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麵館大包圍（英語：Spaghetti House siege）發生在1975年9月28日至10月3日。三名男子衝入倫敦騎士橋的意大利麵館搶劫，但行動出了岔子，警察馬上趕到現場。劫匪帶着麵館工作人員一起躲進儲藏室，警方團團包圍六天後，所有人質安然獲釋。兩名槍手投降，頭目富蘭克林·戴維斯朝自己腹部開槍。三名劫匪和另外兩個同夥之後被判入獄。
三名劫匪都曾參與黑人解放組織，從最初被圍到後來入獄服刑，他們始終宣稱所作所為是出於政治動機。警方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刑事犯罪，不是政治舉措。
警方利用光纖傳感器技術實時監視槍手言行。法庭心理學家根據監控視頻告知警方三名男子的心理狀況，以及如何通過談判達成最理想的結果。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勞動力短缺，政府推出政策吸引前大英帝國和英聯邦國家的工人。他們大多從事沒有什麼技能要求但酬勞很低的工作，能夠負擔的住房條件很差。[1]許多人認為這些人的經濟狀況，以及黑人社區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由英國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引起，導致好戰分子越來越多，西印度群島移民社區尤甚；警方的騷擾和教育領域的區別對待更是火上澆油[2][注 1]20世紀70年代中期擔任種族關係研究所主任的安巴拉夫納·西瓦南丹（Ambalavaner Sivanandan）指出，第一代黑人移民雖已部分融入英國社會，但第二代卻變得日益叛逆[4]。
企圖搶劫意大利麵館分店的三名男子以28歲的尼日利亞學生富蘭克林·戴維斯（Franklin Davies）帶頭，他曾因持械搶劫入獄服刑，另外兩人分別是24歲的西印度群島裔移民韋斯利·迪克（Wesley Dick，後更名舒賈·莫什什）和22歲的圭亞那裔安東尼·「本蘇」·門羅（Anthony "Bonsu" Munroe）[5][6]。三人都曾參與黑人解放組織。戴維斯曾試圖加入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的非洲游擊隊；門羅與黑人權力運動關係密切；迪克曾參加黑豹黨、黑人解放陣線、法辛巴團[注 2]，以及黑人團結與自由黨的會議，他還會定期前往種族關係研究所辦事處充當志願者，並使用辦事處的圖書館[8]。西瓦南丹和歷史學家羅伯·沃特斯（Rob Waters）認為，三人的搶劫目的是「資助黑人補習學校並支持非洲解放鬥爭」[9][10]。
20世紀70年代中期，倫敦各意大利麵館店長會在每周六晚關店，並在騎士橋分店會晤。分店的出口也會關閉，但各店長會把一周的收入暫存於此，等待存入附近銀行的夜間保險箱[11]。
搶劫當日：1975年9月28日
1975年9月28日凌晨1點30分左右，戴維斯、迪克和門羅走進意大利麵館騎士橋分店，其中一人持有削短型霰彈槍，另外兩人均有手槍。三人要求店內人員交出這周的收入——約為1.1至1.3萬英鎊。[12][注 3]夜間關閉的店內燈光昏暗，店員得以迅速把裝錢的兩個公文包藏到桌下。劫匪把店員逼近地下室，意大利麵館經理趁機從後方火災逃生通道逃脫並向倫敦警察廳報警，警方幾分鐘內便抵達現場[11][15]。負責帶劫匪逃離現場的司機塞繆爾·艾迪生（Samuel Addison）看到行動出了岔子，便駕駛偷來的福特轎車離開[16][17]。警察進入麵館一樓時，戴維斯等人把店員逼進地下室後方長4.3米、寬3米的儲藏室，然後鎖上門並用啤酒桶從裏面堵住，嘴裏朝警察大喊，膽敢靠近大門，他們就會開槍。警方把建築團團圍住，持續六天的大包圍拉開序幕。[11][18][19]
包圍：9月28日至10月3日
劫匪在最初的談話中告訴警察人質姓名，警方還在得知戴維斯的身份後調出其前科。早上七點，警察已封鎖周邊並設置警戒線，除400名警員（包括帶警犬前來的警員）參與包圍外，倫敦警察廳還調來特種槍械司令部的神槍手。[12][19][20][注 4]
戴維斯自稱黑人解放陣線上尉[19][注 5]，但之後的對話中又稱三人都是黑豹黨分裂組織黑人解放軍成員[23]。戴維斯向警察要求釋放兩名黑人囚犯，卻沒想到兩人早已出獄。他還要求內政大臣前來現場，並提供能夠飛抵西印度群島的飛機，還要收音機以便他們從新聞廣播獲知局勢發展，警方只滿足最後一項要求[12][24][25]。
警方一度認為此案可能屬恐怖主義行徑[20][注 6]，但之後認定案件沒有政治動機，屬於單純的刑事犯罪[26][27]。事發時任倫敦警察廳總監的羅伯特·馬克爵士（Sir Robert Mark）在後來的著作中寫道：
我們從最開始就正確認定此案只是武裝搶劫出了岔子，尼日利亞裔劫匪戴維斯反覆聲稱這是政治舉動，但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只會引人嘲笑[12]。
黑人解放陣線的其中一名創始人托尼·蘇亞雷斯（Tony Soares）自稱認識三名劫匪，表示願意出面調解，但警方沒有接受[11]。蘇亞雷斯還稱，黑人解放陣線是和平組織，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會支持三人的行徑[26]。學術期刊《種族與階級》（Race & Class）編輯珍妮·伯恩（Jenny Bourne）認識三名男子，認為他們「可能是因為完全不同的原因」走上搶劫道路[27]。在她看來，三人、尤其是韋斯利·迪克此舉的主要誘因是：
英國當地種族主義的現實……本質上就像安吉拉·戴維斯、喬治·傑克遜（George Jackson）、鮑比·希爾（Bobby Seale）和麥爾坎·X的講話一樣令反抗氛圍越來越強，效果就像這些人傳遞到英國的理念：「搶佔時機」、「幹掉這些豬玀」、「幹他媽的」[28]。
9月29日早上——包圍開始15小時後——劫匪釋放一名人質代表誠意。人質是59歲男子，倫敦意大利麵館其中一家分店的經理。[18]次日，劫匪又放走一名生病的人質[24]。大包圍期間，意大利領事馬里奧·曼卡（Mario Manca）試圖聯絡三名男子充當中間人，甚至一度提出願意自充人質換出病人，被警方拒絕[29]。生於西印度群島的前大倫敦議會主席皮特勳爵（Lord Pitt）也曾嘗試同劫匪談判，但收效甚微[11]。
大包圍期間，莫茲利醫院（Maudsley Hospital）法庭心理學家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向警方提供有關罪犯心理狀態的建議[30]。據他透露，包圍時間越長，被包圍的人就越可能產生感情，這樣劫匪就越不可能殺害人質[30][31]。根據他的建議，警方的主要策略就是持續等待，保持局勢平穩，與人質劫持者儘量長時間地交談[32]。警方動用光纖攝像頭技術實時監控，有兩個攝像頭觀察地下儲藏室的情況，一個順着熱水管穿過牆壁，另一個是先用眼藥水滴管把強酸滴在金屬通風口上蝕出小洞，再把攝像頭穿過小洞觀察室內。這樣警方不但能聽到各人對話，還能看到劫匪的動作。[33]
警方說服媒體配合行動，要求《每日郵報》暫緩報導劫匪同夥被捕的消息[34]。根據斯科特提供的信息和建議，警方試圖讓戴維斯和另外兩名男子產生隔閡。大包圍第四天，警方把一份《每日快報》從門下方送進儲藏室，報紙頭版是戴維斯的照片，聲稱他是首腦，還有另外兩名槍手的背景信息，看起來就像是他們的同夥把信息出賣給報社。警察還在報紙頭版寫下向三人提供武器的嫌犯姓名。[31][35]次日劫匪的兩名同謀被捕後，警方向媒體通報此次逮捕，強調這是刑事而非政治案件。三名男子當晚從收音機聽到消息後情緒低緒，並在次日凌晨決定投降[36]。
凌晨2點55分，槍手關燈討論，然後在3點40分告知警察他們投降。人質都沒有受傷並率先走出儲藏室，然後警方要求三人一個個地走出來。兩名劫匪把槍扔出儲藏室後相繼走出，但就在警察帶他們離開時，仍在儲藏室內的戴維斯用.22口徑左輪手槍打中自己腹部。[37]警方在他口袋裏找到搶劫前寫給哥哥的便條：
今天，我要為人民前去完成使命。如果出了差池，我將像戰士一樣安息。所以要是你看到這張便條，那就說明我已經死了。請你安然接受我的遭遇，為我高興吧，對任何有意抗爭這種可悲生存狀態的黑人而言，這都是最自然的命運安排。[38]
影響
戴維斯被送到聖佐治醫院（St George's Hospital）治療，但子彈未能在手術中取出。人質也被送到該醫院檢查，但都不需要治療，然後在附近警局初步陳述案情。[29][39]
戴維斯在羈押期間絕食抗議，之前被他劫持的人質喬凡尼·斯克拉諾（Giovanni Scrano）定期前來探視，兩人在大包圍期間已經形成某種情感聯繫[40]，有觀點認為這種關係屬於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41]。
案件於1976年6月8日開審，除戴維斯、迪克和門羅外，受審的還有三名從犯，罪名包括協助搶劫（駕車逃跑的司機）、供應槍支和共謀。戴維斯、迪克和門羅認為法庭審判不合法，法官詢問他們如何辯護（即是否認罪，字面意思是「求懇」）時，戴維斯口中高呼「我們不會再求懇啦——我們已經求了五百年！這不是審判——而是私刑集會。」[42]三人轉身背對法庭並互相交談，法官默文·格里菲斯-瓊斯（Mervyn Griffith-Jones）下令把三人帶回牢房，同時指示法庭書記員在他們的辯護供述下寫上無罪辯護[42]。從犯里洛·特曼（Lillo Termaine）承認犯下串謀搶劫麵館罪，據警方表述，特曼是劫案幕後黑手，計劃用搶來的錢償還賭債[43][44]。案件在6月30日宣判，戴維斯、迪克和門羅分別被判22年、18年和17年有期徒刑，特曼六年。一名同謀無罪釋放，逃跑司機艾迪生因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發後重審。[44]同年11月，艾迪生經重審認定有罪並判有期徒刑11年[16]。戴維斯和門羅出獄後去世，兩人逝世時年紀都不大；迪克獲釋後改名舒賈·莫什什（Shujaa Moshesh），最終在非洲辭世[45]。
大包圍過去一周後，騎士橋的意大利麵館恢復營業[46]，後在2015年因街區再開發停業[47]。
1976年，生於千里達的作家兼電影人霍勒斯·奧弗（Horace Ové）根據意大利麵館大包圍創作劇本《巴比倫的洞》（A Hole in Babylon），後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系列劇《今日劇》（Play for Today）播出。1978年，法魯克·鄧迪（Farrukh Dhondy）根據案件創作《巴比倫大包圍》（The Siege of Babylon）。[48]1982年的意大利喜劇片《意大利麵館》（Spaghetti House）一定程度上也是根據本案改編[49]。
1975年12月上旬，警方將一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困在倫敦巴爾科姆街並持續包圍六天，最終利用意大利麵館大包圍積累的實時監控和法庭心理學等經驗和平解決危機。[50]彼得·沃丁頓（Peter Waddington）的警務研究著作指出，倫敦警察廳在兩次得到大量宣傳報導的包圍戰中表現出色，獲得容忍和克制的美名[51]。1980年，警方試圖採用同樣策略應對伊朗大使館包圍戰，但因恐怖分子殺害人質作罷，改為動用特種空勤團突擊。在沃丁頓看來，如果一定要對此次行動挑出什麼毛病的話，那就是警方面對這種情況依然不願意訴諸武力。[51]
註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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