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點清除，又稱定點殺戮、目標追殺、目標射殺，是由政府實施的一種殺人形式。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它是國家組織或機構在司法程序之外或戰場之外暗殺知名人士的一種現代化及委婉說法[1][2][3][4]。
自20世紀末以來，定點清除的法律地位已經成為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爭論的話題。從歷史上看，至少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西方的思維方式普遍認為，將暗殺作為一種治國手段是非法的。一些學者、軍事人員和官員[5]認為，在自衛的背景下，針對恐怖分子或參與不對稱戰爭的戰鬥人員使用定點清除是合法的。他們認為，無人機比有人載具更人道、更準確[6][7]，而且定點清除或「點名清除」不會發生在宣戰狀態之外的任何情況下。[8]
有美國國會議員[9]與學者、媒體人物[10]、民權團體[11]和前中央情報局駐伊斯蘭堡站長羅伯特·格雷尼爾[12]批評定點清除是一種法外處決，根據美國法律和國際法，這可能是非法行為。根據Reprieve提供的統計分析，美國每試圖暗殺一名成年人，就有9名兒童被殺害，並且在多次試圖殺死艾曼·扎瓦赫里的失敗嘗試中，中央情報局殺死了76名兒童和29名成年旁觀者。
非洲
在索馬里內戰期間，肖恩·德弗羅（Sean Devereux）在被暗殺之前，將基斯馬尤軍閥的酷刑和殺戮描述為「定點清除，一種種族清洗」[18]。
同樣在非洲，路透社稱，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胡圖族軍隊和民兵在盧旺達「定點清除政治對手」[19]。美國國務院報告稱，「政治上有針對性的殺戮（politically targeted killings）」是盧旺達全面屠殺的前奏[20]。
美洲
美國支持的[21]兀鷹行動是拉丁美洲右翼獨裁政權的政治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活動，涉及暗殺政治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22]。國家安全檔案館的報告稱，「兀鷹行動的主要受害者包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謀殺的兩名前烏拉圭立法委員和玻利維亞前總統胡安·何塞·托雷斯、智利前內政部長貝爾納多·萊頓，以及在華盛頓市中心被汽車炸彈刺殺的智利前外交官奧蘭多·萊特列爾和他26歲的美國同事龍尼·墨菲特」。[23]
在談到1989年華盛頓特區販毒集團的殺戮事件時，市長馬里恩·巴里（Marion Barry）做出來以下聲名狼藉的論述：「華盛頓不應被稱為世界謀殺之都。（因為）我們是世界的定點清除之都。」[24]巴里說，華盛頓販毒集團「有針對性的殺戮」與美國禁酒令時期的「艾爾·卡彭和艾略特·尼斯」時期的情況相當。 [25]
美國定點清除的一個早期例子是二戰期間的復仇行動。這次行動擊落了珍珠港事件的高級策劃者山本五十六的飛機。
越南戰爭期間，鳳凰計劃把越共政治領導人作為暗殺目標[27]。
在1976年至2001年期間，美國有一項反對定點清除的規範。[28]
從小布什任期開始[29]，定點清除成為美國政府在反恐戰爭中的經常使用的一種戰術。[30]
美國已將定點清除——在該國境外有意刺殺一名已知的恐怖分子，通常是通過空襲——作為其反恐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31]。 因此，美國以戰爭的形式合理化獵殺恐怖分子的行為。 「使用戰爭的模式進行反恐，使政府律師能夠區分對恐怖分子的致命攻擊與被禁止的暗殺，並將此作為針對敵方戰鬥人員的合法戰場行動進行辯護，這與二戰期間日本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在飛機中被無爭議的定點清除一樣。」 [32]
美國政府使用無人機打擊戰術的進一步支持發現於《戰略安全雜誌》中的一份報告，該報告涉及在人口密集地區使用無人機襲擊具有的外科手術性質。作者承認，「的確，使用無人機的戰術保證了在複雜的環境中消滅敵人的能力，同時將訴諸戰爭的政治影響降到最低」。[34]
為無人機襲擊提供的國內立法依據是《軍事武力使用授權書》（AUMF），這是美國國會兩院在2001年9月11日之後整一個星期通過的一項聯合決議。[35]授權書允許總統「使用一切必要和適當的武力，打擊他認定的計劃、授權、實施或協助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的國家、組織或個人，或窩藏這些組織或個人」。[36]發表在《戰略安全雜誌》上的一份報告關注無人機在地緣政治中的未來，這份報告認為美國政府在定點清除行動中使用無人機是「不分青紅皂白和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權」。[34]
2010年初，經貝拉克·奧巴馬總統批准，安瓦爾·奧拉基成為第一個批准被中央情報局定點清除的美國人。奧拉基在2011年9月的一次無人機襲擊中喪生。[37][38][39]
路透社的一份報告分析了美國無人機在2008年至2010年期間殺死 500 名「武裝分子」的情況，發現其中只有8%是中高層組織者或領導人；其餘的則是身份不明的步兵。 [40]The Intercept報道稱，「在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之間，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在阿富汗東北部）的空襲造成200多人死亡。其中，只有35個是預定目標。根據文件，在為期五個月的行動期間，空襲中喪生的人中有近90%不是預定目標。」[41][42][43]
2012年4月30日，美國總統國土安全和反恐事務助理約翰·布倫南在威爾遜中心發表了題為「總統反恐戰略的道德和效力」的演講[44][45]，概述了奧巴馬領導的美國聯邦政府使用作戰無人機殺死阿爾蓋達組織成員。 [46]約翰·布倫南首次承認[47][48]美國政府使用無人機殺死阿爾蓋達組織的選定成員。[49]
布倫南從國內法和國際法的角度證明了使用無人機的合理性。關於國內法，布倫南說，「作為國內法，（美國）憲法授權總統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迫在眉睫的攻擊威脅。國會在911恐怖襲擊後通過的軍事武力使用授權書對那些對9.11事件負責的國家、組織和個人「使用一切必要和適當的武力」。授權書中沒有任何內容限制在阿富汗對阿爾蓋達組織軍事力量的使用。」[44]他進一步說：「作為國際法問題，美國與阿爾蓋達組織、塔利班和相關部隊發生武裝衝突，以回應911襲擊事件，我們也可以使用與我們固有的國家自衛權相匹配的武力。國際法中沒有任何內容禁止為此目的使用遙控飛機，也沒有任何內容禁止我們在活躍的戰場之外對我們的敵人使用致命的武力，至少在有關國家同意或不能或不願意對威脅採取行動的情況下。」 [44]
這次講話是在奧巴馬授權中情局和美國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JSOC）僅根據目標的情報 "特徵"——通過信號攔截、人力來源和空中監視發現的行為模式，以及表明存在重要的特工人員或針對美國利益的陰謀——即可向目標開火的幾天之後。根據以前的規定，中情局和美國軍方只被允許使用無人機打擊已知的恐怖主義頭目，這些頭目的位置可以得到確認，並出現在中情局和聯合司令部的秘密目標名單上。[50]
布倫南的辯護建立在美國高級官員的言論之上，例如國務院高級律師高洪株[51]、美國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52][53]、美國國防部總法律顧問傑·約翰遜[54]和奧巴馬總統本人[55]為在阿富汗等所謂的「熱戰場」之外使用無人機進行了辯護。 [56]
在2011-2012年間，選擇戰區外目標的過程發生了變化，因此權力集中在以白宮反恐負責人約翰·布倫南為中心的白宮一群人手中。根據新計劃，布倫南的工作人員編制潛在目標名單，並在每周一次的白宮會議上由國務院等機構過目一遍列出的名字。 [57]據《紐約時報》，奧巴馬總統已將自己置於一個絕密程序的領導地位，以指定殺死或捕獲恐怖分子，保留批准致命行動的最終決定權，並簽署了在也門、索馬里和巴基斯坦的每一次打擊。[58]
美國國會對無人機襲擊的批評很少見。然而，2012年6月，26名立法者（其中只有兩名民主黨人）簽署了一封給歐巴馬的信，質疑所謂的「簽名式打擊」，在這種打擊中，美國對符合某種行為模式的武裝人員進行攻擊，表明他們參與了恐怖活動。簽名式打擊在巴基斯坦曾經很普遍，後受到遏制，但在2012年，奧巴馬允許中央情報局在也門開展簽名式打擊，在那裏，一個以美國為目標的阿爾蓋達組織分支機構在也門南部建立了一個安全庇護所。議員們對簽名式打擊可能殺害平民表示擔憂。他們補充說：「我們的無人機行動已經幾乎沒有透明度、問責制或者監督。」[59]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家安全分析員彼得·伯根，雖然小布什政府把重點放在殺死阿爾蓋達組織的重要成員上，但在奧巴馬政府期間，作戰無人機的使用經歷了一個安靜的、不為人知的轉變，越來越注重殺死好戰的步兵，而不是高價值目標。[60]伯根說：「就無人機攻擊的目標可以確定而言，在布什的領導下，阿爾蓋達組織成員佔所有無人機目標的25%，而塔利班目標則佔40%。在奧巴馬的領導下，只有8%的目標是阿爾蓋達組織，而塔利班的目標則超過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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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政府正在考慮是否要殺死一名涉嫌策劃恐怖襲擊的海外美國人，以及如何根據2013年發佈的更嚴格的目標定位政策合法地這樣做時[61][62]，The Intercept報道說，美國政府主要利用國家安全局的監控來確定海外無人機襲擊的目標。作者在The Intercept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用於定位無人機目標的含有缺陷的方法，並導致了無辜的人死亡。[63]據《華盛頓郵報》，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員和收集員（即控制電子監控設備的國家安全局人員）利用國家安全局複雜的監控能力，在地理上實時追蹤個別目標，而無人機和戰術部隊則將武器對準這些目標，將其消滅。 [64]
中央情報局下令的無人機襲擊最終被奧巴馬總統終止，奧巴馬總統根據單獨的法律授權將控制權完全移交給美國軍方。特朗普總統在 2017 年推翻了這一決定。[65]2016年奧巴馬行政命令要求每年報告美國在戰區外空襲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66] ，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沒有遵守該命令，隨後在2019年被一項行政命令撤銷。 [67][68]據英國廣播公司，英國左翼智庫調查新聞局稱，特朗普上任的前兩年發生了2,243次無人機襲擊，而奧巴馬在任8年期間發生了1,878次。[69]據媒體報道，特朗普政府有時會使用無人機導彈來部署飛行刀片而不是炸藥來殺死目標，因為飛行刀片被寄予減少非戰鬥人員傷亡的期望。據信，這種導彈在2017年定點清除阿爾·馬斯里事件中首次參與了戰鬥。[70][71]
亞洲
據報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和先前的巴列維政權都實施過據稱和已證實的暗殺。其中包括出於政治動機，由多個政府的安全部門對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領導人的定點清除。 [72]
據衛報，多名伊朗核科學家被以色列定點清除：馬蘇德·阿里穆罕默迪、馬吉德沙里亞里與Fereydoon Abbasi死於2010年；大流士·禮薩伊內賈德死於2011年，穆斯塔法·艾哈邁迪－羅尚死於2012年。[73]
根據羅南·伯格曼的說法，「自二戰以來，以色列使用暗殺和定點清除的次數比任何其他的西方國家都多，在許多情況下危及了平民的生命。」 [74]
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巴勒斯坦人權團體Al Haq譴責以色列士兵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人「蓄意的、冷血的......定點」殺戮。[75]1993年，人權組織中東觀察聲稱，以色列士兵經常以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為目標，其中一些年齡在16歲以下，實施「預謀的暗殺」或定點清除，但以色列官員否認了這一指控。[76]被否認的指控包括處決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77]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關於定點清除的爭論仍在繼續。巴勒斯坦人說，屬於哈馬斯並在定點清除中被射殺的人死於刺殺。以色列人說，那些被殺的人應對針對以色列人的襲擊負責[78]。以色列官員最初只承認對部分殺戮事件負責，以色列媒體稱這種做法為「清算政策」（英語：liquidations policy），而巴勒斯坦人則稱之為「國家恐怖主義」[79]。 2001年1月，以色列官員證實了「定點清除的做法」[80]。以色列關於定點清除的合法性爭論集中在Thabet Thabet博士的案件上，他在新年前夜離開家時被暗殺。以色列活動人士稱這次殺戮是「犯罪」、「黑手黨式」及「不道德」。時任以色列副總理埃夫拉伊姆·斯內將該政策描述為「有效、精確及公正」[80]。
華盛頓郵報稱，在第二次起義期間，以色列的定點清除政策在以前的政策基礎上有所擴大，不僅針對恐怖分子，而且還針對那些被認為是指揮或協調恐怖分子的人[80]。在布什政府譴責這種做法之後，又發生了另一起有爭議的殺戮事件：哈馬斯領導人馬哈茂德·馬達尼在離開巴拉塔難民營的清真寺時被槍殺。以色列軍方懷疑馬達尼策劃了在以色列的爆炸事件[81]。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譴責了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和以色列人的定點清除行為[82]。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表示反對「定點清除政策」，美國國務院敦促以色列停止這種做法[83]。後來時任民主黨參議員的喬·拜登批評小布什政府譴責定點清除行動的行為。政府則繼續反對以色列定點清除[84]。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之後，以色列常規軍事部隊使用定點清除的做法愈發常見，在那時以色列安全部隊常使用這種戰術殺死巴勒斯坦武裝分子[30][85]。
2017年2月6日，一名持姓名為「金哲」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護照的男子搭機抵達馬來西亞，在2月8日前往浮羅交怡並在浮羅交怡威斯汀酒店（The Westin Langkawi Resort and Spa）逗留及接觸疑似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2月13日早上約9時，該男子在馬來西亞雪蘭莪州雪邦的吉隆坡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準備搭乘亞洲航空在早上10時50分起飛前往澳門的AK188號航班時，在自助報到櫃枱突遭兩名女子襲擊，該男子感覺不適並向機場人員求救，並獲送往機場診所治療，隨後於送往布城醫院途中死亡[86][87][88][89]。關於具體襲擊過程，先後出現了毒針殺害[90][91][92]、潑灑或噴射液體[86][93]和濕布捂臉[87][93]等不同報道。
自羅德里戈·杜特爾特2016年就任總統以來，警方和治安維持會一直針對與毒品有關的犯罪嫌疑人，其中許多案件（一些涉及兒童）被認為是警方法外處決的結果。[94]
2016年，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向英國政客戴維·戴維斯展示了一份電子試算表，其中包含783名被敘利亞政府列為暗殺對象的人的身份。[95]
歐洲
20世紀90年代的莫斯科，與毒品有關的「暴徒襲擊」被考克斯新聞社和《亞特蘭大憲法雜誌》委婉地描述為「定點清除」。 [96]
2002年3月20日，伊本·哈塔卜，在帶領他對俄羅斯軍隊的民兵在車臣第一和第二次車臣戰爭，建立了許多有效的伏擊針對俄羅斯軍隊以及管理外國武裝人員和資金的大量湧入，被打死的時候俄羅斯聯邦安全域(FSB) 僱傭的一名達吉斯坦信使給了哈塔布一封有毒的信。車臣訊息人士稱，這封信塗有「一種速效神經毒劑，可能是沙林毒劑或衍生物」。 [97]
2004年2月13日，曾在1996年至1997年間擔任獨立的伊奇克里亞車臣共和國代理總統的澤利姆汗·揚達爾比耶夫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在自己的運動型多用途車內被炸彈炸毀。 揚達爾比耶夫受重傷並在醫院死亡。他13歲的兒子達烏德也受了重傷。[98]襲擊發生後的第二天，卡塔爾當局在俄羅斯大使館的一處別墅內逮捕了三名俄羅斯人。其中一位是俄羅斯駐卡塔爾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亞歷山大·費季索夫，因其外交身份於3月獲釋；其餘兩人，即格魯烏特工阿納托利·亞布羅奇科夫（Anatoly Yablochkov）（又稱貝拉什科夫）和瓦西里·普加喬夫（Vasily Pugachyov），被指控暗殺揚達爾比耶夫，企圖暗殺其兒子達烏德·揚達爾比耶夫，以及向卡塔爾走私武器[99]。有一些猜測稱費季索夫被釋放是為了換取拘留在莫斯科的卡塔爾摔跤手[100]。2004年6月30日，兩名俄羅斯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法官宣判後稱，他們是按照俄羅斯領導人的命令採取行動的。[101][102][103]但在2004年12月23日，卡塔爾同意將這些囚犯引渡到俄羅斯，二人將在那裏服完無期徒刑。二人在2005年1月返回莫斯科時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但不久之後就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俄羅斯監獄方面在2005年2月承認他們沒有入獄，但表示卡塔爾的判決與俄羅斯「無關」。[104]
車臣激進領導人沙米爾·巴薩耶夫據稱曾對車臣及其周邊地區的安全部隊發動過多次游擊襲擊[105][106][107]，並對2002年莫斯科劇院人質危機負責，被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描述為「世界範圍內十大恐怖分子之一」。[108]2006年7月10日，他在與車臣接壤的印古什共和國阿里-蒙古爾特村北奧塞梯邊境附近的一次爆炸中喪生。根據官方對巴薩耶夫之死的說法，聯邦安全域用無人機跟蹤他，發現他的汽車接近一輛聯邦安全域準備的滿載炸藥的卡車，並通過遠端控制觸發了炸藥中的雷管。[109][110]
據美國和英國的情報人員稱，他們認為俄羅斯刺客和俄羅斯政府可能是在英國領土上至少14起定點清除的幕後黑手，英國警方予以駁斥並認為都不是可疑事件。[111]
合法性與評價
雖然《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禁止一國對另一國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但有兩種例外情況與定點清除是否合法的問題有關。(1) 在東道國同意的情況下使用武力；(2) 使用武力是為了應對武裝襲擊或迫在眉睫的威脅而進行的自衛，而東道國不願或不能採取適當行動。[36]有觀點認為，必須根據國際人道法評估無人機定點清除的合法性，包括區分、相稱性、人道和軍事必要性的基本原則。 [112]
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於2013年5月23日在國防大學發表的關於反恐的演講中談到了作戰無人機的問題[113][114][115][116][117][118][119]。他說：「美國的打擊造成了平民傷亡，這是一個鐵的事實」，他補充說，「這些死亡將困擾着我們。但作為總司令，我必須將這些令人心碎的悲劇與其他選擇進行權衡。面對恐怖主義網絡，什麼都不做會招致更多的平民傷亡。」[120]奧巴馬表示，新的指導意見只允許瞄準那些對「美國人民構成持續和緊迫威脅」的恐怖分子，政府官員表示，這意味着只包括計劃襲擊美國本土或海外美國人的個人[121]。奧巴馬為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辯護，認為這只是因為美國 「正在與阿爾蓋達組織、塔利班及其相關勢力處於戰爭狀態」。 [122]據奧巴馬稱，為了阻止恐怖分子獲得立足點，將部署無人機，但只有在威脅迫在眉睫，以及沒有希望抓到目標恐怖分子時；「幾乎可以肯定」平民不會受到傷害；以及在「沒有其他政府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威脅」的情況下才會部署[122]。襲擊永遠不會是懲罰性的[122]。
喬治·梅森大學的奧黛麗·庫爾特·克羅寧認為，雖然無人駕駛飛機在戰術上是明智的，但它們未能推進美國反恐政策的戰略目標。[123]克羅寧稱，恐怖主義本身是一種戰術，但當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被成功地利用來取得政治利益時，恐怖主義就會在戰略層面上取得成功。[123]「為了取得效果，反恐主義本身必須以一個連貫的戰略來應對恐怖主義。華盛頓今天的問題是，它的無人機專案已經失去了最初的控制，以至於戰術驅動戰略而不是相反。」[123]克羅寧同意喬治敦大學的丹尼爾·比曼（Daniel Byman）的觀點，即無人機已經對阿爾蓋達組織造成了真正的傷害。然而，「華盛頓現在發現自己處於一場與不規則、地理上分散的敵人的持久戰中，這個敵人與最初的911襲擊策劃者的聯絡越來越小。在這場無休止的較量中，美國有可能使其敵人成倍增加，並增加他們攻擊美國的動機」。[123]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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