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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貝斯·科普曼（Frederick Bayes Copeman）大英帝國勳章獲得者（1907年至1983年）是一位英國志願者，曾參加西班牙內戰並指揮過英國營。他還因為為倫敦的防空工作做出了貢獻而備受矚目。
弗雷德·科普曼於1907年出生在英格蘭東薩福克郡貝克爾斯附近的旺福德聯合濟貧院。 他的母親和哥哥喬治也住在那裏。 起初，科普曼兄弟是濟貧院裏唯一的孩子，但在1916年，年僅九歲的弗雷德和喬治從濟貧院搬到了貝克爾斯雷文斯米爾路上的兒童之家。 就在那裏，科普曼收養了他的第一隻狗，一隻流浪狗，他叫它「邦妮」。[1] 不久之後，喬治被兒童慈善機構巴納多基金會派往加拿大開始新的生活，而弗雷德「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有收到他的消息」。[2]
在當年的英國，社會化撫養體系致力於讓男孩們更早自己養活自己，從而減少撫養成本。因此，在12歲時，科普曼被送往諾福克郡的瓦茨海軍學校接受航海生涯的準備。 兩年後，14歲的他被招入英國皇家海軍，被派往蘇佛克的皇家海軍恆河號，這是一處在岸海軍訓練基地。 皇家海軍恆河號在英國皇家海軍中的聲譽參差不齊，既因其據說使用的嚴苛訓練方法而聞名，旨在培養職業能力強、自給自足的軍官和軍官助理，也因其前學員的專業精神而聞名。 從皇家海軍恆河號畢業後，科普曼被派往駐紮在馬耳他的地中海艦隊。 馬耳他人的貧困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裏，他學會了拳擊，成為一名重量級地下拳擊手賺取了收入。 他也差點有機會成為一名軍官，因為他犯了一個「惡作劇」[3]而被關進了馬耳他的科拉迪諾（Corradina）監獄裏待了三個星期。
1931年9月，作為應對大蕭條的嘗試之一，新的國民政府啟動了公共支出削減。 海軍支出削減轉化為減薪10％（與公務員的全面10％削減相匹配）。 然而，這些削減並不平等地適用於所有軍銜。 大西洋艦隊的水手們於9月11日星期五下午抵達蘇格蘭的因弗戈登（在克羅默蒂灣上），從報紙報道中得知了這些削減。 當時，24歲的科普曼是一名在諾福克號巡洋艦服役的熟練水兵，他簡明地描述了此次譁變的原因：
當船上的水手們讀到報紙上的新聞，顯示大多數情況下較低級別的人員將比高級別的人員損失更多，此事徹底出乎意料。 實際的減薪幅度為：上將，7％；中校，3.7％；首席水兵，11.8％；而熟練水兵，則是23％。[4]
這次譁變持續了兩天（1931年9月15日至16日）。 科普曼和另一名熟練水兵Len Wincott成為了諾福克號罷工委員會的成員。 儘管這完全是一次和平譁變，皇家海軍還是拘留了數十名帶頭人，並遣散了數百人，其中包括科普曼。[5] 在《西班牙的聖戰》（Crusade in Spain）一書中， 傑森·葛尼 (Jason Gurney)指出，科普曼並未被控告，這表明他的作用可能比他自稱的「領袖」要小得多。 [6] 艾倫·艾瑞拉(Alan Ereira)說，科普曼是八名頭目之一，被趕出船塢大門，只給了他們13先令和一張火車票。[7] 根據艾瑞拉的說法，"有些人在德文港的船塢外面哭泣。他們不得不乞討。"[7]
科普曼自己稍後回顧了這件事情：
這次譁變是一個轉折點……我開始理解領導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我開始了解政治的意義。雖然在參加譁變的人們心中，這次事件並不是政治性的，但我無法不受到它的政治影響。共產黨沒有忽視那些在因弗戈登起了任何領導作用的人。溫科特（Wincott）立即開始在國際勞工保衛組織工作，這是由英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控制的組織。幾個月後，我自己也加入了這個組織，最終我們倆加入了黨。大多數政治家都是利己主義者，我比大多數人更甚。在因弗戈登，我嘗到了領導的滋味，並感受到了來自數千名追隨者的支持帶來的權力的刺激。黨很快注意到了這一點，並將我拉入他們的積極關聯中。不久之後，我就在他們一邊參加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並且很喜歡。[8]
在皇家海軍退役後不久，科普曼成為了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的成員。他在就業交流所和其他地方組織了抗議和示威活動。1933年，他因違反政府禁止遊行的規定，在旺茲沃思監獄（Wandsworth Prison）被監禁兩個月。他獲釋後再次犯罪，被判在布里克斯頓監獄（Brixton Prison）服刑三個月。幾個月後，他再次被捕並被判在沃姆伍德斯克魯布斯監獄（Wormwood Scrubs）服刑四個月，這一次是勞役。
在許多其他共產黨員的陪同下，科普曼決定加入保衛第二共和國的行列。他於1936年11月26日前往西班牙，加入了國際縱隊的英國營。1937年2月在哈拉馬河戰役中，科普曼的手臂和頭部受傷:
[戰鬥局勢]進一步惡化，由於一個自封的指揮官...弗雷德·科普曼，一個巨大的牛一般的男人，他顯然認為自己是一個由於他的巨大力量而被任命的神聖領袖——他曾是海軍的重量級拳擊手——儘管他幾乎是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他總是用自己的拳頭控制他所在的任何一群人。他完全沒有身體上的恐懼，似乎對身體上的傷害幾乎完全不關心。在這個場合，......[他]至少受了兩處傷，一處在手上，另一處在頭上，用野戰敷料粗略包紮。到了那時，他幾乎瘋狂了，對所有看到的人下達完全無意義的命令，並表示如果他們不服從，他會砸碎他們的臉。幸運的是，他在這個階段昏迷了，被人抬到了後方。"[9]
科普曼似乎完全康復了，在返回營地後成為了指揮官。後來，在特魯爾戰役前，他因傷口併發症（一小塊未拆除的炮彈碎片感染了）差點死亡，被永久性地遣返回國。
科普曼回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結婚。1938年5月21日在劉易舍姆登記處舉行婚禮，"大約有1100人"在當晚的婚禮招待會上聚集在聖潘克拉斯市政廳。[10]
然而，像許多歸來的志願者一樣，科普曼對他在西班牙所看到的感到幻滅。作為英國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他被邀請訪問克里姆林宮，在那裏他見到了著名的「熱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麗。他對在蘇聯的見聞感到失望。回到英國後，在一場拳擊鬥毆之後，不久之後離開了英國共產黨。
| “ | 1938年回到英格蘭後，他轉而信仰道德再武裝運動，然後轉向天主教，在這兩個組織中他短時間內成為一個受人注目的轉變共產主義者。他後來寫了一本混雜着無意義和自吹自擂的書。[11] | ” |
| “ | 他的指揮官在文件中寫道，科普曼是「那些會為每件事情大喊大叫的激進分子之一」。這位軍官特別提到科普曼曾經被聽到在德文港的街頭唱《紅旗歌》。[13] | ” |
然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時，「他在倫敦組織民防反抗倫敦大轟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獲得了嘉獎」。[14]
在政府確認不會強制疏散之後不久的1940年6月，科普曼在全國嬰兒福利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他引用他在西班牙的經歷來辯稱國家應該強制疏散：
[在西班牙，我親眼目睹]希特拉轟炸被疏散的城鎮，我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如果這些人趁機逃離的話該多好'...如果你指望人類自然的情感，指望母親們自己把孩子送走，你的期望只會落空——顯然，只要有機會她們不會和孩子分離。但如果疏散是強制性的，第一次空襲後，母親們會感激那些送走孩子的人[15]
在戰爭期間，科普曼擔任地鐵深處的庇護所管理員。[16] 在這個職位上，他在白金漢宮給皇室做了幾次講座。[17]他因此被授予不列顛帝國勳章（OBE），並獲得了1946年新年榮譽的殊榮。[16]不久之後，他加入了羅馬天主教教會。
戰後，他繼續在政治上活躍，儘管多年來他變得溫和了。他成為了一名「受歡迎的工會組織者」[7]，並擔任了劉易舍姆自治市議會的工黨委員。他曾在1949年倫敦縣議會選舉中不成功地競選劉易舍姆北部議席，以及1950年英國大選中的相應的國會選區。
他和妻子Kitty育有四個孩子，於1983年在倫敦去世。
- Reason in Revolt. London: Blandford Press, London, 1948. ——自傳
- Jason Gurney,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Faber & Faber, 1974.
- Alan Ereira, The Invergordon Mutiny. London: Routledge, 1981.
- Len Wincott, Invergordon Mutineer. London: Weidenfeld,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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