泄漏理論：第一次記錄在案的COVID-19爆發地點附近有高度安保級別的病毒實驗室；德特裏克堡起源論的說法相比起武漢實驗室泄漏論來說更加荒謬。該文章還提出，中國對德特裏克堡的大量疫情起源指控削弱了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展現可信可親形像的努力。[47]
8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中國央視記者提問時說，2500萬網民聯署調查該地的公開信已遞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並表示對於迪特里克堡的相關活動「不合法、不透明以及不安全」早有嚴重關切[48][49]。8月27日，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香港中評社記者提問時，稱迪特里克堡「在冠狀病毒研究方面有黑歷史」，安全記錄也不佳，在疫情暴發前還發生過安全事故，要求美方邀請世衛組織調查迪特里克堡。[50][51]
10月5日，保障民主聯盟（ASD）研究人員發佈報告稱，自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以來，中國政府官員和媒體就一直散佈針對迪特里克堡的陰謀論。根據ASD收集的數據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利用網絡搜尋引擎的數據真空（data void），填補了新聞顯示結果。ASD發現，8月和9月美國將公佈溯源報告期間[52]，關於迪特里克堡在谷歌的新聞搜索結果被CGTN和環球時報主導，尤其是在8月下旬，關於迪特里克堡的誤導性消息的頻率和數量達到了頂峰，也主導了谷歌的頭條新聞功能。ASD指出，搜尋引擎會優先考慮最新的內容，這對經常發佈消息的行為者有利。因此中國官方媒體（如CGTN和環球時報）源源不斷地發佈關於迪特里克堡的陰謀文章，就會將網絡用戶直接引導至迪特里克堡陰謀論的來源。[53][54]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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