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功於「阿根廷悖論」，阿根廷經濟史是在世界上最受研究的經濟史之一。阿根廷這一國家在20世紀初取得了巨大發展，但經歷了一次逆轉，這激發了大量關於其衰退原因的文獻和多樣化的分析。 [1]自1816年脫離西班牙獨立，阿根廷已九次違約債務；其通貨膨脹常常升至兩位數，甚至高達5000%，導致多次大規模貨幣貶值。
由於擁有大量沃土，阿根廷在農業方面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2]1860年至1930年期間，阿根廷對潘帕斯草原沃土的開發有力地推動了其經濟增長。[3]在20世紀的前三十年，阿根廷的人口、總收入和人均收入都超過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3]到1913年，阿根廷位列世界上人均收入前十位的最富裕國家之一。[4]
從1930年代開始，阿根廷經濟明顯惡化。[3]導致這一衰退最重要的因素是1930年以來的政治動盪，當時阿根廷軍政府掌權，結束了長達70年的文官憲政。[5]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阿根廷在大蕭條之前是最穩定和保守的國家之一，大蕭條之後它變成了最不穩定的國家之一。 [6]儘管如此，直到1962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仍高於奧地利、意大利、日本及其前殖民宗主國西班牙。 [7][需要較佳來源]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歷屆政府都奉行進口替代政策以實現工業自給自足，但政府對工業增長的鼓勵轉移了農業生產的投資，導致農業生產急劇下降。 [8]
阿根廷的進口替代時代於1976年結束，但與此同時，不斷增長的政府開支、大幅增加的工資和低效率的生產導致了1980年代的慢性通貨膨脹。[8]1980年代末，阿根廷最後一屆軍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也導致了巨額外債，相當於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三。[8]
1990年代初，阿根廷政府藉由平價比索與美元來控制通貨膨脹，並將眾多國有企業私有化，同時用部分收益減少國家債務。[8]然而，21世紀初的持續衰退最終導致違約，政府再次貶值了比索。[8]到2005年，阿根廷的經濟已經復甦， [8]但該國在2014年和2020年再次違約。[9][10]
殖民時代經濟
在殖民時期，如今的阿根廷相對於西班牙帝國的其他地區（如墨西哥或秘魯）經濟優勢較少，因此在西班牙殖民經濟中處於邊緣地位。[11]阿根廷缺乏金或其他貴金屬儲藏[12]，也沒有成熟的本土文明以供實行監護征賦制。
在殖民時期，阿根廷僅有其現在領土的三分之二被佔據，而剩餘的三分之一是至今人煙稀少的巴塔哥尼亞沙漠。[12]阿根廷農牧業部門的產出主要被生產者自身和當地小市場所消耗，直到18世紀末期才與對外貿易相聯繫。[11]
16世紀至18世紀末期，阿根廷以相互獨立且相距甚遠的區域經濟為特徵，缺乏道路、海上或河流交通聯繫，同時還伴隨着陸路運輸的風險和艱辛。[13]到18世紀末，隨着阿根廷發展出了一個能夠在其不同地區之間進行資本、勞動力和商品的往來的市場，在此之前一直缺乏而重要的國家經濟開始逐漸形成。[13]
獨立後的過渡期
在獨立後初期，阿根廷出口的重要部分來自牛羊生產。 [14]阿根廷畜牧業經濟以沿海地區肥沃的土地為基礎。 [14]相比於農作物種植，畜牧放牧似乎缺乏比較優勢。[14]
從1810年到1850年，阿根廷出口年增長率為4%到5%，從1850年到1870年，出口年增長率為7%到8%。 [15]這種增長是通過擴大畜牧業生產邊界和提高畜牧業生產效率實現的。 [16]
由於市場和產品的多元化，阿根廷擺脫了單一農產品經濟的陷阱，實現了長達6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16]紡織品價格下降和畜產品價格上漲的綜合效應使貿易條件顯着改善——按當地價格計算，在1810年至1825年間，阿根廷的貿易條件上漲了377%。 [14]從胡安·曼紐·德·羅薩斯到胡里奧·阿根廷·羅卡的幾位阿根廷領導人發起了針對當地人的運動，以增加可用土地。
大多數貧窮的高喬人與附近最有勢力的考迪羅聯合了起來。作為聯邦黨，他們反對阿根廷政府實施的政策，並發動了阿根廷內戰。[17]
出口帶動的繁榮
阿根廷在19世紀上半葉曾不起眼，但從1860年代至1930年一直保持着令人矚目的增長，以至於人們期望它最終成為南美洲的美國。[19]這種令人印象深刻且持續的經濟表現是由農產品出口推動的。[20]一項2018年的研究將1880年至1929年間的阿根廷描述為「超級出口國」，認為這一繁榮歸功於較低的貿易成本和貿易自由化，以及阿根廷「向消費這些產品的不同歐美國家提供了多樣化的一攬子產品」，並因此獲益。[21]該研究的結論稱「阿根廷利用了多邊開放的經濟體系」。[21]
在19世紀下半葉，阿根廷經歷了古代羅馬大地產制的激烈殖民過程。[2]直到1875年，阿根廷仍需進口小麥，因為本地生產的數量不足以滿足需求[22]；到1903年，阿根廷已自給自足，並出口了75,270,503英制蒲式耳（2,737,491.8立方米）的小麥，足以養活1600萬人口。[23]
在1870年代，阿根廷的實際工資約為英國的76%，這一數值在1910年代上升至96%。[24]其人均GDP從1880年的美國水平的35%增長到1905年的約80%[25]，接近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的水平。[26]
在1870年，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總統任期，阿根廷的總債務達到了4800萬金比索。一年後，這個數字幾乎翻了一倍[27]。1874年總統選舉後，尼古拉斯·阿韋利亞內達[28]。支持他候選的聯盟成為了民族自治黨，這是阿根廷第一個全國性政黨[28]。直到1916年所有阿根廷總統都來自這個政黨[29]。阿韋利亞內達採取了必要強硬措施以控制債務[27]。1876年，阿根廷政府暫停了可兌換性[27]。次年，阿根廷通貨膨脹率上升到近20%，但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驟降[27]。阿韋利亞內達政府是自1850年代中期以來首次實現財政平衡的政府[27]。阿韋利亞內達將一個更加可控的經濟環境傳給了其繼任者胡利奧·阿亨蒂諾·羅加[30]。
1881年，阿根廷實施貨幣改革，引入了金銀複本位制，於1883年7月生效[31]。與許多貴金屬本位制不同，阿根廷的貨幣體系非常分散：沒有國家貨幣當局存在，所有可兌換性的控制權都在五家發行銀行手中[31]。可兌換期僅持續了17個月：從1884年12月起，發行銀行拒絕以等值黃金兌換紙幣[31]。政府很快就接受了可兌換性的暫停，因為政府對貨幣體系沒有制度上的權力，幾乎無法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31]。
阿根廷農業部門的盈利能力吸引了外國資本投資鐵路和工業[20]。英國的資本投資從1880年的略超過2000萬英鎊增加到了1890年的1.57億英鎊[32]。在1880年代，隨着資本開始從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等其他國家流入，阿根廷的外國投資開始多元化，儘管英國的投資仍佔總外國資本的三分之二[32]。到1890年，阿根廷成為英國在拉丁美洲的首選投資目的地，這個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32]。到那時，阿根廷已經吸收了英國境外投資總額的40%到50%[32]。儘管依賴英國市場，但由於成功的地理位置和商品多樣化，阿根廷在1870年到1890年期間的出口年增長率達到了6.7%[33]。
阿根廷的第一條鐵路全長10千米，建於1854年[34]。到1885年，總共有4300千米的鐵路開通[34]。新鐵路將牲畜從廣闊的潘帕斯草原運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後在（主要是英國的）肉類加工廠屠宰和加工，最後運往世界各地[35]。一些當代分析師對網絡配置的出口傾向表示遺憾，並出於民族主義原因反對英國私營公司的「壟斷」[36]。其他人後來爭辯說，系統的初始佈局主要受到國內利益的影響，事實上並沒有嚴格聚焦於布宜諾斯艾利斯[36]。
阿根廷的勞動力短缺和土地充裕導致了高邊際勞動產品[2]。受高工資的誘惑[20]，大量歐洲移民，尤其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國人和德國人[35]湧入阿根廷。政府在1880年代末短暫時間內為歐洲移民提供了補貼，但即使沒有補貼，移民數量也大幅增加[37]。
米格爾·塞爾曼任期即將結束時，阿根廷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大幅增加，財政狀況逐漸惡化[30]。霸菱銀行與阿根廷建立了緊密而有利可圖的關係，當塞爾曼政府無法償還對霸菱銀行的債務時，一場金融危機隨之而來[33]。阿根廷違約並發生銀行擠兌，霸菱銀行面臨倒閉[38]。這場危機的起因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協調不足最終導致了銀行體系崩潰[39]。1890年的金融危機使政府無法維持其移民補貼計劃，並最終於1891年廢除之[40]。對阿根廷的貸款受到嚴格限制，阿根廷的進口不代表大幅削減[33]。阿根廷出口受到的影響較小，但阿根廷出口額直到1898年才超過1889年的峰值[33]。
塞爾曼的繼任者卡路士·柏歷堅尼為1899年恢復可兌換性後的經濟穩定和增長奠定了基礎[41]。他還改革了銀行業以期在中期恢復經濟穩定[41]。阿根廷很快恢復了快速經濟增長：在1903年至1913年期間，阿根廷GDP以7.7%的年均增長率增加，工業增長的年均增長率更是達到9.6%[42]。到1906年，阿根廷已經清償了1890年違約的最後殘餘，該國於次年重新進入國際債券市場[42]。
然而，在1853年至1930年代之間，財政不穩定只是一種暫時現象[27]。1873年—1877年和1890年—1891年的蕭條對促進阿根廷工業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870年代和1890年代，工業分別以膽怯和更堅決的方式發展，以滿足受損經濟利用進口替代改善貿易平衡的需要[43]。到1914年，約15%的阿根廷勞動力參與製造業，而僅有20%的阿根廷勞動力從事商業活動[44]。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與法國和德國相當，遠遠領先於意大利和西班牙[5]。截至1913年底，阿根廷擁有59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佔世界貨幣黃金儲備]的3.7%，其經濟產出佔全球的1.2%[45]。
戰間期
由於國際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減少，阿根廷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在一戰開始後陷入經濟衰退[20]。阿根廷的外國投資完全停滯不前，並且從此再也沒有完全恢復[46]：英國在戰期對美國負有巨額債務，再也無法以相當規模出口資本[46]；在1914年巴拿馬運河開通後，由於投資者將注意力轉向亞洲和加勒比地區，阿根廷和其他南錐體國家的經濟開始衰退[47]；作為一戰後的政治和金融超級大國，美國特別將阿根廷（其次是巴西）視為其潛在的世界市場競爭對手[46]；阿根廷既有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證券交易所和國內私人銀行發展不夠迅速，無法完全取代英國資本。[48]
因此，阿根廷可投資的資金愈發集中在阿根廷國家銀行這一單一機構中，導致其金融體系容易受到尋租行為的影響[48]。1914年後，阿根廷國家銀行的再貼現和不良貸款穩步增長，使其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49]。這一問題是阿根廷國家銀行對其他銀行和私營部門任人唯親式貸款的結果。[50]在再貼現中，阿根廷國家銀行並未從事純粹的最後貸款人行動，也未遵循白芝浩原則，以足夠高的利率在只接受可靠擔保的條件下自由放貸。[50]相反，阿根廷國家銀行允許私營銀行以不良債權作為擔保來規避風險，並以4.5%的利率（這低於國家銀行對定期存款客戶提供的利率）向他們提供貸款。[50]
然而，與鄰國不同，阿根廷在1920年代仍能保持相對健康的增長率，沒有像巴西和智利那樣受到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崩潰的影響。同樣，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已放棄金本位制的時候，阿根廷仍堅持使用金本位制。1929年，該國的汽車擁有量在南半球位居前列。
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到了1920年代，與英國、德國或美國相比，阿根廷還不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51]。阿根廷完全工業化的主要障礙是缺乏煤炭或水力等能源來源[51]。對1907年所發現石油的嘗試效果不佳[51]。阿根廷的第一個國有石油公司YPF公司[52]成立於1922年，作為一家公共公司負責51%的石油生產，其餘49%的石油生產則由私營部門掌控[53]。
在1870年代製冷船的發明後，冷凍牛肉的出口（尤其是到英國的出口）被證明利潤很高[54]。然而，大不列顛在1920年代末對肉類進口實施了新限制，這嚴重減少了從阿根廷進口的牛肉。農場主們轉而從畜牧業轉向農作物生產，但這對阿根廷經濟造成了持久損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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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對阿根廷影響相對較輕：[56]阿根廷的失業率從未超過10%，[57]該國的經濟在1935年基本恢復正常[56]。然而，大蕭條永久地阻礙了其經濟擴張[19]。事實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早在1927年，阿根廷的經濟就已因價格下降開始衰退。
阿根廷於1929年12月放棄了金本位，比大多數國家提前實行了這一措施[46]。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時期，該國實行了貨幣發行局政策，由一個名為「caja de conversión」的機構負責維持比索的黃金價值[58]。比索貶值增加了阿根廷的出口競爭力，並保護了國內生產[20]。阿根廷的出口額從1929年的15.37億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61億美元，但這絕不是該地區最嚴重的衰退。[59]
作為應對大蕭條的措施，歷屆政府推行了一項旨在使阿根廷在工業和農業上實現自給自足的戰略。[8]這一增長戰略基於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提高了最終商品的關稅和配額。[20]相關過程自19世紀末以來開始逐漸實施，但大蕭條加劇了其進程[43]。政府對工業增長的鼓勵使投資從農業中轉移，農業生產大幅下降[8]。
1930年，軍方迫使激進公民聯盟下台，改善了經濟狀況，但加劇了政治動盪[60]。1932年，阿根廷要求移民在抵達前必須有勞動合同或提供經濟來源證明。[61]1933年簽訂的羅卡—朗西曼條約使阿根廷的初級產品出口獲得了英國市場的配額，但英國的歧視性帝國關稅和英國通貨緊縮的影響實際上導致阿根廷對英國的出口略微下降。[62]
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引發了阿根廷的動盪。[60]1930年代的工業增長逐漸減緩。[63]1930年代的經濟狀況促使了阿根廷人口從農村和小城鎮向城市（特別是布宜諾斯艾利斯）遷移，因為那裏有更多的就業機會[64]。在1937年阿根廷總統選舉前，城市工人階級領導了幾次失敗的起義[60]。阿根廷傳統的農業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停滯不前，並持續低迷[63]。
相對滯後
1943年阿根廷政變後，作為策劃政變的聯合軍官小組中成員，胡安·裴隆[65]出任了勞工部長[60]。他在競選中向工人們承諾土地、更高工資和社會保障，並在1946年阿根廷總統選舉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60]。因裴隆幫助建立了強大的阿根廷勞工總聯合會，在裴隆的領導下，加入工會的工人數不斷增加[60]。裴隆將阿根廷轉變為了社團主義國家，其中強大的有組織利益集團為爭取職位和資源而談判[60]。在這些年裏，阿根廷發展成為南美洲大陸最大的中產階級國家[66]。
早期裴隆時期是一個宏觀經濟衝擊的時期，實行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67]。雙邊貿易、外匯管制和多種匯率是其最重要的特點[67]。從1947年開始，裴隆在與「天主教民族主義」運動決裂之後開始左傾，導致國家逐漸控制經濟，這體現在國有財產的增加、經濟干預主義（包括對租金和價格的控制）以及主要由通貨膨脹稅供給資金的更高水平公共投資。這種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旨在實現財富再分配，並增加支出以資助民粹主義政策，但也導致了通貨膨脹[67]。
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法國和英國擁有的鐵路被國有化，現鐵路網絡得到了擴展，到1954年，鐵路總長度達到12萬公里[68]。政府還成立了阿根廷貿易促進研究所來控制出口商品的對外貿易[69]。裴隆建立了幾乎完全禁止進口的貿易保護體系，使得阿根廷在國際市場上幾乎與世隔絕[70]。1947年，他宣佈了以國有化工業增長為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63]。保護主義也導致了一個生產成本高、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內向型工業，[63]。同時，阿根廷主要出口商品，即牛肉和穀物的產量停滯不前[70]。阿根廷貿易促進研究所開始剝奪種植者的利益，在上世紀40年代末，當世界穀物價格下跌時，它抑制了農業生產、出口和商業信心[71]。儘管存在這些缺點，保護主義和政府信貸確實推動了國內市場的指數級增長：無線電銷售增長了600%，冰箱銷售增長了218%，等等等等[72]。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阿根廷實施了各種公共工程和計劃，以實現國家基礎設施的現代化。例如，阿根廷共修建了22座水電站，將電力輸出從1943年的45,000千瓦增加到1952年的350,000千瓦。在1947年至1949年期間，阿根廷建立了連接里瓦達維亞海軍準將城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天然氣管網。天然氣供應達到了1.5立方千米，將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73]。
在這一時期，阿根廷經濟持續增長，但增速慢於全球平均水平及鄰國巴西和智利水平[74]。阿根廷經濟增速較慢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有時包含荒謬細節的大量頻繁變更的法規（如1947年一項規定了餐館價格和菜單的法令）扼殺了經濟活動[74]。長期來看，這造成了人們普遍對法律的漠視，阿根廷人開始視法律為阻礙謀生的障礙，而非保護合法產權的助力[74]。工業保護主義、從農業向工業部門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國家對經濟日益增加的干預引發了通貨膨脹[75]。到1950年，阿根廷人均GDP下降到不足美國的一半[76]。
裴隆在195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偏向於增加農業產出而不是工業化，但前幾年的工業增長和高工資擴大了對農產品的國內需求[63]。1950年代，阿根廷牛肉和穀物產量下降，影響了經濟[63]。政策轉向農業生產導致收入分配出現差距，因為大多數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在小塊土地上工作，而土地的大部分屬於大莊園[66]。阿根廷與英國、蘇聯和智利簽訂了貿易協議，向國際貿易略微開放了市場，以圖利用該國在農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70]。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前半段，阿根廷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相仿，而全球大部分地區則經歷了經濟奇蹟[19]。這一時期的阿根廷經濟普遍停滯而經常萎縮，這主要是因工會衝突所致[19]。
1950年以來的阿根廷工資增長推高了物價[75]，通貨膨脹率加速上升，很快實際工資下降[75]。高通貨膨脹促使裴隆採取穩定政策，包括更為嚴格的貨幣政策、削減公共支出、提高稅收和公共事業價格[75]隨着事態於1950年代的發展，經濟上的不安定成為1955年裴隆在解放者革命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工人階級感受到了生活質量下降，這剝奪了裴隆的大部分民眾支持。
阿圖羅·弗朗迪西在1958年阿根廷總統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78]。同年，他宣佈了「石油戰役」的開始：這是進口替代的新嘗試，旨在與外國公司簽署礦產資源開採合同，以圖實現阿根廷石油的自給自足[79]。1960年，阿根廷加入了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70]。
1966年6月的另一次政變，即所謂的阿根廷革命，導致了胡安·卡路士·翁加尼亞掌權，他任命阿達爾韋特·克里格·巴塞納負責經濟部[80]。他的戰略意味着公共部門在引導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80]，要求國家控制貨幣供應、工資和價格以及銀行提供予私營部門的信貸[81]。
在克里格的任期內，資本日益集中和中心化，許多重要的經濟部門也實現了私有化[80]。國際金融界對這一計劃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經濟增長持續不斷[63]。在1966年至1970年期間，阿根廷的GDP平均年增率達到5.2%，而這一數值在1950年代僅為3.2%[82]。
1966年之後，阿根廷經濟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經濟部宣佈了一個旨在控制通貨膨脹，同時促進競爭、效率和外國投資的計劃[63]。反通貨膨脹計劃的重點在於控制名義工資。[83]通貨膨脹率大幅下降，從1965-1967年的年增長率約30%下降到1969年的7.6%[82]。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但實際工資有所下降[82]。
貿易政策逐漸發生逆轉——軍方宣佈進口替代實驗失敗，取消貿易保護壁壘，向世界市場開放經濟[70]。這一新政策刺激了一些出口，但由於貨幣升值，某些進口產品價格變得過低，這導致了本地產業的衰退，並使得許多出口產品失去了市場競爭力[70]。經濟部終止了先前政府的匯率政策[75]。貨幣經歷了30%的貶值[75]。1970年，阿根廷歷史最悠久的貨幣之一阿根廷國家貨幣比索被阿根廷法定比索以100比1的比率取代。
1969年5月，對克里格的經濟政策不滿引發了科連特斯、羅薩里奧和科爾多瓦等城市的騷亂[84]。克里格遭撤職，但翁加尼亞政府無法就替代政策達成一致[84]到了1970年，政府已經無力維持工資控制，導致價格/工資螺旋[81]。隨着經濟開始停滯，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逐漸失去了動力，城市遷移速度開始減緩[66]。人均收入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是生活水平的下降[66]。裴隆的第三個任期任期以大規模貨幣政策為特點，這導致通貨膨脹水平失控[67]。
停滯（1975年—1990年）
1975年至1990年期間，阿根廷人均實際收入下降了20%以上，阿根廷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化為烏有[46]。阿根廷製造業曾一度持續保持增長，直至197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滑[85]。許多受保護的行業極度依賴政府支持，這加劇了工業產出的急劇下降[86]。阿根廷的工業化水平到1990年初已與1940年代相當[85]。
1970年代初，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墨西哥的兩倍，以及智利和巴西的三倍以上。而到了1990年，阿根廷與其他拉美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大縮小。[46]
自1975年的Rodrigazo開始後，阿根廷的通貨膨脹急劇加劇，1975年至1991年間，阿根廷年均通貨膨脹率超過300%，物價上漲了200億倍[46]。
當軍事獨裁時期的財政部長何西·阿爾弗雷多·馬田內斯·德奧斯上台時，年通貨膨脹率相當於5000%，阿根廷產出急劇下降[87]。1976年，阿根廷結束了進口替代時代，政府降低了進口壁壘，放鬆了對外借款的限制，並支持比索兌換外幣[8]。
這暴露了阿根廷因貨幣被高估且存在長期結構性問題，國內企業無法與外國進口競爭的問題[86]。阿根廷隨後實施了金融改革，旨在於開放資本市場的同時，更有效地與世界資本市場相聯繫[87]。
在相對穩定的1976年至1978年後，阿根廷財政赤字再次開始上升，外債在三年內增長了兩倍[88]。不斷增加的債務負擔中斷了工業發展和社會流動性上升[89]。從1978年來，阿根廷將匯率貶值率固定為tablita，即一個主動的小幅度調整匯率，基於一個宣佈逐步下降匯率的時間表[87][90]。這些公告按輪換方式重複，以創造一個能讓經濟主體看清政府承諾緊縮的環境[87]。通貨膨脹逐漸在1980年代下降到低於100%[87]。
然而，在1978年和1979年，由於通貨膨脹持續超過匯率貶值率，實際匯率升值[87]。這種匯率高估最終導致了資本外逃和金融崩潰[87]。1980年3月，Banco de Intercambio Regional的破產導致了對其他銀行的擠兌[91]。
阿根廷因政府支出不斷增長、工資大幅提高以及生產低效而陷入了慢性通貨膨脹，相關狀況在1980年代開始持續發展，年通貨膨脹率曾一度超過1000%[8]。歷屆政府試圖以控制工資和物價、削減公共支出和限制貨幣供應來控制通貨膨脹[8]。1982年，阿根廷因福克蘭群島問題與英國發生武裝衝突，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做的努力付諸東流[88]。
1982年8月，墨西哥宣佈無力償還債務後，阿根廷因同樣面臨嚴重困境，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財務援助[88]。雖然開始時局勢看起來積極，但IMF於1983年8月訪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工作組發現了各種問題，尤其是失控的工資影響了阿根廷預算和外部競爭力，相關計劃失敗了[88]。由於比索很快因通貨膨脹貶值，1983年，阿根廷引入了新的比索，1新比索折合10000舊比索。[8]
1983年12月，勞爾·阿方辛當選阿根廷總統，阿根廷軍事獨裁時期結束[88]。阿根廷在阿方辛的領導下開始與IMF展開新的方案談判，但毫無結果[88]。1984年3月，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借予了阿根廷為期三個月的3億美元貸款，隨後美國也提供了類似數額的貸款。這為阿根廷提供了一些喘息的空間，因為直到1984年9月底，IMF才與阿根廷達成協議。[88]
1985年，阿根廷奧斯特拉爾取代了喪失信用的比索[88]。1986年，阿根廷連續數月未能償還債務，故與債權銀行重新談判債務[92]。1986年至1987年，因財政政策受大量預算外支出和寬鬆貨幣政策的破壞，「奧斯特拉爾計劃」逐漸消失，阿根廷再次未能遵守IMF的方案[88]。1987年7月，一項新的IMF安排達成，但相關安排在1988年3月宣告崩潰[88]。
阿根廷當局的下一步舉措是於1988年8月推出Primavera計劃，這是一攬子非主流經濟學措施，預期很少會調整財政。IMF拒絕恢復對阿根廷的貸款[88]。該計劃推出6個月後即告失敗，並導致惡性通貨膨脹[88]和騷亂。
自由市場改革（1990年—1995年）
1989年5月，裴隆主義者卡路士·梅內姆當選阿根廷總統[88]。他當即宣佈了一項新的休克計劃，因政府財政赤字佔GDP的16%，這次計劃更注重財政調整[88]。1989年11月，阿根廷又與IMF達成了另一項備用協議，，但該安排再次過早終止，隨後阿根廷爆發了另一輪惡性通貨膨脹，年通脹率達到12,000%[88]。
在1980年代末公營企業崩潰後，私有化變得極為流行[93]。除了幾家銀行外，梅內姆幾乎私有化了國有的一切[58]。阿根廷在服務方面的改善是不可爭議的——例如，在電話私有化之前，獲得新電話線通常需要等待十年以上，帶電話線的公寓在市場上溢價很高；在電話私有化之後，等待時間縮短到了不到一周[93]。投資使農場、工廠和港口現代化，生產率也隨之提高[58]。然而，在所有情況下，都有大量的僱員支出。[93]。此外，許多私有化過程都有腐敗嫌疑[93]。最終，私有化企業變成了私人而非公共壟斷企業[58]儘管物價下降，阿根廷對長期合同收取的關稅仍與美國通脹率保持一致[58]。
1991年，阿根廷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維奴實施了開放貿易等自由市場改革，以圖扭轉阿根廷經濟[58]。1992年1月1日，阿根廷實施幣制改革，以比索取代阿根廷奧斯特拉爾，1比索折合10,000阿根廷奧斯特拉爾[94]。改革過程以貨幣發行局為基石，在貨幣發行局的管理之下，比索與美元保持平價，且貨幣供應受限於硬通貨儲備水平——這是一項風險政策，意味着阿根廷在後期階段不能實施貶值[58]。通貨膨脹在一段時間後得到控制，隨着貶值風險明顯減小，外資開始湧入[58]。直至1993年中期，阿根廷GDP增長顯著增加，且總就業率持續增加[57]。1994年下半年，阿根廷經濟改善放緩，失業率從10%上升至12.2%[57]。
儘管阿根廷的經濟在這個時間點上就已經輕微衰退，但其情況大幅惡化還要等到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貶值後[57]。當時阿根廷經濟收縮了4%，十幾家銀行倒閉[58]。隨着勞動力繼續擴張，就業隨總需求急劇下降，失業率在6個月內上升了6%以上[57]。但政府作出了有效回應：收緊銀行監管和資本要求，並鼓勵外國銀行接管較弱的本地銀行[58]。經濟很快復甦，1996年至1998年間，產出和就業迅速增長，失業率顯著下降[57]。但在1999年初，巴西貨幣大幅貶值，阿根廷經濟在此年內收縮了4%，失業率再度上升[57]。
阿根廷出口額從1991年的120億美元增長到了2001年的270億美元，但尤其是在巴西貶值後，許多阿根廷行業無法與國外競爭[58]。強而固定的匯率使阿根廷淨出口在1992年至1999年間累計出現了22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95]。由於無法貶值，只有在價格下降時，阿根廷才能變得更具競爭力[58]。阿根廷因經濟衰退、工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而陷入通貨緊縮[58]，而其利率仍居高不下，銀行以25%的利率放貸[58]。
公共支出在GDP中所佔份額從1995年的27%增加到2000年的30%[58]。一些較貧窮的省份依賴於國有企業或效率低下的產業，如糖業，這些產業在貿易開放時無法競爭[58]。各省省長紛紛開始虛報工資單以平息社會動盪[58]。政府着手實施養老金改革，使養老金成本在2000年達到了GDP的3%，因為改革後政府仍需支付養老金，但不再收取用作養老金的定期繳款[58]。
1998年下半年，阿根廷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這起初是由一系列不利的外部衝擊引發並加劇的，其中包括農產品價格下跌[96]，美元升值（比索與美元平價掛鈎）[96]，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以及1999年1月巴西貨幣大幅貶值[97]。阿根廷經濟並未迅速恢復，GDP增長停滯，這引發了人們對公共債務是否可持續的擔憂[97]。
1999年12月，費南度·德拉魯阿總統上任後不久，隨即尋求IMF的援助。[98]2000年3月，IMF同意與阿根廷達成一項為期三年的72億美元備用協議，條件是阿根廷實施嚴格的財政調整，並假設阿根廷2000年GDP增長率為3.5%（實際增長率為0.5%）[98]。2000年底，阿根廷開始嚴重減少對資本市場的接觸，這反映在阿根廷債券與美國國庫證券的信用利差急劇持續上升上[97]。12月，德拉魯政府宣佈IMF組織了一個400億美元的多邊援助計劃。由於實施財政調整和改革的不均勻、全球宏觀經濟環境惡化和政治不穩定，2001年第二季度，阿根廷市場准入盡失，資本外逃加劇[98]。主要以債券形式持有的阿根廷債務遭受大量拋空，政府發現其無力借貸或償還債務[99]。
2001年12月，一系列存款擠兌嚴重影響到了阿根廷銀行體系的健康運行，阿根廷當局為此凍結了部分存款[97]。由於阿根廷不再符合擴大的IMF支持計劃的條件，IMF決定暫停資金發放[97]。12月底，於嚴重政治和社會動盪氛圍中，阿根廷部分不履行其國際義務；2002年1月，阿根廷正式放棄可兌換性制度[97]。
隨後，阿根廷發生了可以說是自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46]。到2002年底，經濟與1998年相比萎縮了20%[97]。在兩年內，產出下降了15%以上，阿根廷比索貶值了四分之三，註冊失業率超過25%[46]。阿根廷的收入貧困率從2001年10月的35.4%上升到了2002年10月的峰值54.3%[100]。
梅內姆總統任內經濟自由化政策的批評者認為，阿根廷是因美國政府和IMF在華盛頓共識下積極推動的新自由主義，而陷入經濟困境的[46]。其他人則強調，1990年代經濟改革的主要缺點在於缺乏足夠的決心[46]。獨立評估辦公室2004年的一份報告批評了IMF在阿根廷2001年經濟崩潰之前的行為，稱IMF支持該國固定匯率的時間過長，並對財政赤字過於寬鬆[101][102]。
恢復增長 (2003年—2015年)
2002年1月，艾杜亞度·杜阿爾德被國會選舉為總統，成為阿根廷兩周內的第五位總統[104]。2002年4月，羅拔圖·拉瓦尼亞出任經濟部長，並在阿根廷瀕臨惡性通貨膨脹時穩定了物價和匯率，為隨後的經濟復甦立下了汗馬功勞[105]。自2001年違約以來，阿根廷經濟重新啟動，從2003年到2011年這八年中的七年內實現了超過6%的年均增長率[106]。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另一個原因是政府設法壓低幣值，促進了工業出口[106]。
2003年5月，尼斯高·基什內爾上任總統。2000年代中期，未加工大豆、大豆油和豆粕的出口創造了超過阿根廷出口收入的20%，是傳統出口商品牛肉和小麥的三倍[103]。出口稅佔了基什內爾政府總稅收的8％至11％，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大豆出口[107]。進出口稅使政府支出從GDP的14%增加到25%[106]。然而，進出口稅抑制了外國投資，高額支出導致通貨膨脹率超過20%[106]。
2005年，基什內爾政府試圖實施價格管制，但因為需求最大的商品脫銷且強制價格在大多數情況下未得到遵守而失敗[108]。多個經濟部門被重新國有化，這包括國家郵政服務（2003年）、聖馬田鐵路線（2004年），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提供水務的水利公司（2006年）[109]和阿根廷航空（2009年）[110]。
2005年12月，基什內爾決定一次性清償總額98億美元的IMF債務，不進行再融資[111]。該付款的資金部分由委內瑞拉提供，後者購買了總值16億美元的阿根廷債券[111]。截至2008年中期[已過時]，委內瑞拉持有估計約60億美元的阿根廷債務[112]。2006年，阿根廷重新進入國際債務市場，出售了總值5億美元的Bonar V五年期美元債券，收益率為8.36％，主要銷售給外國銀行，而穆迪將阿根廷的債務評級從B-提高到B[113]。
2007年12月10日，姫絲甸·費南迪斯·德基什內爾成為總統。2008年，農業部門動員反對一項將大豆出口稅率從35%提高到44.1%的決議[116]。最終，阿根廷政府放棄了新稅收制度[116]。據信，自2007年以來，阿根廷官方統計數據嚴重低估了通貨膨脹情況，而發佈自己對阿根廷通貨膨脹估計的獨立經濟學家則面臨着罰款和起訴的威脅。[117]
2008年10月，姫絲甸總統國有化了總額近300億美元的私人養老基金，據姫絲甸政府稱，這是為了為了保護養老金免受全球股價下跌的影響，而批評者稱政府只是想將這筆錢納入預算中[118]。私人養老基金在1994年首次獲得許可，並於1998年至2002年經濟危機期間遭受巨大損失，到2008年，國家補貼了77%的基金受益人[119]。
2009年，阿根廷遭遇了2000年代末的經濟大衰退，GDP增長放緩到0.8%[120]。2010年，阿根廷GDP恢復高速增長，經濟增長了8.5%[121]。2010年4月，針對持有超過180億美元債券但未參與2005年阿根廷債務重組的持有人，經濟部長阿馬多·布杜準備了一個債務重組方案[122][123]。2010年底，YPF公司在內烏肯省發現了35年來最大的新天然氣礦床[124]。2011年第三季度的阿根廷失業率為7.3%[125]。
201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制定了一項削減對高收入家庭公用事業補貼的計劃[126]。到2011年中期，阿根廷信貸增速大幅超過GDP，這引發了人們對該國經濟過熱的擔憂[127]。2012年，阿根廷開始財政緊縮期[128][129]。2012年4月，不顧一些能源專家的反對，阿根廷政府宣佈徵收YPF公司的計劃，聲稱YPF公司的西班牙合作夥伴和主要股東西班牙國家石油公司沒有盡到為研究和土地開發提供財政支持的責任，並且只顧向西班牙輸送利潤，不顧YPF公司的經濟增長[130]。
通貨膨脹和資本外逃迅速耗盡了阿根廷的美元儲備，促使該國政府於2012年6月嚴格限制美元獲取途徑[131]。資本管制的實施反過來又導致了通稱「藍色美元」的黑市美元流通，其匯率高於官方美元匯率[132]。
到2014年5月，私人預測估計阿根廷年通貨膨脹率達39.9%，已為世界上通貨膨脹率最高的國家之一[133]。2014年7月，紐約的一家法院作出裁決，命令阿根廷在支付任何可交換債券持有人之前，先行支付2001年違約債券的剩餘持有人（這些持有人大多是美國的禿鷲基金）；阿根廷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導致該國再次債務違約。[134]
目前
2015年12月17日，毛里西奧·馬克里放開了外匯獲取限制，導致比索貶值30%，這是自2002年以來阿根廷最大的一次貶值[135][136][137][138]。2016年1月，比索貶值至44美分[139][140]。由於經濟措施以及公共和私營部門裁員的增加（其中私營部門的裁員增加了五倍），失業率達到了兩位數[141]。
阿根廷政府暫停發佈自2015年12月起的國家統計與普查研究所指數。根據國會基於經濟顧問為暫停發佈指數所作報告發佈的指標，2016年4月，阿根廷月通脹率為6.7%，達2002年以來最高值。從相關年度指數來看，阿根廷於2015年的通貨膨脹率為41.7%，已居世界前列[142]。預計到2016年，通貨膨脹率將達37.4%，財政赤字將達4.8%，GDP將下降1.9%[143]。2015年12月，也即2015年財政年度，阿根廷宣佈取消小麥、玉米和肉類的出口預扣所得稅，同時將大豆的出口預扣所得稅降至30%，財政成本為23,604百萬比索[144]。這導致主要產品價格大幅上漲，這包括油類價格上漲51%，麵粉價格上漲110%，雞肉價格上漲90%，麵條價格上漲78%，肉類價格在兩周內上漲了50%，等等等等[145]。由於新穀物價格的提高，許多生產豬場陷入了危機——取消出口預扣所得稅後，玉米成本增加了150%，大豆成本增加了180%。據估計，僅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省就有4萬家豬肉生產商陷入了危機[146]。
馬克里在2015年總統競選中承諾取消工人的所得稅，他表示：「在我政府任內，工人不會為利潤納稅」[147]。經濟與公共財政部長亞豐素·普拉特·加伊稱所得稅修正案草案將於2016年3月1日提交國會審議[148]。截至2017年12月[ref]，馬克里並沒有兌現他的承諾，政府也沒有計劃在未來取消所得稅[149]。
馬克里任期因極高的通脹率而臭名昭著，這仍然在當時的經濟危機中扼殺着城鄉的弱勢群體——雖然通貨膨脹率已經從2016年的40%下降至了2017年的27%（儘管政府和中央銀行預計，這一數字在2017年將為17%）和2018年的17%[150]。其任期的其他受批評點包括近9%的失業率（預計將在未來兩年進一步升至兩位數），以及貨幣估值過高導致的項目赤字經常急劇上升，可能會在2017至2018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到4%[150]。IMF的預測顯示，2018年阿根廷GDP增長將略微回落，從今年的2.75%降至2.5%，顯然全球經濟周期上升的任何停滯都將使該國倒退[150]。
阿根廷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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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施蒙·庫茲涅茨曾說過，世界上有四種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和阿根廷[151]。
據吉多·迪特利亞和曼紐·西梅爾曼（西班牙語：Manuel Zymelman）在1967年稱，與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其他定居者社會不同，阿根廷未能尋求足夠的替代方案，以彌補隨邊疆徹底關閉而結束的地理擴張[152]。據卡爾·E·索爾伯格（英語：Carl E. Solberg）在1985年稱，加拿大與阿根廷不同的土地分配導致了加拿大小農數量增加，而阿根廷則由少數土地所有者擁有大片土地[152]。
鄧肯和福格蒂在1984年認為，澳大利亞與阿根廷的關鍵區別在於，前者的政府穩定而靈活，而後者的政府則管理較差[152]。普拉特和迪特利亞在1985年認為，政治文化和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是關鍵因素，而迪亞斯·亞歷杭德羅則在同年認為，類似於澳大利亞的邊境管制會因勞動力相對稀缺而提高生產率[152]。
亞倫·M·泰勒在1992年提出，阿根廷撫養比相對較高，而人口轉型緩慢，這導致了阿根廷依賴外國資本，從而抵消了由此產生的低儲蓄率[152]。從1930年代開始，因進口替代政策，資本積累受到（主要是進口的）資本貨物相對較高的價格的阻礙，這與加拿大青睞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形成了對比[152]。多重匯率制度、外幣黑市、本國貨幣貶值和高關稅這些其他扭曲因素也導致了資本貨物價格相對較高[152]。這導致了資本密集度降低，進而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152]。
參見
腳註
參考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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