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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武公十年（前761年），申侯之女被迎娶成為武公夫人，因申國為姜姓諸侯國，所以武公夫人被稱為武姜。武姜成為夫人後，先後為武公誕下兩子，長子寤生（即鄭莊公）和少子段。生莊公之時候，因莊公腳先出來造成難產[1]，驚嚇到武姜，故名莊公為寤生[2]，以表示其厭惡，此也成為共叔段之亂的起因。少子段出生後，武姜偏心於段，並時常向鄭武公請求立叔段為繼承人，但鄭武公卻按照嫡長子繼承制的禮法，不肯廢除公子寤生的太子身分。
周平王廿八年（前743年），寤生承襲鄭國爵位，即鄭莊公。莊公即位伊始，武姜便向莊公請求將制地[3]分封給叔段。莊公則表示「制」此地險要，當年鄭國吞併虢國，虢國的國君就死在制地。不過，他同時也告訴武姜，除了制地以外，國內的城池都可以任選。武姜隨後向莊公請求，改將京邑[4]作為段的封地，莊公同意，而段隨後便前往京地。因為叔段是莊公的弟弟，所以眾人就稱他為「京城大叔（太叔）」。
叔段到京地以後，首先擴建京地的城，稱京邑。根據周朝禮法，大的城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邑不能超過國都規模的五分之一，而小城只能是九分之一。而叔段之改建，已經明顯違背禮法。當時朝內的大夫祭仲發現叔段逾制後，便上奏莊公，認為京邑之改建，明顯不合祖制，如此下去則會不利於莊公。莊公則認為，武姜如此做，他無法插手阻止。祭仲隨即回答，武姜的要求永遠無法滿足，不如及早處理，如果讓叔段的勢力坐大，以後恐怕局勢無法收拾，蔓生的草都難以除盡，更何況是國君的胞弟。莊公便表示，叔段多行不義必自斃。
之後，叔段又命令鄭國的西部和北部的邊城在服從中央的管轄外，也聽從京邑的命令，使這些要塞成為兩屬之地。公子呂聞訊後，便向莊公進言，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君主，如果莊公不打算未來讓叔段代替自己成為鄭國國君，則就要儘快剷除叔段，以免民意疑慮。而此時，莊公依舊回復公子呂，置之不理叔段的行為。莊公的無為使得叔段的謀反更加變本加厲，他隨後進一步要求西、北兩座邊城不再接受莊公的命令。而在鄭國的政府內部，公子呂再次要求處理叔段此一行為，否則局勢將會失控。而鄭莊公沿襲以前的做法，還是聽任叔段此次違制行為。
在鄭莊公多次放任之後，叔段則礪兵秣馬，準備偷襲都城新鄭。同時武姜則準備在叔段來襲時，作為內應，打開城門。莊公居然能夠知悉這一叛亂陰謀，並且命令子封（即公子呂）帶領兩百輛戰車直奔叔段京邑。而同時，京邑的民眾在得知莊公大軍前來平叛後，紛紛背棄叔段。在此情形下，叔段不得已逃往鄢城，而平亂大軍則一路追至鄢。《左傳》[5]認為鄭莊公廿二年五月廿三日，叔段逃離鄭國，流亡共國避難。因此，以後民眾將叔段稱為「共叔段」。《公羊傳》和《穀梁傳》則認為鄭莊公在鄢城殺死了叔段。
在平定共叔段之亂後，鄭莊公便令人流放參與叛亂的母親武姜到城潁，並且發誓不到黃泉（深層地下水，引申為陰間），永不見面。但畢竟武姜是自己的生母，所以一段時間後，鄭莊公便開始反悔之前所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之誓言。而武姜也有所後悔之前所作所為，此時，邊疆潁谷一名官吏潁考叔在得知莊公的悔意後，便藉機上貢。莊公隨後賜宴潁考叔，席間，潁考叔將一些肉留下不喫。鄭莊公隨即便問其原委，潁考叔便回稟莊公自己的行為，只是為了讓在家的唯一的老母，也能品嘗主公賞賜的肉羹。莊公聽聞後，大發感慨，自己與母親已經決裂。而潁考叔則藉機表示，只要挖條隧道，能看見「黃色地下水」，就不算違背誓言了，如此就能完成莊公見母的願望。莊公聽到潁考叔的辦法後，便立即開始動工挖掘。隧道掘成後，莊公和武姜分別走入隧道，母子最終團聚。
《春秋》一書第一年所記載的唯一一件無關於魯國之事件，原文為「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而《春秋》據儒家所說，為孔子親自筆刪魯國舊史而成，被認為包含了儒家精神所說之微言大義。而作為儒家《春秋》學的三個代表，《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各自有評價，但基本都認為鄭莊公與共叔段都有過錯。
《左傳》認為，「鄭伯克段於鄢」中，共叔段超越了一個做弟弟的本分，所以稱段而不是弟。而鄭莊公則沒有完成教導弟弟應盡的責任，並故意放任共叔段，以期其走上造反的道路，所以稱之為鄭伯而不是兄。而共叔段後來的行為如同另一個國君，所以鄭莊公平定共叔段，要用打贏敵國採用的「克」字。而最後，共叔段出逃卻不說，則是史官也不好下筆來寫此件事。
《公羊傳》則認為，之所以說「克」，那完全是為了強調鄭莊公的惡。而鄭莊公的惡就在於，明知道母親喜歡段，而自己卻要殺掉段。而自己明明要殺掉段，就當初還不如不給他封地。而作為莊公的弟弟，共叔段不稱職為弟，那是因為他能匹敵一國之君。此外，為何寫清楚地點的原因也是為了強調共叔段這一點。因為按照春秋來說，如果這種討伐的事情發生在都城以外，而且被討伐一方能匹敵一國之君者，如此就要寫明地點。以此來體現孔子的微言大義。
《穀梁傳》則從另一方面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之所不說殺，而說克，是為了表示，共叔段當時不是隻身一人，而是有很多人追隨他。而之所以稱莊公為鄭伯，那是因為國君如果殺了自己的嫡長子或者同母弟，如此就稱呼其爵位。所以從這裏也就能看出，共叔段是鄭莊公的弟弟了。而共叔段被稱之為段，而不是公子段或者弟，那是因為他所作的不符合一個公子和弟弟所應有的行為。所以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孔子對於共叔段的批評程度要超過鄭莊公。而記載地點，是因為表明共叔段已經逃離到遠離國都的地方，這就說明鄭莊公做得過分之處。而鄭莊公這時不應當繼續追殺，而是應當採取兄弟間相親相敬的道德方法來處置共叔段。
「鄭伯克段於鄢」是整部春秋中唯一一處用「克」形容兩軍交戰的記載，除此以外，書中所有的「克」字均表示「能夠」之義。[6]
後世儒家學者大多和三傳一樣，認為這個「克」字是孔子有所深意地特別加上去的，史料原文大概是「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之類的文字。[7]但對於「克」究竟有什麼深意以及為什麼春秋為什麼只有這一處用克的問題，分歧就不少。除前述三傳說法外，清代學者姚際恆提出了與左傳「如同另一個國君」完全相反的觀點，他認為《春秋》正是為了強調莊公和叔段是兄弟而不是另一個國君才用「克」，[8]因為春秋里其他兩國爭戰的記載就從不用克。[9]明代學者賀仲軾的觀點比較接近於左傳的「如同另一個國君」，認為這是表示莊公和叔段勢均力敵而莊公稍勝一籌。[10]傳統上比較權威的左傳學者杜預則從動機加以解釋，認為「克」是揭露莊公想殺弟弟的動機。[11]清代學者毛奇齡直接說這個唯一「克」字無法解釋為通用規則，只能是特例。[12]一些後期的學術觀點對「克」是否真是孔子所加提出了質疑。清代《春秋傳注》提出「鄭伯克段於鄢」不但與孔子無關，甚至不是魯國史官所寫，而是鄭國在平定叔段之亂後給魯國發的官方通告原文。此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依東周時代的國際慣例，魯史對於國外大事，只在當事國來通告時才做記錄，否則不記。[13]
叔段是否被殺在春秋三傳中的記載衝突，後世觀點多以左傳為是，一方面，《春秋》從來不用「克」表示「殺」，[14]另一方面，公谷二傳所據史料可能有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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